当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飞机降落在布拓夫塔机场时,马丁·贝克觉得很不舒服。

他向来就厌恶飞行,再加上这个星期五早上他还有前晚派对残余下来的宿醉未醒,这趟旅途,着实令他备觉不快。

才从还算凉快的机舱走出来,炙热沉重的热气便迎面击来,他甚至还没有下完台阶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在走向国内航线的航空大厅时,他只觉得连鞋底下的柏油路面都软绵绵的。

虽然开着窗户,出租车里仍然很闷,而且单薄的衬衫贴在后座的假皮椅面上,也让他觉得非常难受。

他知道蒙松在警局等着,但他决定先到旅馆洗个澡、换件衣服再说。这一次他不像往常住在圣乔治旅馆,而是在萨伏大饭店订了一间房。

门房迎接他的态度十分殷勤,一时间马丁·贝克怀疑自己是否被错认成某位许久不见的贵客。

旅馆房间朝北,宽敞凉爽。透过窗户,他可以望见运河、火车站、港口的远方,还有寇坎码头,一艘驶过海湾正要开往哥本哈根的白色汽艇,刚消失在淡蓝色的薄雾当中。

马丁·贝克脱下衣服,赤身裸体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取出行李箱里的衣物。然后他走进浴室,冲了一个又长又凉的澡。

他穿上干净的内衣裤和衬衫。穿好衣服后,他注意到火车站上的时钟,正好指在十二点。他搭出租车去市警局,直接走进蒙松的办公室。

蒙松把窗户大开,窗口对着中庭。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刻,那里已经沉在一片阴影之中,他卷起衬衫袖子,一边喝啤酒,一边翻阅文书。

彼此问候以后,马丁·贝克脱下外套,在一旁的扶手椅坐下,点了一根佛罗里达牌香烟。蒙松把一沓文件交给他。

“你可以先从这份报告开始。你会看到,整件事情从一开始就处理得非常糟。”

马丁·贝克仔细地阅读,偶尔问蒙松一两个问题,后者补充了报告里所没有的细节,还重述了克里斯蒂安松和卡凡特在卡洛林斯路的所作所为。这段经过,勒恩已稍事修改,而贡瓦尔·拉尔森则拒绝再与本案扯上任何关系。

读完后,马丁·贝克把文件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说:

“显然首先我们必须把精神集中在好好询问证人上面。这点做得实在很不理想。总之,这个怪句子是什么意思?”他翻出一张文件,念着其中一句话:“‘在犯罪当时,存在犯罪现场的几个不同时钟的正确时间所造成的偏差……’这是什么意思?”

蒙松耸耸肩。

“是巴克隆德写的。”他说,“你见过巴克隆德没有?”

“哦,是他呀,那就难怪了。”马丁·贝克说。

他见过巴克隆德一次,是在几年前,那次经验就够他受了。

一辆车驶进中庭,停在窗户下面,接着是一阵吵杂声及用力关车门的声音,还有几个人奔跑相用德语呼喊的声音。

蒙松缓缓站起来,往外张望。

“他们一定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做了一次大清查。”他说,“要不然就是在码头那边。我们在那一带加强了侦查,可是被捕的人多半只是身上带了点儿自用大麻的青少年。我们很少抓到大宗毒品或真正危险的毒贩。”

“我们也是。”蒙松关上窗户坐下。

“斯卡基干得怎么样?”马丁·贝克问。

“很好。”蒙松说,“他是很有上进心的孩子,每天晚上待在家里读书。他的工作也做得很好,非常仔细,而且做事不鲁莽。他确实从那次学到了教训。顺便一提,当他听说是你要来而不是科尔贝里时,真是松了一口气。”

不到一年前,科尔贝里腹部被刺一刀,本尼·斯卡基多少可以说是这起意外的肇事者。刺伤科尔贝里的人,是他俩去阿兰达机场所要逮捕的凶犯。

“听说他也是足球队的主力。”蒙松说。

“是吗?”马丁·贝克淡然地说,“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在设法联系一个独坐在离帕尔姆格伦的派对才几张桌子远的人。他叫爱德华松,是《阿尔伯泰特报》的校对员。星期三他醉得太厉害,没有办法接受询问,昨天我们又找不到他。他大概宿醉待在家里,但是拒绝开门。”

“如果帕尔姆格伦遭枪击时他也喝醉酒,那并不算是一个好证人。”马丁·贝克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询问帕尔姆格伦的妻子?”

蒙松喝了一小口啤酒,用手背抹抹嘴巴。

“今天下午,我希望,或者明天。你要询问她吗?”

“也许你来会更好。关于帕尔姆格伦,你一定知道得比我多。”

“不一定。”蒙松说,“可是,好吧,你是做决定的人。如果斯卡基联络到爱德华松,你可以和他谈谈。我感觉,他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名证人。对了,你要不要来一罐啤酒?不过恐怕是温的。”

马丁·贝克摇摇头。他口渴得很,但是温啤酒对他没有吸引力。

“我们何不干脆到小卖部喝矿泉水?”他说。

他们站在吧台,各饮了一瓶矿泉水,然后回到蒙松的办公室。本尼·斯卡基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读着备忘录上的东西。他们走进来时,他立刻站起来,和马丁·贝克握手。

“你有没有联络到爱德华松?”蒙松问。

“嗯,终于联络上了。他现在在报社,但是三点钟左右应该会回到家。”斯卡基说,他看看自己的笔记。“坎若路二号。”

“打电话跟他说我三点钟过去。”马丁·贝克说。

位于坎若路上的那栋建筑,似乎是一系列新建筑的第一座。

街道另一边是一些无人居住的低矮老屋,它们很快就会被推土车铲平,好盖更新更大的公寓大楼。

爱德华松住在顶楼,马丁·贝克刚按了门铃,他马上就打开门。他大约五十岁,一张脸孔充满智慧,有只醒目的大鼻子,嘴巴周围有很深的皱纹。打开门后,他眨了眨眼看看马丁·贝克,说道:“贝克督察吗?进来吧。”

马丁·贝克经过他身边,走进屋里。里面陈设简朴,四面墙壁都是书架,靠窗的书桌上有一架打字机,滚筒上有一张打了一半的纸。

爱德华松把一堆报纸从房间里唯一一张扶手椅上移开,说道:

“请坐,我去拿点儿饮料,我冰箱里有一些冰啤酒。”

“听来不错。”马丁·贝克说。

男子进到小厨房,然后带了两只玻璃杯和两瓶啤酒回来。

“贝克牌啤酒,”他说,“正适合,是不是?”

把啤酒倒进玻璃杯以后,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

马丁·贝克灌下一大口啤酒,在这种闷热的天气,真是又凉又舒服。然后他说:“呃,你知道我来访的目的吧?”

爱德华松点点头,点上一根香烟。

“是的,和帕尔姆格伦有关。我大概没办法说我对他的死感到遗憾。”

“你认识他吗?”马丁·贝克问。

“你是指私交吗?不,根本不认识。但是,几乎在每一个相关场合你都会碰到他。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霸道傲慢的人——呃,我向来就无法和那一类的人相处。”

“那是什么意思?‘那一类’?”

“那种把金钱看成一切的人,而且,为了获得金钱,可以不择手段。”

“如果你愿意谈谈你对他的个人看法,我可以稍后再多听一些,但是,首先我要知道一点儿别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开枪的人?”

爱德华松撩开覆在额头上的斑白卷发。

“我恐怕帮不上太多忙。我正好坐在那里读东西,一直等到那个家伙都跳出窗户一半了,我才察觉不对。起初,我只注意到帕尔姆格伦,然后又看到开枪的人——但是,只是从眼角扫到一眼而已。他逃得很快,等到我回过神来望窗户外看去,他已经消失了。”

马丁·贝克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皱巴巴的佛罗里达牌香烟,点起一根。

“你记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他问。

“我依稀记得。他穿着颜色很暗衣服,可能是西装或运动外套,一条不相称的长裤,而且年纪不小,但那只是我的印象——他有可能是三十、四十或五十岁,但不会更年轻,也不会更老。”

“你到餐厅时,帕尔姆格伦的宾客已经都入座了吗?”

“不,”爱德华松说,“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用过餐,而且喝了一杯威士忌。我住在这里,但是,有时候到某家餐馆里看书感觉也挺好的。我在那儿坐了很久。”他停了一下,又补上一句:“当然啦,到餐厅用餐贵死了,但那感觉还是不错的。”

“在那场宴会上,除了帕尔姆格伦,你还认得出什么人吗?”

“他妻子,还有那个年轻人,据说他过去是帕尔姆格伦的左膀右臂。我不认得其他人,但是,他们看起来好像也都是他的属下,其中有几个讲丹麦语。”

爱德华松从长裤口袋抽出一条手帕,擦掉额头的汗。他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领带,还有浅色的涤纶长裤和黑色的皮鞋,他的衬衫已经湿透了。马丁·贝克觉得,他自己的衬衫电开始渗出汗来,而且黏在身上。

“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他问。

“老实告诉你,我听到了。我这人好奇心很强,而且觉得研究他人有趣,所以,我偷听了一点儿。帕尔姆格伦和那些丹麦人在谈生意经,我听不懂细节,但是他们提到‘罗德西亚’好几次。他经营的项目非常多,我还听说他常用些不择手段的方法,我甚至听过帕尔姆格伦自己在说这些事。那些女士们谈的,则是女人都爱谈的话题,像衣服、旅游、彼此都认识的朋友、派对等等,帕尔姆格伦太太和另外两个女人里面比较年轻的那个,在聊某某人为自己塌扁的乳房动了手术,结果看起来却像在下巴底下挂了两个网球。夏洛特·帕尔姆格伦聊到在纽约市的二十一俱乐部——就是弗兰克·辛纳特拉去过的那一家——举行了一个派对,其中有一个叫曼的人,整晚缠着人喝香槟。还有好多类似那样的谈话,例如,突尔飞特公司在卖七十五克朗一件的好得不得了的胸罩,或是夏天戴假发太热,每天都必须把头发挽起来等等的。”

马丁·贝克心想,当晚爱德华松应该没有读进去多少书。

“那么其他的男人呢?他们也在谈生意吗?”

“不怎么谈。好像他们在餐前就有过一次会议。第四个男人,就是既不是丹麦人也不是年轻小伙子的那个,稍微提到了点儿。没有,他们的谈话也不是严肃的。譬如说,他们聊帕尔姆格伦的领带聊了很久,不幸,我看不到那条领带,因为他背对着我。那应该是一条很特别的领带,因为他们都表示很羡慕,而且帕尔姆格伦说,那是他花了九十五法郎在巴黎香榭丽合大道买的。第四个男人还说,他有一个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问题——他女儿和一个黑人同居了。帕尔姆格伦建议他把女儿送到瑞士,因为那里几乎没有黑人。”

爱德华松站起来,把空啤酒瓶拿到小厨房,又带回来两瓶啤酒。那两只酒瓶上罩了一层冰霜,看起来极为令人垂涎。

“是啊,”爱德华松说,“那就是我所记得的谈话内容。没有帮上什么忙,是不是?”

“是。”马丁·贝克坦白地说,“关于帕尔姆格伦,你知道些什么吗?”

“知道一点儿。他住在靠近林汉区那些高级华厦群中最大的一栋。他钱赚得多,花得也多,而且不只是花在他妻子和那栋老房子上头。”

爱德华松沉默了一会儿,反问道:

“你对帕尔姆格伦又知道多少呢?”

“就你说的那些,也不多。”

“如果警方对维克托·帕尔姆格伦的了解和我差不多,那我们真的需要上帝保佑了。”爱德华松说着,又灌了一大口啤酒。

“帕尔姆格伦中枪时正在演讲,是吗?”

“是的。我记得他站起来,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还是那种老套的废话: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工作,然后开玩笑取悦一下女士们,开开怀。他好像对这种事很有一套,听起来也十分兴高采烈。所有服务人员都退下,以免打搅他们,甚至连音乐也停了。服务员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害得我必须坐在那里嘬冰块儿。你们真的不知道帕尔姆格伦都在干些什么勾当吗,还是那是警方的秘密?”

马丁·贝克看看那杯啤酒,拿起来,谨慎地喝了一口。

“事实上,我知道的不是很多。”他说,“但是,可能有其他人知道。他有很多国外的生意,而且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家房地产公司。”

“原来如此。”爱德华松说,好像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只稍微看到凶手一眼,这我已经在前天告诉过他们了。有两个警方派来的家伙问过我。其中一个老是问我那是发生在什

么时间,还有一个稍微年轻的,好像比较聪明。”

“案发当时你不是很清醒,是不是?”马丁·贝克说。

“当然,老天,我当然不清醒。而且昨天我又喝了一场,所以到现在头还是昏昏的。一定是这鬼打架的热天气引起的。”

太好了,马丁·贝克心里想。宿醉未醒的警探询问宿醉未醒的证人,非常有建设性。

“也许你了解这种感觉。”爱德华松说。

“是的,我了解。”马丁·贝克说,举起那杯啤酒,一口把剩下的都喝光。最后他站起来说:“谢谢。也许我们还会再和你联络。”

他又说:“顺便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凶手使用的武器?”

爱德华松犹豫了一下。

“现在想起来,我好像看到了,就在他把它插进口袋里的时候。当然啦,我对枪懂得不多,但是那支武器长长的,相当窄,有点儿像是枪轮——你们是怎么称呼那个东西的?”

“转轮式枪膛。”马丁·贝克说,“再见了,谢谢你的啤酒。”

“有空再来吧。”爱德华松说,“现在我要喝一杯提神酒,这样才能让脑筋清醒一些。”

蒙松仍然坐在桌子的后面,姿势几乎都没有变。

“我应该怎么说?”马丁·贝克进门来时,他问,“进行得怎么样吗?嗯,进行得怎么样啊?”

“这是个好问题。相当糟,我想。你这边进行得怎么样?”

“什么也没有。”

“那个寡妇呢?”

“我明天去找她。最好小心一点儿,她在服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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