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隆德站在一张摆满了闪亮银餐盘的桌子旁,正在询问一名侍者。巴克隆德的年纪颇大,戴着眼镜,长相平常。不知怎的,他这种人竟然也有办法爬到副探长的位置。他手里握着一本打开的备忘录,正忙着做笔记。蒙松在听得到对话的距离内停下脚步,没说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嗯,大约八点三十分。”

“大约?”

“呃,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发生的时间?”

“是,我不知道。”

“真奇怪。”巴克隆德说。

“什么?”

“我说真奇怪。你戴着手表,不是吗?”

“是啊。”

“而且那边墙上有一座大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是的,可是——”

“可是什么?”

“两个时间都不准。总之,我没有想到去看大钟。”

巴克隆德好像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放下纸笔,动手擦眼镜,深吸一口气,然后拿起备忘录,又开始写起来。

“虽然你有两个钟可以看,但是你却不知道发生的时间。”

“呃,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这种答案对我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可是两个钟的时间并不一致。我的比较快,那座大钟比较慢。”

巴克隆德看看他的精密计时表。

“奇怪了。”他说,一边写下一些东西。

蒙松不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凶手走过来的时候,你正好站在这里?”

“是的。”

“你能不能尽可能给我一个完整的描述?”

“我没有看得很清楚。”

“你没看到那个开枪的人吗?”巴克隆德感到惊讶。

“呃,看到了,在他爬出窗户的时候。”

“他长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距离挺远的,而且那张桌子被柱子挡住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不是很清楚。”

“那么他的穿着是什么样的?”

“穿着一件棕色运动外套吧,我想。”

“你想?”

“是啊,我才看到他一秒钟。”

“他还穿了什么?譬如说裤子呢?”

“当然,他当然穿裤子了。”

“你确定?”

“呃,否则,那会有点儿——就像你说的,奇怪。我是说,如果他没穿裤子的话。”

巴克隆德拼命写。蒙松开始嚼牙签的另一头,轻声说:

“喂,巴克隆德?”

对方转过头来,瞪着他。

“我正在问一名重要的证人问到一半——”他突然住口,不太高兴地说:“哦,原来是你啊。”

“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在这里遭到枪击,”巴克隆德急切地说,“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不知道。”

“维克托·帕尔姆格伦,那个大公司的总裁。”巴克隆德特别加重了后一句的语气。

“哦,他呀。”蒙松说。他心里想,这下有得热闹了。他大声说:“那么,事情是发生在一个钟头前,而凶手从窗户爬出去,逃走了。”

“看来可能是这样的。”

巴克隆德从来不把任何事看成是理所当然。

“外面为什么停了六辆警车?”

“我叫他们把这个区域封锁起来。”

“这整个路段?”

“这是犯罪现场。”巴克隆德说。

“叫所有穿制服的都离开。”蒙松郁郁地说,“有这么多警察在大厅和街上晃来晃去,对旅馆而言不是很好。再说,一定有其他地方更需要警察。把这个先处理了,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罪犯的描述。一定有比这个家伙更理想的证人。”

“我们当然会询问每一个人。”巴克隆德说。

“这都会在适当的时间处理。”蒙松说,“可是,没有什么重要证词可说的人,不要拘留他们,只要把姓名和地址登记下来就可以了。”

巴克隆德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说:“你打算干什么?”

“打几个电话。”蒙松说。

“打给谁?”

“报社,探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巴克隆德冷冷地说。

“对。”蒙松漫不经心地回答,张望一下四周。

餐厅里有好几个记者和摄影师走来走去。他们一定有人比警察更早抵达,而且开枪时,说不定有一两个正好在餐厅或酒吧里。有可能,如果蒙松的假设正确的话。

“可是手册上规定——”巴克隆德正要开口。

就在此时,本尼·斯卡基匆匆走进餐厅。他才三十岁,已经当上副探长。他先前是在斯德哥尔摩的警政署凶杀组,但是有一次,他因为一个颇为愚蠢的冒险举动,差点儿害一个上司丧命,以后他便自动请调来此。他工作热心,诚恳正直,而且有点儿天真,蒙松颇为喜欢他。

“斯卡基可以帮你忙。”他说。

“他是斯德哥尔摩来的。”巴克隆德疑虑地说。

“没错。”蒙松说,“不要忘了查出对凶手的个人描述。此时此刻,那是最重要的。”

他把嚼得稀烂的牙签丢进一只烟灰缸,走向大厅,往柜台对面的电话走去。

蒙松很快的打了五通电话。然后摇摇头,走向酒吧。

“啊,瞧瞧是谁来了。”酒保说。

“怎么样啊?”蒙松说着坐下来。

“我们今天可以给你来点儿什么,老样子吗?”

“不了,葡萄汽水就好,我还得用脑筋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会搞得一团乱,蒙松想。这个案子,真是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首先,维克托·帕尔姆格伦是个重要的名人。要说出他为什么重要,确实很难,但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非常有钱,至少是个百万富翁。而他在欧洲一个知名的餐厅遭到了枪杀,这更是火上加油。这起案子将会引起广泛注意,而且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枪案发生后,旅馆人员立刻把伤者抬到电视问,并做了一个临时担架。他们同时通知警察和救护车,救护车很快就抵达现场,把伤者抬走,送到医院。

这当中,有好一阵子都没看到警察的影子,虽然说火车站那儿就停靠着一辆巡逻车——换句话说,巡逻车离罪案现场不到二百码,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可是整个过程对警方相当不利。一开始,警方错误判断了那通报案电话,以为不太紧急,因此,停靠在火车站的那两名巡警,便把时间花在拘捕一名无关紧要的醉汉身上。一直等到警方得到第二次报案,他们才派遣警车和警员到旅馆去,并由巴克隆德大无畏地领军调查。从那时开始一路下来的调查工作,似乎全然杂乱无章。而蒙松本人则花了超过四十分钟的时间和他老婆坐谈《乱世佳人》的情节,除此之外,他还喝了两杯酒,而且被迫等候出租车。等到第一名警察抵达现场时,已是枪案发生半个钟头之后。至于维克托·帕尔姆格伦的伤势,则是同样不清不楚。他先在马尔默市立急诊中心接受检查,然后又被转送到大约十五英里外的隆德市,交给那里的神经外科医生。此刻救护车仍在路上。最重要的证人之一,帕尔姆格伦的妻子,也在救护车上。案发时,她可能坐在受害人的对面,也许是对枪手的长相看得最清楚的人。

一个钟头已经过去了。这浪费掉的一个钟头,每一秒钟都十分珍贵。

蒙松又摇摇头,看看酒吧上面的那座钟,九点三十分。

巴克隆德大步走进酒吧,后面紧跟着斯卡基。

“你就干坐在这儿?”巴克隆德说,一副颇为惊讶的表情,瞪着蒙松。

“有没有得到什么资料?”蒙松说,“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

巴克隆德翻翻弄弄他的备忘录,把它放在吧台上,摘下眼镜,开始擦起来。

“嗯,”斯卡基很快地说,“这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出最好的结论:他中等身高,瘦脸,稀薄的暗棕色头发往后梳。棕色的运动外套,浅色衬衫,深灰色长裤,黑色或棕色的鞋子,大约四十岁。”

“很好。”蒙松说,“发通告出去,马上。封锁所有的主要街道,检查火车、飞机和船只。”

“好的。”斯卡基说。

“我要他走不出这个城市。”蒙松说。

斯卡基走出去。

巴克隆德戴上眼镜瞪着蒙松,把他原先的问句又重复一次:“你就干坐在这儿?”然后他看看玻璃杯,用更惊讶的口气说:“还喝酒?”

蒙松没有回答。

巴克隆德把注意力转向吧台上的时钟,和他的手表对了一下,说:

“那个钟的时间错了。”

“那当然,”酒保说,“快了一点儿。那是为赶火车或赶航班的客人贴心设计的一点小小服务。”

“嗯,”巴克隆德说,“我永远搞不懂,如果不能信任时钟,那我们该怎么决定正确的时间?”

“那不容易哟。”蒙松漫不经心地说。

斯卡基回来了。

“好啦,办好了。”他说。

“可能太迟了。”蒙松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巴克隆德说着,抓起他的备忘录。“关于这名侍者……”

蒙松用手势制止了他,说道:

“等等,那个我们待会儿再说。本尼,去打个电话给隆德市的警察,叫他们派一个人去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那里。他们派的人必须带录音机,这样才能录下帕尔姆格伦讲的话——如果他恢复神志的话——也必须询问帕尔姆格伦太太。”

斯卡基又出去了。

“你提到的这个侍者啊,我说就算吸血鬼本尊从餐厅里横飞过去,他也完全不会注意到。”酒保说。

巴克隆德一脸不快,沉默不语。蒙松等到斯卡基回来才又开口。由于就正式职务上来说,巴克隆德是斯卡基的上司,他谨慎地同时对两人提出问题。

“你们两个认为谁是最佳的证人?”

“一个叫做爱德华松的家伙。”斯卡基说,“他坐的位置只距离案发现场三张桌子,可是——”

“可是什么?”

“他不是很清醒。”

“酒精害人哪。”巴克隆德说。

“好吧,我们等明天再问他。”蒙松说,“谁可以让我搭个便车上总局?”

“我可以。”斯卡基说。

“我留在这里。”巴克隆德顽固地说,“就职权上而言,这是我的案子。”

“当然。”蒙松说,“待会儿见啦。”

在车子里,他喃喃自语:“火车,船……”

“你认为他已经出城了吗?”斯卡基迟疑地问。

“他有可能已经跑掉了。总之,不管怎样我们都有一大堆电话得打。这下子顾不得吵醒别人了。”

斯卡基斜眼看看蒙松,后者又拿出一根牙签来。车子拐进市警察总局的中庭。

“飞机场。”蒙松自言自语,“今晚恐怕不好过了。”

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刻,警局看起来似乎格外巨大、阴森,而且十分空旷。这是一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他们踩在宽石阶上的脚步,发出寂寞凄凉的回声。

就如同生来身材高大一样,蒙松天生就是个慢郎中。他讨厌艰苦的夜班,再说,他也已经到面临退休的年龄了。

斯卡基则正好相反,他比蒙松年轻二十岁,经常在为他的事业做打算,他行动积极又富有野心,但是先前的经验使他变得处事小心,并且很认命地执行分内的事。

所以,两人正好可以取长补短。

进到办公室以后,蒙松立刻打开窗户。窗户正面对着警局外面铺着柏油的中庭。他整个人陷进椅子里,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好几分钟,而且若有所思地卷着他的安德伍牌打字机滚筒。

最后,他开口说:

“叫他们把所有无线电和电话传来的消息都转到这儿。用你的电话接听登记。”

斯卡基在走廊另一边有一间办公室,就在蒙松的对面。

“把你的门开着,”蒙松说。几秒钟之后,他有点儿讥讽地补上一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正式的调查中心了。”

斯卡基回到他的办公室后,开始打电话。不久,蒙松也跟来了。他嘴里咬着一根牙签,肩膀靠着门站着。

“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本尼?”他说。

“我还没有想太多,”斯卡基小心地回答,“总之,好像很出人意料。”

“出人意料是个正确的字眼儿。”蒙松说。

“我想不通的是杀手的动机。”

“我想,除非我们掌握到了正确的线索,否则现在还不是谈什么鬼动机的时候。”

电话铃响起来。斯卡基接听,做了笔记。蒙松说:

“枪击帕尔姆格伦的人,事后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逃出旅馆餐厅。一直到开枪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行为完全像个偏执狂。”

“就像个刺客那样?”

“没错,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奇迹似的脱逃了,然后他不再是个偏执狂,反而变得恐慌起来。”

“那就是为什么你认为他会试图逃出本市?”

“有一部分原因是如此。他走进去开枪,不在乎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之后呢,他像大部分的罪犯一样慌张起来,他吓坏了,一心只想赶快逃出那里,而且逃得越远越快越好。”

那只是一个理论,斯卡基想,而且似乎是个基础相当薄弱的理论。

但是他没说什么。

“当然,那只是一个理论。”蒙松说,“一个好警探不能只依靠理论。但是就眼前来说,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方向可以着手调查。”

电话又响起来。

工作,蒙松想,这算是哪门子的鬼工作!

再说,今天本来是他的休假日!

这一晚果真不好熬,主要的原因是调查并没有什么进展。几名算是符合描述的人,在出城的高速公路和火车站被拦了下来,结果没有一个人和案子有关系,但他们的姓名都已登记备案了。

午夜十二点四十分,最后一班火车驶离车站。

一点四十五分,隆德市的警察有消息进来,说帕尔姆格伦还活着。

三点钟时,同一个来源又有一条消息进来:帕尔姆格伦太太仍然处于震惊状态,很难对她进行完整的询问。然而,她确曾清楚地看到凶手,她很确定不认识那个人。

“好像很尽职嘛,隆德市那个家伙。”蒙松说着打了一个哈欠。

四点钟过后没多久,隆德市的警察又来消息了。负责医治帕尔姆格伦的医师称,决定暂时不动手术。子弹射穿他的左耳后方,目前还无法确定到底会造成什么伤害。据说,目前患者的情况相当好。

至于蒙松的情况则不怎么好。他很疲倦,喉咙又异常干燥,他一次又一次去洗手间续水。

“人的脑袋里卡着一颗子弹还活得下去吗?”斯卡基问。

“可能啊,”蒙松说,“这种事以前发生过。有时候,子弹被纤维组织包住,那个人就有可能复原了。如果医生试图动手术取出子弹,他反而可能丧生。”

巴克隆德显然在萨伏大饭店待了很久,因为四点三十分时他打电话进来说,为方便技术小组对犯罪现场的调查,他已经封锁并围起一个特定的区域,而技术小组最快也要好几个钟头以后才会到达。

“他要知道我们这边是否需要他。”斯卡基用手捂着听筒说。

“唯一可能需要他的地方是他家,叫他回去陪他老婆睡觉。”蒙松说。

斯卡基转达了蒙松的意思,但多少修饰了一下遣辞用字。

过没多久,斯卡基说:

“我想我们可以排除布拓夫塔机场,那里的最后一班飞机在十一点零五分就起飞了,机上没有一个人符合描述。下一班飞机是早上六点三十分,那班飞机的座位在前天就已经被预订光了,候补名单上空无一人。”

蒙松就这个问题琢磨了一会儿。

“嗯,”最后他说,“我猜我得打电话找一个人,他一定很不高兴被人从床上拽起来。”

“谁?局长吗?”

“不是,他大概睡得不比我们多。顺便问一下,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去看电影。”斯卡基说,“总不能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读书。”

“我是从来不待在家里读书的。”蒙松说,“昨晚九点钟,有一班汽艇从马尔默开往哥本哈根,查查看是哪一艘。”

没想到那是一件困难的差事,半个钟头以后,斯卡基才得到回信。

“那艘船叫斯普林格伦号,现在正在哥本哈根。很难相信,竟然有人被电话从床上挖起来后,会气愤到这种程度。”

“现在你应该觉得安慰了吧?因为我要做的这件公差比你的还惨很多。”蒙松说。

他走进他的办公室,拿起听筒,拨了00945到丹麦,然后再拨丹麦调查局警察司长莫根森家里的电话。他默数电话铃响七次,才有一个沉重的声音回答:

“我是莫根森。”

“我是马尔默市的佩尔·蒙松。”

“见鬼,你要干什么?”莫根森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钟?”

“我知道。”蒙松说,“可是这件事很重要。”

“这件事最好是他妈的很重要。”那丹麦人威胁道。

“昨晚我们马尔默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未遂案。”蒙松说,“凶手可能逃到哥本哈根去了,我们有他的描述。”

然后他把整个来龙去脉述说了一番,莫根森挖苦地回道: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以为我会变魔术不成?”

“这不无可能啊。”蒙松说,“如果你发现什么的话,通知我们一声。”

“去死吧。”莫根森用清晰得惊人的声音说道,然后用力挂断电话。

蒙松甩甩头,打了一个哈欠。

什么消息也没有。

稍后巴克隆德来了电话,说调查小组已经开始在犯罪现场进行调查。那时是早晨八点钟。

“妈的,他真是干劲儿十足。”蒙松说。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斯卡基问。

“什么也不用做。等着就好。”

在八点四十分时,蒙松的专线电话响起来。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两分钟,然后既没道谢也没说别的就挂断电话。他对斯卡基大嚷:

“打电话去斯德哥尔摩,马上。”

“要说什么?”

蒙松看看时钟。

“刚才是莫根森打来的。他说有一个瑞典人,自称本特·斯滕松的人,昨晚从卡斯特洛机场买了一张飞住斯德哥尔摩的机票,等候补机位等了好几个钟头。最后他搭上一架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起飞。飞机最晚应该在十分钟前降落在阿兰达机场。那个家伙可能符合描述。我要扣留所有从机场通往市内的巴士,把这个人拘捕下来。”

斯卡基冲到电话那儿。

“行了,”半分钟以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斯德哥尔摩那边会处理这件事。”

“你跟谁说的?”

“贡瓦尔·拉尔森。”

“哦,他呀。”

她们等着。

半个钟头以后,斯卡基的电话响起来。他把听筒一把扯过来贴上耳朵,听完之后,呆坐在那里,手里还握着听筒。

“他们搞砸了。”他说。

“哦。”蒙松仅仅这样应了一声。

可是他们有足足二十分钟的时间啊,他心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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