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下） 第十四章 中东

无可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地不同。诚然，受到影响并作出反应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忠诚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三章中已提到，这帝国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的教会领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种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种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每个居民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这一松弛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种种文化和环境。因而，西方对奥斯曼各地确没有相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需考虑各种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拥有占优势的基督教居民的巴尔干半岛、拥有居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最后，我们还将考察波斯王国的某些重要的发展。波斯王国构成近东的一个重要成分，尽管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常常以为，这些世纪是暴政未得缓和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解释未能说明实际的事态发展的原因。巴尔干的各种民族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给土耳其人所带来的麻烦原可能超过他们实际上带来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麻烦。

解释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收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急剧地改变了。这一时期中，由于土耳其的势力和实力已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起。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因此，随着18、19世纪期间商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转过来有助于巴尔干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要量和产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干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因此，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还有另一激响：它们促进了沿达尔马提亚海岸、阿尔巴尼亚海岸、伊庇鲁斯海岸和在爱琴群岛中间行驶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黑色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的统治这时已变得无能、腐败起来。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外国，并时常侨居那里，他们不仅把自己在国外所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的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不用说，他们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梦魔般的压迫。希腊商人约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叹的话可代表这种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发财；当居住那座城市时，他对处理商务时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讲秩序，也不讲公正。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穷困，而不认识到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们除了只是破坏外，不创造任何事物。愿上帝将他们毁了，使希腊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使正义可以占上风，使政府可以象在欧洲一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益而无须担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对巴尔干的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而且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和外部世界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都促进了其同胞的智力发展。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本国语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当时的一个新教传教士抱怨说：“希腊的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腊人后裔中有才华的杰出人物，习惯于呷吸伏尔泰和卢梭的毒汁，因为后者的著作已被翻译成现代希腊语。我遇到过一些希腊人，他们热心地为自然神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学说辩护。要对付他们的诡辩，需要才能。”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一个当时的希腊革命者证明：“总的来说，法国革环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使自己获得解放的措施。”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的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尔维亚新拓展地的促进性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暗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的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的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O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5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思想意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不时地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为时晚得多。有各种因素可以说明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和缺乏土著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不仅存在着相互敌视的这一传统，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讲，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还存在着一种干自身不利的优越感。以往好几个世纪里，土耳其人一直打败欧洲的基督教势力，胜利地越过多瑙河、将他们的星月旗插到维也纳城墙下。诚然，17世纪末叶和18世纪时，他们曾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手上吃败仗。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他们继续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其本身的优越、对其宗教信仰的优越、对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种优越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土耳其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土耳其人对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轻蔑反映在他们在提到欧洲各种民族时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称号中。他们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香肠的人”，称保加利亚人为“流浪者”，称荷兰人为“乳酪商”，称英国人为“无神论者”，称法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称罗马尼亚人为“吉普赛人”。不用说，这种态度无助于奥斯曼帝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

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持自己的职位和晋级感兴趣）。这种形势的意义在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的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们，建立起与西方的联系、宣传西方的思想并从事政治活动。然而，在土耳其人当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类似职责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间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苏丹谢里姆三世的命运明显地说明了改革缺乏群众支持这一点。谢里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负的革命性质而言，这是具有象征性的、合适的一年——登上奥斯曼王位。谢里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有必要在帝国中进行改革的苏丹，然而，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改革措施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苏丹。他最先根据借用西方的东西而不是回到苏里曼一世时代这一点来考虑改革。他的计划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进教育和彻底改造近卫军。

近卫军从切曾是奥斯曼步兵的精锐部队，这时已蜕化成

无用的、不顺从的禁卫军。这一点在18世纪末叶与俄国交战时变得很明显，那时，近卫军的一些团在前线露面的总共才5、6个人。近卫军士兵一见敌人，多半溃散和逃跑，仅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营。过去，有几个苏丹已试图控制或除灭这支有害的军队。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法律和宗教的统称为乌力马的首脑站在近卫军一边。重要的经济利益也支持现状，因为从对近卫军的发薪证的投机买卖中可得到收入。每个近卫军士兵都有一个密封的发薪证，用作领取薪金的折子。1740年，苏丹允许买卖这些发薪证。它们很快成为一种股票，由那些与近卫军毫无联系的官员和投机商迫不及待地大量买下。由于争夺发薪证的缘故，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虚报的名册。已死去的近卫军士兵的名字给保留在名册上，他们的发薪证被买卖。

军事、宗教和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结合，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苏丹未能改革近卫军，为什么谢里姆也注定要失败、注定要丧失他的王位和生命。开始时，由于近卫军对俄国人的恶意中伤引起民众的反感，谢里姆能取得某些进展。他先采取旨在改进帝国防御的各种表面措施，然后，1793年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建立一支称为新制军队的新的军事力量。这是一支西方式的军队，有着一式的制服、明确的募兵和征兵措施、欧洲的训练方法以及现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传统的短弯刀的刺刀。这些计划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军在几次交战中证实了它的价值，但是，这仅仅加剧了近卫军及其盟友的恐惧和反对。他们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惧、偏见和狂热的一个精心组织的运动来进行反击。他们散布谣言说，新军是基督教异教徒的一个发明，谢里姆创建新军就是因为他不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的保护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骚乱，使近卫军能迫使谢里姆于1808年5月退位。两个月后，当谢里姆的支持者们试图将他从囚禁他的宫殿住室里营救出来时，他被绞死了。

回顾起来，很清楚，谢里姆试图做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早一个世纪时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败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并不象俄国沙皇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败更多的是由于这一事实：近卫军与他们在乌力马委员会、官僚机构和宫廷中的盟友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比彼得所曾面临的任何反对派强大得多的反对集团。此外，谢里姆没有可依靠的中产阶级、群众党或群众运动。给果，奥斯曼帝国在1808年末时似乎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没有变化且不可改变。

然而，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为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世纪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但是，军事西方化不仅仅包括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事实证明，要支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必须教授军事科目外，还必须教授欧洲的语言、数学和科学。必须建立医科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而且，被派到国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机构中，军队成为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O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学院如美国人经办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学院和罗伯特学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贝鲁特的圣约瑟夫的法国耶稣会大学里，可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土耳其人自己这时也已建立了几所高等学校，包括医科学校（1867年）、帝国高级中学（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学（1869年）、法律学校（1870年）和政治学学校（1878年）。这些年里，土耳其的新闻业也正在迅速发展。1859年时。帝国中只有一份官方周报和一份半官方周报。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报和几份周报。此外，在诸如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和亚历山大之类的城市里，出现了6份法国日报，为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阅读。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这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的商人路线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达英币2亿镑。他们每年约需英币1200万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子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事实证明负担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欧洲诸强国于1881年强行设立奥斯曼国债管理处。这一机构主要由外国代理人组成，其任务是照管来源于各种专利事业和关税的岁入、为偿清帝国的债务服务。

外国势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公用事业。此外，帝国仍受制于外国人自15世纪起就在奥斯曼帝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即治外特权。这些治外特权包括免受奥斯曼朝廷的管辖和免交包括个人税和关税在内的某些赋税。这些赋税被规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奥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经欧洲诸强国同意；不用说，欧洲诸强国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奥斯曼帝国甚至出俄国更多地处于与欧洲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中。

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逐渐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运河、铁路、银行、传教士、学校和报纸构成了一个背景，从而说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在土耳其人中间发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觉醒。

这一觉醒的最著名的领袖是易卜拉欣·希纳西、那米克·凯马尔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齐亚。这些人并不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然而，他们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经历，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则。他们都曾在西欧生活过，都不仅对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且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学印象极深。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决心消灭他们这时认为是波斯的古典主义的暴政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往长期地支配着奥斯曼的语言和文学。他们丢开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词、措词而采用更纯正、更简单的土耳其语。他们翻译外国的著作，尤其是法国作家加拉辛、拉封丹，卢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他们创办了第一份独立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馆和市场有广泛的读者群。

这些早期的改革者没有组成一个政党。当时，奥斯曼帝国仅有的真正的政党是在个别的政治领袖周围聚集起来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但是，到1865年，由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们组成的一个界线相当分明的集团已围绕报纸“Mushbir”即《喜讯先驱报》而形成。这家报纸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还主张引进某种形式的立宪代议制政体。这一点是帝国政权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这家报纸。报纸编辑及其同事这时发现他们所处的境况与19世纪初谢里姆三世所处的境况相同，由于缺乏群众支持，他们不得不逃到巴黎和伦敦，在那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抨击帝国政权。

当时，土耳其少数政治家已认识到，一个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纲领是帝国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们两人都担任过最高的大臣，颁布过许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国内的一次财政危机和巴尔干地区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位。然后，他制订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一个民选议会、一部权利法案和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这一宪法，然而，他无意遵守宪法。1877年1月，他撤销米德哈特的职务，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当时，仅有的抗议迹象是在墙上出现了少数标语。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临着一种群众的惰性，这种惰性可与1825年使俄国十二月党人彻底失败的那种群众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纪其余的时间里作为其帝国的无人挑战的主人进行统治。

在那数十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分裂性力量来执掌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阻止人们去国外旅行、学习，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对新闻界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他的特务们时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满分子撵走；这些不满分子多半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通常逃到巴黎避难。他们在那里出版批评哈米德独裁政权的期刊和小册子，因而在西欧一般被称作青年土耳其党。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各从属民族的革命领袖们也加入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这些民族的代表为了组成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共同战线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苏丹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取得一致意见。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优势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而另一群人则赞成实现一个权力分散的、各从属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国。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陆军军官是这一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协会被组织成5人小组，因此，每个人仅了解组内的4个成员。新加入者必须由一个正式成员做保证人，并在预备期内受到仔细观察。为了通讯联络，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指导者”，他从另一小组的“指导者”那里接受最高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必须立刻传递命令。有人对协会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为了应付开支，每个成员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委员会的金库，而富裕的成员除交纳这笔会费以外，还要在委员会需要资金时作慷慨的捐赠。委员会秘密地购置武器和弹药，并每年拨出很大一笔款子供那些在为事业奋斗时失去了生命或自由的成员的家属维持生计。分派给成员们的任务有好几种。有些人任通信员，以各种方式乔装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国各地传送口头的报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须暗杀那些被委员会到处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险的热情反对运动的政府官员和正在找到猎物的臭迹的宫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员为了事业起见而奉命充当间谍，终于将反间谍活动进行得非常彻底，以致挫败了宫廷的间谍活动。……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马其顿驻军即第三军站到事业一边。……渐渐地，许多青年军官被接纳为会员，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们争取过来。……最后，整个马其顿军队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一边。

这些谋反者于1908年7月公开造反，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发展有两个。一个发展是外来干涉的威胁。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马其顿自治政权。这时，所有土耳其人，不论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独立的序幕。稍后，有人宣布，英、俄两国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尔会晤，讨论马其顿的改革问题。萨洛尼卡的组织这时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它担心雷瓦尔会晤的最后结果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所以决定立刻来取行动。

委员会用电报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碟，威胁说，如果1876年宪法不在24小时内得到恢复，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国务会议劝阿卜杜勒·哈米德答应最后通牒的要求。伊斯兰教法典权威即帝国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拒绝作出同意镇压造反者的判决。因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宪法

。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他又说，他以往一直赞成立宪政体，但是，被邪恶的地方议员们引入了歧途。英国大使说：“我想，这位苏丹是当代喜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大众面前摆出了这样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纯朴的、慈爱的父亲，只是40年来在关于人民的真正愿望的问题上一直为其顾问们所欺骗。”

苏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拥抱。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大声说；“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穆斯林。我们都是同一蓝天之下的兄弟。我们人人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自豪。”这种欣快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权与权力分散的问题，这时必须作为一个迫切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予以正视。此外，新的领袖通常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反革命活动、夺取对首都的控制时，这种不和达到了顶点。青年土耳其党聚集起他们在马其顿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尽管他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犯罪未得到证实。根据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讲，他10年里没读过一份报纸。因此，他充当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温顺的傀儡，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已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使其现代化，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愈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愈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阿尔巴尼亚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两年后，巴尔干各国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土耳其人。其时，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决定与同盟国共命运以前，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断地处于交战状态。

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因为宗教传统和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方的攻击。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诸民族同巴尔干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奥斯曼的统治达四个世纪。他们并不象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外来枷锁。首先，早期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样，用西方的神权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真正的密切关系。在近代，这种感觉由于欧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强；欧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亚和南亚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国。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护卷土耳其人虽然在后期变得愈来愈腐败和暴虐，然而仍比异教徒好得多。这些原因说明了为什么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响和发展民族主义抱负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巴尔干基督教徒。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在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以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有个阿拉伯学者曾参观由这些新来的人建立的一个实验室，法国科学家的影响就反映在他以下这番表示惊讶的话中：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个负责人拿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从瓶里取一点蒸馏水倒入一个试管中，再从另一瓶里取少量液体倒入蒸馏水中。两种液体上升，一朵彩色的云从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为止。试管里的东面完全变干，成为一块黄色的石头……一块我们摸过、检查过的干石头。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制，制造出一块蓝色的石头。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复这一实验，制造出一块鲜红色的石头。接着，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块铁砧上，用锤轻轻地敲，结果是响起一种可怕的声音——类似于枪声的声音，使我们十分惊讶。所以，他们都嘲笑我们。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的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开始兴修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辟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不过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至1848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结构，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处和欧洲诸强国的反对而失败。

这些成就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这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义上的霸王马哈茂德苏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马哈茂德曾试图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扩张，但是，也很快就被决定性地打败了。实际上，只是外国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去结束有50O年历史的奥斯曼王朝。同样，也正是外国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徳实现他似乎已考虑到的一个备用计划。这一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已在进行中，因为他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包括一些圣城。但是，一个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线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1833年3月21日，帕默斯顿勋爵对穆罕默德的野心作了如下的评论：

他的真正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在内的阿拉伯王国。就这样一件事本身而言，也许没有危害，然而，由于它意味着土耳其的解体，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同意。此外，土耳其是前往印度的道路的占据者，而一个有活动力的阿拉伯君主同样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占据者。

这意味着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任何可能性的结束。穆罕默德在外力强迫下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诸强国的利益使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的实现延迟了一个多世纪。不过，应该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许实行他的计划，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帝国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19世纪初叶诸阿拉伯民族中间缺乏民族觉悟的观念。

由于拿破仑的远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极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桥头堡。1870年以后，包括当时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在内的叙利亚，作为西方影响的一个中心可与埃及相匹敌。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大量的叙利亚商人去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对国内的同胞施加同样的催化影响，就象巴尔干商人在早几十年时所做的那样。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国耶稣会会士和美国长老会教徒从事的广泛的传教、教育活动。到1865年，美国人已创办了叙利亚新教学院，这所学院后来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而闻名整个中东。几年后，耶稣会会士在贝鲁特建立了圣约瑟夫大学。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俄国的学校随后相继建立，不过它们的规模较小。这些学校培养阿拉伯学生，印刷和分发阿拉伯书籍。如此，叙利亚阿拉伯人重新发现了他们的过来，了解了西方的文学、思想意识和技术。

这种来自外界的刺激导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开始时的领导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为穆斯林直到较后的年代才进入教会学校。1860年，新教的一个皈依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开始发行报纸《叙利亚号声报》。10年后，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学的和科学的杂志《盾》。这家杂志的箴言是“对我们国家的热爱是一种信仰”—一这种情感以往一向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于奥斯曼当局的镇压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公开地进行政治鼓动。因而，第一个被公认的政治活动，是1875年新教学院的5个学生组织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制订了一个民族纲领，该纲领要求实现自治、出版自由和采用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土耳其官员进行了调查，试图查出这一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员。后者惊恐起来，于1878年解散了他们的团体。然后，他们动身到埃及，因为帝国特务对埃及没有什么控制，那里的形势对有现代头脑的阿拉伯人来说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尔从1863至1879年统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样野心勃勃。在他统治期间，铁路得到敷设，亚历山大港给扩大，苏伊士运河通航，近代银行建立，货币被稳定。外侨的人数从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经济机会。教育机构的巨大发展也同样重要。到1875年，创办宗教小学4685所，有学生111896人，创办宗教中学3所，有学生15335人，创办平民学校36所，有学生4778人，而开罗的历史悠久的爱资哈尔大学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学生15000人。

这种活动把叙利亚商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吸引到埃及。后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的、科学的思潮的报刊杂志。同时，象形文字的解释、博物馆的建立、埃及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人对埃及古代历史的认识，促使埃及人对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初期的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对埃及的不断增长的支配而被进一步唤起。这种支配是强加的，因为伊斯梅尔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借贷大笔的钱，导致了破产并最终导致了外来的军事干涉和统治。在伊斯梅尔统治的16年间，长期借款从300万英镑上升到680O万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建设性项目，但同时，埃及正遭到被恰当地称作“金融骗子”的人的无情掠夺。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样，不习惯于无耻的国际金融家的欺骗，受到残忍的剥削。例如，在建造亚历山大港时，英国承包人多收费80%左右。贷款通常的利息为6％或7%，然而，提供给各处的埃及人时，利息在12%至27%之间。

到1876年，伊斯梅尔已破产，不得不接受一个国际的“公债委员会”。这一机构努力使所有的债务得到迅速的偿付，但是，埃及在这过程中被榨尽血汗。1877年的总收入达9543000英镑，其中7473000英镑必须用于偿还债务，另外一部分钱必须用来履行固定的义务，如每年向苏丹交纳的贡金。只有10O万英镑多一点的钱留作国家的行政管理之用，这笔钱显然是不够的。

在这些情况下，一次民族主义的起义于1882年在埃及军官艾哈迈德·阿拉比的领导下爆发。这次起义一方面是反对外国对埃及事务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对埃及总督与垄断了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的所有高级职位的土耳其寡头政治集团。在亚历山大出现一些骚乱和伤亡之后，英国先后邀请法国和意大利来共同干涉起义。干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持埃及总督反对起义者。当英国的提议遭到拒绝时，英国开始独自行动。一支英国舰队于1882年7月炮击亚历山大要塞，两个月后，一支远征军在埃及登陆，击败阿拉比。

当时，首相格莱斯顿宣称，无限期占领“与陛下的政府的所有原则和观点是绝对地不相符的”。但是，陛下即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几个月后，她写道：“女王极力希望，有人能说没有什么可束缚或妨碍我们在埃及的行动；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牢牢控制住埃及。”正是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远征军留下成为占领军。埃及名义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但英国这时在各个方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埃及。

这些事件自然在埃及激起强烈的仇外情绪，但是，它们针对的与其说是土耳其人，不如说是西方人。当时，只有少数基督教阿拉伯领袖希望摆脱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群众基本上仍然是冷漠的，而少数有政治觉悟的穆斯林想要的只不过是奥斯曼帝国结构内的自治。

随着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起义，这一愿望看来会得到满足。阿拉伯人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热情欢迎这一起义。叙利亚的一位传教士对民众的喜悦作了如下报道：“穆斯林的普遍的声音是，‘现在，我们都是兄弟，我们能平平安安过日子。今后，我们将仅仅作为奥斯曼人而互相认识。自由万岁！军队万岁！苏丹万岁！’这似乎好得叫人难以相信，我们这里数星期来，外国人和叙利亚人一样，似乎生活在一场梦中。黄金时代似乎正开始出现。”

这种开端证明是虚假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很快就采取严厉的土耳其化的措施，不顾一切地试图团结整个帝国来反对外来的军事侵略和内部的民族主义者的颠覆。阿拉伯人蒙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对这种抑制不满。1908年，贝鲁特的一家报纸厉害地评论道：

几天前，只有一个哈米德，

而现在，有了一千个左右的阿卜杜勒。

然而，大多数阿拉伯人仍渴望自治而不是渴望独立。例如，在巴黎的穆斯林阿拉伯学生于1909年11月14日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称为“青年阿拉伯协会”，其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al-Fatat（青年），它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它的目标是要在以奥匈帝国的方式成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两种族的奥斯曼帝国的范围内实现阿拉伯自治。1913年10月，另一秘密的阿拉伯团体“盟约”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其成员大多是奥斯曼军队中的阿拉伯军官，其纲领几乎与巴黎那个团体的纲领完全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情结就是如上所述。然后，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作出与同盟国共命运的决定，一下子改变了形势，加速了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这些事件终至成为1916年反对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土耳其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

应该提到，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受到欧洲的直接统治。远在16世纪，土耳其人已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除遥远的摩洛哥之外的这些地区。如果根据诸如“中东”和“远东”之类的西方流行的用法，注意到穆斯林称摩洛哥为“al—Maghribal-opa”即“远西”，相反地称北非剩下的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为“al—Maghrib”即“西方”，那是很有趣的。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派出总督，直接统治了上述三个地区。然后，当奥斯曼力量衰落时，这些遥远的地区随着世袭王朝的出现而成为完全自治的，不过它们继续承认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并在需要时提供海军部队。

北非这些政权的黄金时期是在16和17世纪，那时，他们在地中海劫掠基督教船舶。但是，到18世纪时，穆斯林私掠船愈来愈受到欧洲舰队的不断增茂的技术优势的妨碍。从前繁荣的阿尔及尔城的人口急剧地下降，而它的基督教俘虏的人数在1830年法国入侵时也从过去最多时期30000名下降到仅仅100名。

法国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用一个军事胜利来支撑查理十世的摇摇欲坠的王位。软弱的土耳其军队被轻易地击溃，但是，法国君主仍然在此后不久被废黜。他的后继者路易·菲力普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决定保持新获得的北非属地。这就使平定土著阿尔及利亚人的长期的、残忍的战役成为必需，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比为数不多的土耳其驻军进行了猛烈得多的反抗。一旦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安身下来，他们将自己的控制扩展到两边的国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于1881年和1912年先后接管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在每种情况下，这一个过程涉及到的与其说是军事力量，不如说是外交手腕，这与先前在阿尔及利亚的较粗暴的做法完全不同。法国新获得的国家享有的不是被征服地的地位，而是法律上的保护国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国的控制是间接的，不过，不是那么非决定性的。最后，欧洲对阿拉伯北非的猛攻于1911年随着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入侵而结束。正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土耳其驻军被轻易地击败，但是，在意大利统治牢固地确立以前，需要对土著抵抗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

四、波斯人

当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发生时，同样重要的发展正在邻近的波斯出现。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17世纪初叶，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可与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相比。然后，波斯陷入软弱无能、默默无闻的状态，经历了又与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过让外界影响使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的拿破仑远征、活动范围广阔的叙利亚商人和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因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国学者在那里发现了早救世纪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种类型的世界：

……气氛是中世纪的：政治和进步几乎无人提及，谈话多半是围绕神秘主义、玄学和宗教；最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与我们时代第七世纪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关的问题；官方杂志的偶然出现仅仅唤起人们对外界事务的没精打来的兴趣…；在基尔曼，每星期一次的邮车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通讯。

然而，大约正是在19世纪后期的这一时候，波斯开始明显地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源和性质通常与在土耳其人中间的影响的根源和性质相似。最初是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转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传统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即madaris）显然不能提供可以充当新官僚机构的官员的毕业生，更不用说提供可以充当新军队的军官的毕业生了。因此，学生们给派到国外，而种种西方式的新学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渐渐地，出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习惯做法引进自己的祖国。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的不断加强的经济入侵和剥削，这一小批知识分子能在城市里唤起群众的相当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国人就已获得与后来强加于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相似的治外法权。欧洲大部分强国迅速地仿效俄国交替自己的国民弄到特别权利。波斯国王为了增加供他们恣意挥霍的资金，愿意将垄断特许权授予外国人；这一点促进了上述过程。波斯卡扎尔王朝最能干的一位统治者是纳绥尔丁国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发现，要为他在国外的花费很大的旅行筹措资金，就必需允许外国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敷设铁路和享有出售烟草及其他商品的专利权。1896年，这位波斯国王遭暗杀，表明人们对这些做法极为反感。这一暗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继任的统治者不大能干，同样地奢侈，并乐于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势就是如此；那时，先后传来了俄国在满洲遭到失败和俄国内部出现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于相当数量的波斯学生在俄国的大学里上学、数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厂，这些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对波斯产生重要的影响。1910年，驻圣彼得堡的波斯领事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万的农业季节工人转入俄国。这些劳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当代俄国工人阶级的那些革命运动的影响。因而，1905年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仅在国西方侵犯而惊恐的波斯宗教领袖中间引起了反应，而且在波斯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应。

一阵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波斯，直到波斯国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职务、召集一次国民议会即波斯议会为止。第一届波斯议会于1906年10月在德黑兰召开，制订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波斯国王在两个月后即他临死前签署了这一宪法。新的统治者、反动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决定废止这一宪法，但是，他有已觉醒的大众要由他照管。近代以来，波斯第一次正在为一个有真正的群众追随者的改革运动所震撼。由于在外国人手下蒙受的耻辱和遭受的剥削，这一运动是强烈地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一个消息灵通的英国观察者对波斯改革者的动机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被国外人看不起、他们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被出卖、他们的宗教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均遭到毁灭的威胁时，他们开始要求参与国家的政府。欧洲的许多记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个波斯议会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页上象这么多的鹦鹅一样重复着“喜歌剧”这个词。……然而，波斯人已自觉地在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战斗，在这意义上，这个民众的式符合宪法的政党可以被非常恰当地称作“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正是这个爱国的政党代表着进步、自由、宽容，尤其是代表着民族独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们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号，不顾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一时期中，维持现状的势力太强大了。沙皇时代的俄国国明显的原因而坚决地反对改革者，并坚定地支持波斯国王反对波斯议会。英国有矛盾心理：对温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赞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动。如果这两个强国互相牵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个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但是，当俄国和英国缔结1907年的协议时，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协议条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的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为中立的缓冲地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不用说，关于这些安排，俄、英两国没有同波斯人协商过。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报》上发表的一幅漫画恰当地表现了波斯人的反应。画上描绘英国狮子和俄国熊正在粗暴地对待它们之间的一头不幸的波斯猫，狮子在说：“你能玩弄它的脑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们两个都能抚摩它的腰背部，”而可怜的猫呻吟着说：“我不记得你们和我商量过这件事。”

猫的确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完全无用。当时，波斯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由俄国人训练和指挥的哥萨克旅。1908年6月，这支军队按照波斯国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议会，击溃它在德黑兰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赫蒂亚里部落民向德黑兰进军，占领首都，废黜波斯国王，让他的12岁的儿子继位。这时，波斯的真正统治者——波斯议会邀请美国财政顾问W·摩根·舒斯特前来帮助补救经济创伤。舒斯特组织了一支国库宪兵队去收集赋税，并部署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响的波斯人和俄国人的对抗。后者要求驱逐舒斯特，经过一次力量的显示之后，于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议会解除舒斯特的职务。第二月，波斯议会突然被解散，从那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波斯几乎一直为俄国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