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在这80年内的人们的记忆中，新发现的国家和地区比以前5000年中发现的还多，而且，半个以上的世界是由现在仍活着的（或者就其年龄来说，也许是很健康的）人们发现的。

乔治·贝斯特，马丁·弗罗比歇的远征队的一个成员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较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人凭借他们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导能力，上升到世界首位。这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全球性的相互关系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紧密起来。在1763年，这些相互关系比起它们在早一、二个世纪时要重要得多，但是，比起它们发展到1914年时则极其微不足道。换言之，从1500至1763年的这些岁月构成了从1500年以前时代的地区孤立主义到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本章的目的是分析发展于各颌域的全球性关系的确切的性质和程度。

一、新的全球性视野

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块大陆或半球。整个地球的外形首次被确定和绘入地图。这工作主要是由带头从事渡洋探险的西欧人进行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初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以前，欧洲人仅掌握有关北非和中东的准确知识。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识则更模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真实存在当然是未曾料想到的，更不用说南极洲的存在了。

到1763年，情况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详细程度不等地为人们所了解。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超出海岸线范围。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当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在格兰德河的北面，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的路线，在更北面的地区广泛地漫游。

但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未探明;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叙述仍是关于中亚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获得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在下一时期中，他们将侵入几块大陆的内地，还将探察南、北极地区。

二、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人的发现不仅导致新的全球性视野，还导致新的全球性种族分布。实际上，150O年以前，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种族隔离。尼格罗种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种人聚居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聚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到1763年，这一格局已根本地改变。在亚洲，俄罗斯人开始慢慢地越过乌拉尔山脉，迁徙到西伯利亚。在非洲，荷兰人已在好望角建立起一块永久的殖民地，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土著又非常原始，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到1763年，也就是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后过了111年时，他们已向北推进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并开始渡过奥兰治河。

种族组成方面的最大的变化发生在南北美洲。关于1492年以前印第安人口的各种估计数，从100万至高达1亿，极其不同。不管其数目原本也许是多少，欧洲人侵入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人们所一致承认的。征服期间遭受的有形损失、文化模式的破坏、征服引起的心理创伤、强迫劳动的负担、酒精和新疾病的传入——所有这些因素多式多样地结合起来，使各地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一个世纪内，土著居民的总人口似乎已下降90％至95%。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岛屿和热带沿海区的土著，他们在大约30年时间里完全从那里消失。热带高地地区如巴西和热带低地地区如巴拉圭的土著则较有恢复力。他们虽然蒙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但能够复原，能够组成繁衍出当代大部分美洲印第安居民的种族。只是到了20世纪时，美洲热带区的印第安人口才接近其原先的数字，而在别处，仍远远地落后。

取代日渐消失的印第安人的是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由此产生的居留地有三种类型。一种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组成；在这些殖民地中，伊比利亚移民组成一个永久居留的贵族阶层，统治高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和低地从非洲输入的黑人奴隶。由于欧洲移民中男子比妇女多得多，他们通常娶印第安女子为妻，或者找她们做情妇。于是，出现了混血儿居民；在南北美洲许多地区，他们已开始在人数上超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

第二种居留地发展于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及西班牙人——也组成一个居留的贵族阶层，不过，所统治的仅仅是从外面输入的黑人劳动力。最初，种植园主雇用来自欧洲的契约雇工为他们经营烟草、靛篮和棉花种植园。但是，由于17世纪中叶他们转向蔗糖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便要多得多，遂从非洲运进奴隶。例如，在英属巴巴多斯，1640年时仅有数百名黑人，然而，到1685年，黑人已达46000人，而白人才2O00O人。同样。在法属岛屿，到1700年时有44000个黑人和18000个白人。

南北美洲的第三种居留地见于大西洋沿海一带。那些地方的土著印第安人或者人数太少，或者非常难驾御，无法作为充足的劳动力来源，而且，除了南部的殖民地外，那一带的作物也不成为输入黑人劳动力的根据。在这些情况下，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开垦土地，当农夫、渔民或商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发展起完全以欧洲人为其成分的社会。

总之，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把南北美洲从纯粹是蒙古种人的大陆改变成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继续到19世纪中叶，使奴隶的总数达1000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到ZO世纪初因每年有近100万的人到来而达很高的数字。最后结果是，如今，居住美洲的是多数的白种人与明显少数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见第十八章第一节）。

由某些种族的人口减少和迁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种族格局已为人们所非常熟悉，以致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其极为巨大的意义也被普遍忽视。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所出现的情况是，欧洲人提出要求说大片大片新地区应归他们占有；在后面一世纪中，他们占据了这些地区——不仅是南北美洲，而且还有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如果设想一下，那时最先到达并拓居人口稀少的大陆的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那么，这种从根本上重新绘制世界种族图的意义便可得到估计。假使那样的话，如今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大概会更接近于四分之三而不是现在的四分之一。

人类诸种族的混合必然伴随以动植物的相应的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由史前时期世界各地区的人们驯化出来的。它们从各自发源地向外的传播一直缓慢地进行到1500年；这时，它们开始由横跨地球的人们在各大陆中间来回移植。各种圈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美洲大陆投有可与之媲美的动物，那里的美洲驼和羊驼价值较小。东半球的谷类植物也很重要，特别是小麦、黑麦、燕麦和大麦。西班牙人是果园爱好者，除了给美洲带来橄榄树和欧洲葡萄树外，还带来了种类繁多的水果。在早期的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传教机构和高大住宅的周围都有一个照料这些欧洲输入物的、带围墙的果园。

作为回报，美洲印第安人贡献出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种的蚕豆、南瓜和笋瓜。可可树是美洲的另一种土生植物，阿兹特克人和马雅人曾用可可豆制成使征服者喜欢的巧克力饮料。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产的全部肥料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供它们用的。

除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印第安人很早就已以今日所知道的各种形式——烟斗、雪茄烟、用玉米苞皮卷成的香烟、鼻烟——吸用烟草。烟草迅速地从美洲大陆传播到全世界，而且在这过程中，还有几种新品种给培植出来，通常所说的地中海东部的土耳其烟草就是其中一例;现在，这种烟草又被传回到美洲大陆。各种棉花在1500年以前就已为东半球和美洲的人们所知道，但是，今日的商品棉花多半来源于印第安人驯化的棉花品种。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尤其是制可卡因和奴佛卡因用的古柯叶、制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的交换并不限于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之间。整个世界曾卷入这种交换，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世界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从外界移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三、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到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大部分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叶，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新的、体积庞大的必需品的交换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美洲种植园为供应欧洲，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以后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产品。它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产品给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给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给运到欧洲。

这一时代新的、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西欧与东欧之间。这里，西欧又得到种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由于人口增加和大量可耕地转变为牧场，谷物的需要量很大。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这种情况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在这数十年间通常两倍于进口商品的价格。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产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为回报，它们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还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见第八章第四节）通过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即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南北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欧洲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棉织品在英语和欧洲其他一些语言中的名称反映了它们的原产地。“Gingham”（条格平布）来自马来语中意为“有条纹的”一个词，“tZ”（磨擦轧光印花布）来自兴都斯坦语中意为“有斑点的”一个词，而“Calico”（印花平布）和“muslin”（细平布）则分别来源于地名“卡利库特”和“摩苏尔”。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份量轻、颜色鲜明、价格低廉、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因此，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一提出了反对。英国一些小册子作者污蔑这些进口商品为“适于轻佻女子的低劣商品”。但是，他们关心英国女子的端庄和品行同他们猛烈攻击这些棉织品一样，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欧洲组织界为了保证禁止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些法律并没有被普遍遵守，然而，它们确起了明显地减少与亚洲的贸易量的作用。

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另一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丝绸和印度纺

织品而耗尽黄金。16、17和遇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西方商人在努力找出摆脱僵局的途径时往往是竭尽全力的。阿姆斯特丹公司曾向泰国出口“数千幅有待在帕塔尼的市场上出售的荷兰雕版画。其中，有圣母像（是根据加尔文教商人的指示，防备卖给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和描绘圣经中情节的作品；有记载李维的历史故事、适合于重视古典作品的暹罗人的版画，最后，还有对更普遍的人们具有吸引力的图片，即一批裸体画和更不合乎礼仪的插图。”事实上，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18世纪末叶，形势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用机器织的廉价纺织品淹没亚洲。但是，那时以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乐于接受欧洲的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妨碍。这种形势解释了18世纪后半世纪伏尔泰的以下这段颇揭示问题的评述：

人们询问，所有正从秘鲁和墨西哥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的结果如何？它们落入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口袋；他们在加的斯经商，并把自己的工业产品送到美洲作为回报。这些金钱的大部分流到东印度群岛，支付丝绸、香料、钾硝、冰糖、茶叶、纺织品、钻石和古董。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劳动力供应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地输入非洲奴隶解决这一问题（见表1）。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众多。这就留下一伤痛苦的遗产，因为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问题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斗争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渡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只不过是西、葡殖民地（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赖关系的继续。

为参加这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以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作出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当这强派的劳役，还逐渐通过了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终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居自由的农奴，遭受贵族的强征勒索。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那里，征服时期中有功的武士（骑士）都给分封以来邑即提马尔。这种提马尔制度允许农民世代使用其小块土地，以作为他们缴纳轻微赋税和承当劳役的报酬，而骑士，如果不履行其军事义务，可以被剥夺他们的提马尔。16世纪时，这种格外仁慈的制度由于帝国当局的衰弱和西方市场的吸引力，遭到破坏。骑士把他们的提马尔改变为奇夫利克即可继承的私有地产；地产上的农民被迫接受租佃条件，否则，就要被逐出土地。佃户在缴纳国家征收的税和骑士需要的部分收成后，留下的通常仅占其产品的三分之一左右。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并没象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的农奴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实际上，由于欠骑士的债，他们被同样有效地固着在土地上。这种奇夫利克制度在诸如色萨利、马其顿、马里查河和多膨河流域之类的肥沃平原区传播开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里可进行面向西方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此外，农民起义与奇夫利克制度的传播在时期上一致，也不是偶然的；正象奴隶起义是美洲种植园奴役的结果一样，农民起义是东欧农奴制的结果。

表1输入南北美洲的大约的奴隶数

新的全球性经济还在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给非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据估计，被拐运到南北美洲的非洲人有3500万至4000万，奴隶贸易是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数字还要靠充分的调查予以证实。实际上，只有大约1，000万奴隶到达目的地。其他人都在途中死于非洲或海上。奴隶贸易的影响因地区而遇然不同。安哥拉和东非受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即使损失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相形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遂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大陆看，由于运走奴隶的时期从1450延续到1870年，而被运走奴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总人口据估计有7，000万至8，000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哩的内地，有一种腐蚀性的、扰乱性的影响。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侵袭内地猎取奴隶，各种各样的集团为控制这有利可图的、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随着有些组织和地区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组织和地区如约鲁巴、贝宁文明区和刚果王国日渐衰落，奴隶贸易的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

然而，奴隶贸易除占有奴隶之外，确还包括了贸易。非洲人亲自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报酬，不仅得到了酒精和火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商品和经济上的生产性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南北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间传播开来。用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供养大量的人，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员总数。

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大大地感觉到欧洲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

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当然，他们会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为欧洲的人民群众所获得，茶叶的情况叮表明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已成为普通消费品。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贸易对欧洲经济的促进性影响。以后将提到，18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的日渐增长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到世界经济首位。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导致世界生产率的增长。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经济增长已继续到现在。但是，从一开始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创业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地区。从当前的种族斗争、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农奴制在整个东欧留下的至今依旧可觉察的伤痕中，可清楚地看出这种损害所包含的内容。

四、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从南面包围穆斯林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已通过征服西伯利亚，从北面包围穆斯杯世界。当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大片地区。在这样做时，他们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这些资源和力量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同伊斯兰教面对面的地位，并在下一世纪中证明是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的。

所有这一切说明世界均势已起了一个根本的、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与先前人口均衡方面的变化相比较的变化。以往，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创始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并推进——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的中心已崛起。在这新的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眈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到1763年时已实际控制了所有这些地区。然而，它的确意味着欧洲人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虽然他们以大陆规模进行的实际占据须等到19世纪才开始。但是，在非洲和亚洲，除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外，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中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在别处，诸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有高度的组织，不允许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例如，在西非，沿海地区的酋长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的有利位置；由于他们的反对和气候方面的困难，欧洲人对内地的入侵被阻止。因而，欧洲人只好满足于设立沿海商站，通过商站从事奴隶贸易以及其他任何也许会产生利润的商品的贸易。

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不过，显然是经土著统治者勉强同意才得以这样做的。例如，1712年，威廉堡的司令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外孙约翰·罗索用以下敬辞作为给莫卧儿皇帝的一份请愿书的开端：“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经理约翰·罗素伏地叩首，以奴隶应有的恭敬提出最小的沙粒般的请求。……”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人才强大到足以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解体、开始他们对印度领土的征服。

在中国和日本，如同俄罗斯人在进入阿穆尔河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侵略领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受到不容挑战的任意法令的支配，甚虽与远东的贸易也是很不稳定的。1763年，即葡萄牙人到达远东已有两个多世纪时，西方商人只能在广州和长崎经商。即使奥斯曼帝国，已失去的也仅仅是它在多瑙河对岸的边远地区，尽管它当时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并易受到欧洲的陆军强国和海军强国的侵略。

我们可以得出给论，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比较孤立、不重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比较空寂、军事上软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为了强调这些世纪的过渡性质，应该着重指出，当西欧人正在由海路实现他们从翼侧包抄的全球性运动时，穆斯林仍有足够的推动力从陆上继续挺进中欧，于1683年围攻中欧的维也纳，并且侵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在那里赢得新的皈依者。

五、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欧洲文化的强加和欧洲政治统治的强加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状况。例如，英国人和法国人能把各自的文化整个地迁移到南北美洲，是因为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撵走。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人仍然对格兰德河以北的白人的文明有着明显的影响。英、法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刚发生接触时，印第安人对自己的社会准则感到放心，认为自己的文

化至少比得上正在入侵中的白人的文化。1744年，当有人在一次会议上提议易洛魁人送他们的一些孩子去威廉斯堡接受欧洲式的教育时，易洛魁人的反应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用以下建议来表示反对：“如果英国绅上把他们的孩子送12个或24个到奥农达加，联盟议会会关心他们的教育，用真正最好的方式抚养他们，使他们成人。”印第安人这种坚定的独立心促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道：“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的，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文化：他们也如此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诚然，白人拥有掠夺印第安人和接管整个大陆的人数、组织和力量。但最后，白人发现，他们已不知不觉地在自己的词汇、文学、服装、药物以及他们所种植和消费的作物中接受了当地印第安文化的许多特点。

印第安人对在格兰德河以南发展起来的拉丁美洲文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幸的是，这种影响至今没得到充分调查，因为大部分研究是集中在相反的过程即伊比利亚文化对印第安人的影响上。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物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稿条即椽子。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D制成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义和惯例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放弃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象他们的神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和使他们免受伤害——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以往这样做过。在拉丁美洲的菜肴方面，也许可找到印第安影响的最明显的迹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莱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诸土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长们把欧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他们的沿海贸易站。这些酋长的态度在1482年1月20日黄金海岸一个叫克瓦米·安萨的酋长所说的以下这番话中惊人地显露出来。这番话是对葡萄牙一位高官显贵的答复。他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扈从队到达那里，请求允许在当地修筑一座要塞。

我并不是感觉不到你们伟大的主人、葡萄牙首脑今日给予我的很高的荣誉。为了不辜负他对我的友谊；我在和葡萄牙人做买卖时总是努力做到严守规矩，总是尽力为商船快速搞到船货。但是，在今日以前，我从未看到其臣民的外表上出现过这么大的不同：他们向来只是穿着简陋的服装，轻易地满足于他们所得到的商品；他们极不希望留在这片土地上，直至能弄到全部船货时才会高兴起来，然后返回。现在，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不同。许多衣着华丽的人渴望能在这里建造房屋，留在我们中间。这些地位很高的人由一位指挥官带领，按这位指挥官自己的说法，他似乎是制造白天和黑夜的上帝的后裔；这些人决不能使自己忍受这里的恶劣气候，也不能在这里获得充斥于他们国家的奢侈品。因此，我们所有男子汉所共有的激情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争端；更可取得多的做法是，我们两个民族应当留在至今已确立的立场上，允许你们的船象通常那样作短暂的过访；双方偶然相见的愿望会保持我们之间的和平。大海和陆地始终是近邻，所以老是不和，争辩着谁该退让；拥有巨大暴力的大海试图征服陆地，同样顽强的陆地则决心反抗大海。

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极其看不起他们。甚至在17、18世纪土耳其人本身每况愈下时，他们还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突然叫嚷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个邪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是一头猪、一条狗、一个吃粪的东西吗？”

对欧洲和欧洲人的这种傲慢不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由来已久的不和来解释。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对欧洲人的反应不是那么傲慢无礼，但同时也没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说敬畏了。当葡萄牙人到达锡兰时，科伦坡的土著官员将以下这份对新来的人的颇为客观的评价送交在康提的国王：“在我们的科伦坡港口，来了一些皮肤白皙但长相颇不难看的人；他们戴铁帽、穿铁农；他们不在一个地方停留片刻列也们老是到处走来走去；他们吃大块的石头‘硬饼干’，喝血‘碰巧，地道的马德拉葡萄酒’；他们用两、三块黄金或白银买一条鱼或一只酸橙。……”这位科伦坡官员是个目光敏锐的人，接着又说，“他们的枪炮非常好。”后面一句评语特别予人以启示：凡是在欧洲人给别的人们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于其技术成就的缘故。

在印度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诸土著民族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从］6O0至1773年，因有异教观点而被处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种不一致性：它监禁、折磨和以火刑烧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而同时，又阻止那些将自焚视作一种崇高美德的寡妇自愿让火烧死。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对天主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时常酗酒；基督教徒时常干坏事；基督教徒时常打人；基督教徒时常辱骂别人。”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开始时比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土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土，也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过深的印象。有位作者因为基督教接近于儒教，并惊奇地发现有些欧洲人是“真正的绅士”，所以赞扬欧洲人，写了一篇最表示赞赏的评论：

天主国（上天之主的国家，即天主教国，可能指意大利）较远地位于佛教国（印度）的西面。那里的人们懂得文学，而且同中国人一样博学且举止优雅。有卜利玛窦（马特奥·里奇）的人来自该国；他取道印度，经过四年远足，抵达广东边界。他们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词），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样。他写的著作中，有一本题名为《天学实义》（基督教的真实含义）；该书常运用与儒教相比较的方法阐明真理，但是，尖锐地批评了佛教和道教有关虚无和空寂的理论。……我非常喜欢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于儒教；但是，在规劝教区居民时更诚挚，这方面他不同于佛教徒，佛教徒总是喜欢用晦涩难解、无条理的话来愚弄和吓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谈话时，很有礼貌；如果受到挑战，他辩论起来是不知疲倦的。因此，在外国也有真正的绅士。

这篇颂辞是个例外。中国大部分学者都拒绝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1715年3月颁布“自该日”训令、禁止基督教徒参加祭祖或尊孔的仪式之后，中国皇帝康熙轻蔑地说：“读了这篇训令，我所能说的是，西方人，象他们那样愚蠢的人，怎么能反对中国的伟大学说呢？他们当中没有人能透彻地理解中国的经籍；当他们说话时，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现已阅完的这篇训令颇类似于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种种迷信玩意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象这篇训令那样充满了大错。”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他们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为瞎子。假如是这种气氛，那么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夭文学之类的某些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他们首先熟悉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迟至1634年即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较早的年代里，在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见识且观察力敏锐的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也表示过类似的赞美。1555年，巴斯贝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苏里曼比作雷电——“他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巴斯贝克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而且对基于严格的人才制度的奥斯曼官僚机构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许多衰败的征兆日益明显起来，其中包括王朝的堕落、行政管理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对1776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等的学会论文集》中。该书第十一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棉状毛的动物——的报告。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转移到印度。古典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极其喜爱的人。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人会阅读以前，东方诸野蛮民族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不过，欧洲有少数知识分子确开始热中于印度文化。欧洲一般公众在这时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关德里“莫卧儿大帝”的财富和豪华生活的报道已使他们为之激动。1658至1667年间在德里侍候皇室的法国医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对著名的孔雀宝座作了以下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人们对这段描述的反应。

莫卧儿大帝有七张豪华的宝座，一张宝座完全镶嵌以钻石，其余的则镶嵌以红宝石、绿室石或珍珠。……但是，据我看来，这豪华的宝座的最奢华之处在于：支撑华盖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丽的珍珠环绕着；这些珍珠又圆又明亮，每颗重六至十克拉。在距离宝座四呎的两侧，各有两顶固定的伞；伞杆高七、八呎，伞上镶满了钻石、红宝石和珍珠。这些幸是用红色的天鹅绒制成的，绣有花纹，四周围以珍珠作缘饰。

随着欧洲人逐渐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学，他们对印度及其文明的肤浅认识开始深化。印度博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的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少数欧洲人，多半为耶稣会神父，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象莱布尼茨被中国人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者更优美得多。”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主义与19世纪的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中，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不过，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巨大的本陆块的内地

。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六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地区，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物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届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偏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的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本书第三篇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种”，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公元1500年之后的时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以前，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根本就没有全球的联系，遑论全球统一。数万年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地区隔绝的状态中。当最初的人类大概从非洲这个祖先发祥地散居开来时，他们就失去了与其原先邻居的联系。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直到占据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时，他们持续不断地重复了这一过程。例如。最初的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他们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地区继续推进。他们在彼此相对隔绝的新的社会中定居下来。几千年来，他们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体特征上也产生了差别。这一过程扩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存于全球。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种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于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种人都生活于东亚和美洲，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则生活于澳洲。

公元1500年前后，当西方进行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各个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新的大陆。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到19世纪，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他们还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贱。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欧洲人而且非欧洲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人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

如今20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统治。而时间仅过去40年，欧洲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加快了步伐。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经济崩溃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兴起同时，即开始于1917年苏俄的建立，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扩展到中国、东南亚、非洲和古巴而不断加速。文化分化范围更为宽广，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仅直接受到挑战。甚至被抵制。1979年11月，美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留为人质时，西方记者曾书面向那些年轻的捕手提出许多问题。后者集体作出回答，他们的答复如下：“西方文化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种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念，他们就能使之服从其统治。”这些捕手还表达了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满脑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么用呢？让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去吧！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式后面亦步亦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的运动和革命毫无价值。”

具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局限于年轻的激进派。许多持各种各样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V.R·Mehta）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提出，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准则。他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贬低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导致一个自私自利的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他也同样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强调经济事务和国家活动，因而个人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并且破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因此得出结论说，“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充分发挥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加以改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其特殊情况的自己的民族建设和发展战略。”

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不足为怪。这种统治是一种历史的偏差，它由错综复杂的特定情况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前地区自治的力量同样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内兴起，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也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即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脱离的倾向已威胁到加拿大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脱离主义者。法国也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的挑战。

地区自治的要求并非仅仅针对西方的中央政权。在伊朗，对西方影响的普遍反抗与反对德黑兰中央政府统治的地方暴动——即由库尔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库曼人这些少数民族发动的叛乱齐头并进。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伊朗百临地区自治要求的威胁远远超过来自任何西方国家的威胁。苏联也有类似的情况，那儿聚居着几十个非斯拉夫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他们的出生率大大高于斯拉夫族，他们同样很快将达到总人口的半数。苏联少数民族对政府不满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一位苏联逃亡来的历史学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nd-reiAmalrik）在其《苏联会生存到1984年吗？》一书中这样预测，少数民族将在苏联这个国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是他满怀信心地期待和盼望着的。

我们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互相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引起。一方面，由于现代通讯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创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的觉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现代冲突这种历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后的那几个世纪。在那几个世纪中，西方探险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居民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种决定性影响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medHeikl）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经集中精力，准备为了未来而不是过去而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