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张居正独霸朝廷,乾纲独断。

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政治理想,为皇帝做点实事,那就必须要牢牢地把握权力,松一点儿也不成。于是张居正亲自出任小皇帝的老师,教导小皇帝读书,一边狂搞经济改革,大弄“一条鞭法”,也就是将所有的农业税赋全部打包统称农业税——他这一手可缺了大德了。他只想到在他这里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说想想你这边把农业税精减了,数千种税费并为一个称呼,这样的后果,是隔不了几天,就会有一群家伙出来:“嗯,农民的税赋太少了,怎么才一项呢,再加上八千八百八十八项,高额赋税是低收入者的光荣嘛。”

有关张居正的改革,至少有几千本书讨论这事,众口一词说好好好,减轻农民负担,这还不好吗?但所有的评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改革的非制度性,以及张居正蹬腿之后所引发的帝国崩摧。任何事情的评价一旦回避了最终的恶果,结论当然是好好好。但实事求是地讲,张居正当为大明帝国毁灭第一人,原因就是他的改革太好了,好到了上前踹一脚,整个帝国就灭亡了的程度。

要客观地评价张居正的改革,就要追本溯源,历说中国改革家对历史的影响。单只是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历史上有四个人大名鼎鼎。

头一个,就是商鞅。

商鞅时代的中国,还不存在着皇家权力这可怕的怪物,当时的国君权力也很大,但却受到臣属的制约。大臣们拥有自己的封建领地,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还拥有在自己势力范围的立法及司法权力。总而言之,在商鞅之前,中国处于标准正宗的封建时代,所谓封建者也,封邦建国是也——比如说周天子取得天下,就要大封诸侯,一个诸侯就是一个国家,拥有着合法的国家政权结构及组织。这种封建社会,权力架构形成了天然的相互制衡,一国之内,不是你国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必须要拉选票,争取大多数臣属的支持。反之,如果缺乏了臣属的支持,国君的号令就如同个槌子,没人理你。也就是说,在商鞅之前,秦国还不是专制集权国家,是一个权力体系比较松散的封建邦国。但是秦国国君超讨厌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于是他向广大知识分子发出了热烈的号召——你们谁能够帮我实现权力的独裁,让我想杀谁就杀谁,想玩多少女人就玩多少女人……谁愿意帮我这个小忙?

理论上来说,应该没人乐意干这缺德事。噢,你帮助一个野心家实现独裁的欲望,让他尽可以蹂躏天下民众,而你自己在其中却得不到丝毫的好处,典型的损人不利己,怎么可能会有人干这种事呢?

然而这种人硬是有——商鞅——突兀地跳出历史,从此抢了世人的眼珠,让人对此人的智力,产生了永恒的困惑。

这种困惑就是——商鞅其人的智商,到底是高还是低?

如果有人敢说他低,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评判。要知道,为了帮助秦国打造一个完美的独裁体制,商鞅绞尽了脑汁,想出了无数的办法。他首先摧毁了民众的自由移居权力——在他之前,民众是有权力自由移动的,但从商鞅而后,民众的这个权力取消了,实现了郡县制,所有的人都按照军营的结构,分排成列地居住在一起,而且十户人家,只允许拥有一柄菜刀——在此之前,民众同样是有权拥有武器的。民众拥有武器,即可以保护自身,更是用来反抗暴政的,但是商鞅成功地废除了民众的自我防卫权力,导致了皇家势力一头独大,从此民众沦为了鱼肉,由任官府肆意宰割,而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连武器都没有,你抵抗个屁啊。

对于商鞅的恶搞,大批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坚决不同意的。商鞅也有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统统杀掉,极权体制,需要的是又傻又蠢的民众,而知识分子是启蒙民众的,所以知识分子是权力天然的死敌。杀掉,统统杀掉。

《资治通鉴》上说,商鞅特别仇恨反对他变法的自由知识分子,杀这些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辞辛苦地亲自操刀,杀得河水血红,尸体堵塞了河道。

知识分子都是有智慧,有思想的,可商鞅一个人能够杀光秦国的知识分子,你还敢说他智商不高吗?

知识分子终于杀光光,秦国成功地实现了独裁——且慢,好像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给漏下了。

是谁?就是商鞅本人。

史书上记载,商鞅杀光了知识分子之后,秦国独裁权力出现,专政之刀首先奔他砍了过来。这老兄仰天长啸:“知识分子们呢?面对如此不公道的事情,难道不正是你们应该站出来的时候吗?”说过了,他已经把知识分子杀光了,死人没办法再站出来了。

于是商鞅星夜逃亡,可是他已经成功地将秦国改造成为了一个特大号的监狱,就是他长八条腿,也逃不出去的。没逃多久,就被火眼金睛的人民群众发现,当场扭送了司法机关。

秦国的独裁者正在享受着极权的快感,对于商鞅这种人的贡献,独裁者是打心眼里感激的。如何一个感谢法呢?弄五辆马车来,一辆马车拉商鞅的头,两辆拉胳膊,两辆拉腿,五辆马车向着五个不同的方向,就听“嘣”的一声,独裁帝国的总工程师商鞅,就这么四分五裂了。

商鞅被车裂,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成语——作法自毙——说的就是像商鞅这种缺心眼的人,帮助邪恶的统治者打造权力的铁笼,最终在葬送了民众福祉的前提下,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按说有作法自毙这个成语放在这里,有商鞅的下场警醒着世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像他这样犯蠢了吧?

没那好事!人类的天性之中,偏偏就有一种犯蠢的天性,越是于民无益于已无利的事情,就越是来情绪。到了西汉景帝年间,又有一个叫晁错的怪人,忙不迭地跳人历史之中,步商鞅之后尘,重演人类愚蠢之极致。

话说西汉帝国,乃汉高祖刘邦所创建,吸取了暴秦一头独大,权力没有制约的经验教训,有限度地恢复了封邦建国制度,也就是在大汉帝国一头独大的情形下,还有一些拥有着独立行政权力的刘氏小邦国。说起来这些小邦国也都是刘氏一脉,权力又极有限,对中央帝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尽管如此,当时的汉景帝还是感觉到极度地不爽。他大声疾呼:“要独裁,要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向商鞅学习,你们谁来帮我建立一个独裁体制?”

一听汉景帝这个要求,群臣都忙不迭地躲了。只有一个叫晁错的人,突兀跳了出来,拍着胸脯大叫曰:“陛下,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不就是个独裁嘛,小意思,你看我来帮你摆平……”

于是晁错就开始了“削藩”,意思就是取消由刘邦所建立的诸小邦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权力。诸邦国怒不可遏,纷纷破口大骂晁错。结果这事被晁错的父亲听到了,老头就颤悠悠地拄着拐杖,来找儿子,说:“小错子,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人家刘氏一家人的事情,你跟着瞎掺合什么?让人家骂你八辈子祖宗?”

晁错说:“爹,你老糊涂了,不懂的事别跟着瞎说。我这是帮助皇上建立独裁体制,你想想,一个拥有着独裁权力的皇帝,多威风啊。”

晁错的爹气得破口大骂:“我怎么生下你这么缺心眼的儿子?宁不惜让全家被人家杀光宰尽,只为了帮别人建立独裁体制,你你你……算了,我先服毒了,也免得跟你一样,让人家喀嚓一刀……”

言讫,晁老头仰药自尽。

见老头服毒了,晁错好不悻悻然:“你说你这老头,我不过就是帮皇帝建立一个没有约束的独裁政权,你服什么毒呢?”正在郁闷之际,忽然宫中来人,说是景帝请晁错过去,商量商量如何独裁的事儿。

晁错兴冲冲地出了门,行至半路,却见马车掉头,直奔刑场去了。晁错很是诧异,问道:“我们去刑场干什么?”对方回答:“老晁,你不至于这么缺心眼吧?上刑场,当然是要宰了你啊。”晁错不明白:“为啥要宰我?”对方告诉他:“你不是在帮皇上打造极权吗?极权是干什么的?就是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宰谁就宰谁,现在皇帝就是想宰你,难道你还敢有意见吗?”晁错:“……我没说有意见。”对方道:“没意见正好,看好了,这是刀……”喀嚓,晁错就被腰斩了。

秦国的商鞅、西汉的晁错,这两个帮助帝王实现独裁权力的怪人,从此就成为了历史上的警示灯,任何人想到他们,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晁错后面的人选始终是空缺,直到北宋年间的王安石横空出世,才算是勉强地将这段历史空白填上。

但是,王安石和缺心眼的商鞅、晁错却是有明显区别的。商鞅和晁错致力于实现权力的绝对集中和垄断,算是政治改革家。而王安石的改革却是集中于经济领域,最多只能算是个经济改革家。

但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也是遭受到了名臣司马光、苏东坡等的严厉抨击,指责他与民争利。

然则王安石何以会受到如此指责呢?

这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北宋帝国出现经济危机时的政策。当时北宋的财政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全部的税赋收上来,还不够给国家公务员发工资的。于是王安石就建议说:“要不咱们改革吧,嗯,这么个改法,国家弄点粮食,贷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种地,等到秋收的时候,国家收回本贷,再让老百姓支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你们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

王安石的这个搞法,在历史上有个名堂,叫“青苗法”。

那么,这个青苗法,到底好不好,管不管用呢?

客观评价起来,这个法子真是太好了,真是太管用了。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大牌国家还在偷偷地抄袭王安石的办法,却死活没付过一分钱的专利——但是有一点,王安石的法子,谁都可以用,百用百灵,唯独是中国人不能用,尤其是北宋年间,更不能用,用了铁定会坏事。

为啥呢?

这是因为,极权态势下的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而不是如西方那样的经济社会。权力就意味着不平等——平等就意味着权力的失效。而经济社会是平等的,契约式的。简单说来就是这样,经济变革是匡建于平等基础之上的法则,这种法则在经济社会里通行无阻。一旦落到权力社会里,就好比鸟儿跌进了海中,鱼儿落到了沙滩,再也没咒可念了。

反应到现实生活之中,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西方社会里运用,是契约式的,平等式的,制订政策的政府与民众是平等的,依据法律行事的。如果政府敢乱来,老百姓就会让你立即下台。而在权力社会里运用,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变成官府巧取豪夺的借口,因为官府可以随时改变游戏规则,怎么赢就怎么来,让老百姓哭天抢地,无处说理去。

所以,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运用,是越用越灵光。而用在北宋中国时代,却只见旷野中一望无际,是数之不尽走投无路的百姓悬死于树上的尸体。而这个意思就是说,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怎么说怎么正确,怎么听怎么有道理,就是现实的实践不灵光——改革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朝廷追究其责任,把他流放出了京城。出京后他向前赶路,看看天黑,就找了家客栈住下来。这家客栈的老板是个胖女人,家里还养着一口猪。当王安石住下之后,就见胖女人拎一桶泔水,走到了猪圈前,大声叫道:“王安石,王安石,日你娘的吃泔水了……”就见那头猪发出欢天喜地的叫声,狂奔过来,呼噜呼噜地喝泔水。

原来这头猪的名字也是叫王安石。

当时王安石心里那个气啊,心说这位胖大嫂,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犯得着这么糟踏我,把一头猪起我的名字吗?强忍着气,问道:“这位胖大嫂,你家的猪,为何叫如此奇怪的名字啊?”

就听胖大嫂嗤笑道:“你觉得这个名字奇怪吗?我却觉得正合适,你看当朝的那个王安石,他岂不是比我家的猪还要笨吗?我家的猪再笨,最多不过是吃得肥肥地再挨一刀,这也就笨到头了。可是王安石呢?他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起五更,睡半夜,把自己累得人不人,鬼不鬼,就为了帮助皇帝一家肥吃海塞,逼死了多少善良无辜的百姓?现在皇帝一家吃饱了,他王安石落得个什么下场?还不是跟我家的猪一样,噗哧就是一刀……喂,你说说看,这王安石是不是比我家的猪更要笨上三分?”

听了胖大嫂一番话,王安石呆呆地望着胖大嫂,一言不发,却见他的胡子头发,就在霎时之间,忽然全都变得雪白。

直到被人家卸磨杀驴,王安石才知道自己为人作嫁衣裳的枉然。

都知道替权力卖命是最蠢不过的事情,从此王安石而后,历史又是好长时间的空白,不见有改革家跑来添乱。但等到了大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冲出历史,把自己定格在一个模糊不清的时代之中。

在以商鞅、晁错、王安石及张居正这个四人改革委

员会中,论名头,是王安石最大;论影响力,是商鞅最大;论悲情,是晁错以他的愚蠢独占鳌头。无论是怎么个排名次,张居正都只能排在最后,无缘进入三甲。

然而,张居正的措施,却是包容纳蓄,统为我用的。简单说来,张居正的改革,是承袭了商鞅的精神,晁错的思想,以及王安石的措施——总而言之一句话,张居正他一个人,把商鞅、晁错和王安石老哥仨的工作,全都给做了。

都做了些什么呢?

张居正的做法,也不过是商鞅、晁错、王安石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强化皇家独裁权力,再把老百姓碗里的食物,统统倒进皇帝老倌的盘子里——表面上说是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费改税,但最终的结果,无非不过是让老百姓更多地掏钱。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商鞅也好,晁错也罢,王安石也好,张居正也罢,这些人为何要不惜身家性命,为了让皇帝一家活得滋润,就要剥夺老百姓的利益呢?

原因说出来很是乏味,只是因为他们懂这个,而且能够把这些事做成——这就好比一个具有歌唱天赋的人,不管他是蹲在洗手间里的马桶上,还是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喉咙却总是发痒,非得哼哼几声,否则就会不痛快。

张居正他们,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知道如何盘剥老百姓,让老百姓愁苦得哭天抢天,恨不能一头撞死。所以他们就按捺不住,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跟自己想得一样有趣。

的确有趣!

为了改革,张居正发了狠心,他刻意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严厉的父亲形象,小皇帝读书时,但凡读错了一个字,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修理小东西一番。目的就是为了强化自己在小皇帝心中的权威,强化对小皇帝的影响。然而他只顾自己玩得高兴,却全然忽略了小皇帝心里的忧伤。

史官不懂心理学,拿个小本瞎记一气,闭着眼睛硬说小皇帝对张居正的教导非常感激,还亲赐手书给张居正,上面写着:“精忠大勋,言则不尽,官不能酬。”意思是说,张老师,你的功劳太大太大了,你的教育责任心,太强太强了,不管给你个啥官,都对不住你的辛劳付出——于脆你来当皇帝得了,如此明确的言外之意,史家硬是看不出来,真是怪事一桩。

要知道,小皇帝朱翊钧,早在他四岁人格形成之初,在裕王府里是作为一个死人喂养着的。他的父亲朱载垕,每天生活在灭顶之灾下,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嘉靖皇帝丹药吃到神经错乱,一声令下将他们全家都掐死。可以想象朱翊钧所生活的环境充满了怨恨与恐惧,绝望与仇恨如同灌了铅的毒汁,将他幼小的心灵浸得透彻。当四岁的时候,这个孩子第一次人格形成,这时候他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也就是说,朱翊钧注定了是一个孤魂野鬼,他活一辈子,始终无法弄清楚自己是谁!

孩童四岁时所形成的人格,是界定他与这个世界的分隔线,从此他将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并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而朱翊钧的情形则是,他的自我必然会因应着年龄而产生,但他却无法确定自己是什么。裹胁在他的人格之内的全部因素,只有恐惧与仇恨,仇恨!

朱翊钧恭敬地坐在书案前,眨巴着天真无邪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张居正的瞎掰。然而这只是他在苦难生活状态下所形成的条件反射,如果他不是强迫自己这样乖顺,他早就被爷爷嘉靖活活掐死了,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他已经活下来了,他还想继续活下去,这就是他让自己表现得温顺乖巧的唯一原因。

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打小承受着朱翊钧这种强大压力的话,那么人性的本能就会让他选择逃避,逃避到另一个人格中去。也就是说,可怜的朱翊钧,经过张居正一番科学规范的调教,最终人格分裂了。

从此朱翊钧的灵魂一分为二,在张居正面前,他是一个异常聪明,对经史子集有着独特见解的少年思想家。有一天,张居正在讲课的时候,朱翊钧深有感触地说:“国家之宝,就是贤士能臣,如金玉之类,对于国家有什么用处?”张居正听了,当时就感动得落泪了,曰:“孩子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放心了。”

朱翊钧恭送张老师出门,“老师您慢走。”转过身来,他手中已经握住一柄锋利的宝剑,雪亮的剑刃,直指一个小宫女:“过来过来,给老子把衣服脱了。”那小宫女吓得呆了:“陛下,你要干啥啊?”朱翊钧把眼睛一瞪:“干啥?老子想干啥就干啥,你他妈的管得着吗?”不由分说,当头一剑劈下,砍向那小宫女。

那小宫女也不是吃素的,应变神速,立即施展凌波微步,“哧溜”一声,逃得远远的。朱翊钧咬碎钢牙,圆瞪怪眼,在后面穷追不舍。这时候一群宫女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朱翊钧架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劝解:“小陛下,你个小王八蛋干吗要生这么大的气?她小丫头不懂事,该罚,就罚他……把头发割下来赔你好了,行不行?”

朱翊钧人单势孤,打不过这么多的大妈大姐,就愤懑地做出了让步,没有要小宫女的脑袋,暂且割发代首充数。

有分教:小皇帝人格分裂,老教师心灵受伤。此事发生之后,太后李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要求帝师张居正立即写检查,跪在地上反省自己的错误。张居正检查写了,跪也跪了,错误也反省了,就是站起来后有些迷糊——这小皇帝脑子有毛病,关老子屁事啊,居然让老子做检查!

算了,不跟这群怪人生气了,抓紧时间回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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