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简恩抬眼望着陪审席后面的窗户,开始了他的开场发言,“在波士顿的北面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沃伯恩。沃伯恩,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城镇一样,有住宅,有学校,有教堂,有工厂。但是沃伯恩,它还有一样,就是发病率高乎寻常的各种疾病。”

简恩把发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着它们。原告席上还坐着凯文·康威,比尔·克诺利,查尔斯·纳逊教授和汤姆·凯立。汤姆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在简恩需要的时候,也抽空过来帮帮忙。

简恩娓娓道来。他讲述了沃伯恩的八户人家和他们的遭遇,讲述了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他说他将向法庭证明,两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把有毒的化学废液泼洒在地上,或倒进沟里,这些废液通过地下水渗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统的两口水井,并继而进入了城东居民的自来水管道。“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然而,他们却照做不误。”

当简恩结束时,法庭内悄无声息。过了好久,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钟。

简恩·希莱曼掐着指头算了算,他大约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时间传唤原告方所有三十几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但是他的关键证人,也叫“明星证人”,只有两位:地质学家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水文学家乔治·平德尔。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比较好办,奥尔·拉维、托马司·巴勃斯等等都愿意出庭。至于比却斯集团的J·J·瑞勒皮革厂,大概就只能依赖于旁证了。

第一位走上证人席的便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佐宾斯基博士率领他的地质小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厂的辖区内钻了二十多口试验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样品。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仑的锈铁桶,采集到了被TCE等化学废液饱和浸透的泥土,这些泥土的样品编号为Z,所以也叫Z样品。他们还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选举公告,1967年从医院开出的药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据这些发现,再加上几张50年代至60年代从空中拍摄的沃伯恩俯视图片——图片上清晰地显示出15公顷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废料和锈铁桶——这位科学家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块土地已经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宾斯基博士和简恩事前的演习,他出庭的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但结果却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因为杰罗·费歇尔不停地用抗议打断佐宾斯基博士的作证。杰罗曾经在他的哈佛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当你在法庭上陈述一桩案子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完整,是流畅,是一气呵成。而破坏这种完整,这种流畅,这种一气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议,或者异议。”

现在,杰罗就扮演着这种破坏者的角色。比如,当佐宾斯基博士向陪审团展示一幅用手捧着的Z样品的照片时,杰罗起身抗议道:“这照片放得太大。”

“当然,”司肯纳法官说,“如果你想在讲解的同时,让每位陪审员都看清楚,你当然应该放大照片。这很正常嘛。”

“我是说,它大得变了形。看看这只手,它比一把网球拍还大。”

“如果你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手,那你无疑是对的。”

杰罗还对博士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提出异议,对州环境部的报告提出异议,对其他旁证材料提出异议,说它们与本案毫无联系。

佐宾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皮革厂的垃圾坑。

“我抗议,”杰罗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上面的废料是人为伪造的。”

“是吗?”简恩转向杰罗。

“绝对没错。”

“你难道忘了吗?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师拍摄的。你认为你的工程师‘人为伪造’了这堆垃圾废料?”

被告方对佐宾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证又花去了另外的两个星期,往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简恩传唤了几位沃伯恩的居民,他们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亲眼看见过皮革厂与阿波卓纳河之间的15公顷上堆积如山的动物废料和几十只装过化学溶剂的废旧铁桶。他们还说,15公顷空地原先叫做野树林,但是自从50年代,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而且寸草不生,连虫子蚂蚁都没有,人们于是改称那儿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乐意,后来就干脆叫了“15公顷”。

第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走上证人席。简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简恩后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认这一切,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杰克·瑞勒表现得非常镇静,他摇摇头说:“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博尔得工程师,也没有和州卫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过15公顷。”

在休庭前的几分钟,简恩问起了J·J·瑞勒皮革厂的簿记档案:“瑞勒先生,你的厂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们所使用过的化学品的文件记录,是吗?”

“没有,”杰克答道,“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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