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1955年被减刑之后,作为无期犯人转移到了浙江和江西接壤处的一所监狱。这就给我按时探监的祖母增添了难度。首先是路程上的难度,去和回要花费四五天时间,在她当了学校勤杂工之后,一个月请四五天的假是不可能的。在她第一次到浙江监狱探监时,就很不舍地告诉焉识,以后只能是每三个月来看他一次,每三个月的月初。从此,每一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焉识从来不会空等。等他被看守带到会见室的时候,婉喻总是已经坐在那里,静静地,似乎已经坐了半辈子。她也总是那样安静地一笑,站起身来,半丝旅途的风尘都没有。她的笑也总是带一点羞怯和惊喜,就像她不相信他会来赴约。两个人会不做声地坐一会,之后婉喻会说起孩子们的事情。她总是说孩子们的事情。他们有孩子啊,有那么好的孩子!孩子们身上各有一半她和他。每次见到他,她不能和他皮肉贴皮肉地亲昵,便以谈孩子来提醒她自己也暗示焉识,她与他有肉体交合的证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能怎样亲呢?他和她在他们共同的孩子身上亲得化到了一处,亲得解都解不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有的秘密只能到如此了:他们的孩子被他俩生命的暗码所控制,那暗码是她和他血统的绝密信号。谈他们的孩子,就好比谈他们最私密的身体部位,他们最私密的那部分生命,那部分谁也掺乎不进来的生命。

“丹珏考上清华了!”1956年秋天婉喻这样告诉焉识。

记得那次吗?他们被恩娘逼到太湖边?那个湖边的小客栈?他们被雨关在十平米的客房内,肉体似乎从皮囊的禁锢和灵魂的约束中腾跃出来,在蓝白印花帐子里贪玩忘返?

“子烨研究生毕业了,因为是年级的尖子,所以可能留在大学里当老师!”1957年春天,婉喻带来这个消息。

怀子烨那段他们糊里糊涂:她还在给大女儿丹琼哺乳,身上总有一股奶味,也许是那股奶味使他躁动。一夜一夜,他呼吸重了,也长了,在黑暗里嗅着那奶味,然后突然就扑向她。子烨是在那些夜晚中的某一夜降落到她腹内的。

“子烨谈了个女朋友,老早就谈了,瞒牢我就是了。是他大学里的同学,家里蛮好的,是南下干部。”1957年夏天婉喻见了他就报喜。

子烨的到来让他父亲挨了一棒子似的。大女儿丹琼之后,他和她说过:可以了,一个女儿很好了。她和他之间,什么都是他在做主,而那些精子却又贱又热情地奔向它们自己的追逐对象,众星捧月地围着那颗卵子。卵子终于傲慢地、无奈地在它们几亿个分子中挑剔,最终懒洋洋地接受了它们中的最殷勤勇猛者。

“清华要保送丹珏到苏联留学呢!”1957年秋天,婉喻见到他就把小女儿的信铺开来给他看。

小女儿丹珏总使他柔情似水。他不止一次地想,无论自己爱不爱婉喻,丹珏身上有一半的婉喻。你看她的安静,你看她那突然耀眼的眼神!太湖边上的蓝白花帐子内,婉喻把那样的眼神偷偷输入了小女儿。

于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以婉喻来探监开始。在她谈孩子们的时候,她的手一样样摊开她带给他的东西。他吃惯的风鸡,腐乳,咸肉,糟鱼……她已经是个小恩娘了,所有恩娘式的食谱,都是恩娘留给她最丰厚的遗产,她都继承下来,做得一点不走味,不走样,让他总是以舌头思乡,以舌头回家,回到他们恩娘还活着的日子里。在没有自由的监号里想曾经的“没自由”,才意识到那“没自由”是多么自由。

婉喻来探监的时候总是穿戴讲究,脸上扑着薄薄的粉脂。大概还是早年买的可迪牌香粉。她比过去略微胖了一点,身体把旧衣服撑满了。他偶尔问到家里的收支,她总说蛮好。有一次她还娇嗔了一下:“好像你对柴米价钱感兴趣一样!”她说现在日子好过多了,又不是金圆券的时候,有钱大家也要做强盗,整天在外面拼抢着买米买面。蛋炒饭不再像解放前了,解放前那叫饭炒蛋。女人洗头发用两个鸡蛋清也用得起!

两人平淡家常地只讲孩子们的事。有一次,讲着讲着,一只肥大的虱子胆大包天地从焉识的领口爬出来,爬到喉咙和胸口相接的一带,婉喻随便一伸手,就像替孩子揩掉鼻涕疙疤似的,食指尖将它一揩,一抠,合在拇指上,再一碾,又在桌肚下一抹。动作流畅得没让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尴尬,也没让嘴里的话断线。于是,不用焉识介绍监狱的环境和卫生,婉喻对什么都有数了。再来探监,她带了两瓶万金油,眼睛看一眼焉识,不好意思地一笑,似乎没有把生白虱这样重要的监狱生活内容考虑到,是她的不周。

婉喻的探监日子,成了焉识四季交替的临界点。春夏之交,婉喻带来笋豆、糟鱼;夏秋更迭,咸鸭蛋、腌鸭肫、烧酒醉虾;秋去冬来,椒盐猪油渣,油浸蟹黄蟹肉;来年开春,腌了一冬的猪后腿、风鸡风鹅、咸黄鱼都让婉喻装在罐子里,瓶子里,盒子里带来了……焉识拎着这些沉甸甸的食物往监号走,心里总是奇怪,来的一路几百公里,婉喻是如何三头六臂地把东西搬运过来的?那手提肩扛的,拖泥带水的长途征程怎么会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狼狈的痕迹?在会见室一坐,还是那个洁净透亮的婉喻,一脸的识相,对自己微微的寡趣乏味泰然坦荡,自知是改进不了的,但是没关系,你给她多少关注,她就要多少。

1957年秋天,婉喻走了之后,监狱干部通知监狱工厂停工,全天打扫卫生。这场卫生一打扫就打扫了七天,监号里粪桶都刮薄了。每当这样疯狂大扫除,犯人们就知道会有重要人物来参观监狱。这次不同,大扫除结束,看守和轻刑犯组织了一个清查队,来到每一个监号,把犯人们的私人食品都搜剿了,当作垃圾处理。婉喻亲手剥出的蟹肉蟹黄,也成了垃圾,被他们从罐子里倒出来,倒入两人合抬的大铁皮垃圾桶。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蜇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嗤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焉识的眼睛跟着垃圾桶往监号门口走。抬垃圾桶的是两个轻刑犯,他们已经走到了监号门口,就要拉开铁门出去。焉识一下子蹿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那样一蹿。他扑在铁皮桶上,伸出的双手从垃圾桶里捞起一大捧蟹油蟹黄,和着烂苹果烂柿子塞进嘴里。

一个叫张粹生的狱友死死抱住清理“垃圾”的轻刑犯,让他多吃了两口,因为张粹生知道为了剥出这些蟹黄,他妻子会付出多大代价。

1958年10月1日,婉喻按时来看望他,似乎知道上一次带来的蟹黄蟹肉都做了垃圾,这次更加变本加厉,带了更大的一罐。他下意识就去看她的手指甲,它们都秃秃的,在剥蟹剥劈了之后给锉秃了。

接下去,他告诉她,一批犯人很快要转监,但是转到哪里不知道。

“那我到哪里去看你?”婉喻突然伸出两只手,抓住他右手的小臂。

“总会让你来看我的。”他把胳膊往回抽。他不愿意旁边的看守们看戏。看守们今晚把现在看到的戏告诉他们的老婆,两口子哧哧一笑,粗茶淡饭都好吃了。

她两只手不肯撒开。

“到底到哪里去看你?”她手心冰冷。

“总会有个地方的。”

焉识一直想把那块白金欧米茄给她带回家,还有派克金笔,西装和大衣……除了韩念痕送给他的蓝宝石领带夹,他应该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她带走,也许家里钱紧的时候还能做点贴补。但他几次都打消了念头。一旦他把这些东西交还婉喻,婉喻一定以为他在交代遗物。他看看看守,看守赶紧把脸转向一边,一面反刍刚才看到的戏剧:敌人也有女人爱呢,敌人的两口子也卿卿我我呢。

“到底是去哪里?”婉喻发抖地问。

“不会的,不要多想……就是这个监狱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人。”他说,保持一个松弛的微笑。

她点点头。“反右”之后,她学校里好几个老师消失了。城市的人口被“反右”反下去一部分,总有其他地方会拥挤起来,比如这个监狱。

他试着把手臂往回抽,给婉喻使了个眼色。这眼色很管用,就像当年回避恩娘那样,她立刻让他抽回了手臂。他这样使眼色让她心颤,因为她把它理解为他碍于看守而不能与她火热,就像当年碍于恩娘;他无法肆无忌惮地火热,他也很苦。得到这样的逻辑,她自认为被压制了的火热更火热,更销魂,她脸颊也烧了起来,垂下了头。几秒钟后,她又抬起头。

“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她的眼睛又是一道流光,柔媚艳情,让他几乎可以推翻她一向安分的心性。他几乎认为,她即便心是安分的,身子也是野的,比他还野。比他总在向往的自由还要自由。

1958年的10月9日,整个监狱突然紧急动员,干部们通知犯人们要在三个小时之内做好上路准备。去哪里?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带吗?带得了的都带上。结果很多东西被认为是带不了的,比如张粹生的拖鞋、睡衣,比如陆焉识的书籍。书籍只允许他带两三本,其他的都扔下,由监狱当局转交给家属。焉识决定带那套民国初年出版的《石头记》。那套书上浸透了父亲藏书的气味,那就是他闻惯了的陆家的气味。

三小时的准备变成了九个多小时。犯人们对于完全未知的转监死磨硬泡,尽最大努力磨洋工,一个团的警备部队荷枪实弹押送,也无法使犯人们动作快起来。到了傍晚,雨来了,从监狱到火车站的路仅有十来公里,犯人们却走了近三个小时。一列闷罐车停在离站台一公里的仓库区,押送人员手里提着马灯领队上车。所有的警备士兵三步一哨沿铁路站开。

焉识爬上火车,一股热烘烘的骡马体嗅扑在脸上。这是拉骡马过来的列车。他转过身来,想寻找同监号的张粹生,突然觉得自己瞥见了什么。与其是他瞥见,莫如说是直觉的雷达扫描到一个熟悉身影。隔着四五道铁轨,隔着铁丝网,黄黄的路灯下立着个穿农家蓑衣的身影。细雨从天上落下一层纱,让他认为发生了幻视。婉喻不会那么疯的,赶到绝对秘密的启程地来。他惊坏了,立刻忘了寻找张粹生,侧身挤到一个小窗口。

他拉开小窗口的铁窗盖,那个身影似乎算好他会朝小窗方向移动,便也跟着移动了几步。现在他看清了,是婉喻。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又逆着一团乱的人群划拉着,再次来到门口。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想做的事很蠢:他想跳下车。跳下车做什么?去跟婉喻跳脚发火,说她野得没边了,命也不要了?还是跳下车鱼死网破地迎着她跑过去?

他是被一个看守当胸一掌推回来的。看守大张着嘴在对他喊叫什么,嘴张得那么大,把他的眼睛鼻子都挤小了,挤到额头上去了。他随便看守去吼他骂他,心里在想另外一回事:婉喻是怎么知道犯人们转监的出发时间和地点的?……难道她上次探监之后就没有走?一直潜伏在监狱附近?那么她潜伏了八天!她到底在哪里潜伏的?他想起她缩回紧拉他小臂的手,眼睛中流光一闪:“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

焉识的面前,两扇铁门拉拢,铁门闩沉重地插上。铁门闩有婴儿的胳膊粗。那是锁大牲口的门闩。

火车在半夜才开动。他恍恍惚惚地抓着一根铁杆子站在车厢里,站了多久也忘了。等他站不动了,四下看看,想找个地方坐下,已经没有地方了。犯人们全躺下睡着了,大多数人的枕头就是离开监狱前发的五个罗宋面包。他连脚都拔不出来,因为一张脸紧贴他的脚面睡得死沉死沉。一盏马灯晃荡在车厢中央,不久前它的光亮下面是发呆无聊的牲口面孔,现在它一视同仁地照耀着上百张人面,焉识搞不懂为什么一当囚犯就有了一张不干不净、不堂不正的面孔。再过一会儿,牲口气味淡了,人的气味浓上来。陆焉识发现,相比聚集成众的人,牲口并不难闻。

火车开了半夜一天才第一次发水。发水的时候车门打开一条缝,犯人们从那条缝里把自己的茶缸或水壶由押车的干警传递下去,装了水再传递回来。焉识挤到门口,从人缝和门缝向外看,看到的是远处近处的深秋稻田,一洼洼的泥水,每一片小小的水面上都映着一片非雨非晴的灰白天空。他一惊,缩回身体。他想看什么?想再次看到那个眼熟的身影?他巴望她一直陪他陪下去?他什么时候巴望过她的陪伴?

有时闷罐车在不知名的地方停下来后,火车头就开走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下,停多久。焉识便会做孩子的白日梦:列车无期的停顿给婉喻赢得了时间;婉喻可以追上来了。于是停车时间越长,他越兴奋,也越紧张,心在和婉喻一块追赶似的。一旦火车头挂上来,再次拉着闷罐车慢慢开拔,他的心会往下一沉:婉喻又被甩掉了。婉喻是无法追踪这列行迹秘密的火车的,这点他很清楚,但他相信婉喻是有这种妄想的;她的妄想美好而大胆,一直追随装载着他的这列火车。

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爱婉喻。婉喻自己认识到的那一点寡趣乏味,不碍事啊,无伤大雅,他爱了她这个整体,就什么都是好的了。正因为她的寻常和安静,以及那点寡趣和乏味,她偶然的那些小水妖般的风情流盼才珍奇,才宛若神鬼附体。她其实是摸不着底的。他不知道她究竟可以疯成什么样,野成什么样,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闷罐车开了三天,焉识靠着车壁,闭着眼睛,睡睡,醒醒。途中已经有人死了;病死的,渴死的,或是死于抑郁悲哀的,所以腾出了一点空间。到了第四天,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这是甘肃地界了,风冰冷坚硬,每节车皮派两个犯人去车站的机井打水。刚打了两桶水,水就抽不上来了。接下去的路程,全列车的犯人要靠这两桶水活命。焉识是被指派的两个打水人之一。等他拎着空桶,跟在担着两桶水的犯人后面回到站台上的时候,每一节车的门口都挤满茶缸、饭盒、水壶。一个干警叫喊:谁也不准闹,不准乱!每人都会有一口水,轮流来……列车首部和尾部的犯人看见中间几节列车的犯人先得到了水,便大声抗议起来。尾部的一群犯人竟然跳到站台上,向所剩不多的水百米冲刺。列车首部的人看见尾部的人行动在先,便也跳下车来,扑向水桶。十几只哨子同时吹出急促的短音,伴随着劈叉了的嗓音的叫喊:所有犯人们立刻回到车里去,不然就当逃跑论处!人们都丧失了听觉,干渴是一切后果中最坏的后果,任何下场都比活活渴死要好。干警和士兵们进入了备战,眨眼间就封锁了小车站。列车上的紧急电话也摇通了,距离此地三公里的工兵团正在集合,很快就会赶来增援。

焉识仗着高个头,一眼看出去,站台都黑了,一大片着黑衣的脊梁起伏拱动。真是一个可怕的集体,假如能齐心一致,那些全副武装的解差们是不可能挡住他们的。

工兵团的士兵们乘着卡车到达,黑了的站台开始转黄。哪里都是黄军帽,黄军装,黄河决堤一样淹没了黑色。免不了发生皮肉和金属的冲撞,枪托砸在肉上、骨头上的闷响,正面人物对着反面人物的呵斥叫骂,反面人物朝着正面人物的惨叫求饶……焉识也挨了莫名其妙的两枪托。这个时候,什么都讲不清了,想不想造反,先给两下子再说。其实就是为一口水,扑灭一下喉咙里的焦渴,没有一个人的企图超出生物的最初级需求。

一场平叛结束了。年轻的解放军士兵个个是打了胜仗的样子。着黑衣的躯体大部分都瘸了歪了,被扔上列车。人群彻底散开后,显出地上躺着的五六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不是抢水就是混战的牺牲。死者之一是张粹生。

焉识此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张先生在车上一直找你。昨天还问我看见你没有。”说话的人叫刘国栋,一脸大胡子。

焉识后悔极了。上车的时候他跟张粹生被人挤散,之后他的脑筋一直被婉喻占据,没顾上去找张粹生。他记得张粹生跟他说过的最后一段话。那是他们转监的中午,他拿出婉喻带来的油浸蟹黄请张粹生吃。张粹生说:“我爹爹最喜欢吃王宝和的螃蟹宴。”他爹爹是上海的一个不小的资本家。“伊就是太想不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也舍不得放开吃一次螃蟹宴,都是吃请。你的家主婆对你真好。”

他们闷罐车走了五天,才到达目的地。干警和士兵吆喝犯人们下车时,大家都互相打听到了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人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边小声传开:“西宁城外。”

“你来过此地吗?”有人问。

被问的人茫然地摇摇头。

当天中午,运输部队派来了几百辆“嘎斯”大卡车,把犯人们装上去。走了一阵,路就没了,车轮下出现了枯得发白的草。往后看,往前看,“嘎斯”们在草里忽上忽下,如同在草海行船。犯人们恐惧地互相看看:他们被弄到这自古无路的地方到底会干什么?

横来的风带着细小的雪花,落在草的大漠里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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