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这些事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们,上了船。我们准备立刻就开船,但直到晚上都没有起锚。次日大早,那五个人中间的两个游到船边,以最为可怜的腔调抱怨那另外三个人欺负他们,乞求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们上船,否则他们会被那三个家伙杀了的。他们恳求船长让他们上船,哪怕马上把他们吊死也心甘情愿。

看到这,船长假装没有我的允许他无权决定。后来,经过种种为难,他们也发誓痛改前非后,才把他们收到船上。然后,给他们每人一通鞭打,打完后再用盐和醋擦伤口【注53】。此后,他们就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了。

此后,趁着涨潮,我吩咐用小艇把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送到岸边。经过我的说情,船长派人把他们几个的箱子和衣服拿给了他们,他们收了,十分感激。我又鼓励他们说,倘若将来我有船可派来接他们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的。

我离开小岛时,把我做的大羊皮帽、伞和一只鹦鹉带上了船,作为纪念。我还没有忘记拿走我前面提到过的钱。这些钱一直堆在那儿,根本用不上,早已锈迹斑斑,银光黯淡,若非拿在手里摩挲擦拭一番,丝毫看不出原来是银元。我从西班牙破船上拿来的钱也是如此。

就这样,根据我在船上找到的日历,我于1686年12月19日离开了这座小岛。在这座小岛上,我一共待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注54】。我第二次得救的日子,跟我第一次得救的日子相同。第一次得救,是指我乘着长艇从萨累的摩尔人那里逃了出来。这次,乘着这只大船,在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于1687年6月11日抵达了英国。中间三十五年过去了。

到了英国,我才发现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仿佛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管家还活着,但在这个世界里活得很惨,她改嫁后又变成了寡妇,境况凄凉。我要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安慰她说我不会找她麻烦。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照顾和忠心,我尽我微薄之力给了她一点接济。当然,那时我财力有限,只能给她一点点的帮助,但我安慰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从前对我的好。将来只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她,我也决不会忘记她。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我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及全家人也都没了。我只找到两个妹妹,和我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由于我长年在外,大家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因此没有给我留一点遗产。总之,我完全得不到一点救济或帮助,我带的那么点钱无法让我在世上安身立命。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时却有人找我报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我欣然伸手,救出了船长,并让船只和货物逃过一劫,船长在回国后,便向各位船东详细地汇报了我是如何救出人和船的,他们听后,便邀请我跟他们以及一些相关的商人见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报答。

但是在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作了几番思考后,我感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成家立业,便决定去里斯本,看看能否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的一点情况,以及我那位合伙人怎么样了。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这一想法,我搭上了去里斯本的船,于第二年四月份到了那里。在我这样奔波的时候,我的仆人星期五一直忠诚地跟着我,他证明了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最可靠的忠仆。

我到里斯本后,经过一番探询,找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把我从非洲海面救起来的船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船长现在老了,不再出海了,让他的儿子接手船上的事,而他的儿子也老大不小了,仍旧在做巴西的生意。老人家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想起了他的模样。当我告诉他我是谁时,他很快就记起我来了。

老朋友重逢,免不了有一番热切的交谈。接着你们也知道,我问到了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家告诉我,他已有九年未到巴西了,但他可以保证,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我曾委托他和另外两位代理人照管我的产业。那两位代理人都已经死了。尽管如此,他相信,我还是可以得到一份种植园发展的详尽报告。因为,在人们以为我出事淹死了之后,我的几位代理人就将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到的收入,报告给了财政检察官。财政检察官怕我永远也不会来认领这笔财产了,就作了如下的分配:三分之一给国王,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以及让印第安人皈信天主教。但是,如果我回来了,或者有人声称继承我的遗产,那么这笔钱就当归还。只是划拨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归还的。但他向我保证,国王的土地税收官以及修道院的管家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伙人,要他把每年的收入都列一个真实可信的账目,并上交我应得的那部分。

我问他,他是否知道,种植园的发展已达到何等规模,他是否认为还值得经营。倘若我去巴西索回我应得的那部分,是不是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告诉我,他不清楚种植园发展到了何等规模,但他知道,我的合伙人单靠他那一半股份所获的利益,就已经成为当地土豪了。他跟我说,他现在想起来了,他曾听说,上交国王的那三分之一,好像是拨给了某个别的修道院或宗教机构了,每年超过二百莫艾多。我要收回这笔财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我的名字在巴西也登记在册。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继承人都是十分公正诚实,也十分富有的人,他相信我不仅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拿到我的财产,还可以从他们手里拿到一笔可观的属于我的现款。那是从他们父亲受我委托照管我的种植园开始,到他们放弃权利、收入缴公为止,大约十二年之内我的种植园的收入。

听了他的话,我显得有些焦虑不安。我问老船长,他既然知道我已立下遗嘱,而且指定他这位葡萄牙船长作为我的全权继承人,他怎么会让代理人来处置我的财产呢?

他跟我说,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并没有关于我死亡的证据。如果没有我业已死亡的确切证据,他是没法成为我的遗嘱执行人的。此外,他也不愿意对远在天边的事情插上一手。他确实登记过我的遗嘱,签上了他的声明。如果他能提交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就会依据财产委托权,接过我的糖厂(他们叫糖屋) ,并命令如今在巴西的儿子去处理了。

“但是,”老人家说,“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不像别的事那么容易接受。当时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全世界都以为你死了,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以你的名义,把你最初六至八年的收入给了我,我也收了。当时种植园正要大发展,需要扩充设备,建造糖厂,购买奴隶,不像后来那么赚钱。不过,我一定会把我的收入及花销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你。”

我和这位年迈的朋友又连续谈了好几天,他给了我一份账单,是我种植园头六年的收入记录,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和代理人的签名。当时交出来的都是现货,如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甘蔗酒、糖蜜等,都是糖厂的副产品。从这个账单我发现,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但是如他所说,由于开销大,起初实际收入是很少的。然而,老人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个莫艾多,外加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在回里斯本的海上失事,全部没有了。那是我离开巴西十一年后的事。

这位老好人跟我说起他的倒霉事,他迫不得己,只好动用我的钱来弥补他的损失,入股买了一条新船。“但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是缺钱的话,钱不会少你的。我儿子一回来,就可以把钱全部还给你。”

说完这话,他就打开一个老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莫艾多。那条新船,他和他儿子各占四分之一的股份,现在由他儿子开到巴西去了。他把他和他儿子的股份开了一张出让证明给我,用作对我的其余欠款的担保。

我被这位可怜老人的诚实和善良深深感动了,以至于都有些不忍了。想起他过去对我的好,想到他怎么把我从海上救起,他怎么一直慷慨仁慈地待我,尤其是现在仍旧对我赤诚以待,听到他对我说的话,我忍不住地恸哭。因此,我先问他,以他目前的境况,能否拿出这么多的钱,会不会弄得手头太紧?他告诉我,他不好说手头不紧,但是这都是我的钱,我可能比他更需要。

这个好人说的每一件事都充满感情,他说话时,我禁不住落泪。简而言之,我拿了一百莫艾多,并让他拿了笔和墨,给他写了一张收据。我把剩余的钱给了他,跟他说,如果我能拿回种植园,我会把其余的钱也退回给他的(后来我做到了) 。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的股权出让证明,我是断断不能收的。我说,如果我需要用,他一定会给我的,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如果我不需要,我是绝不会向他多要一分钱的。因为,他认为我完全有理由收回我在巴西的产业。

说完这些,老人家问我,是否要他帮忙想一点办法,来收回我的种植园。我对他说,我想自己去巴西走一趟。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去一趟。如果不愿意,也有很多办法保证我的权利,立刻把收入拨给我用。里斯本河恰好有船准备去巴西。他劝我在官方登记处登记自己的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担保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并证明当初在巴西拿地建种植园的正是我本人。

我把他的担保书照常规做了公证,又附了一份委托书。他指导我将这两份文件加上他写的一封亲笔信,寄给他在巴西的一个熟悉的商人。接下来就叫我跟他待在一起静等回信。

没有什么是比这次委托手续办得更光彩的了。因为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是那两位代理人的继承人寄来的。正是由于这两位代理人我才出海遇险的。包裹里有下面这些东西,尤其是书信和文献:

第一,是我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开始于他们的父亲和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那一年,共有六年,应该给我1,174莫艾多。

第二,在政府接管之前的账目,也就是他们把我作为失踪者(他们称为“民法死亡”) 期间代管的账目,共有四年。由于种植园的价值递增,结存合计38,892克鲁扎多【注55】,等于3,241莫艾多。

第三,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单。他已获得十四年的收益。他很诚实地说,除了医院的开支外,他还有872莫艾多原封未动,他现在承认是我的了。至于上交国王的部分,则不能偿还了。

还有我合伙人的一封信。他热烈地祝贺我还活着,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提高的情况,每年的生产情况,并具体谈到我们的种植园现在有多少英亩或平方米,是怎么种植的,里面有多少奴隶等等。他在信纸上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告诉我说,他说了无数遍“万福马利亚”,以感谢万福马利亚保佑我活着。他热情地邀请我过去收回我自己的产业。同时,他还说,如果我不能亲自去,我可以给他命令,他应该将我的财产交给谁。在信的结尾处,为了表达他和他家人对我的深情厚谊,又送了一份礼。那是七张精美的豹子皮,这些豹子皮是他派到非洲去的另一艘船给他带回来的,看来那艘船的航行要比我幸运多了。他还给我送了五箱优质的蜜饯,一百枚没有铸过的金元,后者的样子比莫艾多略小。

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人还让这同一支船队给我载来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捆烟叶,还把我账上结余的财产折算成黄金,一起给我运了过来。

现在可以说,实际上也的确是,约伯的末端要比开端好得多。【注56】当我知道我的财富都送到我跟前时,我内心的狂跳真的是难以言喻。因为巴西的船只都成群结队,那带了信来的同一批船也必定带了我的货物来,因此在书信传到我手里之前,我的财产已平安到达里斯本河了。总之,我面色苍白,宛如病人。要不是老人家跑去给我拿了一瓶提神烈酒,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违逆了本性,定会让我当场死掉。

即使是喝了酒后,我仍感到非常难受,几个小时也没有好转,最后请来了一个医生。他问明了我的病因后,就让我放血。放血后,我才缓解了很多,最终痊愈。我忠实地相信,我那种精神状态,若不是用这种猛泻的办法去减轻的话,我早就没命了。

突然之间,我就成了五千英镑现金的主人,并且在巴西还有不动产(假如可以这样称呼的话) ,每年有超过一千镑的收入,就像在英国拥有土地不动产一样。总而言之,我现在的处境,就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更不知道怎么静下心来享受它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原初的恩人,我善良的老船长。他在我受难之时仁慈待我,自始至终都以善意和忠诚待我。我把收到的每样东西都给他看,告诉他,除了掌管万事的上帝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而得的。现在,轮到我回报他了,我要百倍地回报。因此,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莫艾多还给了他,然后请来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一份字据,将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莫艾多痛痛快快彻彻底底地一笔勾销。然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每年利润的接收者,并指示我的合伙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常年往返的船队带给他代为接收。委托书最后一款写明,在其有生之年,老船长每年都从我的收入中得到一百莫艾多,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将每年获得五十莫艾多,终生如此。这样,我总算是报答了老人家了。

现在,我接下来得考虑该走哪条路,拿上帝放到我手里的不动产怎么办。实际上,跟荒岛上的生活状态相比,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情更多。在荒岛上时,我除了所拥有的,别无他求,除了我需要的,别无所求。而现在,我却有了一大堆要紧的东西,我的事就是怎么保证它们的安全。我现在可没有洞穴来藏钱财,也没有地方无需上锁便可放金银币,直到它们生锈发霉也没有人动用。相反,现在我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儿,或该托给谁来保管。只有我的监护人老船长是诚实可靠的,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另一方面,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在召唤我去那里一趟,但在我办妥这些事,把钱财托给可靠的人保管之前,怎么能贸然前往呢。起先,我想到了我的老朋友那个寡妇,我知道她诚实,也会公正待我,但现在她一把年纪了,人也穷,据我所知,可能还欠着债。总之,我还是得自己携着财产先回英国,舍此别无他法。

等我下定决心办妥这件事,又过了几个月了。我既然已充分地报答了从前的恩人老船长,令他心满意足,我就开始想着这位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曾是我的第一个恩人,而且她本人在有能力时,一直是我的导师和忠实的管家。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一位在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客户,除了请他兑现我的汇票外,还请他把她找出来,把我汇过去的一百镑现款送给她,跟她谈一谈,安慰她,告诉她,虽然她手头窘迫,但只要有我在,她就会不断地得到接济。同时我又给我住在乡下的两个妹妹各寄了一百镑,尽管她们并不急需钱用,但两人的光景都不太好,一个结了婚但成了寡妇,一个虽然有丈夫但待她不好。

但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中都找不出一个人,让我敢把财产托付给他,免除我的后顾之忧,以便我远赴巴西的。这真是让我伤脑筋。

我一度起心去巴西定居,因为我以前也入过巴西籍。但我在宗教上总是有一点顾忌,让我打退堂鼓。不过当前阻止我去那儿的并非宗教问题。我以前在巴西人中间的时候,已经公开地、毫无顾忌地皈依了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顾忌了。只是我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件事,最近又想得比以往多,我一想到要在他们当中生和死,就开始后悔当初自己皈依了天主教,我认为以这样的宗教身份死去可能并非最好。

但正如我上面所说,阻止我去巴西的并非宗教问题,而是我真不知道该把财产交给谁保管,因此我最后决定去英国,我到那里后,没准可以认识一些忠诚的朋友,或找到几个可靠的亲戚。于是,我准备带着我的财富回英国了。

回家之前,我先(巴西船队开船在即) 决定写几封得体的回信,答复巴西寄来的那些既真实又公正的报告。首先,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我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回信,感谢他公正无私地对我。我愿意把那原封未动的八百七十二莫艾多都捐了,其中五百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给穷人,听院长怎么发落。希望院长能为我祈祷,等等。

接着,我给两位代理人的继承人写信表示感谢,赞美他们真是公正无私、诚实守信的楷模。至于给他们送礼物,一想到他们什么也不缺,也就作罢。

最后,写给我的合伙人,赞扬他勤勤恳恳,扩大了种植园的规模,廉洁正直,提升了企业股份。我就我那部分未来的管理作出了几点指示,请他按照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利,把属于我的收入转给他,以后如有改变,我会再详细通知他。我跟他保证,我不仅想去看他,还想在那里定居下来,直到生命终了。写完后,我就添上了一份漂亮的礼物:给他妻子和两个女儿送了一些意大利丝绸,因为船长的儿子告诉我我的合伙人已经结婚了。还送了两匹精美的英国细呢— 那是我在里斯本能买到的最好的英国细呢,五匹黑呢,以及一些价格不菲的佛兰德斯花边。

搞定这些事后,我就卖了我的巴西货,把所有钱财换成可靠的汇票。我的下一个困难是,选哪条线路去英国。我对海洋已足够熟悉,当时对从海路去英国却有种奇怪的厌恶,我自己也说不清原因。这困难积压在心头,越发严重,竟至于我有一次把行李都搬上了船准备走,却临时改变了主意。这样的事不只发生了一次,而是发生了两三次。

确实,我在海上总是倒霉,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也不要小瞧了这种时刻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动。我曾经挑了两条船,是经过比较后精心挑的,一条我已把行李搬上去了,另一条我已跟船长说好了,但最后这两条船我都取消了。这两条船后来都出了事。一条被阿尔及利亚人抢走了,另一条在托贝湾附近的斯塔特岬角遇难,除了三人生还,其他人都被淹死了。因此,不管我上哪条船,我都得倒霉。至于哪个最倒霉,那倒不好说。

这些事烦扰我心。由于我跟老船长无话不谈,他力促我不要走海路,而是走陆路。要么是先到拉科鲁尼亚【注57】,穿过比斯开湾【注58】到拉罗谢尔【注59】,从那里经陆路到巴黎,既容易又安全,然后从巴黎到加来【注60】和多佛尔【注61】。要么是直上马德里,然后一路穿过法国。

总而言之,除了从加来到多佛尔那一段,我根本就反感走海路,我决定全程从陆路走。既然我不着急,也不差钱,就欣然全程走陆路,一路愉快。为使路上更愉快,我的老船长为我找了一位绅士作伴。他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愿意与我同行。后来我们又载上了两个英国商人,以及两个葡萄牙绅士,后两人只去巴黎。这样一来,我们就一共有六个人,加上五个听差。两个商人和两个葡萄牙人为了省钱,各共用一个听差。至于我,则在星期五之外,还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当听差,一路上跟着我。星期五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难以担起听差的责任。

就这样,我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的旅伴都骑着马,全副武装,组成了一支小小的军队。由于我年纪最大,又有两个听差,还是整个旅程的由头,因此被尊称为队长。

正如我没有用航行日记烦扰你们,我也不会用陆上旅行日记烦扰你们。不过,在这趟疲惫而艰难的旅行中发生的几件险事,却不能略而不提。

我们到达马德里时,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到西班牙,都想停留几天,看看西班牙皇宫,以及其他值得参观的地方。但时值夏末,我们不得不匆匆重新启程。离开马德里时已是十月中旬。我们到纳瓦拉【注62】边境时,一路上在好几个城镇得到警告,说法国那边大雪封山,好几个试图冒险翻越山区的旅行者已被迫退回到潘佩卢那。【注63】

我们到达潘佩卢那时,发现确实如此。对我来说,由于长期习惯了热带气候,习惯了少穿衣服,现在的寒冷一下子让我难以忍受。尤其是,十天前,在离开老卡斯蒂利亚时,那里的气候还不仅温暖,而且炎热,却立即从比利牛斯山刮来一股寒潮,冷得让人无法抵挡,手脚冰凉发麻,快要被冻掉了。这样的天气变化带来的痛苦甚于惊奇。

可怜的星期五,当他看到一辈子没见过的大雪封山,感受到一辈子没感受过的严寒,真的是被吓坏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到潘佩卢那后,雪继续下,下得又大,又持续不停,人们都说,今年冬天来得比往常早,路面以前就难走,现在就更不可行了。总而言之,雪在某些地方积得太厚,我们没法旅行。这里的雪不像北方国家那样冻得很硬实,而是又松又软,每走一步都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在潘佩卢那停留了不下二十天。眼看冬季已临,天气不像要转好的样子,这是人们记忆中全欧洲最冷的一个冬天。于是我提议,我们改走封塔拉比亚【注64】,从那里坐船去波尔多【注65】,那段海路很短。

正当我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来了四个法国绅士。他们曾在法国境内的通道上受阻,正如我们在西班牙这边受阻一样。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向导,这个向导带着他们绕过朗格多【注66】附近,走出了山区,一路上没那么多积雪。有的地方即使雪多,却很硬实,可以让他们的人马踩过。

我们找来这位向导,他跟我们说,可以带我们走同一条路去那边,而不会遇到大雪挡路,只不过我们要武装好自己,免遭野兽之害。他说,在下大雪的日子里,常常有一些狼在山脚出没,因为大雪覆山,狼找不到食物,饿得很。我们告诉他,对付这样的野兽我们准备充分,但他能否保证我们不会遇到两条腿的狼,因为我们听说,这一带强盗出没,尤其是在法国一侧的山里。

他安慰我们说,我们要走的路上没有这种危险。所以,我们就欣然地跟从着他了。还有十二个绅士跟他们的仆人与我们同行。他们里面有法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就是我说过的曾试图过境,但不得不返回的那些人。

于是,11月15日,我们和我们的向导从潘佩卢那启程。令我惊讶的是,向导不是带我们直向前走,而是折回到二十里外我们从马德里来时的那条路上,跨过了两条河,来到平原地区,那里气候温暖,乡土怡人,看不到雪。但他突然地向左一拐,从另外一条路上了山。这一路悬崖峭壁,山势险峻,看似十分可怕,可是向导左拐右转,迂回曲折地领着我们蜿蜒前行,不知不觉地就爬过了山巅,而的确没有为雪所阻。忽然,他指给我们看富饶美丽的朗格多省和加斯科尼省【注67】,尽管距离还相当远,却看得到两个省都绿意葱茏,植被茂盛。要到那里,我们还要走一段崎岖的山路。

不过,令我们有些不安的是,这时下起了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简直叫我们没法通行。但向导叫我们放松,我们很快就能过去。我们也确实发现,每天都在往下走,越来越向北走。这样,我们就跟着向导继续前进。

大概是在天黑前两小时,我们的向导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超出了视野,突然跑出来三只可怕的狼,后面还有一头熊。它们是从靠近密林的一个山坳里过来的。有两只狼直向我们的向导扑去,要是他离我们再远点,那我们就来不及救他,他早就被狼吃掉了。一只狼紧紧地咬住了他的马,另一只狠狠地扑向他本人,他来不及拔出手枪,或压根就没想到拔枪,只是使劲地朝着我们大喊大叫。我的仆人星期五就在我旁边,我吩咐他骑马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星期五一看到向导,就跟向导一样大喊大叫起来,“噢主人,噢主人!”但他立刻就像个莽夫一样,策马冲到可怜的向导跟前,对准那只袭击向导的狼的脑袋,一枪就结果了它的性命。

这个可怜的人,幸亏是遇到了我的仆人星期五。因为星期五在他老家是见惯了这类野兽,不仅不怕,还能凑近了打它。倘若是其余的人,那就会从远处开枪,要么打不到狼,要么误射向导。

但即使是胆子比我还大的人也会被这场景吓坏的。我们一行人都被吓得不轻,因为星期五的手枪一响,我们就听到路两边都传来最凄厉的狼嗥。狼嗥在山里激起回声,传到我们耳里,仿佛千万头狼在那里埋伏似的。也许真的不止这几只狼,要不我们也不会如此惊恐。

星期五杀死咬向导的这只狼后,那只咬马的狼就立刻松嘴逃跑了。幸亏这只狼只咬住了马头,而马勒上的铁圈刚好卡住了狼牙,因而马没怎么受伤。不过向导受的伤可不轻。因为那只发狂的狼咬了他两次,一次是胳膊,一次是膝盖上。尽管他也做了一点防卫,星期五上前射狼时,他却差点因马受惊而被摔下来。

你不难想象,星期五的枪声让我们都加快了步伐,尽管道路艰难,却一路策马加鞭地赶过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一拐出遮住我们视线的树林,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星期五如何帮向导脱险。只是我们当时还看不清他杀的是什么野兽。

注53 这么做既可以增加痛苦,又可以防止感染。

注54 作者计算错误,应为二十七 年。

注55 葡萄牙的一种银币,上有十字架图案。

注56 《旧约· 约伯记》42:12。鲁滨逊 这是在说自己的命运跟约伯一样。

注57 西班牙西北部海港。

注58 位于西班牙北岸、法国西岸之间。

注59 法国西部海岸城市。

注60 法国北部港口。

注61 英国港口,在伦敦东南。多佛尔与加来隔海相望,为英法之间最近海道。

注62 位于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原为一独立王国,1512年并入西班牙,成为其一省份。

注63 纳瓦拉省会。

注64 比斯开湾附近的一个西班牙港口城市。

注65 法国西南部大海港。

注66 法国南部的一个省份。

注67 加斯科尼省亦为当时法国南部的一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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