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张瑞芬

琵琶尽量不这样想。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她会将在父亲家的事画出来,漫画也好……

——《易经》(第六十一页)

二〇—〇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这两本应是上下册的“张爱玲前传”,一股冷凉寒意,简直要钻到骨髓里。原先想象的中译问题(李黎《中国时报》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坍倒在翻译中的雷峰塔》一文认为,读《雷峰塔》英文本感觉“英文的张爱玲显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译回中文恐怕也将失真。)。并没有发生,倒是这书里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惊吓。如果书中属实,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是抱来的(这点《小团圆》也说了),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那个可疑的教唱歌的意大利人……),母亲和姑姑在钱上面颇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明表哥)乱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牢狱,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她幽闭茧居,精神官能症或偏执狂般聚精会神玩着骨牌游戏,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长城,然后重建。鬼打墙一般,非人的恐怖。这回,可和胡兰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她在这部巨幅自传小说中无端虚构弟弟的死亡,又是为了什么?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向英美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因篇幅太长故一分为二,总计三十余万字,近八百页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后的今日,手稿才由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里,投奔母亲;《易经》写港大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经》,下接《小团圆》,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从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两样可知(不知为何,只有张爱玲好友炎樱同样名为“比比”,其余人名均异。)。《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的英文自传小说,《小团圆》则是为中文读者写的,成书晚些,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与《色·戒》同时。

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但李黎所谓“张爱玲到底不是珍·奥丝婷,她的童年往事实在无法撑起一本近三百页的小说让人手不释卷”,则未必属实。读张爱玲这部形同(《私语》和《对照记》放大版的自传小说,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对作者全无了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读《红楼梦》不要拿荣宁二府人物表焦虑地去对照曹雪芹家谱)。你只管顺着书里的缓慢情调和琐碎细节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当然,记得要先找出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熏上第一炉香,从《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孩童张爱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看着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国,父亲(沈榆溪)抽大烟,和姨太太厮混,宴客叫条子。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厨子花匠男工闲时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做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张爱玲《对照记》里说的,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个人都是瓮声瓮气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顶爱背后的这些声响,有一种深深的无聊与忿恨,像是从一个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能提振精神,和楼上的世界两样。《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许是象征着父权、封建旧时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正如鲁迅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这一大家子的败落里(包括母亲、姑姑或继母),没有一个是赢家,结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归结到底,《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续集,或后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

在现代文学作家里,张爱玲的身世是少见的传奇,“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她的弟弟张子静就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人,继母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都是历代仕宦之家,家产十分丰厚,然而巨塔之倾,却也只要一代,在张爱玲父亲时,因为亲戚占夺,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壳子。《雷峰塔》与《易经》里,永远是付不出的学费,戒不掉的鸦片、吗啡和姨太太,老宅子里烟雾缭绕,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怪世界都变了。”这两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闲话,像里巷街议,也像贾雨村甄士隐在石狮子前笑谈荣宁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接着是《易经》(The Book of Change),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经》作为自传小说之名,还真有点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的味道,也很符合张爱玲书名或标题一贯的双关意涵。

张爱玲初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这并不表示这书没有可读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工夫的,书中除了加重对白的分量,还原那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也前所未有地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骨肉手足为了钱,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对亲情的决绝。这些“不能说的秘密”,从未在张爱玲其他作品中这么详尽地被披露过,却很可以用来理解张爱玲后半生的怪异行径。

在美四十年,张爱玲不曾再见过任何一个亲人,唯一的弟弟张子静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来两句“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张爱玲和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越洋写信,倒哕哕唆唆有说不完的话和问候。《张爱玲私语录》里那些机智可爱闪闪发亮的句子,像是一个没有防备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谈。她说:“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经质的女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往往不会捡太太”。还有还有——“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男人,作什么都不妥当。衣着讲究就显得浮夸,衣衫褴褛就是丑陋。沉默使人郁闷,说话令人厌倦。要问外面是否还下着雨,又忍住不说,疑心已问过他了。”邝文美形容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知己时,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发表于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张爱玲私语录》,台湾:皇冠,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就很能说明张爱玲热情和孤僻两面冲突的性格。

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张爱玲带着这童年的巨创,度衡并扭曲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直到人生的终点,还在《对照记》里恋恋于母亲年轻时的美丽,这种爱恨交织的纠结,证明了她从来不曾从母亲带给她的伤害中走出来(倒不是父亲或胡兰成,《对照记》里这两男人连一张清楚的照片也没有)。张爱玲《私语》一文曾提到“能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在现实人生中,正是这些琐碎的难堪,尤其是钱,是使她看清了母亲,也一点一点毁了她对母亲的爱。

《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战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雷峰塔》起笔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父亲则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

在《易经》里,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代(这段情节《小团圆》稍稍提及,没有细节,历史老师名为安竹斯。)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任何人读了母女间这样的对话后,都要毛骨悚然:

再开口,声音略显沙哑。“比方说有人帮了你,我觉得你心里应该要有点感觉,即使他是个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话我会很感激,琵琶心里想。陌生人跟我一点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妈。”她带笑说,“我说过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说是空口说白话,可是我会把钱都还你的。”

“我知道你爸爸伤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样。从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讲道理。”

不!琵琶想大喊,气愤于露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你。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易经》(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

这是一个多时不见母亲的女儿,巴巴地转两趟公交车到浅水湾饭店的对话。何等扭曲的关系,父亲叫作“二叔”,母亲叫作“二婶”,比陌生人还紧张防备,时时记得还钱还情,永远看到母亲在整理行李。琵琶从父亲和继母的家领受到寄人篱下的羞辱,从母亲和她不断更换的男友感到另一种无靠。最后母亲告诉她当初被自己的母亲逼迫结婚,并暗示了她为何不能如此有所图报,母女间的信任决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还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后,噩梦追逐,痛楚圈禁,一辈子都没有回过神来。在荣华表象下,她只像小猫小狗般地妆点着母亲应有的华美生活,还不如保母何干在厨房絮絮叨叨边弄吃的边骂乡下来的不成材儿子,让他睡在厨房地上住了个把月才赶他回去。母亲没有爱过她,母亲怪别人还来不及呢!

张爱玲在《造人》这篇散文里曾说:“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易经》里琵琶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才真正了解他们。”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这是一个太悲的故事。繁华落尽,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活口来见证它曾经的存在。由于伤重,过早封闭了心灵的出路,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实在萎谢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忽忽若失。她的写作不仅速度缓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写了二十余万字,再压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泪》(Pink Tears)这部英文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也几乎要白写了。

真实人生里,另有一桩更不堪的事,发生在弟弟张子静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凄凉的张子静,骤闻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里的《童言无忌》再读“弟弟”,眼泪终于忍不住地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书里说:“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姊姊待我,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后,季季于上海访谈张子静,与他合作写成《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一九九六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二〇〇五年台湾印刻出版社再版。)这个事实,在《雷峰塔》里被无情地推翻了。在这部自传性很高的小说里,张爱玲笔下的弟弟不但早天,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缘和舅舅一样有问题: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国人。”珊瑚的声音低下来,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这一点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实那时候有个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她不说了,举杯就唇,也没了笑容。

这是张爱玲八岁,弟弟七岁,母亲(露)与姑姑(珊瑚)刚返国时的对话。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亲的家后未几,弟弟(沈陵)罹肺结核,在父亲和继母(荣珠)疏于照料下猝逝,才十七岁。琵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很迷惘,“将来她会功成名就,报复她的父亲与后母。陵从不信她说这话是真心的。现在也没办法证实了。他的死如同断然拒绝。一件事还没起头就搁起来了”。

弟弟的死,显然不是事实。真实人生里的张子静一生庸碌,念书时办了个刊物,向已成名的张爱玲邀稿被拒:“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熬过文革时期,他中学教员退休,落寞蜗居在父亲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里,在季季访问他两年后(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许血缘之事只是虚构的波澜,我只想着张爱玲这么早就下笔这么重了,假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部小说在美国“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时与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着她的弟弟读了,那恐怕就是震惊,而不是眼泪汩汩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张爱玲一九九二年致书宋淇“《小团圆》要销毁”是因为顾虑舅舅的儿女或柯灵的感受(季季,《张爱玲为什么要销毁(小团圆)?》,《中国时报》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她的作品更早就无情伤害过父亲、继母、舅舅许许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的枷锁。如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经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在炉香袅袅中,那个童女仿佛穿越时空异次元,仍然圆睁着四岁时的眼,怀疑一切,并且相信文字永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与一切证据。

(本文作者为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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