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贡瓦尔·拉尔森在旅馆露台观看那幅美妙景象的同时,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儿瑞贝卡·林德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法庭受审,罪名是持械抢劫银行。

负责本案的检察官是“推土机”奥尔松,多年来他俨然已成为持械抢劫案的司法专家。然而持械抢劫的风潮正在全国各地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也因为如此,他是个几乎没有时间回家的可怜虫。举个例子,他老婆在他枕头上放了张简短的字条后离开了他,可是整整过了三个星期他才发现。不过这件事影响不大,他以一贯的高效率,在三天内又替自己找了个妻子。他的新任妻子是他的秘书,对他仰慕得五体投地、毫无保留。当然,从那天开始,他的西装也不再那么皱了。

这一天他无声无息地来到法庭,离审判开始还有两分钟。

他是个肥胖但脚步轻盈的矮胖子,五官颇有喜剧感,动作灵活生动。他身上永远是光鲜的粉红衬衫,配上俗气得要命的领带,贡瓦尔·拉尔森曾经在他的特别小组中待过,差点儿没被他的领带逼疯。

“推七机”朝空空荡荡、暖气不足的法庭外室望了望,发现里面坐着五个人,其中除了他自己传唤的证人以外,有个人现身在此令他大感惊讶。那人正是警政署凶杀组的组长。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问马丁·贝克。

“我被传唤来当证人。”

“被准传唤?”

“辩方。”

“辩方?什么意思?”

“是布莱钦,辩护律师,”马丁·贝克说,“可见,他接了这个案子。”

“‘压路机’啊。”“推土机”说,明显带着肝火。“今天我已经开了三个会、抓了两个人,这不可好,恐怕这一下午我都得坐着听那台‘压路机’大放厥词。你对这起案子有什么了解?”

“不多,不过布莱钦的话让我觉得我该出庭才对。目前我没有特别的情报可以告诉你。”

“你们凶杀组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作。”“推土机”说,“我有三十九个案子待处理,还有同样多的案子暂时压着。你应该跟着我工作一阵,就明白了。”

“推土机”几乎每案必胜,当然也有几桩数得出来的例外。

不过这句话,对这位司法大将来说并不怎么中听。

“不过我们会有个开心的下午,”奥尔松说,“‘压路机’绝对会让你有好戏可看。”

两人的对话因为宣布开庭而中断。除了一个重要人物之外,相关人等纷纷鱼贯进入法庭——瑞典首都司法大楼里一个相当阴沉的空间。这间法庭的窗户大而堂皇——虽然这不能当做借口,不过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看来很久不曾清洁过。

法官、助理法官和七名陪审团员坐在长长的法案后面,庄严地望着法庭。

被告从一个小边门被带了进来,她是个长发披肩的金发女孩儿,嘴唇紧绷,棕色的眼眸十分冷漠。她穿着浅绿色绣花长衣,质料轻薄,脚下是黑色木匠包头拖鞋。

大家纷纷就座。

法官转向坐在左侧被告席上的女孩儿,问道:

“本案的被告是瑞贝卡·林德。你是瑞贝卡·林德吗?”

“是。”

“能不能请你大声点?”

“好。”

“你的生日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

“是。”

“我必须请被告说话大声一点。”他的语气仿佛这句话是必要的仪式,确实也是,因为这间法庭的音响设备很差。

“被告律师希德伯·布莱钦似乎有事耽误了,”他接着又说,“在等他的同时,我们可以先召集证人。检方有两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和助理警员肯尼斯·克瓦斯特莫。辩方传唤的证人如下:警政署凶杀组组长马丁·贝克、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以及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辩护律师还找了一家企业负责人华特·裴楚斯出庭作证,不过他说他无法出席,还声明他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陪审团里有人窃笑。

“现在,证人可以离席了。”

在这种场合向来穿警察制服长裤、黑皮鞋外加刺眼运动夹克的两名警员随同马丁·贝克、银行主管、家政老师、银行出纳一起拥出法庭,进入休息室。法庭上只有被告、警卫和一名旁听者留下。

“推土机”埋首看了两分钟文件后,抬起头好奇地打量那个旁听的人。他揣测那个女人约莫三十五岁。她坐在长椅上,面前摊着一本速记簿,身高比一般人略矮,留着不是太长的平直金发。她穿着退色的牛仔裤、说不出颜色的衬衫、凉鞋,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双足宽宽大大的,脚趾平直,透过衬衫明显看得到她胸部平坦,乳头却很大。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张棱角分明、有着倔强鼻梁和锐利眼神的小脸。她的眼神锐利如芒,正射向在场的人,在被告和“推土机”身上尤其停驻良久。她看奥尔松的目光实在刺人,这位检察官不得不起身拿起一杯水,移座纠她的背后。但她立刻回头,和他四目相对。

她不是住性方面会吸引他的那种女人,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不过他非常好奇,她在床上会是什么模样。从背影望去,他看得出来她的肌肉紧实细密,一丝赘肉也没有。

如果他去问正伫立在休息室一角的马丁·贝克,说不定可以探听到一些端倪。例如,他会知道她三十九岁了,不是三十五;她有社会学的深厚背景,目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事实上,马丁·贝克对她所知甚多,不过他愿意说出口的少之又少,因为那些多半是具有私密性质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他可能只会说,她的名字是雷亚·尼尔森。

预定开庭的时间过了二十二分钟后,法庭的门猛然被人推开,“压路机”出现了。他一一手捻着一支点燃的雪茄,一手拿着文件。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文件,非得法官故意清了三次嗓子,他才漫不经心地把雪茄递给庭务员,让他拿到外面去。

“布莱钦先生现在到了,”法官话里带刺。“本案即将开庭审理,请问还有没有人反对?”

“推土机”摇摇头,说:“没有,当然没有。就我所知是没有。”

布莱钦站起身,走到法庭中央。他比法庭内任何人的年纪都大,除了德高望重之外,他的大肚腩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衣着品位之差、之不合时宜也是出了名的,他吃东西掉在背心上的残渣可让一只不挑剔的猫饱餐一顿。长长的静默后,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推土机”一眼,终于说道:

“这位姑娘根本不该被送上法庭。除了这件事,我别无反对意见。我的发言纯粹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

“现在,请检方陈述起诉要旨。”法官说。

“推土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低着头开始绕着桌子踱步。

他的文件摊在桌上。

“本人谨陈述如下:瑞贝卡·林德于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持械抢劫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事后又因为抗拒拘捕她的警官而犯下袭警罪。”

“被告可有话说?”

“被告主张无罪,”布莱钦说,“因此,本人的职责就是否定这一切的——胡言乱语。”他转身面对“推土机”,用哀伤的口吻说:“迫害清白的人是什么滋味?瑞贝卡就跟长在地上的胡萝卜一样,清清白白。”

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想象这幅新奇的景象。法官终于开口说道:

“这点该由本庭来决定,不是吗?”

“很不幸,是的。”“压路机”答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法官说,口气甚是严峻。“现在,请奥尔松先生说明案情。”

“推土机”望向旁听的女人,而她也老实不客气地回敬,目光咄咄逼人。他只得把目光移开,先是瞥了布莱钦一眼,接着越过法官、助理法官和陪审团,盯住被告。瑞贝卡·林德的目光则像是飘在空中,远离这些疯狂的官僚语言和是非之争。“推土机”双手背在身后,开始走来走去。

“瑞贝卡,”他的语气很和善,“很不幸,你的遭遇就是时下许多年轻人的遭遇。我们齐聚在此,是为了要帮助你——我想我直呼你的名字没关系吧?”

瑞贝卡似乎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也算是问题的话。

“就技术上而言,这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几乎不需讨论。正如审讯时所显见的——”

仿佛沉浸在个人思绪中的布莱钦,这时突然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支粗大的雪茄,指着“推土机”的胸膛喊:

“我反对?审讯的时候我不在,也没有任何律师在场。这位姑娘,卡米拉·朗德,根本没有被告知她的法律权益吧?”

“是瑞贝卡·林德。”助理法官说。

“对,对。”“压路机”不耐烦地说,“因此,拘捕她是违法的。”

“完全不违法。”“推土机”说,“有人问过瑞贝卡了,是她自己说无所谓的。说实在也真的无所谓。我马上就会让各位看到,这案子就像水晶一样清清楚楚。”

“审讯本身就已违法。”“压路机”说得斩钉截铁。“请把我的反对意见笔录在案。”

“来,瑞贝卡,”“推土机”说,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这是他的重要资产。“且让我们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把来龙去脉梳理一番,让大家知道五月二十二日这天你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你抢了一家银行,这当然是因为你走投无路又欠考虑,后来又殴打了一名警察。”

“我反对检方的遣词用字。”“压路机”说,“我要向庭上提出抗议,检方对我本人和这位姑娘的态度都很恶劣。”

“推土机”头一回显出不耐烦,不过他很快就打起精神,恢复自若的神态,接着义是手势又是微笑的,把案情从头说到尾——尽管布莱钦打断他不下四十二次,而且是以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抗议为之。

简单说来,案情是这样的:五月二十二日午后不到两点,瑞贝卡·林德踏进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走向一名柜台工作人员。她把身上的一个大肩袋放在柜台上,接着就开口要钱。那个工作人员注意到地带着一把大砍刀,于是一面把一捆捆总计多达五千克朗的钞票往袋子里塞,一面用脚踏下按钮,启动警铃。瑞贝卡·林德还没来得及带着战利品离开银行,第一辆巡逻警车就赶到了。两名实枪荷弹的警员进入银行夺下抢劫犯的武器,这时候一阵混乱,钞票散落一地。警方逮捕了抢劫犯,犯罪嫌疑人奋力抵抗,致使警员的制服受损。两名警员后来把她送到国王岛街警察局。这名抢劫犯,经查明为十八岁的瑞贝卡·林德,她先是被带到刑事警察局的执勤办公室,接着被转送到和银行抢劫案相关的特殊部门。她立刻以疑似持械抢劫和袭警的罪名遭到起诉,隔天正式被提审,在斯德哥尔摩的巡回法庭上接受了一场短得出奇的讯问。

“推土机”承认,这次提审确实没有遵守某些司法程序,不过他同时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这无关紧要。瑞贝卡·林德对自己的辩护不但毫不关心,而且当场承认,她去银行就是去要钱的。

每个人都开始偷眼看时钟,可是“推土机”不同意休庭,反而立刻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上场。她的证词很短,证实了适才奥尔松说的每一句话。

“推土机”问:“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她是来抢劫的?”

“她把宿袋往柜台上一放并开口要钱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看到那把刀子,它看来很危险,是一种刺刀。”

“你为什么会把钱交给她?”

“我们受到指示,_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抵抗,抢劫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这是实情。万一员工受了伤,银行必须支付保险费和高昂的赔偿金,它当然不愿意冒这个险。

突然一阵雷鸣,庄严的法庭整个为之震动。其实那是希德伯·布莱钦在打饱嗝。这种景象并不少见,而这也是他绰号的众多由来之一。

“辩方可有问题?”

“压路机”摇摇头。他正忙着在一张纸上写字。

“推上机”传唤下一个证人。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站上证人席,他费了好大工夫才把誓词念完。他的证词从照本宣科开始:专职助理警员,一九四二年于阿维卡出生;最初在索尔纳区担任巡逻警察,后来调到斯德哥尔摩。

“推土机”不太明智地说:

“用你自己的话说一遍。”

“说什么?”

“当然是事情的经过。”

“好的,”克瓦斯特莫说,“她就站在那里,那个女凶手。哦,当然,她原本无意杀人。嗯,克勒就跟平常一样,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就奋不顾身向她扑去,像豹子一样。”

那幅景象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忍卒睹。克瓦斯特莫是个没有身材可言的大

块头,迟钝肥胖的下半身,肉滚滚的五官,脖子粗得像牛。

“她正想拔出刀来,我就抓住了她的右手,然后我告诉她被捕了,于是就逮捕了她。我得抱着她才能把她拖到车上,她在后座激烈抗拒,结果就变成袭警,因为我的一个肩章几乎整个被她扯掉了,我老婆帮我缝回去的时候很生气,因为她本来是要看电视的。还有我制眼的一个纽扣也几乎掉了下来,而她没有蓝线,我是指安娜·葛瑞塔,我的妻了。我们出了银行后,克勒开车带我们到局里去。后来就没什么了,除了她骂我是猪一一不过这对警察来说其实不算污辱。被骂是猪不至于对警察构成不敬或藐视——我的意思是,不管对承办本案的警官个人,也就是我,或是对全体警方来说都是这佯的,对不对?骂我猪的人就是她,坐在那边那个。”他指向瑞贝卡。林德。

就在这位警员表演他的叙述能力之际,“推土机”一直注视着那个旁听的女人,适才她忙着做笔记,现在则手肘放在大腿上,双手支着下巴,专注的眼神不断在布莱钦和瑞贝卡之间来回。她露出苦恼的神情,或者说是深深的不安。她弯下腰,一面咬着手指甲,一面伸出另一手去挠脚踝。现在她的目光停在布莱钦身上,半开半闭的蓝色眼眸里半是无可奈何,半是微弱的希望。

希德伯·布莱钦似乎心不在焉,完全看不出他到底有没有听进一个字的证词。

“没有问题。”他说。

“推土机”很满意。就像他开头所说那样,这个案子一目了然。唯一的缺憾是费时太久。法官提议休庭一小时,他忙不迭地点头同意,踩着轻快的小碎步冲向门口。

马丁·贝克和雷亚·尼尔森利用休息时间去了趟雅玛兰蒂饭店。享用完三明治和啤酒后,他们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马丁·贝克先前已经郁闷了好几个钟头。他到局里跟勒恩和斯滕伦格伦待了一阵,不过似乎收获不多。他向来就不喜欢斯滕伦格伦,和勒恩的关系也很复杂。简单的事实就是,他在国王岛街警察局已经没有朋友了;不管是这里还是警政署,总有一部分人敬佩他,一部分人讨厌他,而第三部分——也是人数最多的——明白说就是嫉妒他。在瓦斯贝加也是,自从伦纳特·科尔贝里离开后,他就没有朋友了。本尼·斯卡基请调过来,在马丁·贝克的推荐下获准了。两人关系不错,不过距离真正交心还有一大步。有时候他就只是坐着望着空气发呆,希望科尔贝里能够回来。说句百分之百的老实话——他现在要这么坦白并不困难——他想念科尔贝里的程度就像是哀悼自己的孩子或逝去的亲人一般。

他在勒恩的房间坐着聊了一会儿,勒恩显得漫不经心,而且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不知道贡瓦尔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勒恩说,“我真想跟他交换。斗牛、棕榈树,晚餐还可以报公账,天哪天哪!”

勒恩还真有本事让马丁·贝克感到良心不安。这人比任何人更需要鼓励,为什么不让他出这趟差?

你没办法跟勒恩说实话,你不能说他之所以被排除在候选名单外,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不能派个老在流鼻涕的北方佬出去。还有,他外表出了名的土气;还有,他那一口英语,说得再委婉,也只能算勉强合格。

可是,勒恩是个好警察。他一开始什么优势也没有,可是现在,他无疑是局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跟平常一样,马丁·贝克想找些鼓励的话说,可是终究没找到,没多久他就离开了。

现在他跟雷亚坐在一起,坦白说,心境完全不同,唯一的问题是她看来很忧伤。

“这场审判,”她说,“天哪,真让人泄气。还有那些做决定的人。那个检察官简直是个小丑。还有,他看我的那副模样,就像没见过女人似的。”

“‘推土机’,”马丁·贝克说,“见过无数的女人。再说,他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还有那个辩护律师,连自己当事人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个姑娘一点儿希望也没有。”

“事情还没结束呢。‘推土机’几乎每场官司都能赢,可是偶尔也会马失前蹄,而且总是栽在布莱钦手里。你还记得斯韦德那起案子吗?”

“我还记不记得?”雷亚说,一面发出粗犷的笑声。“那就是你第一次到我那里的原因。上锁的房间,诸如此类的。快两年了。我怎么可能忘记?”

她看来很快乐,而什么也比不上她快乐更能让马丁·贝克快乐。从那时起至今,他们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充满了聊天、嫉妒、拌嘴、信任、陪伴,而且不乏美妙的性爱。虽然他已年过半百,自认什么都经历过了,可是依然对她打开了心房。他希望她对这段感情也有同样的感受,不过这一点他没什么把握。

两人当中她不但身体更强健,思想也很开放,而且应该比他聪明,总之脑筋动得比他快。她缺点不少,别的不说,动不动烦躁气恼就是一个,可是他爱她所有的缺点。这话听来也许愚蠢或是过于浪漫,不过他找不出更好的话来形容。

他凝视着她,领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对她怀有嫉妒的情绪。

她脱去凉鞋,两只赤足在椅子底下互相摩挲,大乳头在衣服下凸着,衬衫纽扣随意扣着,时不时就弯下腰去挠自己的脚踝。她属于她自己而不属于他,这大概就是她最大的优点。

她的脸上现出烦恼的神色,焦虑和厌恶浮在与众不同的五官上。

“我对法律懂得不多,”她说,这话并不准确。“可是这起案子显然是输了。你作证的时候可不可以说点儿什么来扭转大局?”

“很难,我连他要我干什么都不知道。”

“其他的辩方证人好像都没用处。银行主管、家政教师、一个警察。这些人当时在场吗?”

“嗯,克里斯蒂安松在。就是他驾驶巡逻车的。”

“他是不是跟另一个警察一样笨?”

“没错。”

“那我想这件案子不可能在最终答辩时转败为胜,我是指辩护律师的最终答辩,对吧?”

马丁·贝克微微一笑,他早该知道她会陷得这么深。

“对,看来是不可能。不过你确定辩方应该胜诉,瑞贝卡是清白的?”

“调查过程乱得像一团垃圾。案子应该交回给警方才对。什么都没好好调查过。光为这一点,我就恨警察。他们连一半都没调查完就转交给地方检查署。还有那个检察官,昂首阔步走来走去的模样,活像一只站在垃圾堆上的火鸡。而那些有权做出判决的人只会呆坐在那儿,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废物,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在很多方面,她说得都没错。那些陪审团的团员都是从政党大缸的底层挖出来的,他们不是检察官的朋友,就是被根本瞧不起他们的强势法官牵着鼻子走。

“我知道这话听来奇怪,”马丁·贝克说,“不过我想你是小看了布莱钦。”

走回法庭的短短几步路上,雷亚突然握住他的手。她很少这样,她这么做一定是表示她很担心或情绪紧绷。她的手就跟她全身上下一样,强壮又可靠。

“推土机”和他们同时步入休息室,这时离重新开庭只剩一分钟了。

“瓦萨路的银行抢劫案都解决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可是我们又有两起新案子,其中一起——”他的目光落在克瓦斯特莫身上,前面那句还没说完就插入下一句。“你可以回家了,”他告诉克瓦斯特莫,“要不就回去上班。就当帮我一个忙。”

这是“推土机”把人撵走的方式。

“什么?”克瓦斯特莫说。

“你可以回去上班了,”“推土机”说,“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岗位。”

“我的证词可把那个小妞整惨了,对吧?”克瓦斯特莫说。

“没错,”“推土机”说,“你说得好极了。”

克瓦斯特莫走了,继续和其他的帮派分子奋战去了。

重新开庭后,本案继续审理。

布莱钦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上场,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行礼如仪后,布莱钦突然用他那根没点燃的雪茄指向证人,一副审判官的腔调:

“你可曾见过瑞贝卡·林德?”

“见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月前。那位小姐来到我们银行的总行。她穿着跟现在一样的衣服,不过当时她抱着_个婴儿,放在她胸前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

“而你接见了她?”

“是的,我当时正好有空,而且我对时下的年轻人很有兴趣。”

“尤其是女人?”

“是的,我不讳言这一点。”

“邦迪生先生,你几岁?”

“五十九。”

“瑞贝卡·林德来干什么?”

“她来借钱。很显然,她对最简单的财务知识一点儿都不了解。有人告诉她银行可以借钱给人家,所以她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大银行来,要求见银行经理。”

“那你怎么回答她?”

“我说银行是商业机构,没有利息和抵押品是不借钱给别人的。她回答我,说她有一只山羊和三只猫。”

“她为什么要借钱?”

“她要去美国。要去美国什么地方她不知道,也不知道到了美国以后要干什么。不过她有地址,她说的。”

“她还说了什么?”

“她问有没有哪家银行不那么商业化,是由人民所拥有,一般人如果需要用钱就可以去拿的?我回答她——其实是开玩笑的成分居多——我说信用银行,也就是现在的PK银行,表面上是由国家拥有,所以照理说是由人民所拥有。她对这个答复似乎很满意。”

“压路机”走近证人,拿雪茄往他胸口一戳,问道:

“你还说了什么?”

邦迪生先生没有回答,最后法官说:

“邦迪生先生,你刚才发过誓。不过如果某些问题会泄漏你的犯罪行为,你可以不必作答。”

“是,”邦迪生说,显然心不甘情不愿。“年轻姑娘对我有兴趣,我对她们也是。我向她提议,说我可以为她解决短期困难。”

他望望四周,只看到雷亚·尼尔森那两道杀得死人的目光,以及“推土机”深埋于文件中的闪亮秃顶。

“瑞贝卡·林德怎么说?”

“我不记得了。反正什么事也没发生。”

“压路机”回到桌边。他在文件堆中摸索,一面说道:

“瑞贝卡在警方讯问的时候说‘我讨厌龌龊的老男人’和‘我认为你很恶心’。”

“压路机”又高声重复了一遍“龌龊的老男人”,接着雪茄一挥,表示就他的部分而言,讯问已经结束。

“我不明白这件事和本案有什么关系。”“推土机”说,连头都没抬。

证人走下证人席,一副受伤的神情。

接着是马丁一贝克上场,同样行礼如仪,不过现在“推土机”显然专心得多,饶有兴趣地听着辩方发问。

“昨天,”例行程序完毕后,“压路机”开口说道,“我得知有个叫做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的人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贝克组长,你大概还记得,毛里松是一年半前因为一桩持械抢劫银行的谋杀案而被定罪的,该案的检察官就是我们这位恐怕学术不精的朋友奥尔松先生,当时他的职务名称是王室检察官,而我本人承担的,则是吃力不讨好、在专业上又担负道德责任的辩护工作,也就是为那位我们定性为的‘罪犯’毛里松做辩护。现在,我只有一个问题:贝克组长,你认为毛里松在那桩银行抢劫案和因它而起的命案中是否有罪?还有,从你警察的观点来看,你对这位检察官奥尔松先生的调查过程是否满意?”

“不满意。”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的脸颊飞上一抹红晕,不但和他的衬衫相互辉映,也让他那条绘着金色美人鱼和草裙舞舞娘的畸形领带更为醒目,不过他还是露出开心的笑容说:

“本人也有个问题要问。贝克组长,你有没有参与那宗银行谋杀案的调查?”

“没有。”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两手在眼前用力一拍,接着点点头,表示他很满意。

马丁·贝克走下证人席,走到雷亚身边坐下。他揉着她的金发,却换来一个白眼。

“我还以为会有多精彩。”她说。

“我可没这么想过。”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看在眼里,简直快被好奇心逼疯了。“压路机”

却似乎浑然不觉。他步履蹒跚地走到“推土机”身后的窗边,在玻璃上写下两个字:白痴。

然后他开口说:

“我要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

克里斯蒂安松被带了进来。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最近才悟出一个结论:警界是个自成一格的阶级体系,地位高的人总是随心所欲,这并不是为了剥削任何人,纯粹只是为了让属下的日子有如炼狱。

经过冗长的等候,“压路机”终于转过身,开始在庭内来回踱步。“推土机”也是,可是步调截然不同,因此这两人看来就像是两个怪异的卫兵在执勤。终于,“压路机”长叹一口气,开始他的讯问。

“根据我的资料,你已经当了十五年警察。”

“是的。”

“你的上司认为你懒惰、没头脑,不过人很诚实,大体说来,就跟斯德哥尔摩警察局的其他同仁一样,都很胜任一也可以说都不胜任。”

“抗议!抗议!”“推土机”大叫,“辩护律师侮辱证人。”

“是吗?”“压路机”说,“如果我说我们这位检察官就像个齐柏林飞船,是我国甚至全世界最有趣、最口若悬河的气囊,这话就没有任何侮辱意味,对不对?我其实不是说我们的检察官真是那样,而就这位证人而言,我只是指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员,就跟保卫本市的其他警员一样能干、一样有头脑。我只是想将他卓越的资历和良好的判断能力介绍出来而已。”

雷亚·尼尔森纵声大笑,马丁·贝克用右手覆上她的左手,她笑得更大声了。法官提醒旁观者要保持肃静,接着带着腽怒的神情,转头望向两位律师。“推土机”望着雷亚,专心得几乎没听到诘问的开头。

“压路机”却毫无反应。他问:

“你是第一个进入银行的人?”

“不是。”

“你抓住了那个叫瑞贝卡·奥尔松的姑娘?”

“不是。”

“我的意思是瑞贝卡·林德。”

卿众一阵窃笑。

“压路机”说:“那你都干了什么?”

“我抓住另一个。”

“有两个姑娘在抢劫现场?”

“是的。”

“为什么你要抓住她?”

克里斯蒂安松想了想。

“这样她才不会掉下去。”

“这另一个姑娘几岁?”

“大概四个月大。”

“克瓦斯特莫抓住了瑞贝卡·林德?”

“是的。”

“你会不会认为,他在抓她的时候使用了暴力或是过于用力?”

“我不懂辩方律师葫芦里在卖什么药。”“推土机”嘲讽地说。

“我的意思是,克瓦斯特莫——就是我们今天稍早看到的那位——”“压路机”在文件堆中摸索了好一阵。“找到了,”他说,“克瓦斯特莫体重超过两百磅。别的不说,他是个空手道高手,也是摔跤好手。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个非常专注而热心的人。不过,提供这项证词的诺曼·哈松探员也说,克瓦斯特莫对职责往往过于热心,所以很多被捕的人抱怨说,克瓦斯特莫对他们施以暴力。他的证词还说,肯尼斯·克瓦斯特莫曾经受过好几次申斥,而且他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很好地提高。…压路机”放下文件,说:“现在请证人回答问题:克瓦斯特莫有没有使用暴力?”

“有,”克里斯蒂安松说,“你可以这么说。”

经验告诉他,职责所在不能说谎,至少不能说太多或太常说,更何况,他不喜欢克瓦斯特莫。

“你看护着那个小孩子?”

“是的,我不得不照顾她。瑞贝卡把她包在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抱着,克瓦斯特莫把刀子从她身上夺走的时候,她差点儿失手让孩子摔下来。”

“瑞贝卡可有任何抵抗?”

“没有。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她只说:‘小心,别让她摔下来!’”

“事情的经过似乎够清楚了……”“压路机”说,“我回头会再来谈克瓦斯特莫是否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现在,我要问另一件事——”

“好的。”克里斯蒂安松说。

“既然负责保护银行钱财的专业部门没有人到达犯罪现场——”“压路机”说到这里突然顿住,意味深长地望了检察官一眼。

“我们已经工作得没日没夜,”“推土机”说,“而且这种案子多得要命,本案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案子。”

“这就表示一开始的讯问是由在场的警察所主导的,”“压路机”说,“是谁跟银行职员问话的?”

“是我。”克里斯蒂安松说。

“她怎么说?”

“她说那个姑娘抱着马甲里的孩子走到柜台,把肩袋往大理石柜台一放。那个职员一眼就看到刀子,于是开始往袋子里塞钱。”

“瑞贝卡把刀子掏出来了吗?”

“没有。她把刀子插在腰带上,她背后的腰带。”

“那个女职员怎么看得见刀子?”

“我不知道。对了,她是在后来瑞贝卡转过身去时看到的,然后她就大叫:‘刀子,刀子,她有刀子!’”

“那是一把刺刀,还是一把匕首?”

“不是,看来好像是一把菜刀。就像你在家里用的那种。”

“瑞贝卡怎么对工作人员说?”

“她什么也没说。反正当时是什么也没说。后来他们才说她一面大笑一面说:‘我不知道借钱这么容易。’然后她又说:‘我想我该留个收据之类的吧。’”

“那些钱好像散落了一地,”“压路机”说,“怎么会这样?”

“噢,我们在等待支援的时候,克瓦斯特莫站着抓住那个姑娘不放。后来工作人员就开始数钞票,看钱有没有少。克瓦斯特莫就大叫:‘住手,这是违法的。’”

“然后呢?”

“然后他又叫:‘克勒,别让任何人碰那笔赃款。’我当时抱着孩子,所以只抓得到袋子的一头,结果不小心就把袋子摔到地上了。里头多半是小面额的钞票,所以飞得到处都是。呃,后来又来了一辆巡逻警车,我们把孩子交给他们,然后就把犯人带到国王岛街的警察局去。我开车,克瓦斯特莫跟那个姑娘坐在后座。”

“后座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有一点儿问题。一开始她大哭,想知道我们把她的孩子怎样了。后来她越哭声音越大,克瓦斯特莫就想给她戴上手铐。”

“你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我说我觉得她不需要戴手铐。克瓦斯特莫的块头有她两倍大,而且她一点儿也没有抵抗。”

“你在车上还说了什么?”

好几分钟,克里斯蒂安松就这么静静坐着,“压路机”也静静等待。

克里斯蒂安松瞪着自己的裤管,心虚地四下望了望,这才说出口:

“我说:‘肯尼斯,你不要打她。’”

其他的就好办了。“压路机”站起身,走到克里斯蒂安松身边。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通常都会打被他逮捕的人?”

“他打过。”

“你有没有看到克瓦斯特莫的肩章和那一颗差点儿掉下来的纽扣?”

“是的,他提到过。他说他老婆不好好整理他的东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

“现在该检方质询。”“压路机”轻声说。

“推土机”注视着克里斯蒂安松的眼睛,久久没有移开。到底有多少案子是毁在一些笨警察的手上的?而其中又有多少被挽回了?

“本人没有问题。”“推土机”小声说道,接着仿佛附带一提似的说:“检方撤销被告袭警的罪名。”

接下来布莱钦要求庭讯暂停,他利用这段时间点燃第一支雪茄,蹒跚走向遥远的洗手间。片刻后他回来了,站着跟雷亚·尼尔森说话。

“你交往的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啊?”“推土机”问马丁·贝克,“她先是在庭讯进行之间嘲笑我,现在又站在那里跟‘压路机’聊天。每个人都知道‘压路机’的口臭可以把五十码外的长臂猿熏倒。”

“都是些好女人,”马丁·贝克回答,“或者说,这位是个好女人。”

“噢,你又结婚了?我也是,这样生活多点儿乐趣。”

雷亚走向他们俩。

“雷亚,”马丁·贝克说,“这位是资深检察官奥尔松先生。”

“我想也是。”

“大家部叫他‘推土机’,”马丁·贝克说完,转向奥尔松。

“我想你这起案子不太顺利。”

“没错,已经垮了一半,”“推土机”说,“不过另外一半会固守到底。要不要赌一瓶威士忌?”

这时重新开庭的宣告传来,“推土机”匆匆走进法庭。

辩护律师传唤下一个证人上来,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一位年约五十、全身晒成古铜色的女人。

“压路机”一直在整理文件,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要的资料。

他说:

“瑞贝卡在学校的表现并不好。她因为分数太低升不上中学,十六岁的时候就休学了。不过,她是不是所有的科目都一一样糟呢?”

“她在我教的科目上表现就很好,”证人说,“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瑞贝卡很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在蔬菜和天然食品方面。她知道我们目前的饮食很有问题,超市出售的食品或多或少都受到污染。瑞贝卡很早就体会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她自己种菜,看到有野生植物时也会采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腰上总是带着一把园艺刀。我跟瑞贝卡聊过许多。”

“聊有机萝卜?”“压路机”打了个哈欠。

“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不过我想说的是,瑞贝卡是个健全的孩子,她受的教育或许有限,不过那是她理性选择的结果。她不想让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东西造成大脑的负担。她唯一有兴趣的事情是拯救自然环境,以免它被破坏殆尽。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只觉得这个社会非常难以理解,领导者不是罪犯就是疯予。”

“没有问题了。”“压路机”说。

他显得意兴阑珊,仿佛除了回家外什么都没兴趣。

“我对那把刀有兴趣。”

“推土机”一面说,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走到法官桌前,拿起那把_刀。

“这是一把普通的园艺用刀,”希娣玛莉·魏伦说,“就是她一向在用的那种。谁都看得出来,刀柄都磨旧了,刀刃也用过很多次。”

“话说回来,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说。

“我完全不同意。我都不会用那把刀子去杀一只麻雀。瑞贝卡跟我一样反对暴力。她不明白怎么会发生暴力,她连打别人一个耳光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话说回来,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推土机”说,一面挥舞着刀。

不过他自己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虽然他对证人微笑着,却也不得不用尽所有的宽容,才能以他那远近驰名的幽默感承受住她下面说的那句话。

“那表示你这人不是居心恶毒就是智力有问题,”证人说,“你抽烟吗?喝酒吗?”

“我没问题了。”“推土机”说。

“讯问结束,”法官说,“在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和最终答辩之前,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布莱钦步履维艰地走向法官桌前,一面咂着嘴唇。

“所谓被告人格评估报告不外是照本宣科而已,它的目的只是让写报告的人赚五十克朗的报酬。因此,我想——也希望其他有责任感的人支持我——问瑞贝卡本人几个问题。”

他第一次转身面向被告。

“瑞典国王叫什么名字?”

连“推土机”都面露惊讶。

“我不知道,”瑞贝卡·林德说,“我一定要知道吗?”

“不必,”“压路机”说,“你不必知道。你知道我国首相的名字吗?”

“不知道。首相是什么人?”

“他是政府的行政首长,也是我国政治人物的龙头。”

“那他就是坏人,”瑞贝卡·林德说,“我知道瑞典在斯科讷省的巴撤巴可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发电厂,距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二十五公里。他们说环境遭到破坏都是政府的错。”

“瑞贝卡,”“推土机”说,口气和善。“你连首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原子能发电厂这种事?”

“我的朋友都会谈这种事情,不过他们对政治没兴趣。”

“压路机”给大家时间会过意来,接着才开口说道:

“在你去见那位银行主管之前——他的名字很不幸我忘了,说不定永远也记不得了——你可曾去过银行?”

“没有,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

“去干什么?银行是有钱人去的,我和我的朋友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可是你终究还是去了,”“压路机”说,“为什么?”

“因为我要用钱。我有个朋友说,你可以找银行去借钱,所以当那个奇怪的银行经理说这里有银行是由人民所拥有时,我就想,大概可以从那里拿到一点儿钱。”

“当你去PK银行时,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借到钱?”

“是的,可是我很惊讶,借钱怎么这么容易?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我需要多少钱。”

“推土机”现在已看出辩方采取的策略,连忙插手阻拦。

“瑞贝卡,”他说,笑容挂在脸上,“有些事情我怎么也想不通。今日的大众传播如此普遍,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最简单的社会现状?”

“你的社会又不是我的。”瑞贝卡·林德回答。

“你错了,瑞贝卡,”“推土机”说,“我们都住在这个国家,它的好坏你我都有责任。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报道,而且完全不知道报上写些什么。”

“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且我看报只看星座运势。”

“可是你受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不是吗?”

“学校只教给我们一堆无用的垃圾,我根本没听进去。”

“可是,钱,”“推土机”说,“钱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我没兴趣。”

“那你哪里来的钱过日子?”

“福利救济金,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的钱很少。”

法官接着念出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内容并不像布莱钦料想的那么无趣。

瑞贝卡·林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成长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营业处经理,家庭环境良好,可是瑞贝卡很早就开始反抗父母,这股反抗精神在十六岁时到达高潮。她对上学毫无兴趣,初中读完就休学了。她的老师都认为她的知识贫乏得惊人,虽然智力不差,她的心态却很怪异,与现实严重脱节。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兴趣工作。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在家的日子越来越难捱,她就搬了出去。她父亲被调查员找去问话时,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她还有其他不那么令他们失望的兄弟姊妹。

最开始她住在一问乡下小屋,这是她向一个朋友以一笔类似永久性的贷款租来的,后来她又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租到一间不供应热水的小套房。一九七三年年初,她遇到一个叫做吉姆·阿斯圭的美国逃兵,随即搬去和他同居。不久瑞贝卡就怀孕了,在自己的意愿下,一九七四年一月生下了女儿卡米拉。柯斯圭想工作,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蓄长发,又是个外国人。他在瑞典这几年唯一做过的工作,是某年夏天在往来芬兰的渡轮上当了两个星期的洗碗工。而且,他很渴望回美国去。他有工作经验,认为自己一旦回到故乡,替自己和家人安排个出路应该不成问题。

二月初的时候,柯斯圭主动和美国大使馆联络,说他自愿归国,条件是政府要给他若干保证。他们因为急着要他回国,答应他只会给他形式上的惩罚。

柯斯圭于二月十二日飞回美国。由于男友的父母答应出钱接济她,瑞贝卡本想三月份就可以去,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柯斯圭却没有只言片语捎来。她去社会福利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柯斯圭是外国人,他们也无能为力。瑞贝卡于是决定靠一己之力飞去美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筹措旅费,她转而求助银行,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

人格评估报告基本上有利于被告。它指出瑞贝卡是个很好的母亲,既未堕落沉沦,也不曾显露任何犯罪倾向。她具有无可质疑的诚实本性,只是对这个世界存有不切实际的心态,轻易就会上当受骗。关于柯斯圭也有一段简短的评估报告。报告上指出,他是个有目标的年轻人,他没打算规避责任,并相信在美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未来。

“推土机”站起身,准备最终答辩。

雷亚两眼半睁半闭,打量着他。除了他那一身无可救药的衣着打扮,这人浑身散发出无比强烈的自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极为专注热心。他已经看穿“压路机”的辩护策略,不过他没打算让自己的行动受到影响。相反,他以言简意赅的言辞,固守着先前的论点。他挺着胸膛——其实挺出的多半是肚子,低头望着他那双没有上油的棕色皮鞋,用动听的声音说道:

“我只打算重复几项业经证实的事实做为最终答辩。瑞贝卡·林德带着一把刀和一个打算装战利品的宽大肩袋走进PK银行。以我对这类较为单纯的银行抢劫案——事实上,去年就发生了数百起——的丰富经验,我相信瑞贝卡的行为就是遵照这种模式,而由于欠缺经验她立刻就遭到了逮捕。我个人对被告甚为同情,这么年轻就禁不起诱惑,任由自己犯下这样的重罪。话说回来,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有义务为这样的罪行请求处以无期徒刑。先前大家在法庭上看到的证据是不容辩驳的,再多的辩解也抵赖不了。”

“推土机”摸摸领带,做出结语:

“本人兹将本案交由法庭裁决。”

“辩护律师准备好最终答辩了吗?”

“压路机”显然根本没准备好。他在完全不曾整理过的文件里摸索一通,对着没点燃的雪茄瞪了好半晌,将它放入口袋,接着环视整个法庭,以怪异的眼神一一注视着在场的每个人,就好像从未见过这些人似的。之后他才站起身子,蹒跚着在法官面前走来走去。

他终于开口了: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这位被放在被告席——或许我该说是被告椅——上的姑娘是无辜的,因此发言为她辩护大体来说并无必要。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每个人都紧张地暗自思量,不知道“压路机”所谓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压路机”解开外套纽扣,如释重负地打了个饱嗝,肚子往外一挺,说:

“正如检方所指出的,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银行抢劫案。大家对这些抢劫案的争相报道,再加上警方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的防范措施,不但造就了这位检察官的知名度,也造成了普遍的歇斯底里。”

“压路机”顿了顿,双眼盯着地板,像是凝神思索,接着又说:

“瑞贝卡·林德从来没有从这个社会得到过多少帮助或快乐。学校、父母、整个上一辈的人对她都不曾提供过支持或鼓励。她不愿置身于当前的法律制度之下,说实在的,并不能怪她。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不同的是,她试过找工作,可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工作可以给她。我很想说明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想还是克制点儿好。

“不管怎么说,她后来发现自己陷于困境,于是转向银行求助。她对银行的运作没有丝毫概念,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PK银行比较不那么资本主义,或者说它是人民所拥有的。

“银行职员一看到瑞贝卡,当时就认为这个姑娘是来抢劫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懂这样的人跑到银行来干什么,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新近无数指示的刺激,这阵子这类指示多得有如排山倒海。她立刻按下警铃,开始将钱塞进瑞贝卡放在柜台上的袋子里。结果呢?唉,这位检察官和远近驰名的侦查员连人影都没出现,因为他们没时间去管这种无所谓的小案子,反倒来了两个开巡逻车的警察。其中一个,根据他自己的说辞,像只豹子一样扑向这个姑娘,另一个则是不小心把钱洒了一地。除了这个贡献外,他还询问了银行职员。从问话当中,我们知道瑞贝卡根本没有威胁银行人员,也没向她要钱。整个事件只能称之为误会。瑞贝卡的行径堪称天真,可是,正如各位所知,天真并不是罪。”

“压路机”缓慢而艰难地走回座位,审视文件后,背对着法官和陪审团说:

“本人谨请求庭上将瑞贝卡·林德当庭释放,并且撤销她被起诉的罪名。我没有其他的请求,因为只要有点儿头脑的人一定看得出来她是清白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判决结果。”

法庭的决议来得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判了结果。

庭上宣布瑞贝卡·林德重获自由,立刻释放,不过那两项罪名并没有撤销,这表示检方还可以上诉。五名陪审员投票赞成释放被告,两名反对,法官则建议以有罪定案。

马丁·贝克和雷亚走出法庭,奥尔松赶上他们俩,说道:

“你看,要是你刚才动作快一点儿,就赢了一瓶威士忌。”

“你打算上诉吗?”

“不。你以为我没其他事干,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予花一整天在高等法院跟‘压路机’唇枪舌剑?”

他匆匆离去。

“压路机”走向他们,似乎更加举步维艰。

“谢谢你出庭,”他说,“愿意这样做的人不多。”

“我想我懂得你的想法。”马丁·贝克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布莱钦说,“很多人懂得我的想法,可是出来支持它的人少之又少。”

“压路机”一面剪下雪茄的烟头,一面若有所思地看着雷亚。

“我在休息时间和这位小姐还是女士一一呃,我忘了贵姓——有过一段很有趣也很有收获的对话。”

“她姓尼尔森。”马丁·贝克说,“雷亚·尼尔森。”

“谢谢提醒,”“压路机”说,语气中透着几许热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因为记人姓名这种事,我大概不会输掉这么多案子。总而言之,尼尔森女士应该进入法律这一行。她在一分钟内就对案情做出分析,还得出那位检察官花费数月才能得到的结论——如果他有那个脑筋的话。”

“嗯,”马丁·贝克说,“如果‘推土机’想上诉,他在高等法院不太可能输。”

“噢,”“压路机”说,“你必须想到对手的心理。如果‘推土机’一开始就输了,他绝不会上诉。”

“为什么?”雷亚问。

“这有损他的形象。他已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做其他事。再说,如果所有的检察官都像‘推土机’一样战无不胜,瑞典有一半的人口都会被关在监狱里。”

雷亚做了个鬼脸。

“再次谢谢你。”“压路机”说完,蹒跚走开。

马丁·贝克带着沉思的神情望着他远去,这才转身对雷亚说。

“你想去哪儿?”

“回家。”

“你家还是我家?”

“你家,我开始觉得已经离开很久了。”

准确说,好久是指四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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