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分局位于第三大道跟第四大道间的六十五街上,大约在湾脊区跟日落公园之间。路的南边有新的公寓建筑工地,警察局就在对面。这幢建筑物有点像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建筑表面有一些凸出的方块和一块休闲用的空地。我记得东哈莱姆区也有一幢样子差不多的建筑,我后来才知道,这两幢建筑物是出自同一人手笔。

这幢建筑有六年历史了。入口处的纪念碑上说,建筑师、警察局长、市长跟其他几个值得提一笔的人物,都相互较劲,想为市民留下不朽的作品。我站在那里,从头到尾把碑文读了一遍,好像那是什么绝妙好词似的。然后我走到前台,问当班的警员可不可以见一下卡尔文·诺伊曼探长。警员打了个电话,用手一指,叫我到值班室找他。

建筑内部相当干净宽敞,而且灯光明亮。警察局已经好多年了,但依旧是当年那种簇新的感觉。

值班室里有一排灰色档案柜、一排放私人用品的储物柜,以及两排面对面的办公桌。角落里有台电视机,但没人看。那十几张桌子上一半有人。饮水机旁,一个穿衬衫的男子跟另一个穿西装的男子在谈话。拘留室里,一个神智不清的汉子不着调地唱着西班牙歌曲。

他在填表格。我就站在打字机旁等他。他瞧了我一眼,“斯卡德?”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把脸转向我,并且朝我挥一挥手。

“你进这行的时候,他们没告诉你,”他说,“你一天到晚都得处理这些没一点用的东西?外面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这种工作好像是打字员。”

“想到这个,我对这份工作就一点留恋都没有了。”

“我想我也不会想念这种屁事。”他使尽全身的力量打了一个呵欠,“埃迪·凯勒对你评价很高。我听你的话,打了个电话给他。他说你不坏。”

“你认识埃迪?”

他摇了摇头。“但是我知道一个老警官的行事作风,”他说,“虽然我很想帮你忙,但是我没办法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你。坦白说,我恐怕没法在布鲁克林凶杀案上全力支持你。”

“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就把案子接走了。他们报案直接报到一〇四那边去。这是不合乎程序的,这个案子应该是我们的,可是后来发生一大堆事情,这个案子就交给一〇四,而不是给我们管区。”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案情的?”

“我一个线民把他在第三大道酒吧里听到的话告诉我。很棒的一件貂皮大衣,价格非常合理。不过,这件事你得暂时保密,因为这事很棘手。反正六月大热天,在日落公园里卖貂皮大衣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个人买了那件大衣,因为他想让他老婆晚上穿出去风光一下。我的人就跑来告诉我说,他觉得米格利特·克鲁兹家里好像有很多东西要脱手,来路不明。单凭那件貂皮大衣跟其他他描述的东西,我就相信有足够的理由申请搜査令了。”

他用手理理头发。他的头发是褐色的,如果在阳光的照射下,他那蓬乱的头发会显得更浅些。那时的警察已经不把头发留长一点及蓄小胡子、鬓角当作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诺伊曼依旧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诺伊曼除了鼻子曾被打断,整容手术做得不太好,显得有点奇怪之外,基本上,他是个平常人。

“东西都在克鲁兹的家里,”他说,“他住五十一街附近,就在快速道路边。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把地址给你。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布什终点站大批发店在哪里?在批发店附近有个破破烂烂的社区,那里有很多空地和废弃的房间,有的人会破门而入在里面鬼混。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到克鲁兹家去看看,或许不会觉得有那么差。”

“他一个人住吗?”

他摇摇头,“他跟他祖母一起住。那个老太太老得要命,又不会讲英文。她是从波多黎各来的,小时候是学过英文,但却有个德文名字。很纽约吧,是不是?”

“你在克鲁兹家找到了蒂勒里的东西吗?”

“对啊,没半点可疑之处。我是说连音响上的编号都没错,不过,他还是死不承认。你是说这有什么新鲜的,是吧?‘哦,这音响是我在酒吧里跟一个人买的,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就跟他说,当然啦,米格利特,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在你偷东西的地方,有一个女人被砍得惨不忍睹,你知道吗?那他只好承认东西是他偷的,但是,他说他在蒂勒里家里没见到那个死人。”

“那他知道有人被杀了吗?”

“当然,只是他不承认是他杀的。报纸上写了,是不是?他一会儿说他没看过这条新闻,一会儿说他不记得地址,你知道那些人的供词一天到晚变来变去。”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赫雷拉也涉案的?”

“他们好像是表兄弟还是什么的。赫雷拉住第五、第六大道间的四十八街,也就是在公园附近。反正他住在附近一间有家具的公寓里。现在他们两个都在布鲁克林区的拘留所里,直到被移送为止。”

“他们两个都有悔改之意吧?”

“那当然,没有才奇怪。”他露齿微笑。“他们就是那种标准混混,一天到晚混帮派。一年半以前,他们两个都因为抢劫被起诉,但是法官因为罪证不足放掉他们。”他摇了摇头,“你就是得照他妈的狗屁规矩做事。不管了,反正他们逃过这一关了。第二次,他们又动手抢劫,律师跟法官商量了半天,叫他们承认非法闯入民宅,最后还判了个缓刑。第三次,罪名是一样的,但是,证据却莫名其妙不见了。”

“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见了,还是放到别的档案里面去了。对这两个警局常客来说,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迹。你希望这两个家伙死在牢里吧?”

“这两个人还真干了不少抢劫案。”

“好像是这样。一天到晚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在警察局进进出出:入室盗窃,摸走一部音响,然后上街兜售,换五块十块过日子。克鲁兹比赫雷拉更糟。赫雷拉有时还打打零工,去帮人运运杂物、送送午餐,赚几个小钱混日子。可是我记得克鲁兹始终是无业游民。”

“他们两个以前都没杀过人吧?”

“克鲁兹杀过。”

“哦?”

他点了点头,“为了个女人,他在酒吧跟另外一个人干了一架。”

“报纸上怎么没登这个消息?”

“这事没闹上法庭,罪名也没成立。有很多证人都说是死者先拿破酒瓶找克鲁兹的。”

“克鲁兹拿什么的器?”

“刀。克鲁兹说那把刀不是他的,也有人说是其他人把刀扔给他的。当然,没人知道是谁把刀扔给他。我们没办法用私藏凶器的罪名来起诉他,凶杀案也只好不了了之。”

“克鲁兹通常身上有凶器吗?”

“通常他上街的时候身上肯套件内衣就很不错了。”

那是我从德鲁·卡普兰那里拿到一千五百块后的第二天下午。那天上午,我换了一张汇票寄长岛赛奥斯特。同时,把八月份的房租、酒吧里的账单清掉。最后,我还搭BMT线到日落公园去遛了遛。

日落公园当然在布鲁克林里,位置大概是在区政府西边,湾脊区上方的绿木公墓的西南边。这些年来日落公园附近盖了不少高级住宅,许多年轻的白领为了躲避曼哈顿高昂的租金,翻修了附近的房子,使得这个区域一跃成为高级住宅区。不过在当时,那批新贵还没找到这个地方。当地居民大致以拉丁裔和斯堪的纳维亚裔为主。大概先搬来的是波多黎各人,稍后就是挪威人。不过,人口比例从欧陆慢慢移向岛国,肤色从浅到深的变化很明显。只是这个过程是在好多年里慢慢进行的,改变并非一夜之间。

到六十八街前,我还在第四大道上逛了逛。这里是布鲁克林的商业区,我还不时东张西望找教堂。这里的房子很少超过三层楼,不管我怎么走,圣迈克尔教堂那个高达两百英尺的圆顶好像都很遥远。

我一直向北,现在已经在第三大道上了。我走在右边的街道上,抬头就是高架快速道路。到克鲁兹家前,我在几家酒吧里混了一会儿,只是想使自己融入当地的气氛里,而不是想要问什么问题。我进去不是点波本,就是要杯啤酒,速战速决。

米格利特·克鲁兹跟他祖母住的地方,倒还跟诺伊曼描述的差不多。附近真有几块大型的空地,其中一个有围墙,其他的可以任人来去,地面上则散落了许多橡胶制品。有几个孩子在被火烧过的大众甲壳虫汽车里打闹。在第二、第三大道间,比较接近第二大道的地方,有四幢三层楼的楼房,拼成扇形,立在最北边。这排建筑物两边的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剩下几面朴素的砖墙,不过上面却点缀着涂鸦之作。

克鲁兹住的地方很接近第二大道,离河边也很近。入口处的磁砖跟油漆都已经剥落。墙边有六个信箱。信箱上的锁被敲开过,又被修好,痕迹还清清楚楚。门外没有电铃,大门上也没有锁。我打开门,往上爬了两层。楼梯间里有烧菜的味道,老鼠以及小便的臭味。其实所有的旧公寓里,都有这股说不出来的气息,死老鼠跟便溺的痕迹到处可见。知道这点之后,你会发现克鲁兹住的地方也不算太差。

克鲁兹祖母住在顶楼。地方倒是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有圣母的画像和一个点了蜡烛的祭坛。不过在我面前,这位老太太是绝口不说英文的。

我敲了敲别的房间,没人应门。

但我还是在这幢建筑物里到处看看。二楼,住克鲁兹正下方的,是一个瘦得要命的波多黎各女人,养了五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客厅的收音机跟电视机同时打开,厨房还有一台收音机在响。五个孩子没一个安静的,其中至少有两个在同时大哭大叫。那个女人倒相当合作,可是她不太懂英文,而且那种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专心听你说话。

另一边就没人应门了。但是我听到里面有电视机的声音,所以我死命地敲。门终于开了。一个胖得出奇、只穿了一件内衣的人给我开了门,他一声不吭往里面走去,好像知道我一定会跟上来似的。他带我穿过几个堆满旧报纸和空啤酒罐的房间,来到了前厅。他坐在摇椅上,继续看他的运动节目。他电视机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荧光屏上的记分表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又是绿色。

他是白人,有一头长发,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从他那硕大的身材来看,实在很难估计他的年龄,不过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间。他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内衣跟床单更是好几个月没换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过,我还是留在那里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刚进去的时候,见他身边半打装的啤酒盒里还有三瓶,但是没一会儿他就喝光了,接着,他光着脚又到冰箱里去拿了半打。

他说他姓伊林,保罗·伊林。他从电视上知道克鲁兹的事,觉得很难过,但并不意外。他告诉我,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以前还不错,住在这里的人很规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邻居。但是现在坏分子搬进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跟动物园没两样,”他告诉我,“你不会相信的。”

安杰尔·赫雷拉租的房间在一幢四层楼的红砖楼房里,一楼有投币式洗衣机。两个快三十岁的年轻人在那里鬼混,从褐色袋子里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里倒。我问了问赫雷拉住哪里。他们觉得我是警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两人都耸耸肩,不过,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到四楼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种气味之外,空气中还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个黑黑瘦瘦但眼睛却极明亮的妇人站三楼入口处。她身上围了条围裙,手里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报纸。我问她赫雷拉住在哪里。

“二十二号。”她指着楼上说。“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紧盯着我,“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知道。”

“那你就该知道他不在这里,门也锁上了。”

“你有钥匙吗?”

“你是警察吗?”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很锐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声,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你怎么啦?被开除啦?因为所有的坏人都被关进牢里,所以你们就没事可做了,对不对?你想进赫雷拉的房间?来吧,我带你进去。”

看管二十二号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价锁。她试了三次,才找到正确的钥匙。她打开房门,放我进去。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电灯泡,用一根线充当开关,屋里有一组简简单单的床架。她走了进去,把窗帘拉开,让些许光线透进房间。

我从窗户望出去,又在房间里转了转,打开柜子,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柜子上有一幅镶了相框的照片,还有几张快照。照片里有两个不同的女人,几个孩子。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穿着浴袍在海滩上晒太阳,背后

是起伏的波浪。我拿这张照片给那女人看,她告诉我说,那个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报上看过赫雷拉,可是他在这张快照里好像是另一个人。

她又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张则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个女人跟我保证,赫雷拉以前是个好孩子。他很有礼貌,房间也整理得很干净,他喝酒很节制,也不会在半夜把音响开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欢他的孩子,从来不忘记寄钱回波多黎各。

第四大道上大概每隔一条街就会有一家教堂。我到的时候这几家教堂都没开门,就连我想去的圣迈克尔教堂也不例外。我是那种只要碰到教堂就要进去缴税的人,至于是什么教堂我倒不在乎。我最常捐钱给天主教堂,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们开门的时间最长。但是现在圣迈克尔教堂的大门紧锁,就跟那些清教徒一样难以亲近。

两条街外,在杂货店和健身房之间,有一座圆顶的小教堂。憔悴的耶稣悲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圣坛前,有两排板凳,两个枯槁的黑人妇女缩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

我溜到里面,在椅子上坐了好几分钟。我早就把我这笔收入的十分之一准备好了。我很乐意把这一百五十块捐给他们,我觉得这种感觉跟把钱投资到一家信誉卓著的公司一样。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不起眼的方法来达成我的心愿。这里没有募捐箱,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告诉我要把钱捐到哪里去。我不想大张旗鼓找来执事人员,当面把钱交给他,也不想把钱放在椅子上,免得被不相干的人捡走。

出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比走进去的时候更穷。

那天下午我待在日落公园。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工作,也不知道这么做对汤米·蒂勒里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在街上漫步,在酒吧里鬼混,我不刻意找什么人,也不想问什么问题。

在第四大道东边的六十街上,我发现一家黑幽幽的啤酒屋,名叫菲约德。墙上挂的都是船上的装饰,还有一面不大协调的明尼苏达维京人足球队的三角旗。不过看得出这地方的布置着实花费了一番工夫跟时间。在吧台的一端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声音开得非常小。许多老头就坐那里,默默地喝着苦啤酒,不大说话,静静等待时光流逝。

离开那里之后,我随手招了一辆脏乎乎的出租车,请他送我到湾脊区殖民路。我想看汤米·蒂勒里居住的以及他妻子死在那里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不记得确切地址,殖民路一路上都是砖造的公寓,但我记得汤米住的是独门独幢的洋房。公寓之间,的确见到几幢洋房,但我既不知道号码,也不知道它在街道的哪一边,我只好跟司机说,请他开到最近有人被刺死的那幢房子去,司机却不知道我在胡说些什么,更担心我会出其不意地伤害他。

我想我是有点醉了,不过,在返回曼哈顿的路上,我觉得好多了。那个司机其实并不想拉我,只是他开价十块钱,我一口答应,他也只好勉为其难。我往座位上一靠,一点劲都提不起来。他开上高速路,路上见到圣迈克尔教堂高耸的圆顶,我问他那座教堂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开放,他没搭理我。我闭上了眼睛,等我睁开,车已经停在旅馆前面。

前台有我两通留言。汤米·蒂勒里打了两通电话找我,并且要我回话。斯基普·德沃也找了我一次。

现在打电话给汤米未免晚了点,甚至打给斯基普都有点晚。反正够晚了,就让这个晚上这么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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