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埃里克松,”梅兰德放下一大沓报告说,“说来就话长了,你一定已经知道他的一些事了。”

“就假设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从头告诉我们吧。”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靠回椅上,开始填烟斗。

“好,”他说,“就从头说起吧。埃里克松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是家中独子,父亲是车床工人。他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去服役,退伍后申请到警队工作,同时在候补军官夜校及警校上课。”

他仔细地点燃烟斗,在上空吹出朵朵烟团。坐在对面的勒恩皱眉咳着,梅兰德置之不理地继续吞云吐雾。

“嗯,”他说,“那是埃里克松前半生比较无趣的简历,一九五六年,他开始在卡塔力那辖区担任巡警,接下来几年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我所知,他是个很普通的警员,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没人对他有抱怨,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想不出他在哪方面特别杰出。”

“他一直都在卡塔力那辖区吗?”马丁·贝克站在门边,一手搭在档案柜上。

“不,”梅兰德说,“最初四年里,他差不多换了三四个不同的辖区。”

他停下来,皱皱眉,然后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用烟嘴指着马丁·贝克。

“更正一下,”他说,“我刚提到他没有哪方面特别杰出,其实我说错了,他是个很杰出的枪手,比赛总是得高分。”

“是的,”勒恩表示,“我也记得,他的枪法很准。”

“他的长距离射击也很厉害,”梅兰德说,“这段期问他常自愿去接受军官训练,一放假就跑到候补军校去。”

“你刚才说他最初几年待了三四个不同的辖区,”马丁·贝克说,“有没有到过尼曼的辖区?”

“有的,他待了一阵子,从五七年秋到五八年一整年。接着尼曼就换辖区了。”

“你知道尼曼是怎么对待埃里克松的吗?尼曼可能会把他不喜欢的人整得很惨。”

“看不出尼曼对埃里克松比对其他年轻警察更严厉,而且埃里克松对尼曼的控诉跟那段期间没什么关系。不过照尼曼那种‘训练男子汉’的方法,我想埃里克松应该不会好过到哪儿去。”

梅兰德刚才的话是向马丁·贝克说的,说完他看着缩在访客椅里随时要睡着的勒恩。马丁·贝克循着他的眼光望去。

“来杯咖啡如何,勒恩?”他说。

勒恩直起身子。

“好啊,我自己去倒。”

马丁·贝克看着他踉跄地走出房间,心想不知自己看起来是否也一样狼狈。

等勒恩端着咖啡回来,再次跌回安乐椅时,马丁·贝克看看梅兰德说:

“继续说吧。”

梅兰德放下烟斗,啧啧有声地喝着咖啡。

“妈呀,”他说,“真难喝。”

他把塑料杯推到一边,接着抽最爱的烟斗。

“一九五九年初,埃里克松结了婚,老婆比他小五岁,叫玛亚,是芬兰人,不过她在瑞典住了很多年,在摄影公司当助理。她的瑞典文不是很溜,也许后来的事与此有关。他们在结婚那一年十二月生了个宝宝,玛亚便辞职当家庭主妇。孩子一岁半时,也就是在六一年的夏天,玛亚死了,那件事你很难忘记的。”

勒恩难过地点头表示同意——或者他只是在打盹而已?

“是啊,不过,还是跟我们说一说吧。”马丁·贝克说。

“哦,”梅兰德说道,“斯蒂格·尼曼大概就是这时出场的,还有胡尔特,当时他是尼曼辖区的巡警。玛亚死于他们辖区的酗酒犯牢房,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的夜里。”

“当晚尼曼和胡尔特在局里吗?”马丁·贝克问。

“他们把玛亚带进局里时,尼曼在,可是他后来回家去了,确切时间不详。当晚胡尔特出去巡逻了,可是玛亚被发现死在牢房里时,他刚巧也在局里。”

梅兰德把一根曲别针拉直,将烟斗里的灰清到烟灰缸里。

“警方做了调查,重建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六月二十六日白天,玛亚带女儿到维克休找朋友,因为她的摄影师老板请她帮忙两个星期,而玛亚的朋友答应帮忙照顾孩子。当天傍晚玛亚又回到城里,埃里克松当晚七点下班,玛亚想赶在他之前回家。对了,埃里克松当时并不在尼曼的辖区做事。”

马丁·贝克的腿开始发麻了,因为房里的两张座椅都有人坐了。他离开档案柜,走到窗边半坐在窗台上。他向梅兰德点点头,请对方接着说。

“玛亚有糖尿病,需要定时注射胰岛素。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她那位维克休的朋友就不知情。玛亚对注射的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她大意不得,不过出事那天,她偏偏把针筒忘在家里。”

马丁·贝克和勒恩两人紧盯着梅兰德,似乎努力在估量他对此事的看法。

“两名尼曼辖区的巡警晚上七点刚过时看到玛亚,她坐在长椅上,好像连站都站不稳。他们试着跟她说话,最后认定她嗑了药或喝得烂醉,便把玛亚拖进出租车带回警局。他们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把玛亚带到局里时,不太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因为她根本没有反应。事后出租车司机表示,玛亚用外语,也就是芬兰语说了些什么,三人在车里好像闹了一阵子,不过两名巡警自然是矢口否认。”

梅兰德停下良久,去弄他的烟斗。

“据这些巡警最初的供词,尼曼看了玛亚一眼后,叫他们暂时先把她关到酗酒犯牢房。尼曼否认见过玛亚,后来的听证会上巡警又改变说辞,表示他们把玛亚带到警局时,尼曼应该是在忙别的事。他们自己则因为有紧急任务在身,不得不立刻离开。据牢房守卫说,是两名巡警自行决定把玛亚关起来的,也就是说,大家互相推诿。在牢房里的玛亚一直没发出半点儿声响,守卫以为她睡着了,而且接下来的三个钟头内都没将她转移到刑事组去。换班时,值夜的守卫打开牢房,发现她已经死了。当时胡尔特也在,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他们没送她去医院,因为她已经没有呼吸了。”

“她几点死的?”马丁·贝克问。

“看起来是一个小时前死的。”

勒恩在椅子上坐直身体。

“糖尿病患者——”他说,“我的意思是,患有这类疾病的人,身上不都会带张卡或什么的,表示自己有疾病吗?”

“没错。”梅兰德说,“玛亚身上也带了卡,放在她皮包里。不过你们大概也知道,他们根本没去搜她的身。分局里没有女职员,如果她去刑事组就会被搜身了,可是她一直没去。”

马丁·贝克点点头。

“后来在听证会上,尼曼说他从没见过玛亚或她的皮包,所以两名巡警和守卫只得把责任全部扛下来。就我所知,他们只被记了个警告。”

“埃里克松知道后有什么反应?”马丁·贝克问。

“他崩溃了,请了两三个月的病假,此后对一切均不感兴趣。当时他等不到妻子返家,又发现玛亚没带注射筒,就先打电话找遍各医院,随后开车出去找她,因此玛亚死了一段时间他才得到消息。我想他们一开始并没告诉他实情,但最后他一定知道出了什么事,因为埃里克松在九月寄出了第一封对尼曼及胡尔特的控诉信,可是当时调查案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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