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钟。拜伦·麦特卡夫律师摘掉领结,给自己做了杯饮料,把脚跷到桌子上。

“你真的不来一杯吗?”

“下次吧。”格雷厄姆说着,把粘在袖口上的苍耳草籽掸掉。他庆幸有空调开着。

“我对雅各比一家并不很熟悉,”麦特卡夫说,“他们三个月前刚刚搬到这里。我和我的妻子到他家做了几回客。爱德·雅各比在刚刚搬完家后找过我重立遗嘱,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可是你是他的财产经营者。”

“是的。他的妻子在他的财产经营者的名单里列第一位,如果他的妻子去世或没有执行能力的话,然后才轮到我。他在费城有个兄弟,但是我猜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

“你曾是助理特区律师。”

“是的,1968年到1972年。我1972年考特区律师,仅仅差了一点没有考上。我现在已不后悔了。”

“你是怎么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呢,麦特卡夫先生?”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瑟夫·雅伯隆斯基,那个工会头头。”

格雷厄姆点点头。

“一桩有目的的犯罪,具体讲是权力,用变态做伪装。我们仔仔细细地把爱德·雅各比的文件翻了一遍——特区律师办公室的杰瑞·艾思格和我。

“可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从爱德·雅各比的死亡得到一大笔财产。约瑟夫发了一大笔薪水,他把一些专利费付清了;可是他把得来的钱花得和他得来时一样快。所有的东西都要归爱德的前妻所有,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小块地产归孩子和后代所有。他有一笔小额的规定受益人不得自由处理的信托资产,给他现在惟一幸存的儿子。基金还够支付三年上大学的开销。我敢肯定三年后这孩子还得在一年级原地不动。”

“奈尔·雅各比。”

“对,这孩子可给爱德找了不少麻烦。他和他妈妈在加州一起住,因为行窃进了劳教所。我从他母亲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爱德去年到加州去看他,把他带回到伯明翰,让他在鲍德威尔社区大学上学。他们曾经试图让他和家人住在一起,可是他抱怨其他的小孩而且让每个人都不舒服。雅各比太太容忍了他一段时间,最后他们还是让他住宿舍了。”

“他在哪?”

“6月28日那天晚上吗?”麦特卡夫的眼睛看格雷厄姆的时候半睁半闭。“警察和我都琢磨过。他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回学校了。这已经证实了。而且他是O型血。格雷厄姆先生,我得在半小时以后接我太太,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明天继续谈。告诉我怎么样能帮助你。”

“我想看看雅各比家人的私人档案,比如日记、照片等等。”

“这类东西好像没多少——他们在搬家前夕在底特律遭了一场大火,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烧毁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爱德当时正在地下室焊东西,火花溅到他储存的油漆上,结果房子就着了。

“有一些私人的信件,我锁在私人保管箱里了,还有一些小件的值钱的东西。我记忆里好像没有日记。其他所有东西都在仓库里。奈尔那儿可能还有些照片,我不能肯定。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九点半要去法庭,不过我可以先陪你到银行去看那些信件,然后回来接你。”

“很好,”格雷厄姆说,“还有件事,我可能要用到有关遗嘱查验的所有文件的拷贝:对房产的所有权提出的要求,任何关于遗嘱的争论、信件。我希望拿到所有的文件。”

“亚特兰大特区律师事务所已经向我要过这些文件了。他们在和亚特兰大的利兹房产做对比,我知道。”麦特卡夫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自己留一份。”

“好吧,也给你拷一份。你并不真的以为这案子跟钱有关,是不是?”

“不,我希望通过这些找到与利兹案相关案卷里相同的人名。”

“我也是。”

鲍德威社区大学的学生公寓是四座小型的宿舍楼,建在一块凌乱的四边形土地上,土地的肥力已经贫乏。格雷厄姆到达那里时一场立体声音乐喇叭之战正在进行中。

两个相对的汽车旅馆式的阳台里放着扬声器,对着大声放音乐。放的分别是《亲吻》和“1812序曲乐队”的音乐。一只气球在空气里胀得很大,在离格雷厄姆十英尺远的地方爆了。

格雷厄姆弯腰钻过一排晾衣绳,跨过一辆自行车才得以进入奈尔·雅各比与别人共用的单元起居室。雅各比卧室的门半掩着,门缝里传出高声的音乐。格雷厄姆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

他把门推开。一个脸上有斑点的高个子男孩坐在两张并排床的一张上,吸着一枝四脚的大烟枪。一个穿着蓝布牛仔裤的女孩躺在另一张床上。

男孩的脑袋猛地抬起来,面冲着格雷厄姆。他在拼命动脑子想。

“我找奈尔·雅各比。”

男孩看起来呆呆的。格雷厄姆关掉了音响。“我找奈尔·雅各比。”

“嘿,我这是在吸药治风湿病。你不会敲门啊?”

“奈尔·雅各比在哪儿?”

“我他妈怎么知道?你找他干吗?”

格雷厄姆让他看了看警徽。“让我仔细想想。”

“噢,倒霉。”那女孩说。

“是缉毒侦探,见鬼,我不值得你那么费力。我说,咱们谈谈这事吧。”

“咱们谈谈奈尔·雅各比在哪儿。”

“我想我能帮你找到他。”女孩说。

她去其他的宿舍打听去了,格雷厄姆在屋里等着。她去的每一个屋子,便桶都要哗哗响一阵。

屋子里奈尔·雅各比的物件很少——一张雅各比全家的照片躺在镜台上。格雷厄姆把压在上面的一杯冰水移开,用他的袖子把照片上的水痕擦干。

女孩回来了。“去‘可恶蛇’看看。”

“可恶蛇”酒吧是一个小店的前厅,窗户刷了暗绿色的漆。外面停的车简直是个大杂烩,各式各样的都有。不挂半拖车的大卡车、小型汽车、一辆淡紫色的敞篷车、老式道奇和雪弗莱车,后者为了弄成减重短程高速赛车的模样,把车尾架得很高。还有四部全副武装的哈利-戴维森牌的大型摩托车。

架在门顶窗的空调均匀地把水滴在马路上。

格雷厄姆弯腰避着水滴走了进去。

里面很拥挤,有洗涤剂和陈腐的纸板棚的味道。吧台服务员,一个魁梧的穿背带工装裤的女人递给他可乐。她是这里惟一的一名女性。

奈尔·雅各比,深色皮肤,像剃须刀那么瘦,在自动唱机旁。他把硬币投进机器里,而他身边那个人按了选钮。

雅各比看起来像个放纵的小学生,可是他身边帮他选音乐的人和他不一样。

他的这个同伴是个奇怪的混合体:一张孩子气的脸,浑身腱子肉。他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衣兜部分都磨白了。他的胳臂上的肌肉疙疙瘩瘩,他的手又大又丑。左臂的小臂上有一个做得很专业的文身,写着:“为性交而生。”另一个胳臂上有一个粗糙的监狱文身,写着:“兰迪”。监狱服刑时的平头发型已经参差不齐地长长了。他把手伸向唱机的旋钮时,格雷厄姆看见他前臂有一小块皮肤被剃平了。

格雷厄姆觉得胃部有些冷。

他跟着奈尔·雅各比和兰迪穿过人群走到酒吧的后部。他们坐在一个小隔间里。

格雷厄姆在他们桌前两英尺的地方停下。

“奈尔,我叫威尔·格雷厄姆。我需要和你谈几分钟。”

兰迪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了做作的夸张笑容。他的一个门牙是假牙。“我们互相认识吗?”

“不认识。奈尔,我想和你谈谈。”

奈尔抬了抬眉毛表示疑问。格雷厄姆不知道在劳教所里他都遭遇了什么。

“我们在谈一些很隐私的事,走开。”兰迪说。

格雷厄姆小心地看着他肌肉发达的胳膊,他肘弯里贴着橡皮膏,前臂上那块削平的印记显然是用刀割的。持刀斗士的“疥癣”。

我害怕兰迪。要么开枪,要么退却。

“你没听到我说话吗?”兰迪说,“走开!”

格雷厄姆解开外衣纽扣,把他的证件放在桌子上。

“坐着别动,兰迪。要是你想站起来你就会有两个肚脐了。”

“对不起,长官。”声调里立刻有了在押犯的服帖。

“兰迪,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在你左边的后兜里有一把五英寸长的弹簧折刀,你用两个手指帮我把它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好,谢谢。”

格雷厄姆把刀放进口袋里。那刀摸起来很滑。

“好,在你另一个兜里是皮夹,把它拿出来。你今天卖血了,对吧?”

“那又怎么样?”

“那就把卖血的单据给我,你下次去血站要出示的那张。把它平铺在桌子上。”

兰迪是O型血。下一步得教训教训他。

“你出狱多长时间了?”

“三个星期。”

“谁是你的假释警官?”

“我没有被假释。”

“这八成是谎话。”格雷厄姆想盘查兰迪。他可以以携带超出法律规定长度的刀具而再把他送进局子。在有卖酒许可的地方停留也违背了假释条文。格雷厄姆知道因为兰迪让他产生了恐惧因此自己对他有气。

“兰迪。”

“嗯?”

“出去!”

“我不知道我能告诉你什么,我并不很了解我父亲。”奈尔·雅各比在格雷厄姆开车送他回学校时告诉格雷厄姆。“我三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妈妈,后来我就没再见着他——妈妈不让我见。”

“他去年春天找过你。”

“是的。”

“在劳教所。”

“你看你都已经知道了。

“我只想直截了当地切人主题。你们见面后发生了什么?”

“他在来访者里面,很正统而且不东张西望。去那里的人大都把它当做动物园。我从妈妈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事,可是他看起来并不那么坏。他就是一个站在那里穿着旧运动装的汉子。”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原来以为他要么对我暴跳如雷,要么特别内疚。来探视的人大都是这两种情况。可是他只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能上学,他说如果我上学他愿意保我出去。他说:‘你得帮助你自己一点。试一试,帮助你自己。我会让你上学的。’还有别的类似的话。”

“多久以后你出来的?”

“两个星期。”

“奈尔,你在劳教所的时候谈论过你的家庭吗?和你的同屋或任何人?”

奈尔·雅各比立刻看着格雷厄姆。“噢,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没聊过我父亲。我已经很多年不想他了,为什么要谈起他呢?”

“在这里呢?你曾带任何朋友到你父母家吗?”

“父母?不是父母。她不是我母亲。”

“你曾经带任何人去过那里吗?学校里的朋友或者……”

“危险品交易伙伴,格雷厄姆警官?”

“对。”

“没有。”

“从来没有?”

“一次也没有。”

“他有没有提到任何威胁?在谋杀发生前的两个月间他有没有很困扰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交谈的时候他很烦躁,不过那是因为我的成绩。我有好几门课不及格。他给我买了两个闹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你有他的任何私人文件,比如信或照片什么的吗?”

“没有。”

“你有一张家庭的照片。在你屋里的镜台上,一杯冰水的下面。”

“那不是我的冰水。我可不愿意把那肮脏的东西放在嘴里。”

“我需要那张照片,我会做个复印件然后还给你。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雅各比从烟盒里倒出一根烟,然后在口袋里摸火柴。“没有了,我想不出来他们为什么把那东西给我。我爸爸冲着雅各比太太和那群小矮人笑。你可以把它拿走。他对我可从来没那么笑过。”

格雷厄姆需要了解雅各比一家。他们在伯明翰的新朋友对此没什么帮助。

拜伦·麦特卡夫带他看了锁着的私人物件。他读了很薄的一打信件,大都是商业往来的。他也仔细翻了一遍首饰。

大热天他在雅各比一家家用物品的储存仓库里干了三天。麦特卡夫到了晚上来帮忙。每层装箱架,每只柳条箱都打开了,所有的物品清查了一遍。警方的照片帮助格雷厄姆看到东西原先在屋子里是怎样摆放的。

大多数家具是新的,用因底特律火灾而获得的赔偿金买的。雅各比一家几乎没来得

及在他们的家当上留下他们的印记。

一个床头柜上面还有指纹粉的痕迹引起了格雷厄姆的注意。在桌子的中央有一枝绿色的蜡烛。

他又一次想像杀人犯是不是喜欢烛光。

伯明翰法医科在线索共享方面做得很好。

伯明翰警方找到的最有力的线索是一处很模糊的鼻子留下的印儿。华盛顿的吉米·普赖斯可以从树上的饮料罐上得到一些线索。

联邦调查局火警及设备检验科针对砍落的树枝发回了报告。砍树的刀刃很厚,有一个很浅的斜度。树枝是用一把切割门闩用的刀砍的。

文件科把树上刻的图案转发给了在朗里的亚洲研究系。格雷厄姆坐在仓库的一只提箱上看发回来的长长的报告。亚洲研究系提示这个标记是个汉字,意思是“得中”或者“正好打中”——有时用在博彩游戏里的一种表达。它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或“幸运的”信号。从事亚洲研究的专家说,汉字也出现在麻将牌里,它在牌上的标记是一条红色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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