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凯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清廷正因洪杨之变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清王朝的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规取“东京”,渡汉江。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枭,咸丰年间,洪杨起事,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拘禁,被迫订了二十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上,二十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有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为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尊去主持战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调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畔,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援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茎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王子和战之际,游移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拖”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李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不过他在暗中大下功夫,想消除几个议和的障碍,第一个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他是清流的中坚,能把他疏通好,主战的高调不是唱得那么响,议和便较易措手。

另一个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他不主张交涉决裂,但并不表示他主张对法让步,尤其是在从俄国回到巴黎以后,眼看法国的政策亦在摇摆之中,主战的只是少数。因此特地密电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建议军事援越,对德理固的交涉不妨强硬。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意见,不置可否,但却致书郭嵩焘,暗示希望他能影响曾纪泽。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关系很深,而且驻法是前后任,他的言论一定能为曾纪泽所尊重。

就在这“拖”的一两个月中,法国与越南的情势,都起了变化,法国的政策已趋一致,内阁总理茹斐理向国会声称,决心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派出九千人援越,另遣军舰十二艘东来,水师提督古拔代陆军提督布意为法军统帅。

越南则国王阮福时去世,由王弟阮福升继位,称号为“合和王”。由这称号,便知他是愿意屈服于法国的,即位只有一个月,便与法国订立了二十七条的《顺化条约》,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又仍旧尊重中国为宗主国,原来每年进贡,取道镇南关循陆路进京,今后改由海道入贡。

这一法越《顺化条约》,促成了法国政策的一致,同时也赋予了法军名正言顺得以驱逐黑旗军的地位。因此,越南政府中的主战派大为不满。弑合和王而另立阮福吴,称号是“建福王”。

尽管已到天津回任的李鸿章仍与法国公使在谈判越南的主权,而事实上中法双方剑拔弩张,开仗几不可免,尤其是特命彭玉鳞办理广东军务,消息一传,上海的人心越发恐慌。其时在九月中旬,正当螺蛳太太由上海回到杭州时。

就在她回到杭州的第二天,江宁派了个专差来,身穿红装,风尘满面,但头上一顶披满红丝穗的纬帽,高耸一粒红顶子,后面还拖一条花翎,身后跟着四名从人,亦都有顶戴。他们是由陆路来的,五匹高头大马,一路沙尘滚滚、辔铃当当、威风凛凛,路人侧目。一进了武林门,那专差将手一扬,都勒了马,其中一个戴暗蓝顶子的武官,走马趋前,听候吩咐。

“问问路!”

“喳!”那人滚鞍下马,一手执缰,一手抓住一个中年汉子问道:“来、来,老兄,打听一个地名,无宝街在哪里?”

“啊!你说啥?”

原来那武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湖南话中湘乡话最难懂,加以武夫性急,说得很快,便越发不知他说些什么了。

还好,那武官倒有自知之明,一字一句地答道:“元宝街。”说着还双手上捧,作手势示意元宝。

“喔、喔、喔,你老人家是说元宝街!”那人姓卜,是钱塘县“礼房”的书办,不作回答,却反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江宁?”

“不错。”

“这样说,到元宝街是去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那人一愣,旋即想到:“不错,不错,胡大先生就是胡雪岩胡大人。”

卜书办点头,趋前一步,手指着低声问道:“马上那位红顶子的人,是什么人?”

那武官有些不耐烦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问路应是常事,知道而热心的,详细指点,知道而懒得回答的,说一声“不清楚”,真的不知道而又热心的,会表示歉意,请对方另行打听,不知道而又懒得回答的,只字不答,掉臂而去。象这样问路而反为别人所问,类似盘查,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卜书办看那武官的脸色,急忙提出解释:“你老人家不要嫌我罗嗦,实在是马上那位大人一品武官,我不敢怠慢,晓得了身分,好禀报本县大老爷,有啥差遣,不会误事。”

原来是这样一番好意!那武官倒觉得过意不去,但却不知如何回答——那专差本名高老三,投效湘军时,招募委员替他改名“乐山”来谐音,“仁者乐山”而又行三,因而又送他一个别号叫“仁叔”。

这高乐山原隶刘松山帐下,左宗棠西征,曾国藩特拨刘松山一营隶属于左,时人称为“赠嫁”。刘松山在西征时,战功彪炳,左宗棠大为得力。左曾不和,在才气纵横的左宗棠眼中,曾国藩无一事可使他佩服,唯独对“赠嫁”刘松山,心悦诚服,感激不已。因为如此,左宗棠对刘松山,亦总是另眼看待。这高乐山原是刘松山的马弁,为人诚朴,有一次左宗棠去视察,宿于刘营,刘松山派高乐山去伺候,彻夜巡更,至晓不眠,为左宗棠所赏识,跟刘松山要了去,置诸左右,每有“保案”,在“密保”中总有高乐山的名字,现在的职衔是“记名总兵加提督衔”,在“绿营”中已是“官居极品”,但实际的职司,仍是所谓“材官”,仅奔走之役,在左宗棠的部属中,他的身份犹如宫中的“御前侍卫”。

但一品武官不过是个“高等马弁”,这话说出去,贬损了高乐山的红顶子,所以那蓝顶子的武官含含糊糊地答说:“是左大人特为派来看胡大先生的。”

“我就猜到,”卜书办又拍手、又翘拇指,“一定是左大人派来的。好、好、好,元宝街远得很,一南一北,等我来领路。你请等一等,等我去租匹马来。”

武林门是杭州往北进出的要道,运河起点的拱宸桥就在武林门外,所以城门口有车有轿有骡马,雇用租赁,均无不可。卜书办租赁了一匹“菊花青”,洋洋得意地在前领路。

那匹“菊花青”是旗营中淘汰下来的老马,驯顺倒很驯顺,但脚程极慢——马通灵性,为人雇乘太久,出发时知道负重任远,一步懒似一步,因为走得越快越吃亏,及至回程,纵不说如渴骥奔泉,但远非去路可比,昂首扬鬃,急于回槽。那匹菊花青,正是这样一个马中的“老油条”。

当书办的,十之八九是“老油条”,这一下“老油条”遇着“老油条”,彼此得其所哉。卜书办款款徐行,后随五名武官,亦步亦趋,倒象是他的跟马。杭州的文武官员,品级最高的是“将军”,其次是巡抚,本身虽都是红顶子,但出行的随从,从无戴红顶子的。

因此,卜书办满脸飞金,得意之状,难描难画,尤其是一路上遇着熟人,在马上一会儿抱拳扬臂,一会儿弯腰点头,同时一定要高声加一句,“我带他们去看胡大先生。”有几次得意忘形,几乎掉下马来,急急扳住马鞍上的“判官头”,才能转危为安。这样丑态百出,惹得路人笑逐颜开,而高乐山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快到元宝街时,卜书办在转角之时,向前扬一扬手,示意暂停,自己却双腿夹一夹马腹,催快往前,直到胡府大门前勒住了马。

“老卜,”胡家门前的下人中,有一个认得他,“你来作啥?”

“我来报信,两江总督左大人,派了红顶子的武官来看胡大先生,一进城门,是我领路来的。”

“在哪里?”

“在后面。”

那人抬眼一看,果然有五匹马在后面,红蓝顶子在明亮的秋阳中看得很清楚。这一来,胡家门前的十几个人都紧张了。

原来左宗棠派红顶子的戈什哈传令是常事,但当初是陕甘总督,公私事务派专差只到上海转运局。直接派到胡家却是头一回,少见自然多怪,顿时便有机灵的,不看热闹,抢先报到上房。

螺蛳太太一听吓一跳。原来胡家为了红顶子,花了好大的气力,胡雪岩本身是道员加按察使衔,三品顶戴蓝顶子,倘或胡雪岩肯做官,放一任实缺的道员,左宗棠保他加布政使的衔,是一定办得到的事,无奈胡雪岩只能做一个“官商”,如果真的“商而优则官,”必须“弃商从官”,不但“做此官,行此礼,胡,雪岩受不了那种拘束,而且也决不会是一个出色的官。这一点不但他本人有自知之明,凡是爱护他的,亦莫不认为胡雪岩要是真的去做官,便是舍长就短,最为不智。

因为如此,要摆官派,只有拿钱来做官,本身捐官有限制,到三品便是“官居极品”,但父母的荣衔,却是花钱可以买体面的,十余年来每逢水旱灾荒,胡雪岩总是用胡老太大的名义,捐银、捐米、捐棉衣、捐药材,好不容易才得了个“一品夫人”的封典,胡雪岩“子以母贵”也能戴红顶子了。

红顶子是如此珍贵,在螺蛳太太的记忆中,红顶子的文武大员登门拜访,没有几次,每一次都是事先得到信息,如何迎接、如何款待、如何打发从人,都要好几天筹划,临时郑重将事。象这样突然来了个红顶子的武官,自然要吓一跳,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但胡雪岩却是司空见惯的,高乐山又是熟人,不妨从容以礼款接。当下先交代了螺蛳太太一番,换了官服到花厅相见。

一个称“雪翁”,一个称“高军门”,平礼相见,又到走廊上向高乐山的从人,请教了姓乐,寒暄了一阵,另外派人接待,然后说道:“请换便衣吧!”

话刚说完,已有一名听差,捧着衣包,进屋伺候——官场酬酢,公服相见是礼,便衣欢叙是情,但总是客人忖度与主人的交情,预料有此需要,自己命跟班随带衣包,象这样由主人供应便衣的情形,高乐山不但是第一次经验,而且也是闻所未闻。

不过,想到胡雪岩以豪阔出名,那么类此举动,自亦无足为奇。当下说道:“雪翁亦请进去换衣服吧!”

“是,是,换了衣服细谈。”

等胡雪岩换了衣服出来,只见高乐山已穿上簇新的一身铁灰的结夹抱、上套珊瑚扣的贡缎马褂,头上一顶红结子的青缎小帽,而且刚洗了脸,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衣服倒还合身?”

“多谢,多谢。比我自己叫裁缝来现制还要好,我也不客气了,雪翁,多谢,多谢!”说着高乐山又连连拱手。

“左大人精神还好吧?”

听这一说,高乐山的笑容慢慢收敛,“差得多了。”他说:“眼力大不如前,毛病不轻。”

“请医生看了没有呢?”

“请了。”高乐山答说:“看也白看!医生要他不看公事,不看书,闭上眼睛静养。雪翁,你想他老人家办得到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医生也说不上来。左眼上了翳,右面的一只迎风流泪。”

“会不会失明?”

“难说。”

“我荐一个医生。”胡雪岩说:“跟了高军门一起去。”

“是。”高乐山这时才将左宗棠的信拿了出来。

信上很简单,只说越南军情紧急,奉旨南北洋的防务均须上紧筹划,并须派兵援越,因而请胡雪岩抽工夫到江宁一晤,至于其他细节,可以面问高乐山。

胡雪岩心想,这少不得又是筹械筹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并未受两江总督衙门的任何委任,倘需效劳,纯粹是私人关系,这一层不妨先向高乐山说明白。

“高军门晓得的,左大人说啥就是啥,我只有‘遵办’二字。不过,江宁不是陕甘,恐怕有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是的。”高乐山答道:“左大人亦说了,江宁有江宁的人,胡某替我办事,完全是交情,论到公事,转运局是西征的转运局,我只有跟他商量,不能下札子。这就是要请雪翁当面去谈的缘故。”

“喔,不晓得要谈点啥?”胡雪岩问:“是钱,是械?”

“是枪械。”

“嗯,嗯。”胡雪岩稍稍放了些心,“不谈钱,事情总还好办。”

“雪翁预备哪天动身?”

“这还要跟内人商量起来看。”胡雪岩率直回答,他所说的“内人”,自然是指螺蛳太太,接下来又问:“左大人预备派哪位到广西?”

“是王大人。”

“王大人?”胡雪岩一时想不起来,左宗棠手下有哪个姓王的大将。

“是,王阆帅。”

“幄,是他。”

原来高乐山指的是王德榜,他踉高乐山一样,有个很雅致的别号叫阆青,是湖南永州府江华县人,这个偏僻小县,从古以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出色的人物,但王德傍在湘军中却是别具一格,颇有可称的宿将。

此人在咸丰初年,毁家练乡团,保卫家乡颇有劳绩,后来援江西有功,早在威咸七年,便叙文职“州同”,改隶左宗棠部下后,数建奇功,是有名的悍将,赐号“锐勇巴图鲁”,赏穿黄马褂,同治四年积功升至藩司,从左宗棠征新疆,功劳不在刘松山叔侄之下,但始终不得意,藩司虚衔领了六、八年,始终不能补实缺。

原来王德榜是个老粗,当他升藩司奉召入觐时,语言粗鄙,加以满口乡音,两宫太后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因而名为藩司,当的却是总兵的职司。光绪元年丁忧回籍,六年再赴新疆,不久左宗棠晋京人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他的部下兴修畿输水利,挑泥浚河,做的是苦工而毫无怨言,因而亦颇得醇王赏识。

左宗棠当然深知他的长处,但他的短处实在也不少,只能为将,不能做官。这回彭玉麟向左宗棠求援,他想起王德榜,认为可以尽其所长,因而奏请赴援两广,归彭玉麟节制,并答应接济军械,找胡雪岩去,便是商量这件事。

了解了经过情形,胡雪岩心里有数了,“高军门,”他说,“你在这里玩两天,我跟内人商量好了,或许可以一起走。”

“如果雪翁一起走,我当然要等,不然,我就先回去复命了。左大人的性子,你知道的。”

“你想先回去复命亦好。哪天动身。”

“明天。”

当下以盛筵款待,当然不用胡雪岩亲自相陪,宴罢连从人送到客房歇宿,招呼得非常周到。第二天要动身了,自然先要请胡雪岩见一面,问问有什么话交代。

传话进去,所得到的答复是,胡雪岩中午请他吃饭,有带给左宗棠的书信面交。到了午间,请到花园里,又是一桌盛筵,连他的从人一起都请,厅上已摆好五份礼物,一身袍褂,两匹机纺,一大盒胡庆余堂所产的家用良药,另外是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两个。额外送高乐山的一个打簧金表,一支牙柄的转轮手枪。

“本来想备船送你们回去,只怕脚程太慢,说不得只好辛苦各位老哥,仍旧骑马回去了。”

“雪翁这样犒赏,实在太过意不去了。”高乐山连连搓手,真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概。

“小意思、小意思!请宽饮一杯。”

高乐山不肯多喝,他那四个部下,从未经过这种场面,更觉局促不安,每人闷倒头扒了三碗饭,站起身来向胡雪岩打千道谢兼辞行。

由于红顶子的关系,胡雪岩自然开中门送客,大门照墙下一并排五匹马,仍是原来的坐骑,不过鞍辔全新,连马鞭子都是新的。胡雪岩自己有一副“导子”,两匹跟马将高乐山一行,送出武林门外,一路上惹得路人指指点点,都知道是“胡大先生家的客人”。

高乐山走后,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止。

“第二批洋款也到期了,我想先到上海料理好了,再到江宁。”胡雪岩说,“好在王阆青也不过刚从京里动身,我晚一点到江宁也不至于误事。”

“不好,既然左大人特为派差官来请,你就应该先到江宁,才是敬重的道理。至于上海这方面,有宓本常在那里,要付的洋款,叫他先到上海道那里去催一催,等你一到上海,款子齐了,当面交清,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海的市面,我也不大放心,想先去看看。”

“那更用不着了,宓本常本事很大,一定调度得好好的。”螺蛳太太说:“你听我的话没有错,一定要先到江宁,后到上海,回来办喜事,日子算起来正好,如果先到上海,后到江宁,万一左大人有差使交派,误了喜期,就不好了。”

在天津的李鸿章,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张佩纶才高志大,资格又好,决心要收他做个帮手。张佩纶的父亲在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做过官,叙起来也算世交,便遣人专程将他接了来,在北洋衙门长谈了几次。原来李鸿章也有一番抱负,跟醇王秘密计议过,准备创办新式海军。他自己一手创立了淮军,深知陆军是无法整顿的了,外国的陆军,小兵亦读过书,看重懂书面的命令,中国的陆军,连营官都是目不识丁,怎么比得过人家?再说,陆军练好了,亦必须等到外敌踏上中华国上,才能发生保国卫民的作用,不如海军得以拒敌于境外。因此,李鸿章已悄悄着手修建旅顺港,在北洋办海军学堂。这番雄图壮志,非十年不足以见功,而且得在平定的局势之下,方能按部就班,寸寸积功。

这就是李鸿章力主对法妥协的原因,忍一时之忿,图百年之计。张佩纶觉得谋国远谟,正应如此,因而也作了不少献议,彼此谈得非常投机。

“老夫耄矣!足下才气纵横,前程远大,将来此席非老弟莫属。”

这已隐然有传授衣钵之意。张佩纶想到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他当年遣散湘军,扶植淮军,便是找到了李鸿章作替手。想来,李鸿章以湘乡“门生长”自居,顾念遗训,找到他来作替手。这番盛意,关乎国家气运,当仁不让,倒不可辜负。

由于有了这样的默契,张佩纶在暗中亦已转为主和派。同时有人为李鸿章设计,用借刀杀人的手法,拆清流的台——将清流中响当当的人物,调出京去,赋以军务重任,书生都是纸上谈兵,一亲营伍,每每偾事,便可借此收拾清流,而平时好发议论的人,见此光景,必生戒心,亦是箝制舆论的妙计。

李鸿章认为是借刀杀人,还是登坛拜将,视人而异,象张佩纶便属于后者,决定设法保他督办左宗棠所创办、沈葆祯所扩大的福建船政局,作为他将来帮办北洋海军的张本。此外就不妨借刀杀人了。

但这是需要逐步布置,徐图实现的事,而眼前除了由张佩纶去压低主战的高调以外,最要紧的是,要让主战的实力派,知难而退,这实力派中,第一个便是左宗棠,得想法子多方掣肘,叫他支援彭玉麟的计划,步步荆棘,怎么样也走不通,这就是李鸿章特召邵友濂北上,要商量的事。

“左湘阴无非靠胡雪岩替他出力。上次赈灾派各省协济,两江派二十万银子,江宁藩库,一空如洗,他到江海关来惜,我说要跟赫德商量。湘阴知难而退,结果是向胡雪岩借了二十万银子。湘阴如果没有胡雪岩,可说一筹莫展。”

“胡雪岩这个人,确是很讨厌。”李鸿章说:“洋人还是很相信他,以致于我这里好些跟洋人的交涉,亦受他的影响。”

“既然如此,有一个办法,叫洋人不再相信他。”邵友濂说:“至少不如过去那样相信他,”

“不错,这个想法是对的,不过做起来不大容易,要好好筹划一下。”

“眼前就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借款,到了第二期还本的时候了!

当邵友濂谒见李鸿章,谈妥了以打击胡雪岩作为对左宗棠掣肘的主要手段时,胡雪岩不过刚刚到了江宁。

原来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程,螺蛳太太力主先到江宁,后到上海。

胡雪岩觉得她的打算很妥当,因为由于螺蛳太太的夸奖,他才知道宓本常应变的本事很到家,这样就方便了,在南京动静要伺候左宗棠,身不由主,到了上海,是宓本常伺候自己,即令有未了之事,可以交给宓本常去料理,欲去欲留,随心所欲,决不会耽误了为女儿主持嘉礼这一件大事。

于是,他一面写信通知宓本常与古应春,一面打点到江宁的行李——行李中大部分是送人的土仪。江宁候补道最多,有句戏言叫做“群‘道,如毛”。

这些候补道终年派不到一个差使,但三品大员的排场,不能不摆,所以一个个苦不堪言,只盼当肥缺阔差使的朋友到江宁公干,才有稍资沾润的机会。

胡雪岩在江宁的熟人很多,又是“财神”,这趟去自然东西是东西、银子是银子,个个要应酬到。银子还可在江宁阜康支用,土仪却必须从杭州带去,整整装满一船,连同胡雪岩专用的座船,由长江水师特为派来的小人轮拖带,经嘉兴、苏州直驶江宁。

当此时也,李鸿章亦以密电致上海道邵友濂,要他赴津一行,有要事面谈。上海道是地方官,不能擅离职守,所以在密电中说明,总理衙门另有电报。关照他先作准备,等总理衙门的公事一到,立即航海北上。

公事是胡雪岩从杭州动身以后,才到上海的。但因上海到天津的海道,费时只得两天一夜,所以邵友濂见到李鸿章时,胡雪岩还在路上。

这南北洋两大臣各召亲信,目的恰好相反。左宗棠主战,积极筹划南洋防务以外,全力支持督办广东军务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李鸿章则表面虽不敢违犯清议,但暗中却用尽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削弱主战派的力量及声势。第一个目标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因为他是主战派领袖大学士李鸿藻的谋主,制服他亦就是擒贼擒王之意。

就压制主战派这个目的来说,收服张佩纶是治本,打击胡雪岩是治标。

可是首当其冲的胡雪岩,却还睡在鼓里,到了江宁,先到他自己所置的公馆休息。

胡雪岩在通都大邑,都置有公馆,但一年难得一到,江宁因为左宗棠的关系,这年是第二次来往。这个公馆的“女主人”姓王,原是秦淮“旧院”钓鱼巷的老鸨,运气不佳,两个养女,连着出事,一个殉情,一个私奔,私奔的可以不追究,殉情的却连累老鸨吃了人命官司,好不容易才得无罪被释,心灰意懒再不愿意吃这碗“把势饭”了。

既然如此,只有从良之一途。这个王鸨,就象《板桥杂记》中所写的李香君的假母那样,虽鸨不老,三十出头年纪,丰韵犹存,要从良亦着实有人愿量珠来聘。

但秦淮的勾栏中人,承袭了明末清初“旧院”的遗风,讲究饮食起居,看得骚人墨客,而看中她的,腰有万金之缠,身无一骨之雅;她看中的,温文尔雅,不免寒酸。因而空有从良之志,难得终身之托。

这是三年前的事,江宁阜康新换一个档手,名叫江德源,此人是由阜康调过来的,深通风月,得知有王鸨这么一个人,延聘她来当“胡公馆”的管家,平时作为应酬特等客户的处所,等“东家”到江宁,她便是“主持中馈”的“主妇”。当然,这“主妇”的责任,也包括房帏之事在内。

王鸨为胡公馆的饮食起居舒服,且又不受拘束,欣然同意。那年秋天,胡雪岩到江宁,首先就看中了她的裙下双钩,纤如新月,一夕缱绻,真如袁子才所说的“徐娘风味胜雏年”,厚赠以外,送了她一个外号叫做“王九妈”,南宋发生在西湖上的,有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的故事,其中的老鸨就叫王九妈。

这王九妈已得到江德源的通知,早就迎合胡雪岩的喜好,除饮食方面有预备以外,另外还打听了许多新闻,作为陪伴闲谈的资料。

这些新闻中,胡雪岩最关切的,自然是有关左宗棠的情形。据说他衰病侵寻,意气更甚,接见僚属宾客,不能谈西征,一谈便开了他的“话匣子”,铺陈西征的勋业,御将如何恩威并用,用兵如何神奇莫测。再接下来便要骂人,第一个被骂的是曾国藩,其次是李鸿章,有时兼骂沈葆祯。这三个人都是左宗棠的前任,有好些旧部在江宁,尤其是曾国藩故旧更多,而且就人品来说,左宗棠骂李鸿章犹可,骂曾国藩则不免令人不服,因此,曾国藩的旧部,每每大庭广众之间批评他说:“大帅对老帅有意见,他们之间的恩怨,亦难说得很。就算老帅不对,人都过去了,也听不见他的骂,何必在我们面前罗嗦。而且道理不直,话亦不圆,说来说去,无非老帅把持饷源,处处回护九帅,耳朵里都听得生茧了。”

胡雪岩心想,也不过半年未见左宗棠,何以老境颓唐至此?便有些不大相信,及至一问江德源,果然如此,他说:“江宁现在许多事办不通。为什么呢?左大人先开讲,后开骂,一个人滔滔不绝,说到时候差不多了,戈什哈把茶碗交到他手里,外面伺候的人马上喊一声‘送客’。根本就没法子谈公事。”

“这是难得一次吧?”

“哪里?可说天天如此。”江德源说,“左大人有点‘人来疯’,人越多他越起劲。大先生亦不必讲究礼节。‘上院,去见,不如就此刻在花厅或者签押房里见,倒可以谈点正经。”

原来督抚接见“两司”——藩司、桌司以及道员以下的僚属,大致五天一次,“衙参”之期定在逢三、逢八的日子居多,接见之处,称为“官厅”,而衙参称之为“上院”。胡雪岩到的这天是十月十七,原想第二天“上院”,如今听江德源这一说,决定接受他的建议,当即换了官服,坐轿直闯两江总督的辕门。

辕门上一看“胡财神”到了,格外巴结,擅作主张开正门,让轿子抬到官厅檐前下轿,随即通报到上房,传出话来:“请胡大人换了便服,在签押房见面。”

于是跟班打开衣包,就在官厅上换了便服,引人签押房,左宗棠已经在等了,胡雪岩自然是行大礼请安,左宗棠亲手相扶,延入客座,少不得有一番寒暄。

胡雪岩一面说话,一面细看左宗棠的眼睛,左眼已长了一层白翳,右眼见风流泪,非常厉害,不时拿一块绸绢擦拭,于是找一个空隙说道:“听说大人的眼睛不好,我特为配了一副眼药来,清凉明目,很有效验,”说着,将随手携带的一个小锦袱解开来又说:“还替大人配了一服膏滋药,如果服得好,请大人交代书启师爷写信来,我再送来。”

“多谢,多谢!”左宗棠说:“我现在多靠几个朋友帮忙,不但私务,连公事都要累你。上次山东闹水灾,两江派助赈四十万,藩库只拿得出一半,多亏你慷慨援手。不过,这笔款子,两江还无法奉还。”

“大人不必挂齿。”胡雪岩原想再说一句:“有官款在我那里,我是应该效劳的。”但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这一回越南吃紧,朝命彭雪琴督办广东军务,我跟他三十年的交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而况我奉旨筹办南洋防务,粤闽洋面,亦在我管辖之下,其势更不能兼筹并顾。可恨的是,两江官场,从曾湘乡以来,越搞越坏,推拖敷衍,不顾大局,以致于我又要靠老朋友帮忙了。”

“是。”胡雪岩很沉重地答应着。

“王阆青已经出京回湖南去招兵了,打算招六千人,总要有四千支枪才够用。江宁的军械局,为李少荃的大舅子搞得一塌糊涂,交上海制造局赶办,第一是经费尚无着落,其次是时间上缓不济急,所以我想由转运局来想法了。雪岩,你说呢?”

“转运局库存洋枪,细数我还不知道。不过大人既然交代要四千支,我无论如何要想法子办齐。”

“好!”左宗棠说:“我就知道,跟你商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最痛快不过。”

“光塘”胡雪岩称名谦谢:“承大人栽培,不敢不尽心尽力伺候。”

“好说,好说。还有件事,王阆青招来的兵,粮饷自然由户部去筹划,一笔开拔费,数目可观,两江不能不量力相助。雪岩,你能不能再帮两江一个忙?”如果是过去,胡雪岩一定会问:“要多少?”但目前情形不同,他想了一下说:“回大人的话,现在市面上银根紧得不得了,就是不紧,大人要顾到老部下。如今我遵大人的吩咐,要多少筹多少,到了陕甘接济不上时,就变成从井救人了。”

所谓“老部下”是指刘锦棠,而胡雪岩又是西征转运局的委员,在他的职司有主有从,如两江筹饷是额外的差使,行有余力,不妨效劳,否则他当然要顾全西征军为主。

左宗棠了解到这一点,便不能不有所顾虑,想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明天我再找藩司来想法子。如果真有难处,那就不能不仰赖老兄拔刀相助了。”

“大人言重。”胡雪岩问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请示。”

“请示”便是听回音。左宗棠答说:“很快、很快,三两天之内,就有信息。”

于是胡雪岩起身说道:“我听大人的指挥办理,今天就告辞了。”

“嗯,嗯。”左宗棠问:“今天晚上没事吧?”

胡雪岩知道要留他吃饭,急说道:“今天晚上有个不能不去的饭局。”

“既然如此,我不留你了。我知道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等有了信息,我自然会派人来请你。”

于是胡雪岩请安辞出。接着便转往秦淮河河房去赴宴会,在座的都是江宁官场上提得起来的人物,消息特别灵通,胡雪岩倒是听了许多内幕,据说李鸿章已向总理衙门正式表明他的看法,中国实力不足,对越南之事应早结束,舍此别无良法。

但总理衙门主张将法国对中国种种挟制及无理的要求,照会世界各国,以明其曲在彼。如果法军来犯,即与开战。李鸿章虽不以为然,无奈他想谈和,连对手都没有,法国的特使德理固已转往日本去了。

“中国的若恼是,欲和不敢和,欲战不能战。”督署的洋务委员候补道张凤池说:“现在是彼此‘耗’的局面,就不知道谁耗得过谁了?”

“那么,照凤翁看,是哪个耗得过哪个?”

“这一层很难说。不过,在法国,原来只有他们的外务部长最强硬,现在意见已经融洽了,他们的内阁总理在国会演说:决心在越南打到底。而我们呢,朝廷两大柱石,纵不说势如水火,可是南辕北辙,说不到一起,大为可虑。”

所谓“朝廷两大住石”,自是指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座的虽以两江的官员居多,但其中跟李鸿章渊源甚深的也不少,谈到李、左不和,是个犯忌讳的话题,如果出言不慎,会惹麻烦上身,所以都保持着沉默。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是山东的一个候补道,名叫玉桂,蒙古旗人,原来在两江候补,署道实缺,也当过好些差使,资格甚老,年纪最长,大家都叫他“王大哥”。此人理路很明白,勇于任事,本来是应该红起来的一个能员,只以心直口快,妨了他的官运。这回是奉山东巡抚所派,到江宁来谒见左宗棠,商议疏浚运河,哪知来了半个月,始终不得要领,以致牢骚满腹,一提到李左不和,忍不住要开口了。

“左、李两公,勋业彪炳,天下仰望,朝廷酬庸有功,封侯拜相,过去的战功是过去了,可以不谈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必呢?”

这明明是在说左宗棠。八座咫尺,忌讳益甚,更没有人敢置一词。

有了三分酒意的玉桂,只当大家默许他的议论,因而就更起劲了,“如说打仗,兵贵神速,倘或一天到晚说空话,正事不只,到得兵临城下,还在大谈春风已度玉门关,各位倒想,那会弄成怎么一个局面?”

听得这番话,座客相顾失色。有跟玉桂交情比较深的,便很替他担心,因为这话一传到左宗棠耳朵里,就一定会找上他去,如果只是痛斥一顿倒还罢了,就怕找了他去质问:你说“兵临城下”是什么兵?是法国军队吗?一怒之下,指名严劾,安上他一个危言惑众、动摇民心士气的罪名,起码也是一个革职的处分。

于是有人便乱以他语:“玉大哥、玉大哥,今宵只可谈风月,喝酒,喝酒。”

王桂还想再说,作主人的张凤池见机,大声说道:“玉大哥的黑头、黄钟仲吕,可以醒酒,来,来,来一段让我们饱饱耳福。”

“对!”有人附和:“听玉大哥唱黑头,真是痛快淋漓。快,快,‘场面’呢?”

文场、武场都现成,很快地摆设好了,“乌师”请示唱什么,张凤池便说,“玉大哥最拿手的是《探阴山》跟《上天台》。我看先上天台,后探阴山吧!”

“不!”玉桂答说:“今天我反串,唱‘胡子’,来段《斩谡》。”

等打鼓佬下鼓糙领起胡琴,过门一到,玉桂变了主意,“我还是唱《上天台》吧.”他说。

原来玉桂编了一段辙儿,想骂左宗棠如失街亭的那个蜀中大将,“言过其言,终无大用”,但想想身居客地,而左宗棠到底是年高位尊,过于嚣张,实在也不很相宜,所以不为已甚。

这些情形看在胡雪岩眼中颇有感触,回想当年左宗棠意气风发,连曾国藩都不能不让他几分,哪知如今老境颓唐,为人如此轻视,这样转着念头,一面为左宗棠悲哀,一面也不免兴起急流勇退的念头。

在江宁已经十天了,左宗棠始终没有派人来请他去见面。由于他事先有话,胡雪岩不便再去求见,只有托熟人去打听。但始终不得要领。

好不容易左宗棠来请了,一见面倒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地说:“雪岩,陕甘那面我另有部署,你把转运局的官款,拨二十五万出来。”

这笔款子自然是拨给王德榜的,不加商量,直接交代,胡雪岩除了唯唯称是以外,别无话说。

“这笔钱能不能在这里拨?”左宗棠问。

“大人要在哪里拨就哪里拨!”

“好,就在这里拨好了。你替王阆青立个折子。”

“是。”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直在候大人的命,既然有了交代,我想明天就走。”

“对了,你要回去办喜事?”左宗棠问:“令爱出阁,我已经告诉他们备贺札了。你我是患难之交,我不能去喝喜酒,中心未免歉然。”

“大人言重了。”

“我想再送点什么别致的贺礼。雪岩,你倒替我想想,不必客气。”

“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如果有大人亲笔的一副喜联,那就真的是蓬荜生辉了。”

“这是小事。”左宗棠答说:“不过今天可来不及了,反正喜期以前,一定会送到。”

“大人公务太忙,我这个实在算是非分之求。既蒙大人许了,我把喜堂最上面的位置留下来了。”

这是变相的坚约,左宗棠不可言而无信,否则喜堂正面,空着两块不好看。左宗棠理会得这层意思,便喊一声:“来啊!”

“喳!”

厅上一呼,廊下百诺,进来一名亮蓝顶子的材官,站在他身旁待命。“胡大人的小姐出阁,我许了送一副喜联,你只要看我稍为闲一点儿,就提醒我这件事,免得失礼。”左宗棠又说:“你要不断提醒我。”

“是。”

“好!就这么说了。”左宗棠又问,“你是先到上海?”

“是的。”

“有什么事要我替你招呼?”

胡雪岩心里不放心的是,那笔到期还本的洋债,为限已近,但看宓本常并无信来,谅想已经办妥,就不必再请左宗棠费事了。

“等有事再来求大人。”

“好!”左宗棠说:“这回你来,我连请你吃顿饭的工夫都抽不出来,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大人太客气了。”胡雪岩问:“不知道大人在上海、在杭州,有什么委办的事没有?”

左宗棠想了一下说:“就是王阆青的那四千支枪。

“这件事,我一定办妥当。”

“别的就没有了。”左宗棠说:“就要你那句话,想起来再托你。”

胡雪岩告辞而去,又重重地托了那些材官,务必提醒喜联那件事。当然,少不得还有一个上写“别敬”的红包奉送。

一到上海,胡雪岩才失悔在江宁荒废的日子太多了。上海也仿佛变了一个样子,其所谓市面萧条,熟人一见了面,不是打听战事,就是相询何处避难最好?这些情形在江宁是见不到的。

做钱庄最怕遇到这样局势,谣言满天,人心惶惶。而且遇到这种时候,有钱的人都相信手握现款是最妥当的事,因此,钱庄由于存款只提不存,周转不灵而倒闭的,已经有好几家。阜康是块金字招牌,所受的影响比较小,但暗中另有危机,只是宓本常守口如瓶,不让胡雪岩知道而已。

但即令如此,已使得胡雪岩大为头痛。首先是供应王德榜的四千支洋枪,转运局的库存仅得两千五,尚少一千五百支,需要现购,每支纹银十八两,连水脚约合三万两银子,这倒还是小事,伤脑筋的是,他在左宗棠面前,已经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如果交不足数,信用有关。

“小爷叔亦不必过分重视这件事,将来拿定单给左湘阴看就是了。”

“应春,”胡雪岩说:“我在左湘阴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而且,这回也只怕是最后一两回替他办差了,为人最要紧收缘结果,一直说话算话,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湘阴保不定会起疑心,以为我没有什么事要仰仗他,对他就不象从前那样子忠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大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这件小事砸掉。应春你倒替我想想,无论如何要帮我一个忙。”

办军火一向是古应春的事,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客气话,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无论如何要帮忙”的话,古应春心里当然也很不是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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