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的发展,实在出人意表。第一、常州在李鸿章部下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李鸿章及常胜军戈登合力猛攻之下,于四月初六十复;接着久守镇江的冯子材进克丹阳。大家都以为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一定乘胜西趋,直扑金陵,为曾国荃助攻。哪知李鸿章尽管朝旨催促,却以伤亡过重,亟须整补为名,按兵不动。这是为左宗棠、胡雪岩所预料到的,李鸿章不愿分曾国荃一心想独到的大功,有意作态。

第二、是“天王”洪秀全忽然下了一道有如梦呓的“诏令”,说“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过了两天,“天王”服毒自尽,实现了他“上天堂”的诺言。接位的是洪秀全的十六岁儿,名叫“洪天贵福”;称号唤做“幼天王”。

消息外传,都知道曾国荃成大功在即,颇有人高吟杜少陵的“青春作伴好还乡”,作乱后重整家园之计。而京里重臣、京外督抚,有良心,肯做事的,亦都在默默打算,曾国荃一下金陵,太平天国十余年的积聚,尽萃于“天王府”,足可用来裁遣将士,恢复地方;固然,金陵所得,必是用于江南及湘军,但应解的协饷,可以不解,就等于增加了本地的收入。象左宗棠就是打着一把如意算盘,认为曾国荃一克金陵,广东便将复成浙江的饷源。他曾跟胡雪岩谈过,到那时候,要专折奏,派他到广东去会办厘捐。胡雪岩口头一诺无辞,其实不当它一回事;在他看来,此事渺茫得很,只是不便扫左宗棠的兴,所以只是唯唯敷衍而已。在李鸿章所拨借的炮队协攻之下,曾国荃所部在五月底攻占了“龙膊子”,其地在江宁城外东北的钟山之巅,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此地一失,“忠王”李秀成束手无策了。曾国荃用兵,独得一“韧”字;苦苦围困到这般地步,要韧出头了,更不肯丝毫怠慢,下令各营,由四面收束,直往里逼,逼近城下,昼夜猛攻。而真正的作用是,借无时或已的炮声,遮掩他掘地道的声响。

金陵围了两年,曾国荃从朝阳门到钟阜门,挖过三下多处地道,有时是“落磐”,挖地道的士兵随死随埋,丛葬其中;有时是为长毛所发觉,烟熏水浇,死者论百计。有一次快成功了,地道内的士兵,忽然发现一枝长矛刺了下来;其实是长毛行军休息,随意将矛一插,而官军轻躁没脑筋,使劲将那枝矛往下拉,长毛始而大骇,继而大喜,掘地痛击,功败垂成,死了四百人之多;都是朱洪章的部下。

朱洪章是贵州人,也是曾国荃部下高级将领中,唯一的非湖南人。因为孤立其间,不能不格外卖力,免得遭受排挤。曾国荃亦很看重他,一直保到提督衔记名总兵,派他经理营务处。此时再挖地道,由他与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共同负责。

从六月初八开始,日夜不停,挖了七天才挖成,填塞炸药,可以作最后的攻击了。曾国荃问部下诸将:哪一营“头敌”;哪一营“二敌”?

诸将默无一言。便按官职大小,个别征询。官阶最高的是萧孚泗,已经补上福建陆路提督,他依旧沉默;便只好问李臣典了。

李臣典倒愿打头阵,但要朱洪章拨一两千精兵给他。朱洪章表示:“既然如此,不如我来当头。”事情便这样定局,还立了军令状,畏缩不前者斩!

六月十六日正午,由朱洪章下令施放炸药。地道中的炸药有三万斤之多,进口之处用巨石封固;另外以极粗的毛竹伸入地道,内用粗布包炸药填塞,作为引线;引线点燃以后,但闻地底隐隐如雷声,却不爆发,天空中的骄阳,流水烁金一般,炸药决无不燃之理;万千将士挥汗屏息,等得焦灼不堪。这样过了一个钟头之久,地底连那隐隐雷声都消失了。

过去亦常有不能引发炸药的事情;这一次看起来又是陡劳无功。各营将士,无不失望,正准备先撤退一批部队,分班休息时;突然间,霹雳之声大作,仿佛天崩地裂似的。太平门的一段城墙,约有二十多丈长,随烟直上,耸得老高,成为闻所未闻的奇观。

这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征发大量民夫,花了四年功夫,方始完工,周围六十一里,不但比北平城周四十余里、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五百年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城墙,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只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知道,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在当时,朱洪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九门皆破,有所谓“先登九将”,除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以外,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熊登、伍维寿、提督张诗日、记名按察使刘连捷、记名道员彭毓橘。捷报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平洪杨者封王。但清朝自三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因此,亲贵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将一个王爵,析而为四,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为不服。论破城当日之功。他实在应该第一,首先登城,生擒伪勇王洪仁达,占领“天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却以李臣典居首;据说,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看守到黄昏时分,李臣典领兵驰到,自道“奏九帅之命接防”。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烧得精光。事后曾国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伪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李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将”中甚至不如孚泗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末位的“一等男”;他所得的恩典,是“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虽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一口气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说:“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但叙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雪子,倒持着递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

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黄梁一梦,锡爵之恩;黄马褂、双眼花翎之荣,竟不克亲承宠命;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据曾国荃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却又有人说,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子女,任所取携;李臣典一夜之间,御十数女子,溽暑不谨,得了“夹阴伤寒”,一命呜呼!当然,这是私下的传说;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萧孚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当城破无可为计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僮,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逃走;目的是越过茅山,经溧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遁走的长毛会合。

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却确不定,便冒叫一声:“忠王!”

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便长跪相求:“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我送三万银子酬谢。”

说着,他与他的书僮都将袖子抹了上去;但见四条手臂上,戴满了金镯子;另外有一匹马,驮着一只箱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压得马的腰都弯了,可以想见其中装的是金银珠宝。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官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足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

中谈到城破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个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于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宗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致于让溃败的长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祥,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克复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勿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格外吃力,即使拼命拿下来,也讨不了好。因为有曾氏兄弟先人之言,说江宁的‘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朝廷一定以为我们虚报军功。你想,可恨不可恨?”胡雪岩当然只有劝慰,但泛泛其词,不能发生作用;而谍报一个接一个,尽是长毛的某“王”、某“王”,由皖南广德,窜入浙江境界,越过天目山,直奔湖州的消息。最后来了一个消息,是难民之中传出来的;飞报到杭州,左宗棠一看,兴奋非凡。

这个报告中说:“幼天王”洪福真,在江宁城破以后,由“干王”洪仁干、“养王”吉庆元、“誉王”李瑞生、“扬王”李明成“保驾”,六月廿一那天,到达广德;然后由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在五天以后亲迎入湖州城内,并且已得知“忠王”李秀成为官军所获的消息,所以改封洪仁干为“正军师”。

这一下,左宗棠认为可以要曾氏弟兄的好看了;当即嘱咐幕友草拟奏稿,打算飞骑入奏,拆穿曾国藩所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中的谎言。而正当意气洋洋,解颜大笑之际;胡雪岩正好到达行辕,听得这个消息,不能不扫左宗棠的兴,劝他一劝。

“大人,这个奏折,是不是可以缓一缓?”

“何缓之有?元凶行藏已露,何敢匿而不报?”左宗棠振振有词地说。

胡雪岩知道用将帅互讦,非国家之福的话相劝,是他听不入耳的,因而动以利害,“我们杭州人有句俗语,叫做‘自扳石头自压脚’,大人,你这块石头扳不得!”他说,“扳得不好,会打破头。”

“这是怎么说?”

“大人请想,这样一奏,朝廷当然高兴,说是‘很好!你务必拿幼逆抓来;无论如何,不准漏网。抓到了,封你的侯。’大人抓不到呢?”

“啊,啊!”左宗棠恍然大悟,“抓不到,变成元凶从我手中漏网了!”

胡雪岩是有意不再往下说。象左宗棠这样的聪明人,固然一点就透,无烦词费;最主要的,还是他另有一种看法使然。

他这一次上海之行,听到许多有关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近况,皆由曾、李的幕友或亲信所透露。有许多札中的话,照常理而论,是不容第三人入耳的,而居然亦外泄了!这当然是曾李本人毫无顾忌,说与左右,深沉的只为知者道:浅薄的自诩接近大僚,消息灵通,加枝添叶,说得活龙活现,无端生出多少是非,也没来由地伤害了好些人的关系,因为如此,胡雪岩对左宗棠便有了戒心。他在想,这位“大人”的大没遮拦,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自己为他设计,离间曾李之间的感情;说不定有一天,左宗棠会亲口告诉别人如何如何。这岂非“治一经、损一经”;无缘无故得罪了曾、李,就太犯不着了!

而左宗棠有他这句话,已经足够。当时很高兴地,一叠连声地说:“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这样的回答,在胡雪岩却又不甚满意;他希望左宗棠有个具体的打算说出来,才好秉承宗旨,襄助办事。因而追问一句:“大人是不是觉得愚见还有可采之处?”“什么愚见?你的见解太高明了!”左宗棠沉吟着说道:“不过,在我到底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而况李少荃一向为我——。”

他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知道他平日言论的人,都能猜想得到,李鸿章一向为他所藐视。如今与他修好,仿佛有求于人似的,未免心有不甘。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在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惟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首高!”他着大拇指说:“封侯不希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揭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轸域之分”的要求。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援。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逋光薮,残兵败将交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仗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福真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惟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象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钩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促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福真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衍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愉:“朝廷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失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地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福真终于落网了。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旺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藏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静,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旅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国,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逼朝廷委任。”话说得很诚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

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即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其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末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两个人将十五行省一个一个地算。除开穷瘠的省份,有饷可筹的富庶之地,都已为他人早着先鞭;江苏、安徽是两江辖区,曾李师弟的势力,根深蒂固;江西沈葆桢,对待曾军的前例,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山东、山西供应京饷,而且两省巡抚阎敬铭、沈桂芬清刚精明,都不是好相与的人;湖北食用川盐,在沙市设局征厘,收入相当可观,可是官文是督抚中唯一的一个旗人,有理无理,皆受朝廷袒护,不容易打得进去;至于天府之国的四川,有骆秉章在那里,顾念旧日宾主之谊,自然不好意思唱一出“取成都”。“福建穷得很;我能筹饷的地方,只有贵省和广东了。东该给我的饷不给;可恨郭筠仙,心目中只认得曾涤生、李少荃。此恨难消!”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马谷山,听说倒还讲理;不过既是曾涤生所保,又是李少荃的同年,不见得肯助我一臂。雪翁,你看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默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很难,左宗棠的知遇要报答;而浙江是自己的家乡,为左宗棠设谋画策,可不能挨地方父老的骂。

胡雪岩一向言词爽利,而且不管天大的难事,一诺无辞;象这样迟疑不答的情形,可说绝无仅有。左宗棠微感诧异,不免追问缘故。

“不瞒大人说,我很为难。大人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当然出在浙江,筹得少了不够用;筹得多了,苦了地方。说起来是我胡某人出的主意;本乡本土,我不大好做人。”雪岩又说,“如果大人兼署浙江巡抚,我还可以出出主意,截长补短,见机行事,总还兼顾得到。现在换了马中丞,我又是分发江西的试用道,是大人奏调我在浙江当差;大人一离浙江,我当然不能再问浙江的公事,善后局的差使亦要交卸,何况其他?”

他一路说,左宗棠一路点头,等他说完,做个“稍安毋躁”的手势答道:“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我完全清楚,我们要好好谈谈。万变不离的宗旨是:雪翁,你仍旧要帮我的忙。怎么个帮法,我们回头再商量,现在先谈你的难处;诚如所言,我现在只有浙江一个地盘,粮饷只有着落在浙江,而且要定一个确数,按月一定汇到,连日子都错不得一天。雪翁,凡事先讲理,后讲情;情理都站得住,还争不过人家,我当然也有我的手段。”

胡雪岩不知他最后这几句话,意何所指?只能就事论事,问一事:“大人预备定一个啥数目?”

“你看呢?”左宗棠放低了声音说:“我们自己人,我告诉你实话:我的兵,实数一万八千,不过筹饷要宽,照两万三千人算。”

胡雪岩的心算极快。士兵每人每月饷银、军粮、器械、弹药、马草,加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平均要五两银子;两万三千人就是十一万五千两。另加统帅个人的用途;文案、委员的薪水伙食;送往迎来的应酬费用,每个月非十五万银子不可。

这笔巨数,由浙江独力负担,未免太重;胡雪岩便很婉转地说道:“闽浙一家。福建拨给浙江的协饷,前后总计,不下三百万两之多;如今福建有事,当然要帮忙。而况大人带的又是浙江的兵,理当浙江支饷。不过,浙江的情形,大人是再明白不过的;如果能够量出为入,事情就好办了。”

成语是量入为出,胡雪岩却反过来说,倒也新鲜;左宗棠便捻着八字胡子,含笑问道:“何以谓之量出为入?倒要请教。”

“譬如一碗汤,你也舀,他也舀,到嘴都有限……。”“啊!”左宗棠抢着说道:“我懂了!我亦本有此意,第一,陕甘的协饷,决不能答应;第二,广东解浙江的协饷,有名无实,我要奏请停拨。”说到这里,他眼珠打转,慢慢地笑了,笑得极其诡秘。

这一笑,大有文章。胡雪岩觉得非搞明白不可;便有意套问一句:“广东的协饷是个画饼,虽不能充饥,看看也是好的。”

“不然!奏请停拨,就是要让朝廷知道,这是个画饼。雪翁,”左宗棠突然兴奋了,“你看老夫的手段!画饼要把它变成个又大又厚,足供一饱的大麦饼。你信不信?”“怎么不信?”胡雪岩紧接着问,“大人变这套戏法,可要我做下手?”

“当然!少了你,我这套平地抠饼,外带大锯活人的戏法就变不成了。”

“大锯活人”四字,虽是戏言,却也刺耳,胡雪岩便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人,你要锯哪一个?”“哪一个?”左宗棠有种狞笑的神色,“锯我那位亲家。”胡雪岩骇然。他早知左宗棠跟郭嵩焘有心病,而此心病,不但未能由时光来冲淡,反有与日俱深之势;但何致于说出“大锯活人”的这样的话来?因此一时楞在那里作声不得。

左宗棠的脸上,也收起嬉笑之态,变得相当认真,眼睁得好在,嘴闭得好紧;但眼神闪烁,嘴唇翕动,竟似心湖中起了极大的波澜似的。这就使得胡雪岩越发贯注全神,要听他如何“大锯活人”了。

“雪岩!”左宗棠第一次改口,以别字相呼,表示对胡雪岩以密友看待,“你的书读得不多,我是知道的;不过‘世事洞明皆学问’,照这一层来说,我佩服你。”

“不敢当。”胡雪岩有些局促,但也很率直,“大人有什么话要说,尽管吩咐;拿顶‘高帽子’套在我头上,就有点吃不消了。”

“你我之间,何用要什么送高帽子的手段?我的意思是,我的为人,我的处世,只有你能明白五分;还有五分,你不但不明白,或许还会大不以为然。这就因为你少读书;如果你也多读过一点书,就会明白我那另外五分,而且谅解我不得不然;势所必然!”

原来如此,胡雪岩倒有些受宠若惊了,“大人”他说:“你老跟我谈‘大家之道,在明明德’,我是不懂的。”“我不跟你谈经,我跟你谈史。雪岩,我先请问你两句成语,‘大义灭亲’、‘公而忘私’怎么讲?”

胡雪岩无以为答;觉得也不必答,老实回复:“大人不要考我了。就从这两句成语上头,谈你老的打算。”“我不是考你,我的意思是,我的行事,照世俗之见,或许会大大地骂我。不过,我的行事,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这都非世俗之见所能谅解,而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在心里说一声:左某人命世之英,不得不然。”这段话很掉了几句文,不过胡雪岩也大致还能听得懂;而且听出意思,他对郭嵩焘要下辣手了!所想不通的是,他有何辣手可对郭嵩焘?

他的疑问,立刻得到了解答;左宗棠起身坐在书桌前面,伸毫铺纸,很快地画成一幅地图,在那些曲线、圆点之中,写上地名;胡雪岩看出是一幅闽粤交界的形势图。“李世贤在漳州。漳州是九月十四沦陷的,总兵禄魁阵亡;汀漳龙道徐晓峰殉难。李世贤大概有八千多人,不可轻敌。”左宗棠又指着长汀、连城、上杭这三角地带说:“汪海洋在这一带;照我的看法,他比李世贤更凶悍。然而,不足为虑,贼不足平!雪岩,你这几年总也懂得一点兵法了!你看李、汪二贼的出路在哪里?”

这一下好象考倒了胡雪岩。他仔细看了半天,方始答说“他们是由西面江西逃过来的;往东是出海,有好长一段路,再说没有船也出不了海。北面呢,大人带兵压了下来,啊,”胡雪岩恍然大悟,很有把握地说:“这两个长毛的出路,只有南面的广东,嘉应州首当其冲!”

左宗棠深深点头,拈髭微笑,“对,”他说,“嘉应州首当其冲!到了那时候充饥的就不是画饼了!”

语中有深意。左宗棠没有说下去;胡雪岩不便回——怕自己猜错了,冒昧一关,是大大的失言。

谁知左宗棠毫不忌讳,真的拿胡雪岩当可共极端机密的心腹看待,“郭筠仙一直担心曾涤生‘驱寇入粤’,他没有想到‘驱寇入粤’的是他的亲家。”他说:“雪岩,到那时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胡雪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觉得左宗棠的手段真是太辣了些!虽然,这正是他所猜想到的,但测度是测度,听别人亲口证实,感觉又自不同。

“雪岩,”左宗棠问道:“你倒说说看到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番局面?”

“是。”胡雪岩想了想说,“到那时候,朝廷当然借重大人的威望,拜钦差大臣,节制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军务。郭中丞——。”他没有再说下去;意思是郭嵩焘在左宗棠“大锯活人”的摆布之下,非吃足苦头不可。

“不错,此亦是势所必然之事。到那时候,雪岩,我不会再累浙江了,不怕郭筠仙不乖乖替我筹饷。不过,”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也说不定!郭筠仙愚而好自用;怕他仍旧执迷不悟。”

“果然如此,大人又怎么办?”

“那就不能怪我了!可惜!”

前后两句话不接气,胡雪岩再机敏也猜不透他的意思;只以此事于减轻浙江的负担关系甚大,不能不追问:“大人,可惜些什么?”

“可惜,我夹袋里没有可以当巡抚的人物。”

这是说,如果将来郭嵩焘不能替左宗棠筹得足够的饷;他不惜攻倒他派人取而代之。这样做法,却真是“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了。

“到时候看吧!言之过早。”左宗棠对着他手绘的地图凝视了好一会,突然拍案而起,“对,就是这么办!”

接着,左宗棠谈了他的突如其来的灵感。他指着地图为胡雪岩解释,自己的兵力还不够;倘或想用三面包抄的办法,将长毛向广东方面挤,相当吃力。万一有个漏洞填塞不住,长毛一出了海,不管在福建或浙江的海面,自己都脱不了干系,岂不是弄巧成拙?

因此,左宗棠想请李鸿章的淮军助以一臂。克复湖州之役,彼此合作得还满意;如今再申前请,想来李鸿章不致于拒绝。

“不过,这话我不便开口。”左宗棠说,“如果是我出面相邀,就得替客军筹饷;譬如他派一万人,一个月起码就得五六五银子,再加上开拔的盘缠,第一笔就非拨十万银子不可,实在力有未逮。倘或朝廷有旨意,让淮军自备粮饷,来闽助剿;我们至多备五万银子作犒赏,面子上也就把好看了。雪岩,你说,我这把如意算盘如何?”“是好算盘。不过淮军自备粮饷,恐怕李中丞不肯。他出饷,我们出粮;李中丞就没话好说了,因为他的军队闲摆在那里,一样也是要发饷的。至于请朝廷降旨,只有请福建的京官在京里活动。”

“那怕不行。”左宗棠摇摇头,“福建京官,目前没有身居高位的,说话不大有力量。闽浙唇齿相依。浙江在京的大老,雪岩你倒想想看,有什么人可托?”

“浙江在京的大老,自然要数许大人;不过,他的吏部尚书交卸了。倒是他的大少爷,在南书房很红;还有他一位侄少爷,是小军机,专管军务——。”

“对!对!”不等胡雪岩说完,左宗棠便抢着说,“这条路子再好都没有,请你替我进行。许家杭州望族,你总有熟人吧?”

“他家的人很多,我倒认得几痊;不过象这样的大事,也不好随便托人。”胡雪岩想了一会说,“大人,我想到上海去一趟;去看许七大人。一面拿大人交办的事托他;一面想拿许七大人搬到杭州,出面来办善后。”

左宗棠想了一下。觉得胡雪岩这个办法极好——所谓“许七大人”就是小刀会刘丽川起事之时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如今逃难在上海。他的胞兄,也就是胡雪岩口中的“许六大人”许乃普,以吏部尚书致仕,因为闹长毛不能南归;在京里是浙江同乡的“家乡”。而且科名前辈,久掌文衡,京中大老,颇加尊礼。许乃普的长子许彭寿,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这一榜的会元;许乃普还有个胞侄许庚皋,在“辛酉政变”中出过大力,如今是极红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领班之一,熟谙兵事,精于方略,对军务部署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走这条路子,路路皆通;必要时还可以请许彭寿以同年的交情,写封切切实实的信给李鸿章,更无有不能如愿之理。

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分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就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冤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设;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天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次;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阜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

“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痛,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托,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来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去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北;浙北的水利父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费。”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筹得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娇饰之词,胡雪岩亦是十分可敬。“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啊!啊!原来如此!”

胡雪岩恍然大悟,左宗棠对盐法内行,渊源有自。在他廿六岁时,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阅兵事毕,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原籍扫墓,经过醴陵,县官照例“办差”,布置公馆时,请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做了一副对联,陶澍一见,激赏不已;问知县官,出自左宗棠的手笔,当时便请来相见。

果然,一谈到浙江的盐务,左宗棠立即表示,在他交卸浙江巡抚兼职以前,有几件必办的事,其中之一是就是整顿浙江盐务,改引行票,打算从同冶四年正月起,先试办一年。“我的办法,一共四款:第一是缉私;第二是革浮费;第三是减价;第四是清查煎盐的灶户。至于盐课收入,全数提为军饷;除去开销每个月至少有十万银子,够我一半的数目了。”这就是说,左宗棠援闽之师,每个月要浙江负担二十万两的饷银。与蒋益澧的话,完全相符。胡雪岩很沉着,暂且放在心;先谈盐务。“大人这四款办法,后面三条是办得到的;就是缉私有些难处。浙盐行销松江;松江是江苏地面,鞭长莫及。这一层可曾想过?”

“当然想过。”左宗棠答道,“我正要跟你商量,你不是跟我提过,有个松江漕帮的首脑,人很诚朴能干吗?他肯不肯帮帮浙江的忙?”

“此人姓尤,只要大人吩咐,他一定乐予效劳。”胡雪岩问道:“就不知道这个忙怎么帮法?”

“自然是带队伍缉私。”

胡雪岩是明知故问;等左宗棠有了答复,因话答话,故意摇摇头说:“这怕办不到。他本人是个‘运子’,不是官儿的身分;说到规矩,见了把总都要尊称一声‘总爷’。大人请想,他怎么带队伍?就算他肯帮,分拨过示的官兵,也不服他的指挥。”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踌躇了,“不过,若非带队伍缉私,又有什么可以借重他之处?”

“漕帮的底蕴,大人向来深知。尤某的手下,都听他一句话:如果有个名义,对松江一带的缉私,成效是一定有的。”“喔,我明白了。”左宗棠想了一会说:“这样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让尤某自己去招人,当然也不能太多,招个两三百人,保尤某一个官职,让他管带。这件事,我交代盐运使去办;尤某那里,请你去接头。至于饷银公费,一概照我营里的规矩,由盐务经费里面开支。”

胡雪岩很高兴;这不但为尤五找到了一条生路,而且于公事亦有裨益,所以欣然应诺。然后谈到蒋益澧所托之事;亦就是浙江按月协解福建饷银的数目。

“从前浙江靠福建协饷,前后用过三百万之多;如今浙师援闽,饷银自然应该由浙江接济。大人是怎么个主意,请交代下来,好趁早筹划。”

“我已经跟芗泉谈妥当了,浙江每个月接济我二十万。”“二十万不多,只限浙江的元气丧得太厉害!”胡雪岩故意沉吟了一会;然后突如其来地问说:“大人是不是打算到了福建,要奏调蒋杨两位去帮忙?”

这话问得左宗棠莫名其妙,立即答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而且蒋杨两位,也巴结到监司大员了,一则福建无可位置;二则,朝廷也未见得会准。再说,我又何苦为马谷山铺路,腾出这么两个紧要缺分,好方便他援引私人?”

这番回答,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尤其是最后一点,更有关系——蒋益澧留任浙江藩司;并保杨昌为浙江阜司,原是左宗棠所下的一着“行手棋”,用来箝制马新贻,保护他在浙江的饷源,岂肯自我退让?而胡雪岩所以明知故问,亦正是因话答话,好引入正题的一种手法。

“这就是了!但愿蒋杨二分,安于其位;就等于大人仍旧兼摄浙江抚篆一样。不过,大人,我有句话,只怕忠言逆耳。”

“不要紧,你我无话不可谈。而况你必是为我打算的好话。”

“是,我是替大人打算;细水长流,稳扎稳打。”胡雪岩很从容地答说:“浙江的收入不但有限,而且没有确数可以预估。地丁钱粮,已经奉旨豁免;盐课收入,决要明年春末夏初,才有起色;米捐要看邻省肯不肯帮忙?靠得住的,只有厘金;市面越来越兴旺,收数自然越来越多,但也要看经手人的操守。至于支出,第一是善后;第二是海塘,都要大把花银子。大小衙门,文武官员的经费俸禄,更不能不筹;地方上总还要养些兵。大人倒想一想看,倘或每个月先凑二十万银子解粮台;藩库一清如洗,什么事都动不了,蒋芗泉这个藩司,怎么还当得下去?”

“这,”左宗棠呆了半晌,方始说下去:“这也不致于如你所说的那样子艰窘吧?”

“当然。我是说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大人,请你也要替马中丞想一想;人家刚刚巴结到方面大员,自然也想做番事业。如果处处捉襟见肘,动弹不得;那时候怎么办?只有逼蒋芗泉;逼蒋芗泉就是逼大人。”胡雪岩停了一下又说:“从前江西沈中丞是曾中堂一手提拔的;本省的厘金说截留就截留,朝廷也不曾责备他耽误了曾家弟兄的‘东征’。马中丞为人虽不如沈中丞那样子刚烈,然而也不是肯得过且过的人。”

提到沈葆桢与曾国藩交恶的往事,左宗棠不能不起警惕之心。他是最讲究利害关系;冷静思量,马新贻的脚步站得很稳;亦无弱点可攻,果然为此有所争执,自己不见得能占上风。而且一闹开来,蒋益澧首当其冲;他一调离了浙江,每月又何有二十万银子可得?

转念以此,便心平气和地问道:“那末,雪岩,你说呢?我该怎么办?”

胡雪岩率直答道:“只有减个数目。”

“减多少呢?”左宗棠问。

“这我就不敢说了。”左宗棠答道,“惟有请大人交代下去,官兵弟兄先委屈些,只要局面一好转,必然补报。”“好1左宗棠点点头,“我也不忍太累浙江;就照你的意思,让粮台重新核算,减到减无可减为止。不过,雪岩,我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一直孤立无援;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才好。”“是1胡雪岩毫无表情地应声。“你要大大地帮我的忙!”左宗棠问道,“你看,我的出路该怎么打?”

“大人不是已有成算了吗?”

那是指谋取广东而言。左宗棠微微皱着眉说:“驱郭不难;难在执可取代?芗泉的资望,当方面之任,总嫌不足。万一碰个钉子,我以后就难说话了。这一层关系很大,没有把握以前,我不便贸然动手。然而,这话又不能向芗泉透露。”

胡雪岩很用心地听着;细细体会,辩出味外之味,蒋益澧如果想当广东巡抚,不得另外去找一份助力。这也就是说,只要朝中有奥援,保证左宗棠将来举荐时不会驳回;他是乐于出奏的。

想到这里,便又自问:是不是该帮帮蒋益澧的忙?这个忙帮得上帮不上?前者无须多作考虑;能让蒋益澧调升广东巡抚,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至于帮得上忙、帮不上忙?此时言之过早;反正事在人为,只要尽力,就有希望。想停当随即说道:“大人是朝廷柱石,圣眷一直优隆。我在上海听京里的人说起,恭王很看重大人;醇王尤其佩服。想当初,曾中堂可以保他督办军务有关省份的巡抚;如今大人又为什么不可以?至于说到芗泉的资望,由浙藩升粤抚,亦不算躐等;马中丞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当然,广东因为粤海关的收入与内务府很有关系,情形与他省不同;但是,只要京里有人照应,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就是这话罗,要京里有人照应!芗泉在这一层上头,比较吃亏。”

“就眼前烧起冷灶来,也还不晚。”

左宗棠深看了他一眼;沉吟又沉吟,终于说了一句:“你不妨与芗泉谈谈!”

“是!”

“他的事要靠你。”左宗棠又说,“我更少你不得。你在我这里,既不带兵,又不管粮台;可是比带兵管粮台更要紧。雪岩,等我一走,你也要赶紧动身,长驻上海;粮台接济不上,要饷要粮要军装,我就只靠你一个人了!”

这份责任太重,胡雪岩顿感双肩吃力;可是说什么也不能有所犹豫,便硬着头皮答一声:“是!大人请放心!”“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可以放心了。”左宗棠舒了口气;然后问道:“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我预备月底动身;还有半个月的功夫。有话你趁早说。”

胡雪岩早就想过了,左宗棠一走,虽是蒋益澧护理巡抚的大印,有事仍旧可以商量得通;然而究竟不如托左宗棠来得简捷有力。这半年的相处,自己从无一事求他;如今却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更何况是他先开口相问;倘再不言,反显得矫饰虚伪,未免太不聪明。

有此了解,便决定“畅所欲言”;先使个以退为进的手法,“想求大人的事情很多,”他说,“又怕大人厌烦,不敢多说。”“不要紧,不要紧!”左宗棠连连摆手,“一向都是我托你,欠你的情很多;你尽管说。”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查明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

“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

“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王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

他欣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蒙明”,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象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拎在手里“蒋朗蒋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

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簿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

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

“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

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

“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

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官民之间竟成了敌对的局面。

因此,绍兴府知府廖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长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官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

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久,绍兴沦陷;廖宗元殉难;而王履谦则先期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肘,不顾大局,使王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

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沦陷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请,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

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元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复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收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

如今不但绍兴早已光复,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

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劫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

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功夫。”

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也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

“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

“那好!我来告诉芗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款,为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

“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

“当然。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亦是要做好的。”左宗棠又说:“你再讲第二件。”

第二件是公私牵连,彼此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略一提到,便连连拱手,要求“继续帮忙”。

胡雪岩最重情面,不能不勉为其难。

“如今不同了。”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接着又说:“大人命我长驻上海,要粮要饷要军械,缓急之际,惟我是问;这个责任太重,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所谓“效劳”,就是青黄不接之际,得要设法垫款。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不同的看法,“雪岩,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照这样子,你代理浙江藩库,等于左手交付右手,并不费事;何必坚拒呢?”他停了一下又说,“依我看,你代理浙江藩库,对我有利无害;有款子收入,随时可以拨解。如果前方有急用,你调度也方便。”

“不!”胡雪岩说,“第一,我既蒙大人奏调,归福建任用,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其次,惟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也不致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

“承情之至!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既然你一定坚持,我关照芗泉就是。”得此一诺,胡雪岩如释重负。因为整个情况,只有他看得最清楚;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对浙江来说,仍然极重的负担。新任巡抚莅任后,自必有一番新猷展布,纵汉有百废俱举,光是整修海塘,便须一笔极大的经费。眼前霜降已过,河工是“报安澜”的时候;一开了年,可就要立刻动手了!不然从“桃花汛”开始,春夏之交,洪水大涨,可能招致巨祸。那时藩库,岂是容易代理的?

当然,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但如马新贻说一句:“那末福建的协饷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不论于公于仅,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只是同为一垫,说法不同。

在浙江来说,既是代理藩库,理当设法代垫;在左宗棠来说,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他不必见情。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跟他情商代垫,那是私人急公好义;马新贻会感激,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而最要紧的是,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有担保、有利息,不会担什么风险。

“还有什么事?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

“不敢再麻烦大人了。”胡雪岩笑嘻嘻地说,“其余都是些小事,我自己料理得下来。”

话虽如此,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自己的生意,除钱庄以外,还有丝茶;加上受人之托,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如今政局变动,又受左宗棠的重托,要长驻上海;在浙江的公私事务,必得趁左宗棠离浙,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作个妥善的安排。因而忙得饮食不时,起居失常,恨不得多生一张口,多长一双手,才能应付得下来。在这百忙里,左宗棠还是时常约见,有一天甚至来封亲笔信,约他第二天上午逛西湖;这下,胡雪岩可真有些啼笑皆非了!但亦不能不践约;只好通宵不睡,将积压已久,不能不办理,原来预定在第二天上午必须了结的几件紧要事务,提前处理。到曙色将透之时,和衣打个盹;睡不多久,一惊而醒,但见是个红日满窗的好天气,急急漱洗更衣,坐上轿子飞快地直奔西湖,来赴左宗棠的约会。

轿子抬过残破的“旗营”,西湖在望;胡雪岩忽然发现沿湖滨往北的行人特别多。当时唤跟班去打听;才知道都是去看“西洋火轮船”的。

胡雪岩恍然大悟,并非有逛西湖的闲情逸致;只是约他一齐去看小火轮试航——这件事胡雪岩当然也知道。早在夏天,就听左宗棠告诉过他,已觅妥机匠,试造火轮。他因为太忙,不暇过问;不想三、四个月的功夫,居然有了一艘自己制造的小火轮。这是一件大事!能造小轮船、就能造大轮船;胡雪岩的思路很宽也很快,立刻便想到了中国有大轮船的许多好处。越想越深,想得出了神;直到停轿才警觉。

下轿一看,是在西湖四大名刹之一的昭庆寺前。湖滨一座篷帐;帐外翎顶辉煌,刀光如雪;最触目的是夹杂着几名洋人,其中一个穿西装;一个穿着三品武官服色,大帽子后面,还缀着一条假辫子。胡雪岩跟他们很熟,这两个洋将都是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已改武就文,被委充为宁波新关的税务局,所以换穿便服;另一个叫德克碑,因军功保到参将,愿易服色,以示归顺,颇为左宗棠所器重。看到湖中,极粗的缆绳系着一条小火轮,已经升火待发。胡雪岩亦随众参观,正在指点讲解时,左宗棠已经出帐;在文武官员肃立站班的行列中,缓缓穿过,直到湖边站定,喊一大声:“请胡大人!”

胡雪岩被唤了过去,行完礼,首先道歉:“没有早来伺候。”又笑着说:“曾中堂李中丞都讲究洋务,讲究坚甲利兵,现在都要落在大人后头了。”

这句话恭维得左宗棠心花大开,“我就是要他们看看!”他摸着花白短髭点头,“所以我特意要请你来看,只有你懂得我的用意。”

胡雪岩不敢再接口,因为随口恭维,无甚关系。一往深处去谈,不知道左宗棠到底有什么主意;而且他自己对此道亦还不甚了解,不如暂且藏拙为妙。

好在此刻亦不是深谈的时候;主要的是要看。一声令下,那条形式简陋的小火轮,发出“卜卜卜”的响声,激起船尾好大一片水花;但机器声时断时续,就象衰迈的老年人咳嗽那样,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

这时在湖边屏息注视的官员、士兵、百姓,不下上万之多;都为那条只响不动的小火轮捏把汗,惟恐它动不了,四名负责制造的机器匠,更是满头大汗,不断地在舱中钻进钻出;忙了好半天,终于听得机器声音响亮了起来,而节奏匀净。然后蓦地往前一冲;胡雪岩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谢天谢地,动了!”

动是动了,却走不快;蹒蹒跚跚,勉强推动而已。费了有两刻钟的功夫,在湖面上兜了个圈子,驶回原处。承办的一名候补知府,领着戴了红缨帽的机器匠来交差;脸色很深沉的左宗棠,仍旧吩咐,赏机器匠每人二十两银子。

大家看左宗棠不甚满意,都觉得意兴阑珊;胡雪岩也是如此。站班送走了左宗棠,急急赶回城去忙自己的公私事务。那知到得傍晚,左宗棠又派了戈什哈持着名片来请,说的是“大帅要等胡大人到了才开饭。”

到了行辕,很意外地发现两位客卿都在,此外就是一个姓蔡的通事。胡雪岩先见左宗棠;然后与德克碑、日意格行礼,彼此一揖,相将入席。左宗棠虽是主人,仍居首座,左右两洋将,胡雪岩下首相陪;蔡通事就跟戈什哈一样,只有站立在左宗棠身后的分儿了。

“办洋务要请教洋人。”左宗棠对胡雪岩说:“我请德参将与日税务司下船看过,说仿制的式样,大致不差,机器能够管用,就很难为他们。不过,要走得快,得用西洋的轮机。德参将正好有本制船的图册,你不妨看看。”

“是!”胡雪岩试探着问:“大人的意思是——?”“你先听听他们的说法。”左宗棠答非所问;然后略略回头,嘱咐蔡通事:“你问他们,我想造轮船机器,他们能不能代雇洋匠?”

于是蔡通事用法语传译。德克碑与日意格立即作答,一个讲过一另一个讲;舌头打卷,既快且急,显得十分起劲。“回大帅的话,”蔡通事说道:“德参将与日税务司说,不但可以代雇洋匠,而且愿意代办材料,设厂监造。如果大人有意,现在全浙军务告竣;德参将打算退伍回国,专门为大人奔走这件事。”

“喔!”左宗棠点点头,向胡雪岩深深看了一眼。

胡雪岩会意,随即向两位洋客提出一连串的问询;最着重的是经费。德克碑与日意格亦只知大概,并不能有问必答。不过洋人倒是守着中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决不模棱两可地敷衍。因此以胡雪岩的头脑,根据已知的确实数字,引伸推比,亦能获知全盘的概算。这一顿饭吃到起更方散。

左宗棠送走洋客,留下胡雪岩,邀到签押房里坐定,第一句话就说:“雪岩,我想自己造兵轮。”胡雪岩吓一跳,“这谈何容易?”他说,“造一个船厂,没有五十万银子下不来;造一条兵轮总也得二三十万银子——也不能为造一条兵轮设个船厂;不说多,算造十条,就是两三百万。闽浙两省,加上两江,也未见得有这个力量。”

“不错!不过,你不要急;等我说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但办得通,而且非如此打算不可。雪岩,”左宗棠顾盼自喜地说,“李少荃的学问,是从阅历中来的,不过这几年的事;他点翰林,不过靠一部诗经熟。我做学问的时候,只怕他文章还没有完篇。说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我从道光十九年起,就下过功夫——。”

这年林则徐在广东查毁鸦片,英国军舰犯境,爆发了鸦片战争;也就是这一年,陶澍病殁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迁居陶家,代为照料一切,得能遍读印心石屋的遗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小说;以及入清以后的志乘、载记、官私文书凡是有关海国故事的,无不涉猎。所以谈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他不算全然外行。

“如今洋人的火轮兵船,于古无征;不过举一反三,道理是一样的。海船不可行于江河,不然必致搁浅。可笑的是,衮衮诸公,连这点浅近的道理都不懂,以致为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说起来,李少荃的洋务,懂得实在也有限。”

这番话在胡雪岩听来,没头没脑,无从捉摸;他跟左宗棠的关系,已到熟不拘礼的程度,当即老实问道:“大人指的是哪件事?”

“不就是咸丰末年跟英国买兵轮那件事吗?”

“喔,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当时杭州被围;后来杭州失守,我在宁波生一场大病,一切都隔膜了;只知有这样一件事,对来龙去脉,完全不清楚。”

“我很清楚。这重公案的始末经过,我细看过全部奏折,可以约略跟你说个大概。是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捣鬼,英国代办中号火轮三只,小号火轮四只,船价讲定六十万银子,李泰国擅作主张,一加再加,加到一百零七万银子。至于火轮到后,轮上官兵薪饷、煤炭杂用,每个月要用十万银子。这还不算,火轮上的官兵,都要由英国人管带——。”

“我打句岔,”胡雪岩截断了话问:“这为了什么?”“喏,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左宗棠真是有心人,已将前几年购买英国兵轮的有关上谕与奏折,抄辑成册;这时随手翻开一篇,递给胡雪岩,让他自己去细看。

这一篇抄的是同治二年五月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及文祥等入会衔的奏折,一开头就说:窃臣等前以贼氛不清,力求制胜之方,因拟购买外洋炮船,以为剿贼之资,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专折奏明,奏上谕:“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赋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等因,钦此;遵即咨行各该督抚。

旋据两江督巨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

读到这里,就不必再往下看了。胡雪岩说道:“如用于剿贼,只须能航行长江的小炮艇;何致于要花到一百万银子?”“就是这话罗!衮衮诸公目贵目贵不明,于此可见。你看年这一篇!”

左宗棠指给胡雪岩看的是,同治二年八月下旬曾国荃的一道奏折,说的是:查前后廷旨购办轮船七号,不惜巨资,幸而有成,闻皆将到海口矣!惟近见总理衙门与洋人李泰国商定往复;除轮船实价百万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粮七万余两,每年大率不下百万两,俱于海关支扣。窃计国家帑藏空虚,倏而岁增巨款,度支将益不给。

当始议购买之时,原以用中国人力,可以指挥自如,且其时长江梗塞,正欲借此巨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攻克九氵伏州,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然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一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

巨窍见轮船经过长江,每遇沙渚回互,或趋避不汲,时有胶浅之虞。盖江路狭窄,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

譬犹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其势之使然也。平时一线直行,犹且如此;临阵之际,何能盘旋往复,尽其所长?是大江之用轮船,非特势力少逊,究亦有术穷之时,今会其入江,实有不借彼战攻之力;若顿诸海口,则又安闲无所事事。

看到这里,亦可以掩卷了。购造大轮船,非是为了剿匪;当曾国荃上此奏折时,金陵将次合围;苏州亦正由李鸿章猛攻之中,大功之成,已有把握,曾国荃自然不想有人来分他的功。而况他所作的譬喻,如“健儿持长矛于短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衡诸海轮和示范的实况亦甚贴切。朝廷正以李泰国狡诈,难以与谋;得此一奏,当然会毅然决然地,打消此议。

“然而,今昔异势,”左宗棠说:“福建沿海,非兵轮不足固疆圉、御外敌。雪岩,你以为如何?”“是!大人见得远。”胡雪岩答说,“督抚担当方面军务;如今内乱将平,外患不可不防。倘或外人由闽浙海面进犯,守土之责,全在大人。如果不作远图;虽不致于闹出叶大人在广东的那种笑话来,可也伤了大人的英名。”

所谓“叶大人”是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客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拿他作比,稍觉不伦;但就事论事,却是前车可鉴。左宗棠很起劲地说:“你说得一点不错!益见得我责无旁贷,雪岩,我决计要办船厂。”“只要经费有着,当然应该办。”

“经费不必愁。当然购船,是由各海关分摊;如今当然仍照旧章。不过,闽浙两海关,格外要出力。”

“那是一定的。不过——。”胡雪岩沉吟着不再说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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