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盖曼谈特里·普拉切特

嗯。

时间是1985年2月，地点是伦敦的一家中餐馆，事件是某位作家的头一次媒体采访。作家的经纪人没想到会有人想采访他（他刚出版了一本幽默奇幻小说，名叫《碟形世界：零魔法巫师》），但很高兴地跟一位年轻记者定下了这次午餐访谈。这位也曾当过记者的作家戴了顶帽子，那是个小小的黑皮帽，并非那种作家常戴的帽子。那时还不是。年轻记者也戴了顶帽子，是个有点发灰的玩意儿，像影帝亨弗莱·鲍嘉在电影中戴的那种。只不过记者戴起来可一点不像亨弗莱·鲍嘉，反有种戴了大人帽子的小孩之嫌。记者正慢慢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成不了适合戴帽子的人。这倒不是因为帽子让他发痒，或总在尴尬时刻被吹掉。这单纯是因为他老把帽子忘在饭馆里，甚至早已习惯一大早跑去敲饭馆的门，问他们是否捡到一顶帽子。在并不太久的将来，记者干脆决定把帽子扔在脑后，买件黑皮夹克穿穿。

于是他们一起吃了午餐，那则访谈刊登在《太空之旅》杂志，还附带一张作家在“禁忌星球”书店中流连的照片。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令对方发笑，也欣赏对方的想法。

这位作家是特里·普拉切特，那位记者是我。我最后一次把帽子落在饭店已是二十年前的事。而特里发现自己适合戴作家帽，又颇具作家天赋，也有十五年之久。

我们如今并不经常碰面。这主要是分居不同大陆的关系。而我们前往对方大陆时，也只能把时间花在给别人签书上。我们上次一起吃饭，还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某场签售会后，去的一家寿司铺子。那是个任食餐厅，厨子会把寿司放在小船上，让它漂到你面前。过了一阵，寿司师傅显然觉得我们任食得有点过分，干脆不再往小船上放寿司，捏了个类似鲅鱼斜塔的东西递过来，宣布自己要下班回家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那一切的一切。

这是我在1985年对特里的印象：

他懂得很多。他拥有那种求知欲很强的人被长期的提问、聆听和阅读所丰富的头脑。他懂通俗文学，对这行了解颇深。他还懂很多通俗文学以外的东西，足以成为有趣的人。

他聪明得令人胆寒。

他过得很开心。特里是个异类。他是那种喜欢写作的作家。不是喜欢发表作品，或是成为作家，而是单纯地喜欢坐在那儿往屏幕上敲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他还在西南发电局当新闻官。他每晚写四百个词，每晚。这是他在不丢工作的前提下还能写书的唯一方法。一年后的某个夜晚，他完成了一本小说，但还剩了一百个词的额度。于是他往打字机上装了张纸，开始写下一本小说的头一百个词。

（他退休成为全职作家那天，给我打了个电话，兴高采烈地说：“我刚退休半小时，就已经恨死那些家伙了。”）

还有件事在1985年显而易见：特里当时是个科幻作家。这跟他的思维方式相符：那种把东西拆散，然后换种方式重新装好，看看它是否合适的冲动。这正是“碟形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如果……”，不是“假若……”，甚至不是“假如这样下去……”。那是微妙得多，也危险得多的“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它该如何运转？”。

在尼科尔斯和克鲁特编撰的《科幻小说百科全书》中，有一幅古代木刻画。描绘的是一个人把头探到世界的背面，穿过群星，注视着一台由无数齿轮和引擎组成的、驱动宇宙的大机器。这正像特里·普拉切特书中人物的行为模式。他们不断学习，拓宽自己的头脑。不过这里的“他们”，有时是一群老鼠，有时则是几个小姑娘。

就这样，我们发现彼此有着类似的幽默感，也有类似的文化指涉。我们都读某些鲜为人知的书，喜欢给对方介绍诡异的维多利亚时代参考资料。

在我们初遇的几年后，也就是1988年，特里和我合著了一本小说。一开始，那只是对里奇马尔·康普顿的威廉系列童书的戏仿。我们管那套书的主人公叫敌基督威廉。但它很快就超出了既定范畴，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好兆头”。这是一本关于世界末日和人类都会如何去死的幽默小说。跟特里合作，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中世纪行会的工匠，在给某位大师帮工。他构建小说的方式就如同大师修筑大教堂。这其中的艺术成分毋庸置疑，但那源自对工艺的追求。其中更多的是创造有用之物的乐趣。这些书的用处，是让人阅读、使人欢笑，甚或触动一点点思考。

（我们是这样合作的。我在深夜写作。特里习惯早上工作。到了下午，我们会打很久电话，给对方读刚写好的最棒的段落，聊聊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不过主要目的，还是让对方发笑。我们还会邮寄软盘，因为那是在电邮出现之前。有天晚上，我们尝试以300/75波特的速率，用调制解调器将文本从英国的一头发到另一头的电脑里。即使那时真有电邮，也没人跟我们提过。我们还真搞成了，不过平邮软盘更快一点。）

特里当时已然专职写作了好几年，他磨砺着自己的技艺，水平在不知不觉间越来越高。他最大的麻烦是技艺精湛所带来的问题。他显得过于游刃有余。有时，这是个问题。人们不知道你的技艺体现在哪里。更明智的做法是举重若重，这是所有杂耍艺人都懂的道理。

早年间，评论家总把他与已故的道格拉斯·亚当斯相比。但特里对写书的热情，堪比道格拉斯不想写书的执着。如今，如果有人想给普拉切特小说的流行与多产找个比对，那多半是P.G.伍德豪斯。不过绝大多数报纸、杂志和评论家们，都不再拿任何人与他类比。他立于一个盲点，在那里，人们对他挑刺儿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来，他写的是幽默小说，而在这世上，幽默等价于不足道哉；二来，他写的是奇幻，更确切地说，是“碟形世界”。这是个平面的世界，坐落在四只巨象背上，而那些大象又站在一头遨游宇宙的巨龟之上。在这里，特里·普拉切特可以写任何东西，从硬派侦探故事到吸血鬼政治喜剧，甚或是童书。倒正是童书改变了一些东西。“魔笛手”系列的《碟形世界：猫和少年魔笛手》为他赢得了由英国图书馆协会颁发的重量级文学奖——卡内基奖章。而卡内基奖章是连报刊媒体也不得不正视的。（但他们还是找到了“破绽”，忙不迭地歪曲了特里的获奖演说，指责他对J.K.罗琳、J.R.R.托尔金，乃至奇幻文学大发厥词。要知道那可是一段有关幻想文学魅力的演说。）

最近的几本小说体现了特里的新风格。Night Watch和Monstrous Regiment等作品更深邃、更黑暗，对人类的恶行更为愤慨，对善行则更多骄傲。哦，当然了，这些书依旧幽默。但它们的主体再也不是笑话，而是故事和人物。讽刺文学通常意味着小说中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出于这个原因，我不想称特里为讽刺作者。他是个大写的作家，这样的人凤毛麟角。有很多人自称作家，但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私下里，特里和蔼幽默，非常勤奋，又脚踏实地。他喜欢写作，喜欢写小说。成为畅销作家对他来说大有好处，因为如此一来他想写多少就能写多少。他自称最爱香蕉代基里酒，这并非虚言。不过我们上次见面，是在他酒店房间里喝着冰酒，帮世界回到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