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盯着幻灯片发呆的我,被局长的问话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不是不是,”我连忙回答,“我没去现场,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刚才胡队分析的很有道理,酒瓶子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当然,这个线索也可能指向一个非常简单的缘故,就是凶手是个严重的酒精依赖者,一个酒鬼。”

我的回答似乎提醒了正按着胡队分析方向思索的侦查员们,小冯第一个回过神儿来,然后接过我的话:

“对呀,酒瓶子是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是仇杀,那凶手应该更了解死者的身体状况,事前凶器准备应该更加合适才对,怎么会用酒瓶子?而且,如果凶手是死者的仇人,那和死者生前就会有来往,人一旦有交往,自然会容易被死者交际圈中的朋友所了解,加上结了仇,很容易被反映出来,那么被警察排查到的机会就增大。刚才胡队你也说了,酒瓶口留有类似酒精和人唾液的混合物。这是相当确凿的物证,只要有基本的常识,凶手就应该想到应该避免在现场留下这样的物证。可事实上,这个酒瓶口就那么随随便便留在了现场,这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因为当时凶手并没有处于特别紧急的逃窜状态。反过来,如果死者与凶手素不相识,属于流窜作案,这点儿就很容易解释得通了。凶手随手拿自己刚喝过的酒瓶子当凶器使用是因为不在乎,毕竟第一,他不认识死者;第二,作完案可以立刻跑掉,警察即使拿到凶手的DNA,只要确定不了嫌疑人,也没用。”

这番话引起了一些同事的频频点头,受了鼓舞的小冯显得更加自信了些,继续分析说道:

“至于凶手为什么选择了死者为作案对象,我推测有可能是死者身上的衣着引起了凶手的注意。在现场我们都看到了,相对于普通人,死者衣着相当考究,虽然不是什么超级大牌,可一身衣服加起来我算了一下至少也要有四五千块,还有,那个包也是名牌。我想,很可能是凶手由衣着判定死者有钱,又看到死者手里有包,猜测里面是否有现金,出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总之凶手可能急于有所收获,因此就临时决定下手实施抢劫。”

会场静了片刻,不少人都点了点头,包括局长,也点点头,说:“有道理。”然后又转向我,“郭支队,你说呢?”

我笑了笑,看向老胡:

“是呀,但现在还是再请我们的胡队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吧,我相信胡队能做出仇杀的判断一定不止刚才谈到的那些疑点。”

刚才毫无表情听小冯分析案情的老胡此刻听完我的话,脸倒掉下来了,毫不掩饰地狠狠剜了我一眼。但没有人大惊小怪,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们就在一起工作,虽然他比我年长六七岁,参加工作也比我早,但老胡为人豪爽,说话直率,从不摆老资格,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处得很平等,讲话也非常随意。又由于我们一直不在一个大队,经常是既合作又竞争,所以彼此间讲话常常互相调侃嘲讽,积年下来,成了习惯,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认识我们的同事无人不知。

这次也不例外,老胡一如既往地不客气地挖苦我:

“郭小峰你又当什么神仙?既然想显得神仙,你直接替我说出来我为什么怀疑不就行了?说吧,你要能说对,这次我就真服你了!”

因为彼此成了习惯,当然我也以专能气住老胡的态度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就神到专能探到你底,我没说错吧?要是没说错你就别卖关子浪费时间了。”

老胡又狠狠剜了我一眼,然后恢复严肃解释道:

“小冯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还少考虑了一些方面。你们看,死者住在十八层,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特殊情况,住在这个楼层的人一般都会乘坐电梯上下。但当天勘察过现场,我立刻去了物业,调出了当晚的监控录像,在录像里,很清楚显示了死者当天夜间进入电梯的画面,那个时间已经比较晚了,电梯里一直只有死者一人,前后紧邻的时间段没有人使用过电梯,按道理,一个寻机作案的陌生流窜犯,作案习惯一般是先发现作案目标,然后尾随目标上楼。既然是陌生的流窜犯,那么凶手必须坐电梯跟随死者,否则凶手怎么知道被害人住在几楼呢?但事实是,录像上没有显示有人使用电梯,这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这番话使会场出现了沉思的寂静。

顿了一下,老胡继续说道:

“如果解释成凶手早已在十八层等候,那也说不过去!因为假定是流窜犯随机作案,凶手常理应该是在小区徘徊寻找作案目标,毕竟这样机会才多。万鑫小区不大,可也有三栋高层公寓,凶手为什么要单守在B座十八层呢?他怎么知道B座十八层一定有合适的作案对象?那不是太狭窄了?产生这种疑虑之后,当时我去了楼梯,在十六层与十七层之间,发现了一个酒瓶盖儿,过后和现场留下的酒瓶口对比了一下,正是现场酒瓶口的盖子。这就给我一种感觉,凶手好像早已在十八层楼梯处等着死者出现,然后实施犯罪。”

会议室里又一阵沉默,这次大家都感觉老胡说得有道理。

但是,也并不能由此确定老胡的推断,因为这些信息并不能指向唯一结果。比如,凶手本来想抢劫另外一个十八层的住户,但没有机会,正好看到受害人,于是转移了作案目标,这种可能性就解释了老胡的疑问。当然,并不是说我说的这个可能性就是真的,只是说当我们面前摆上多重的可能性后,就必须有一个判断,然后按照可能性的大小定一个破案方向。

良久的沉默思索之后,还是局长率先开口了:

“那么胡队,你认为应该以仇杀性质作为目前破案的主攻方向?”

老胡有些烦恼地搔搔头:

“也不能这么说。别看有搏斗,可根据死者颈部刀伤的深度,觉得手狠,而且利落,感觉凶手应该是有前科的,不像良民。所以关于那个酒瓶子的疑问确实像小冯说的,总觉得透出凶手不太在意的劲头儿,一般只有和死者完全陌生,感觉警察根本排查不到自己时,凶手才会这么大胆随意,虽然凶手并不都那么聪明,犯下愚蠢错误的也很多,但——”

“——你觉得还是像和死者关系很远的人作的案。”局长替老胡说完,然后追问,“那你认为目前这个案件怎么定性才好呢?”

老胡又搔了搔头,带着依然烦恼的口气回答:

“怎么定性目前我也说不好,我想稳妥起见最好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调出小区院内的监控录像,凶手虽然可能白天随着人群混入小区不好判断,但作案后时间已晚,小区人很少,把案发后离开小区的人请死者生前的家人辨认也许会有收获,最好这个线索能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只能从血足印的线索追查,这个方法辛苦难度大,但涉及面更广。”

局长想了一会儿,点点头:

“看来只能这样了,胡队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郭支队,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那一刻,我正仔细研究刚刚拿到手里的死者倒在血泊中的现场照片。

“郭支队,”局长又叫了一声,“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

“啊,”我回过了神儿,一抬头看到满屋全注视过来的目光,连忙解释道,“没什么,胡队考虑得很全面。要说有什么,就是觉得胡队说的两个侦破方向实施起来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

老胡白我一眼:

“那有什么办法?要不你这郭神探给指个光明的方向?”

“光明的方向当然还要靠你胡大队指引。”我玩笑地回答,“我顶多提个不那么亮堂的方向。”

老胡狐疑地看着我,神情恢复了严肃:

“你到底想说什么?说实在的,郭小峰,你是不是真看出点儿什么?我知道有时候你眼毒得很,不开玩笑,你也别卖关子,赶快说说有什么新发现。”

“也没什么。”我依然笑着回答,“就是觉得情杀也是一种可能。”

“情杀?”老胡吃惊地反问我一句,接着目光落在了我手中的照片上,停留片刻,又抬起眼审视着我,非常不解地问:

“你为什么想到情杀呢?现场什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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