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这儿没人吗?布拉斯!真该死!这里的人都聋了吗?布拉斯!

——别大声嚷嚷,对你没什么好处,阿罗尔德。

——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在这儿都一个小时了。

——看,你的马车破成什么样子了,阿罗尔德,你不要这样到处丢人现眼。

——别管我的马车,你先拿着这个。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布拉斯。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包裹,一个寄给瑞太太的包裹。

——给瑞太太的?

——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

——一个给瑞太太的包……

——听着,布拉斯!你愿意带着它吗?我得在正午前回到桂尼芭。

——好吧,阿罗尔德。

——交给瑞太太,拜托了……

——交给瑞太太。

——好啦,布拉斯,别像个傻小子。你时不时也到城里来露露脸,总待在这里你会烂掉的。

——你的马车看了寒碜人,阿罗尔德。

——好啦,再见啦!好好干,小伙子,走吧……再见,布拉斯!

——嗨,如果是我驾那辆车,我就不会跑太快,阿罗尔德!我就不会太快的。这辆车也跑不快,真寒碜,一架破马车。

——布拉斯先生……

——看起来好像走几步就要散架……

——布拉斯先生,我找到了,我找到那段绳子了。

——真能干,皮特。把绳子放在马车里。

——绳子在麦地里呢,开始没看到。

——好吧,皮特,你现在到我这里来。放下那段绳子,过来,孩子。我要你现在回家去,立刻过来,听到了吗?拿着,拿着这个包裹。跑去找玛格,把这包裹交给她。听着,告诉她这是给瑞太太的,好吗?你这样跟她说: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昨天晚上到的,从很远……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

——你得这样说。

——从很远的地方,好吧。

——去吧!跑着去。边跑边重复,这样你就不会忘记。赶紧,去吧,孩子。

——好吧,先生。

——大声重复,这个方法很管用。

——好的,先生。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

——跑着去,我说要跑着去!

——从很远的地方寄来,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给瑞太太的……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很远……一个包裹……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从很远的地方……不,昨天到的……昨天……到的……

——嘿!皮特,你是不是中邪了?你要跑到哪里去?

——你好,安奇……昨天到的……我在找玛格,你看见她了吗?

——她在厨房里。

——谢谢!安奇……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昨天到的……好像是……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从很远……一个包裹……您好呀,哈普先生!……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瑞太太……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玛格!

——小家伙,什么事?

——玛格,玛格,玛格……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皮特?

——一个包裹……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

——让我看看。

——等一下,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是咋天晚上到的……

——怎样?皮特……

——……昨天晚上到的……

——昨天晚上到的……

——是这样的,包裹是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

——好像是很远的地方?

——是的。

——让我看看,皮特……好像是很远的地方……只是这上面写满了字,你看见了吗?我觉得一定能知道从哪儿寄的。过来看看,施蒂特,有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

——一个包裹?说来听听,很重吗?

——好像是从远方寄来的。

——别闹了,皮特。包裹很轻,很轻,你说呢?施蒂特,你不觉得这压根儿是一份礼物吗?

——那谁知道呢,说不定是钱呢。或着是有人开玩笑。

——你知道女主人在哪儿吗?

——我看见她向房间走去了

——好啦,你待在这里,我上去一下。

——我可以跟你去吗,玛格?

——来吧,皮特,别磨蹭。我很快回来,施蒂特。

——是个玩笑,我看就是个玩笑。

——会是个玩笑吗,玛格?

——那谁知道,皮特。

——你知道的,但你不想说,是不是?

——我就是知道也不会跟你说,不告诉你。关上门,得了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

——皮特,听话……以后你也会知道的,你会见到……或许将会有一个节日……

——一个节日?

——差不多吧……如果,这里面有我想得到的东西,明天将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或者后天……或者再过几天……总会有个特殊的日子……

——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说是一个特殊的?

——嘘!待在这儿别动,皮特。不要乱动,行吗?

——好吧。

——不要动……瑞太太……对不起,瑞太太……

这时,就在这时,瑞蓉从书桌前抬起头来,她把目光转向闭着的门。瑞蓉,瑞蓉的面孔。桂尼芭的女人们在照镜子时会想着瑞蓉的脸。桂尼芭的男人们在注视自己的女人时也会想着瑞蓉的脸。她的头发,她的额骨,她洁白的肌肤,她的眼帘。除了这些,最生动的是她的嘴:无论是嫣然一笑,还是大声叫嚷;无论是沉默不语,还是顾盼流连。瑞蓉的嘴总能让你心神不宁,它很轻易地就勾起你的幻想,扰乱你的思绪。“有一天,上帝描绘了瑞蓉的嘴,就在那里,他产生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原罪感。”蒂克特是这样描述的,他在神学院做过厨子,对神学略知一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别人却都说他以前做事的地方是个监狱,他反驳道:“笨蛋,那还不是一回事。”人们都说那张脸难以描述,自然是指瑞蓉的脸。她的脸已经在人们的想像里根深蒂固。现在这张脸就在那里,就在那儿,对着关闭着的门。这一刻,她从书桌前抬起险来,对着关着的门说:

——我在这。

——这儿有您的一个包表,太太。

——进来吧,玛格。

——有个包裹……是给您的。

——给我看看。

瑞蓉站起身来,接过包裹。她看了看用黑墨水写在牛皮纸上的名字,把包裹翻转过来,抬起头,眨了一下眼睛,重新看着那个包裹。又从书桌上拿过一把裁纸刀,割断了绳子,把包裹拿在手里。撕开牛皮纸,露出白色的包装纸。

玛格往门边倒退了一步。

——别走,玛格。

她撕开白纸,下面是一个玫瑰色纸包着的紫色盒子,紫盒子里一个绿色的布面小盒子展现在瑞蓉的眼前。她打开绿盒子,看了一眼,不动声色地合上。然后转向玛格,微笑着对她说:

——瑞先生快回来了。

就这样。

马格跑下去告诉皮特,“瑞先生快回来了。”蒂特喊道:“瑞先生快回来了。”所有的房间都回荡着“瑞先生快回来了”,直到有人从窗口喊了一句“瑞先生快回来了!”“瑞先生快回来了”。这句话就一直传向田野,“瑞先生快回来了”;这消息从一片田野传向另一片田野,一直传到河边,听到有人大喊一声:“瑞先生快回来了”,声音很大,玻璃厂都有人听到了那喊声。他们奔走相告,“瑞先生快回来了。”就这样,所有的人都议论纷纷。炉窑那里噪音比较大,以至于有人不得不提高了声音问:“你们说什么?”“瑞先生快回来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连有点耳聋的伙计都知道了这条消息,“瑞先生快回来了”,这消息如雷贯耳。瑞先生快回来了,啊,瑞先生快回来了。总之,像一场爆炸一样响彻云霄,回荡在人们的心里、眼里,一直传到距桂尼芭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没过多长时间,人们看见奥里威一路跑过来,他下马的时候没踩准蹬子,一下滚到地上。他嘴里骂骂咧咧的,一手捡起他的帽子,屁股还在泥里,小声嘟囔着,好像他掉下来时把那则消息也摔坏了,摔得漏了气、沾了土。他恍惚地自言自语道:“瑞先生快回来了”。

瑞先生时不时回来。他通常都是在离开相当一段时间后回来。这件事情体现了他的内心状态,也可以说,体现了他的心绪。瑞先生办事情总是有板有眼。

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时不时地离开。从来都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没有特定的季节和日子,也没有特定的情况。很简单,他说走就走。他用几天的时间准备大大小小的东西,马车、信件、行李箱、帽子、旅行书桌、钱、证件,诸如此类。他不停地整理,通常都是面带微笑。每一次都像一只无头苍蝇,投身到这种繁杂的家务活中,充满耐心地瞎折腾一气。这种活动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如果不是最后那个必然时刻的到来。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仪式,几乎难以察觉。这个仪式只在心里进行:他关掉灯,和蓉待在黑暗中,两人并排默默地躺在床上;在不安的夜里,她任时光白白地流逝,然后闭上眼睛说:

——晚安。

又问:

——你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蓉。

第二天,他出发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连蓉也不知道。有人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有人列举了那个夏天,那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八月七日早上出发,第二天晚上就回来了。带着七件没有拆开的行李,好像在做世界上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脸色平静。蓉什么也没问,他什么也没讲。仆人们忙着卸行李。生活在短暂的迂回之后又重新启动了。

另外几次,可以说,他在外面待了几个月,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根深蒂固的习性。有关他自己的消息他一点儿都不肯透露。准确地说,他消失了。一封信也不写,什么都没有。蓉知道这些,所以不悉心等待。

人们一般都很敬重瑞先生,认为他出门是去做买卖。

他们都这样说:为了玻璃厂的事,他得出远门。

去了外面的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含糊的问题,但至少是一个比较站得住脚的说法。总有某些真实的成分在里面。

事实上,瑞先生每次回来,行李里总是带着一些古怪而又可观的订单:五百只鞋子形状的杯子(在半个欧洲,这些后来都成了橱窗里的滞销品);用于圣嘉斯特的玻璃门,八百二十平方米的彩色玻璃(七种颜色);用于装饰王宫花园,一个半径八十厘米的玻璃球,诸如此类。人们不能忘记,有一次,瑞先生在一次旅行回来之后,来不及洗尘,也来不及和任何人打招呼,他就沿着草坪一路跑向工厂,直奔安德森的工作室。他盯着安德森的眼睛说:

——听我说,安德森,如果我们要制作一张玻璃板,要做张特大的,你听懂了吗?要特大……尽可能地大……尤其是……特薄……又大又薄……你认为我们能制成多大张?

老安德森眼前放着工人工资的清单,他一点儿也没听明白。他是个玻璃制造业天下无双的天才,但对于账目却一窍不通,数字让他觉得云里雾里。

当他一听到玻璃,就像一条在海洋里游得精疲力竭的鱼,从一个数字的汪洋大海中,心甘情愿上钩。

——这样,或许一米长,一张一米乘三十厘米的玻璃板,就像我们给登布瑞作的。

——不,安德森,要大一些……是你能想像的那么大……

——更大一些?……好吧,我们可以反复实验,在碎裂几十次之后或许我们能制一张特大的。最后可能制成一张两米长的……也可能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两米乘一米的吧,一张长方形的玻璃,长两米……

瑞先生靠向椅背。

——你知道吗?安德森,我发现了一种办法,可以把玻璃板制到原来的三倍大。

——原来的三倍?

——三倍。

——我们用大三倍的玻璃板干什么用?

老人这样问他。

——我们用它来做什么?用一个再大三倍的玻璃板?

瑞先生回答道:

——挣钱,安德森,挣成堆的钱。

事实上,说到底,那个方法,谁知道是瑞先生从什么地方带回来的。瑞先生把它装在头脑里,封存在他的想像里,带回来就是为了和盘托出。在安德森那双透明的眼里,那个方法毫无疑问绝对是天才的创意,但也是绝对的失败。安德森的确是个玻璃制造业的天才,他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祖父的曾祖父把自己的老爷子养老送终,不再种地,开始摆弄那没有灵魂、没有历史、没有颜色、也没有名字,人们称之为玻璃的石头。总之,他是个天才,从小就是。显然,他已经开始考虑,采用瑞先生带回来的方法,一定能制出一张是原来三倍大的玻璃板,这也是瑞先生的天才之举。他在还没有人想到过用那么大的玻璃板干什么的时候,就凭直觉认定可以付之于实践。就这样,安德森开始干了,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最后,安德森提出了一个方案,后来还获得了一定的声誉。方案的名称为:《瑞玻璃厂的安德森专利》。这件事在当地报纸上还引起了正面的反响,在世界上也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专利在若干年后改变了瑞先生的生活,并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同寻常的故事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并向着注定的方向发展。总之,《瑞玻璃厂的安德森专利》为后来发生的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命运就是这样:它可以悄悄溜走,不留任何痕迹;也可以在后来出现。有些时刻,漫长一生的有些时刻,在记忆的深处闪烁,照亮了逃脱命运的道路。它们孤寂地燃烧,只是为了有个解释,随意解释。

因此,《瑞玻璃厂的安德森专利》的问世,以及它的关键性进展,使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瑞先生的每次旅行都是工作原因,而且这种说法合情合理。然而……

然而没人能真正忘记,大家也都知道;也就是说,许许多多事件、细微的差别、看不见的衍生物,伴随着瑞先生的旅行出现,这无疑使瑞先生的旅行蒙上一层怪异的光环,查有实据却又不可思议。许多细小的事件、细微的差别和无法觉察的附属品,不再是不值一提。直到那一天,这些细小的事件像千条小溪汇流入湖泊,在一个一月份的下午真相大白:当瑞先生在他一次旅行后回来,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回了茂米。他凝视着蓉的眼睛,简单地对她说(一只手放在那男孩的肩上,正当那男孩盯着蓉那张美得无与伦比的脸)

——他叫茂米,是我的儿子。

头顶上是一月份暗淡的天空,周围有一群仆人。出于本能,他们都低下了头。只有蓉没有,她看着那男孩富有光泽的皮肤,阳光晒过的、沙色的皮肤。那肤色是阳光晒出来的,只是阳光是几千年前的阳光。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那婊子是个黑人。

她仿佛看见了,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那个女人把瑞先生紧压在双腿间,没人知道她是出于职业要求还是个人喜好。然而,她很有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她看着那男孩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牙齿。她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她,那么的清晰。于是她又产生了第二个念头:

——那婊子是个美人。

这两个念头一瞬间充斥在她的心里。那一瞬间,那个小天地的人们,在从整个一生的时间中剪辑出来的一刻里,都被这显而易见的风流事弄得有点不知所措。在那一瞬间,这个小天地的人们陷入沉寂。然而很快,她的声音穿过其他人的迷茫,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你好,茂米。我是蓉,我不是你母亲,永远都不会是。

然而,她说得很温柔,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证实。她可以十分刻薄地说这句话,但她说得很温柔。要想像一下她是怎样温柔地说出这句话的:“你好,茂米。我是蓉,我不是你母亲,永远都不会是。”

那天夜里,暴风雨开始肆虐,雨下了整整一夜。就像蒂克特说的,“老天爷在撒尿。”他知道老天的那一套,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在修道院里做过厨师。其他人都说他以前做厨师的地方是监狱,他反驳道:“笨蛋!那还不是一回事。”茂米在他的房间里,把被子拉过头顶,等着随时都可能响起的雷声。他那时八岁,他不清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是有两样东西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蓉的脸庞,那是他见到的最美的脸庞;在餐厅里摆好餐具的桌子。三个烛台,烛光,像钻石一样闪耀的雕花细瓶颈,刺绣着神秘文字的餐巾,从白色汤盆中飘起的热气,盘子的金边,放在叶形银托盘里水灵灵的果子。所有这些和蓉的脸。这两样东西进入了他的视线,在一瞬间,他感受到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幸福,这幸福也许将一直伴随着他。生活就是这样捉弄你,在你还没有领悟到的时候,就给你的心里留下一个形象、一种味道,或一种声音,你永远也摆脱不了。那就是幸福。你到后来才会发现,但是已经晚了。从那时开始,你已经被放逐了:你已经离开那个形象、那个味道和声音有几万里远了。

再过去两个房间,就是蓉待的地方。她鼻子贴在玻璃上站着,看着这场大雨。她站在那里,直到瑞先生从后边抱住了她的腰,温柔地,用双手把她转过来,他用一种异常严肃的眼神看着她,最后用他低沉而又神秘的声音说:

——蓉,如果你要我做什么,现在就说吧。

蓉开始解他脖子上的红围巾,然后脱下他的上装,一个一个地解开里面深色马甲的扣子,从下到上,动作很缓慢,直到最上面的一颗。他似乎在那一刻想抵挡这无法抵挡的诱惑,在他默默地陷落之前。瑞先生俯向蓉的面颊,几乎是乞求:

——听我说,蓉……看着我,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蓉一言不发,面部全然没有表情,泪水从她的脸上无声无息地滑落下来。那是一种十分优美的哭泣,十分优雅,只有少数人才能领略得到。那是一种只用眼睛的哭泣,那双眼睛像盛满了伤心的水杯,溢出的水不动声色地顺着杯沿流下来,先是一颗,接着是一串。蓉这样哭泣着,无休无止,一刻不停。当她的手在脱去瑞先生的衣服之后,她看见他光着身子在她下面,她亲吻他的全身时,也没有停止哭泣。她的悲伤像初春的冰一样,消融成一种无声无息的眼泪——没有比这更美的眼泪。当她的手握住瑞先生的器官,嘴唇缓缓地滑过那光滑无比的皮肤——没有比这更美的嘴唇——她在落泪,用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当她张开双腿的那一刻,似乎带着一丝愤怒和他交媾,她拥有了他的全部,她的双臂在床铺上支撑着,她从上面看着男人的脸,这个男人跑到世界的另一边去干一个黑娼妇,他那样忘情地干她,让她怀了孩子。她没有停止哭泣(一言不发,无声无息地哭泣),她看见他在她身子下面,他紧闭双眼,已经不要看什么了,一味地感受……

此后,在这之后,当瑞先生在昏暗中注视着蓉,抚摩她的身体,回味着刚刚体味过的惊诧。蓉说:

——求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做不到。蓉,茂米是我的儿子,我要抚养他,他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所有人都得知道这件事。

蓉把头埋在枕头里,紧闭双眼。

——求你别告诉任何人我哭过。

由于他们之间有些事情,事实上他们之间有些事情必须保密或者隐瞒。人们很难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就是绞尽脑汁也解释不了他们的某些做法。也许只能年复一年地问“为什么”。得到的惟一显而易见的结论,几乎毫无例外、可能毫无例外,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里,可以说——很美好。就这样,人们都说,“瑞先生干得很体面”。或者说,“蓉也做得漂亮”。人们几乎什么都不懂,但至少他们知道一点。比如说:瑞先生每次出去,从来都不寄信回来,也没有一点消息,从来没有。但是,在他回来之前几天,毫无例外,都会寄给蓉一个小小的包裹。她打开包裹,里面有一件首饰。

没有一个字,连签名也没有:只有一件首饰。

如今,人们可以用一千种理由来解释这件事情,从最简单、最明了的开始:瑞先生请求蓉的原谅,他就像其他男人一样,只要把手伸向钱包就行了。瑞先生不是一般的男人,蓉也不是一般的女人。一种近似逻辑的解释更需要借助于想像,把那些走私来的、来路不明的、闪闪发光的钻石,深奥的象征意味,古老的传统和诗意的爱情故事联想在一起。不能简单地只注意到蓉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炫耀过那些送来的首饰。她似乎没有太在意:她好像很费心思去保存那些盒子,定期拂尘,检查那些盒子是否放在原来供奉的位子上。后来,在她死后多年,还可以看见这些盒子,一个个堆放着,还在原来的地方,那样奇怪、空洞。要找出那些相应的首饰,花上几天、甚至几个礼拜,结果也会徒劳无获的。那些首饰永远、永远也不会被找到。总之,这个首饰的故事耐人寻味,但要一个结论性的说明,却永远也得不到。所以,会有这样的情景,当瑞先生回来的时候,人们会问:“首饰到了吗?”有人会回答:“好像到了,好像是五天前到的,放在一个绿盒子里。”于是人们会微笑着,心想:“瑞先生办得可真得体呀。”因为除了这些无关痛痒的话,人们没什么可说的。那是很得体。

这就是瑞先生和瑞太太。

他们这样怪异,谁知道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事情就是这样。

瑞先生和瑞太太。

他们过日子。

直到有一天,伊丽莎白到来了。

——主祝福约伯,保佑他比以前更加有福:他拥有一万四千只羊、六千匹骆驼、一千对牛和一千对驴子。他还有七个儿子和七个女儿。第一个女儿起名为歌伦芭,第二个卡西亚,第三个费亚拉……

不是派克斯没有听明白那都是些什么名字。但有件事是很清楚的:那一刻不是停下来问的时候。因此他继续念着,用很单调的声音机械地念着,就像在同一个聋子讲话。

——……在那个王国里没有比约伯的女儿们更漂亮的女人了,约伯让她们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继承遗产。在这之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孙和重孙,他们四世同堂。

派克斯喘了一口气,声音里有一丝疲惫。

——后来约伯死了,寿终正寝。

派克斯待着没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最好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一阵子。那样,如果再保持那个姿势,毫无疑问有点辛苦:趴在草地上,整个脸贴在一根锡管的口上。那根锡管,也是躺在地上(达勒教授后来评说是“不可原谅的幼稚表现”)。管子长五百六十五点八米,口径大约相当于一个牛奶咖啡杯。派克斯把脸紧压到那儿,只留下眼睛在外面:这样他就解决了读那本小书的问题。他一只手斜放在管子上,打开书到五百六十五页。用另一只手捂住没有被脸堵上的地方,脸的形状不能和管子完全吻合,管口上留有空隙。“这是很幼稚的方法”,上面提到过的达勒教授这样评论也不是没有理由。

过了一会儿,派克斯终于动了起来。他脸上印着管口形状的印痕,一条腿有点发麻。他有点吃力地站起来,把那本小书揣在口袋里,整理了一下灰白色的头发,自言自语了几句,然后顺着管子往前走。五百六十五点八米不是一个人一下子就能走到的,派克斯开始一路小跑。他尽量不假思索地向前跑,目光顺着管子,有时也看看自己的鞋子。青草在他脚下迅速向后退去,管子也像一梭子弹似的一溜烟地在移动,但当他抬起头来,面前的一切又不动了,似乎在向他狞笑。他已经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最好还是看着地,看着管子,管子和鞋子:他有点心慌意乱。冷静些!派克斯停了下来。他站在那里:向后看是一百米管子;向前看是没有尽头的管子。冷静些!他又不假思索地向前走。周围全是傍晚的阳光。太阳落到了半山腰,每当这个时候,阳光都很温馨。夕阳下影子显得逶迤,这种气氛似乎蕴含着温情。或许这样说可以清楚一些,通常,傍晚使人容易做善事。相反,正午让人冲动,容易动杀机;或者发生更糟的事情,想杀人。甚至更糟,发觉自己有杀人的念头,抑或更糟,自己被别人杀死。这样。离管子尽头有两百米。派克斯一边走一边看着管子和前方。在管子的尽头,他的正前方,已经可以模糊地看到佩特瘦小的身影。如果他一直走、不假思索,可能就看不见佩特的身影,但他现在看到了。他又开始用那种奇特的方式小跑,似乎每跑一步都要甩掉一条腿。但那条腿,顽强的、无意识的腿,每一次在后面,轮到它向前跨去时,那姿态像是要挣脱另一条腿,但又没法挣脱,因为另一条也不会让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磨蹭上几公里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派克斯,脚踏实地、一米又一米地向前挪。也差不了多少米了,离管子的尽头有二十米,十二米、八米、七米、三米、一米,到头了!派克斯停了下来,心怦怦直跳,呼吸急促。还好有阳光,周围都是傍晚的阳光。

——佩特!

佩特是个小男孩。尽管他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茄克,他还是个小孩。他正仰卧在地上,眼睛向着天空,但没看天,因为他闭着眼睛。他一只手捂住右耳,左耳对准管子,伸进里面,尽量向里。他恨不得把整个头都伸到管子里去,但是,即使是一个小男孩的头,也伸不到一个口径只有杯口大小的管子里。怎么着也没办法做到。

——佩特!

小男孩睁开眼睛。看天空,然后是派克斯的脸。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起身吧,佩特,完事了。

佩特站起来,派克斯颓然倒地。他看着男孩的脸。

——怎么?

佩特搓了搓一只耳朵,又搓了搓另一只耳朵,四处张望,似乎在向最远处眺望。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派克斯的灰眼睛里。

——你好,派克斯。

——你好。

这时候,如果不是心还在狂跳不已,或许这一刻派克斯会吼起来。但他只是简单地嘟囔:

——拜托了,佩特,别说傻话。告诉我你听到了什么。

佩特穿了一件大茄克,黑色的,只剩下最上面的一个扣子了。他不停地用手指摆弄那颗扣子,扣上了又解开,好像要永无休止地摆弄下去。

——说话呀,佩特。告诉我,你到底在管子里听到了什么。

沉默。

——大卫和歌利亚吗?

——不是,佩特。

——是红海和法老的故事吗?

——不是。

——可能是卡依诺和阿贝勒……是的,是卡依诺当阿贝勒哥哥的时候……

——佩特,你不能瞎猜,没有什么可猜的。你只要说出你听到的。如果你什么也没听到,你就说什么也没听到。

沉默。

——我什么也没听到。

——什么也没有?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派克斯好像忽然间变得唯唯诺诺:他跃起身,手臂像风车轮子一样张开;他踉踉跄跄地踩在地上,唇齿不清、气急败坏,像唱赞美诗一样,说了一长串话。

——不可能,怎么搞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凭空消失。一定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不能一升一升地向一个管子里倾注语言,然后就这样看着它在眼皮底下消失……是谁把那些声音给吞了?……一定出了什么差错,这一点可以肯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很显然……我们有些方面错了……可能我们要用一个小一点的管子……或者我们得把管子斜放着……或者要有个坡度……否则,声音很显然会停在半路,刚好是在管子的中间……声波的冲劲完了,就停下来了……在空气中荡一阵子,搅浑了,然后落在管子的底部,锡就会把声音吸收了……一定是这样的道理……想一想,相反也一定行得通……一定……如果我对着一个朝上的管子说话,那些话语升到一定的高度就会下来,这样我就能听到……佩特,这是一个创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事实上人们可以两次听到自己的声音,能听到相同的声音……一个人可以拿着一个管子,朝上,我们就当是百分之十的坡度吧,然后对着管子唱歌……唱一句不太长的歌词,当然要依照管子的长度……唱了之后再去听,……声音上升,上升后停下返回来,他就可以听见自己的歌声了,你听懂了吗?他听见了……他自己的声音……真是奇妙……可以听见自己……对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学派来说,这将是一场革命……你能想像得到吗?……“派克斯自听器,产生一个歌唱家的必备之物”,告诉你一定会成为抢手货……如果可以做出各种尺寸,研究一下最好的坡度,用各种金属材料实验,谁知道,或许得用金子做,还要试一试,这是个秘密,实验再实验,如果不坚持试验再试验,什么都做不成……

——可能是管子上有个洞,声音都从那里跑了。

派克斯停了下来。看看管子,再看看佩特。

——管子上有个洞?

——可能吧。

尽管夕阳妙不可言,但也有比这阳光更美好的事情,确切地说,是流水不可思议的嬉戏,风儿的戏谑,天空的奇异变化,轻柔云彩的相互交融,数十次意外情况,一系列荒谬的事件,在那种阳光里,在独特的夕阳中,出人意外地飘起雨来。太阳还在,傍晚的太阳雨。这是一种极端的美。尽管被痛苦和无穷无尽的焦虑折磨,但没有人,在面对这样荒谬的事情时,会按捺住自己想笑的冲动。可能他没有笑,真的没有,但是如果这世界更加宽容些,像一声叹息,或许他能笑得出来。可世界却像一场巨大无比、无处不在的闹剧,完整且无法抵御,真是难以置信。甚至于水,洒在你头上的水,地平线上下沉的阳光把散开的小水珠穿成串儿,看起来不像水。尝一尝那水似乎是甜的,人们一定不会觉得奇怪。也就是说,那不是一般的水。整个都不合乎任何狗屎逻辑,一种离经叛道。一种激动。反正,在所有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证实那些可笑习俗的东西之中,当然也有纯洁、清晰的形象。在这里,在这种无以复加的夕阳里,出乎意料地下雨了。至少有这么一次。

——天哪!管子上有个洞……我居然都没有想到……亲爱的佩特,原来这里出了问题……管子上有个洞……一个藏在什么地方的该死的小洞,显然,那声音都是从那里逃逸的……消失在空气里……

佩特竖起茄克的领子,手插到口袋里,看着派克斯微笑。

——哎,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们一定能找到那个洞,佩特……我们一定能找到那个洞……我们还有半个小时,趁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们一定能找到……行动吧!孩子,我们没那么容易被耍了……不会。

就这样他们开始找了,派克斯和佩特,佩特和派克斯,他们顺着管子往回走,一左一右,低着头,缓缓地,检查每一寸管子,寻找那些丢失的声音。如果这时候有人从远处看过来,一定会问,这两人到底在干什么,在田野里,眼睛盯着地,一步一步地,就像两只昆虫,实际上是两个人。谁知道他们丢了什么东西,那么重要,值得他们在田野里那样爬行。谁知道能不能找到,如果找到了,那该多好呀!至少有一次,至少有的时候,在这个让人诅咒的世界上,有人要找一样东西,最后万幸找到了。就这样简单,他说:我找到了。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把它弄丢了,又找回来了,他一定会十分幸福。

——嘿,派克斯……

——别分心,孩子,否则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个洞……

——不过有件事,派克斯……

——什么事?

——你念的是哪段故事?

——是约伯的故事,关于约伯和上帝。

他们目光没有移开管子,也没有停下来,继续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

——故事很精彩,是不是,派克斯?

——是的,故事很精彩。

凌晨三点钟,城市还沉浸在沥青一样的黑暗里,沉浸在梦境的泡沫里,在失眠的折磨里。

玛琉斯·若巴尔还待在书桌前。煤油灯光。莫斯卡街上三层的书房。米色和绿色相间的条纹糊墙纸。书、文件、微型大卫铜像、直径一点二一米的枫木地球仪。蓄胡子男人的相框。同一个男人的画像。破损的地板和地毯。灰尘、烟草和鞋子的味道。在屋子的角落,两双,黑色的,鞋子,很破旧。

若巴尔在写东西。他三十岁左右,正在一个刚刚封好的信封上写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名字:恩斯特·赫尔兹。然后写上地址。他用吸墨纸把墨水吸干,检查了一下信封,把它和其他信封一起放在书桌的右角。他从文件堆里找出一张纸,然后,浏览了一下写在上面一排的六个名字。他在著名的“恩斯特·赫尔兹”的名字上画了一道线。他看着惟一剩下没有画线的名字:派克斯先生——桂尼芭。他又取出派克斯先生的那封很独特的信,那封信写在上面提到过的桂尼芭的地形图的背面。他把信读了一遍。然后缓缓取出笔和纸,开始写回信。

尊敬的派克斯先生:

我们已经收到您的来信,信里面简略地陈述了您在近期的一次实验,关于声音在金属管里传播的不尽人意的结果。很抱歉,达勒教授目前不能亲自回信给您,恳请您谅解,因为以下文字是鄙人——令人景仰的教授的秘书兼弟子玛琉斯·若巴尔写给您的。

我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您,在读您的来信时,达勒教授并没有掩饰他的失望情绪和表现出来的不堪忍受。你们把管子简单地放置在一片草坪上,他的评价是“不可原谅的幼稚表现”。他提醒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管子没有与土地隔开,空气的震动很快会被周围的物质吸收,并迅速消失。“把管子放在地上就像是用带着消音器的小提琴演奏。”——这是达勒教授的原话。他还认为,用手堵住管子口,是“幼稚的方法”(原话)。他问您为什么不采用和嘴巴大小合适的槽子,这样合乎逻辑,可以在气柱中充分传播声音的能量。至于“自听器”的假设,我可以告诉您,您关于声音的流动性的原理和达勒教授的相关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权威的教授在评论中提出了异议。我觉得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告诉您他的最后结论:“这个人是个疯子。”这个人(我告诉您是为了维护我的汇报的完整性)指的是您。

关于您那封客气的书信,达勒教授没有再做什么评论。至此,我已经完成了我作为一个卑微秘书的职责。不过也有必要(尽管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请允许我补充下面的文字,这绝对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令人尊敬的派克斯先生,您一定要继续实验,而且要加紧实验,尽可能地得出一个比较完美的方法。因为您写的东西是绝对有创意的,如果我能作出评论的话。您一定不要因为人们的闲言碎语而停下来——请允许我说下去——也不要因为权威人士妄加评论而固步自封。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肯定,您的作风是严谨的,要知道,就是达勒教授也不是一直对真理怀有纯洁无私的爱。他已经工作了二十六年,一直默默无闻。他想研究出一种永动机,结果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成果。可以理解,这件事消磨着他的士气,损害着他的声誉。您可以理解,就像上天注定的一样,根据这一切,因为发现了锌管互相交流声音的巧妙系统,他被登上了报纸。在一阵媒介的鼓噪中,教授把它设置在他堂兄开的旅馆里。那位堂兄名叫阿尔弗雷德·达勒,住在布莱多内。您知道记者都是些什么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在首都某些报纸的宣传和帮助下,达勒教授摇身一变,成为“传声孔”的发明者,成为一个可以“把任何声音传向地球另一端”的科学家。事实上,请您相信我,达勒教授并没有奢望发明什么传声孔,尽管有些实验他已经完成,这些实验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对于传声孔,他持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怀疑态度。如果我可以再次迎合您的严谨,我将告诉您我亲自听到过的达勒教授的坦白,在几杯博若莱葡萄酒下肚之后,他向一位同事坦白:用传声孔所能听到的声音,最远就是从一家窑子门口听到二楼的包厢传来的响声。教授的同事觉得这种说法非常风趣。

我还有其他更经典的奇闻轶事告诉您,但是我的手,您一定也可以感觉得到,它越来越没有把握。我的头脑也一样。因此,请您允许我立即补充说明:我毫无保留地肯定您的热情和您对于“传声孔”未来发展的信心。最近,比奥和哈森法兹通过实验,无可置疑地提出:一种很低的声音可以通过锌管传到九百五十一米远的地方去。可以很合理地推论,大一点的声音可以传到远一百倍的地方去,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公里。我有幸在去年夏天见到阿诺特教授,他向我展示了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特殊的计算方式;他十分确切地推断,通过管子,声音可以很轻易地从伦敦传到利物浦。

在这些事实面前,您所写的展示了您准确的预测。确实,我们将要面临一个距离缩短、四通八达的世界。因为最近计算出来每秒三百四十米的声速,可以从布鲁塞尔向安韦萨发一个订货单,只要十分钟;从巴黎向布鲁塞尔下达一个军事命令,只要一刻钟。或者,请允许我举这个例子,从马赛收到一封寄自圣彼得堡的情书,不会超过两个半小时。已经是时候了,请您相信我,要打破以往的缓慢,要运用声音传播的神奇特性,把城市和国家连接起来。就这样告诉全人类:世界才是真正的祖国。还要告诉人们,一个和科学作对的人是真正的敌人。写到这里,尊敬的派克斯先生,请允许在下谦恭地告诉您:不要放弃实验。相反,您一定要想方设法改进实验程序,进一步推广您得到的结论。您虽然远离科学方面的权威人士和爱好者,但您已经迈出走向光辉新人类的第一步。

不要放弃。

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给您更多帮助,这并非是此刻最后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情。就此搁笔,不能和您面谈,真是遗憾,希望您能相信我。

您诚挚的

玛琉斯·若巴尔

附:不幸的是,达勒教授不能接受您的热情邀请前往桂尼芭,参加由您指挥的乐队在即将到来的七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庆典演出。这次旅行会很遥远,另一方面,教授也不像以前那样有精神了。请您接受他最真诚的道歉。

此致

敬礼

玛·若

玛琉斯·若巴尔没有重新检查就叠好信纸,然后把信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了派克斯先生的地址。他用吸墨纸吸干了墨水,盖上墨盒。然后他拿起了那五封放在书桌右角的信封,把写给派克斯先生的信加进去,并站起身来。他慢慢地走出房子,很疲惫地下了三层楼梯。他来到门房前,把那些信放在门下面。它们很整齐地叠在一起,信封上的字迹完美整洁。很奇怪,所有的信封上,后来都沾上了难以预料的血迹。

在那些信的旁边,若巴尔留下了一张纸条:

请尽快寄走。玛·若

就像预见的一样,达勒教授的学生兼秘书重新上到三楼,比刚才下去时更加缓慢、更加疲惫。他又进了上面提到的教授的书房,随即关上了门。房间似乎在他的四周旋转,他定了定神才走向书桌。

他坐了下来。

他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然后,他把手伸向上衣口袋,拿出了放在里面的那把剃须刀。他打开它,准确、仔细地切开了手上的动脉。

在太阳升起前的一个小时,警察在盖内高大街一个阁楼上发现了达勒教授的尸体。他全裸着躺在地上,头骨被一颗子弹射穿。距离他几米的地方,侦探发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的尸体,后来证实他是菲勒普·凯斯基,法学院的学生。他身上有好几处为利器所伤,最深的伤痕在肚子上,可能是死者的致命伤。在警方的报告中还详细地记载着:尸体“不能说是完全裸着,因为死者还穿着做工精细的女式内衣”。房间里有明显的厮打搏斗的痕迹。达勒救授的死亡时间与凯斯基的死亡时间相同,都可以追溯到前一天的半夜。

当然,这件事情被刊登在首都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不过,为时不长,侦探们轻而易举地证实,这起死亡两人的凶杀案的主犯是玛琉斯·若巴尔——达勒教授的秘书,和凯斯基先生一起租住那间发生惨案的阁楼。在短短二十四小时内搜到他的犯罪证据,铁证如山。只有一个不利的情况阻碍了司法部门把调查进行到底:玛琉斯·若巴尔被发现因为失血过多死在达勒教授的书房——在莫斯卡街上,一所房子的四层。他的葬礼没有人参加。

让人感到奇怪,派克斯先收到了那些报纸,上面报道了那条可怕消息,只是随后收到了玛琉斯·若巴尔的信。

显然,这让他困惑。然后,按时间先后推断,没有办法联系起来,归结出一个简短又逻辑的解释。

——发生了什么事情,派克斯?

佩特站在一张椅子上。派克斯坐在他前面的桌子上。他把玛琉斯·若巴尔的信和从首都来的报纸,一一整齐地放在一起,他看着它们,企图从两件事情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合理关系。

——荒唐事。

——什么是荒唐事?

——就是一生中不该做的事。

——这种事有很多吗?

——不一定。如果一个人想像丰富,可以干很多荒唐事。如果一个人很愚蠢,可能一生中一件也做不了。

事情讲得复杂了。派克斯也察觉了这一点。他摘下眼镜,试图把若巴尔、管子和其他事情抛诸脑后。

——这样说吧。一个人早上起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晚上就睡觉。这里有两种情况:要么心平气和地入睡;要么心神不安,无法入睡。你懂了吗?

——懂了。

——所以说,一个人要在夜晚降临的时候心平气和。问题就在这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保持干净。

——干净?

——内心干净,就是说,没有做什么令自己感到愧疚的事情。这就没什么复杂难懂的了。

——没有。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人发现自己奢望那些令人羞愧的事——他十分渴望做不该做的事情,那些事情不是可怕,就是伤人。明白吗?

——明白。

——然后他就自问:我到底是怀着这种欲望生活呢,还是把它从头脑中抛弃?

——是呀!

——是呀!一个人想一想,最后决定。一百次想断了这个念头,可后来有一天,他又萌生了这个念头,决定把那件一直渴望做的事做了,他做了:这就是荒唐事。

——但是,不该干荒唐事,对不对?

——不该干。但你要注意:我们既然不是袜子,我们是人,我们活着的主要目的不是保持干净。欲望是我们所有东西中最重要的,不能随便拿它们开玩笑。这样,有的时候,值得不睡觉地去追逐一种欲望。做了荒唐事,然后付出代价。只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到了该付出代价的时候就甭想着逃跑,得乖乖地待在那里,庄严地等着清算。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佩特在那里想了想。

——可以做几次呢?

——什么?

——做荒唐事。

——不要做得太多,如果想要时不时睡会儿觉。

——十次?

——或许要少一点。如果是真正的荒唐事,就要少一点。

——五次?

——就当两次好了……说不定会漏掉一两件……

——两次?

——两次。

佩特从椅子上下来。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会儿,反复琢磨着和派克斯谈话的片段和其中的道理。然后,他打开门,走到回廊下,坐在入口的台阶上。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紫色的小本子,皱巴巴的,有点破旧,但自有它的尊严。他小心翼翼地翻到一张白纸,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截铅笔,对着屋里喊道:

——279后面是什么?

派克斯低着头看报纸。他头也不抬地答:

——280。

——谢谢。

——不谢。

佩特开始慢慢地、仔细地写,有点吃力。

——280:荒唐事,一生做两次。

他停下来,想了想。又另起一行:

——然后为此付出代价。

他再读了一遍。没有问题。他合起本子,放进口袋里。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整个桂尼芭。笔记本的故事,可以通过前面讲过的事件推断出来。开始,二百八十天以前,也就是佩特过八岁生日那天。那时小男孩很适时地意识到,乱七八糟的生活让人生畏,通常在绝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不得不面对它。最令他不安的是——没有理由地——要生活下去,要学习的东西(那些,恰恰是,那些)很多。他看着这个世界,看到无数样东西,人和环境。他知道,仅仅学习所有这些东西的名字——所有的名字,一个一个的——也得花一辈子的时间。他没有忽略,他看出来,这里面隐含着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

“这世界上矛盾的东西太多了。”他想。他在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推测,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面对阿贝格太太交在他手上的无数张购物单,那是让他去费古松父子大商店买东西,佩特在一瞬间顿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这种列单子的策略上。一个人要逐渐地学习东西,如果他把这些东西的名字都写下来,到最后,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单子,上面写着所有要学习的内容,每时每刻都可以查阅、更新。这是对付遗忘很有效的一种办法。他意识到,写下一件东西意味着拥有它,由此产生的满足感对人生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一想到无数写满词语的纸张,就觉得这世界并没有那么可怕了。

“这个主意不错,”派克斯指出,“当然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写上去,记在这个小本上,但记下最主要的东西也是个不错的成果。你可以一天选一样东西,就这样。做这样一项事业得有个准则,每天写一件事。会管用的……我们算一下,十年里你就可以记上三千六百五十三种的东西,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基础了。这会使你早上起来平静一些。你不会白费力气的,孩子。”

这番话对佩特来说似乎很有说服力。他选择了“每天记一件事”的方法。在他八岁生日的时候,派克斯送给他一个小笔记本,封面是紫色的。就在当天晚上他开始了上面的工作,从此好多年这个笔记本一直伴随着他。他发现了一种十分容易接受、严格的科学思维方法。

首先,事情,写下来就是为了抵抗遗忘。

依照这个原则,佩特的知识面一天天向不同的方面拓宽。正如所有罗列的清单,佩特写的东西在态度上很明显是中立的。他所摘录的世界是局部的,缺乏层次和等级,这一点无法避免。他的记录,总是很简要,几乎是电报式的——显示了一个早熟的头脑,意识到了生活的秘密,错综复杂和多样性的实质。为什么有月圆月缺,警察是什么,每个月的名字,人什么时候哭,自然及望远镜的目的,腹泻的原因,什么是幸福,快速系鞋带的方法,城市的名字,棺材的作用,怎样成为圣人,地狱在哪里,钓鳟鱼的基本方法,自然中常见的颜色,牛奶咖啡的配方,名狗的名称,风的去向,一年中的节庆,心在哪个方位,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诸如此类。

——佩特真怪异。

人们这样说。

——是人生很怪异。

派克斯说。

确切地说,派克斯不是佩特的父亲。也就是说,佩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也就是说,故事并不简单。

他是在出生不到两天时被发现的,包在一件黑色的男式茄克里,被放在桂尼芭教堂的门前。是阿贝格遗孀把他抱回家抚养的,她是一个五十岁左的女人,在全城很受尊重。准确说来,她不叫阿贝格,也不是一个寡妇。这个一言难尽。

二十多年前,在姐姐的婚礼上,她认识了仪表堂堂、有一定抱负的少尉。三年时间里,她和他建立了频繁且越来越亲密的通讯往来。在最后一封信里,少尉向她提出了谨慎却又明确的求婚。这和派克斯在读玛琉斯·若巴尔信的那一刻情况类似,那封信到桂尼芭时已经晚了。十二天之前,一发十公斤重的炮弹突然使少尉娶妻的事情化为云烟:一切无法扭转。那个好女人往前线写了三封信,在信里再三表示了这场婚姻的可行性。那三封信全部被退了回来,还附上了卡琉斯·阿贝格少尉的死亡声明。如果是别的什么女人,可能会放弃。但她没有。既然不可能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她就为自己建立一个幸福的过去。她告诉桂尼芭的乡亲们,她的丈夫英勇地战死在疆场上。她要别人从那以后叫她阿贝格遗孀。在她的言谈里,她开始越来越多地描述以前有趣的轶事,她的假设的婚姻生活。她经常会庄重地插入这样的言辞:“就像我亲爱的卡琉斯说的那样……”接着说一些不是很尖刻却又合情合理的人生格言。实际上,少尉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也没有写过。但对于遗孀阿贝格来说,那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三年里她同那些信结了婚。还有比这更离奇的婚烟。

另一方面,从上面讲述的故事中可以推断,阿贝格太太是一个富于幻想而且坚持己见的人。因此,人们不会为佩特的茄克的故事感到惊异,她把那也归结成一种明显的命运的暗示。当佩特满七岁的时候,阿贝格寡妇从衣柜里面拿出那件黑色的茄克(当初就是在那件茄克里发现佩特的),她给他穿上。那件衣服直拖到他膝盖下面。最上面的扣子像个豌豆,袖子也空荡荡地晃来晃去。

——佩特,好好听我说。这件茄克是你父亲留下的。他既然留下这个,就一定有他的理由。那么就尽量去理解它。你会长大。事情会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长大了,可以合适地穿上这件衣服,你就离开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去首都闯荡。如果你长不到那么大,你就留在这里,无论如何你都会是幸福的,就像我亲爱的卡琉斯说的那样,“幸福之花开在上帝种它的地方”。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那就好。

在某些重要的场合,派克斯不完全赞同阿贝格太太所采用的近乎军人的风格,显然那是沿袭她少尉丈夫的习惯。可是,就茄克这件事,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他承认她的那一席话很有见地。因为,在人生的迷雾中,一件茄克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有用可信的参照物。

——再说,茄克也没有多大,你能长到那么大。

他对佩特说。

为了顺利地抚养他,阿贝格寡妇特意制订了食谱,出色地协调了她拮据的经济状况(一笔军队的抚恤金,事实上从来没有人想着寄给她)同小男孩需要的基本热量和维他命的矛盾。从派克斯那方面,提供给佩特一些像上面提到过的必要保障,那不是最直接的,而是教育一个人成长的金玉良言,最简单的方法是让他尽可能地站立着。

——这有点像管子里的声音,如果管子有弯的话,声音就很难通过。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有在直立的情况下,你内部的力量才能毫无阻碍地生长,不用拐弯,不会浪费时间。站着吧,佩特,把管子尽可能地放直。

佩特尽量使管子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那样使用椅子,是的,他是要站在椅子上面。

——坐下吧,佩特。

人们说。

——谢谢。

他说,然后爬上椅子站在上面。

——这也是教育的极致。

阿贝格寡妇说。

——大便不是什么优雅事,但也有它的好处。

派克斯说。

佩特就这样长大。他站在椅子上,中餐和晚餐都吃鸡蛋,每天在紫皮本上记一件实事。他穿着那件宽大的茄克,就像是信装在信封里,信封上面写着他的归宿。他被自己的命运包着行走,就像所有人。但是,只有他自己的命运,可以用肉眼凡胎看得见。他从来没有到过首都,因此他无法想像自己具体在追求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明白,游戏的本身在于长大。他要全力以赴地赢得它。

然而,到了晚上,在被子下面,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他尽可能地悄无声息,带着惴惴不安的心境,尽量缩成一团。正像一根扭曲的管子,就是用大炮发射声音,也不会有声音传出。他睡着了,梦见一件遮天盖地的大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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