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父亲替他在军队里设计了辉煌的前程,埃尔维·荣库尔最终以一种不寻常的职业谋生。这对于他并非不相宜,由于独特的浪漫主义玩世不恭,这种职业一度令他爱到不惜背叛一个有着甜美嗓音的女性。

为了生存,埃尔维·荣库尔贩卖蚕种。

那是一八六一年。福楼拜正在写《萨朗波》,电灯照明还只是一种设想,而亚伯拉罕·林肯正在大西洋的彼岸打一场他将看不到结局的战争。

埃尔维·荣库尔时年三十二岁。

他买进又卖出。

造丝的蚕。

确切地说,埃尔维·荣库尔买卖的是蚕种,蚕种的形态呈微小的卵状,颜色或黄或灰,静止不动,看起来像没有生命。仅用一只手掌就可以托起几千颗蚕籽。

“常言道,手捧黄金。”

五月初,蚕籽破壳,爬出蚕虫。蚕虫狂吃三个月桑叶之后,吐丝作茧自缚,以便两个星期后最终化蝶而去,留下一笔财富。它是上千米的生丝,是金钱,是为数可观的法国法郎——如果一切都循规蹈矩地进行的话,就像在法国南方某地区埃尔维·荣库尔的情形。

拉维尔迪厄是埃尔维·荣库尔居住的小城的名字。

海伦是他妻子的名字。

他们没有子女。

为了避免遭受日益频繁肆虐欧洲养蚕业的病害,埃尔维·荣库尔远渡地中海去叙利亚和埃及购买蚕种。这是他经商活动中最具冒险性的经历。每年,他于一月初启程。走过一千六百海里的水路和八百公里的旱路。他挑选蚕种,讨价还价,购得货品。然后转身,走过八百公里旱路和一千六百海里水路,回到拉维尔迪厄,通常是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通常能赶上大礼弥撒。

他再忙碌两个星期,包装和出售蚕籽。

一年中剩余的时间,他休息。

——非洲怎么样?

人们问他。

——缺乏活力。

他在城边上有一座大房子,在市中心有一间小作坊,正对着让·贝尔贝克遗弃的家园。

让·贝尔贝克有一天决定不再开口说话。他信守诺言。妻子和两个女儿弃他而去。他死了。他的房子没有人要,如今就成了这样一座荒废的建筑物。

埃尔维·荣库尔通过买卖蚕种,每年赚到的钱数,足以保证他和妻子过着在外省称得上是奢侈的舒适生活。他愉快地享用他的财富,而他的前途,似乎是变成一个真正的富翁,他对此毫不在意。另外,他属于那样一些人,他们喜欢参与自己的生活,认为任何享受生活的企图都是不合适的。

必须强调指出,他们审视自己命运的方式,大多数人习惯于关注风雨飘摇的日子。

倘若有人问到埃尔维·荣库尔,他势必回答,他的生活将永远如此继续下去。然而,在六十年,代初,令欧洲蚕种无法再使用的微粒子病越洋扩散,传染至非洲,有人说,甚至到达印度。一八六一年,埃尔维·荣库尔按常的商务旅程归来,他带回的一批蚕籽在两个月后几乎全部显示受到感染。对于拉维尔迪厄,就像对于其他许多以蚕丝致富的城市一样,那一年仿佛代表毁灭的开始。科学无法解释发生疫情的原因。整个世界,直至偏远地区,犹如被那种无法言说的魔法镇住了。

——几乎全世界。

巴尔达比乌悄悄地说道。

——差不多。

同时往他的烈性酒里兑入两指深的水。

巴尔达比乌是二十年前走进这座城市就直接冲入市长办公室的人。他不经通报就闯进去,将一条如晚霞般流光溢彩的丝质头巾搁到市长的写字桌上,并且向他发问: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妇女用品。

——错了。男人用的东西:金钱。

市长叫人把他撵出门。他建立一座缫丝厂,就在河边,搭起一座养蚕的大棚。在树林深处,修筑一座供奉圣安妮丝的小教堂,位于通往维也尔大街的十字路口。他雇用了三十来名工人,从意大利弄来一架木制机器,全部由轮盘和齿轮转动装置组成,他一声不吭地干了七个月。之后,他再去拜访市长,将三十万大票额的法郎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他的写字桌上。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钞票。

——错了。它们是说明您是一个蠢材的证据。

然后他拿起钞票,装进袋子里,起身离去。

市长拦住他。

——我应当做什么鬼事情啊?

——不用做一点儿事情:您将成为一个富裕城市的市长。

五年之后,拉维尔迪厄拥有七家缫丝厂,变成欧洲养蚕业和缫丝业的中心之一。它们不全是巴尔达比乌的产业。本地的其他贵族和地主都学他兴办这项奇妙的冒险企业。巴尔达比乌很痛快地向每一个人敞开他的职业秘密,这使他比大把赚钱更为快乐。诲人不倦。示人秘方。他天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巴尔达比乌也是八年前改变了埃尔维·荣库尔生活的人。那时瘟疫乍起,开始引起欧洲蚕籽减产。巴尔达比乌方寸不乱,他研究形势,得出结论:问题无法解决,但可以迂回。他有一个创意,缺少合适的人选。当他看见埃尔维·荣库尔从凡尔登咖啡馆前走过时,就觉得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身穿陆军少尉的制服,迈着休闲军人的步伐,风度翩翩,趾高气扬。那个时候,他二十四岁。巴尔达比乌将他邀至家中,在他面前推开一张印满异域地名的地图,对他说道:

——恭喜了。你终于找到一份正经工作,小伙子。

埃尔维·荣库尔听完了他讲的关于蚕、蚕籽、金字塔和航海旅行的全部经历后说:

——我不能。

——为什么?

——两天后我休假期满,要回巴黎。

——当职业军人吗?

——是的。我的父亲愿意这样。

——这不成问题。

他拉住埃尔维·荣库尔,将他带到他父亲面前。

——您知道这位是谁吗?

他不经通报直接走进办公室问道。

——我的儿子。

——您再好好看看。

市长把身体往皮椅的靠背贴过去,开始浑身冒汗。

——我的儿子埃尔维,两天后将回巴黎,在那里有一个我们军队中的辉煌前程等待他,假如上帝和圣安妮丝愿意的话。

——不错。只是上帝在别处忙碌,而圣安妮丝厌恶军人。

一个月以后埃尔维·荣库尔动身去埃及。他乘坐一艘名为“阿德尔”的船出海。厨房的饭菜味儿钻进客舱,同舱的是一位英国人,自称在滑铁卢打过仗。第三天傍晚,他们看见一些亮晶晶的海豚在地平线上像浪花一样翻滚,这种现象总是在每月十六号重复出现。

他返回是在两个月之后——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正好赶上大礼弥撒。他带回成千上万颗蚕籽,用棉花裹好,装在两只大木盒里。他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巴尔达比乌在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对他说出的那些话却是:

——你给我说说海豚。

——海豚吗?

——说说你在什么时候看见它们?

这就是巴尔达比乌。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年纪。

——差不多全世界。

巴尔达比乌低声细语。

——差不多。

说着将他的酒中搀兑进两指深的水。

八月的晚上,午夜已过。平日,在这时分,凡尔登早已关门。椅子整齐地倒扣在桌子上。他擦干净柜台,以及其他一切物品。只剩下熄灯和关门。但是凡尔登等待着:巴尔达比乌在说话。

坐在他对面的是埃尔维·荣库尔,嘴唇间夹着一支熄灭的香烟。倾听着,纹丝不动。像八年前一样,他听凭这个人慢条斯理地再次描绘自己的命运。他的声音听起来低微而又清晰,不时被啜酒间断。他不停地说了许久。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无可选择。既然我们要活下去,就应当去那里静默。

凡尔登,倚靠在柜台边,抬眼观望两人。

巴尔达比乌在一心一意地从杯底再搜索出一口酒。

埃尔维·荣库尔在开口说话之前将香烟搁在桌边上。

——它在哪里,准确地说,这个日本国?

巴尔达比乌举起他的那根拐杖,用它指着圣奥古期特教堂的屋顶及远处。

——正对着那个方向不停地走下去。

他回答。

——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

实际上,日本在那个时代处于世界的另一边。它是一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岛国,并且完全与世隔绝地生存两百年了,拒绝同大陆的任何联系,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中国海岸线大约相距两百海里,但是天皇的一道禁令使之变得更加遥远,在全岛禁止使用超过一棵树的木材造船。根据一种它特有的开通逻辑,法律并不禁止出境;但是对试图再入境者将处以死刑。中国、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们反复尝试打破这种荒谬的孤立状态,但是他们最终只能设下一张危险而易破的走私网。他们从那里获得的是少量的钱财、大量的麻烦和傍晚在各港口轻易买到的一些地图。在他们失败的地方,美国人由于坚船利炮而成功了。一八五三年七月海军准将马修·西·佩里率领一支现代化的由蒸汽发动机船组成的舰队驶入了横滨海湾,向日本人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写明“希望”岛国对外国人开放。

日本人以前从未见过一艘能够逆风渡海的船。

七个月之后,当佩里回来收取最后通牒的答复时,岛国的军政府屈从地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将该国北部的两个港口对外开放,并开始一些最审慎的最初贸易往来。岛国周围的海域——那位海军准将神情略显庄重地宣告——从今天起水不是很深了。

巴尔达比乌知道所有的这些故事,尤其熟知其中的一则传闻,因为这则传闻在到过那边的人的闲谈中反复提及。据说那个岛国出产世界上最美的丝绸。他们按照已经达到神奇的精确性的规格和秘方,生产了上千年。巴尔达比乌认为这不是一种传闻,而是简单纯粹的真实。有一次,他用手指挑起一块用日本丝线织成的纱巾,指间仿佛轻若无物。于是,那时他觉得微粒子病和病蚕籽的事情通通见鬼去,他想到的是:“那个岛上遍地是蚕。一个两百年来没有一个中国商人或一个英国保险经纪人能够登陆的岛是一个没有任何病疫传染的岛。”

他不止于这么想,他把这想法告诉拉维尔迪厄全体丝绸生产者,把他们召集到凡尔登咖啡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过去听说过日本国。

——我们一定要横穿整个世界去买蚕籽,就像是上帝发配去一个见外国人就吊死的地方吗?

——他们从前吊死外国人。

巴尔达比乌解释。

人们不知如何思量,有人想出一条驳斥的理由。

——既然世上无人想过去那里买蚕籽,定是有某种原因。

巴尔达比乌本来可以自我吹嘘一番,提醒人们那是因为世界的其他地方没有另一个巴尔达比乌。但是他宁愿实事求是地说话。

——日本人被迫出售他们的丝绸。但是蚕籽,那可不卖。他们紧紧地攥在手里。如果你胆敢将它们带出岛外,你做的事情就构成一种罪行。

拉维尔迪厄的丝绸生产者们,或多或少,都是一些正人君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的国度里触犯任何一条法律。然而,假设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干,他们则觉得天经地义,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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