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两宋之部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 庆历熙宁之变法

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xū）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此即是范仲淹之伟大处。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据史，戚长子维，为随州书记，戚就养而卒，年七十三。书院复建于曹诚。宋史、宋元学案谓范依同文学，误也。

惟仲淹之在睢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偕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唐为栖真观，周朴居之，后为普照寺。

相传胡瑗接家信，胡，江苏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内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是者三年。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胡。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 晋 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二、庆历变政

由于当时士阶层之觉醒，而促起了在朝的变法运动。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

仁宗正值辽 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韩琦所荐，在陕与韩共事。迨（dài）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末敢轻举。一日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此于宋为殊礼矣。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王室主动，不仅神宗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于范仲淹亦然。（时韩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是有名的所谓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兴学校，黜词赋，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择官长。五、均公田。此条注重州县职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尽其职责。六、厚农桑。七、修戎备。此条主于近畿召募壮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减徭役。此条侧重在并省县邑，则公人可归农，徭役可省。特举京西言之，次及大名，与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tán）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前一、二项从消极方面说，三、四、五三项就积极方面说。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第六项主求富，第七项主求强，第八项则为消极的减政主义。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韩琦陈八事在前。一、选将帅，二、明按察，三、丰财利，四、抑侥幸，五、进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谨入官之路。大体主张与范相似。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陈十事前有一冒头，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将此与下陈十事，先后次序比观，其意显然。

要澄清吏治，治标的先务是明黜陟，抑侥幸，让贤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针对当时“磨勘”的制度而发。

仲淹说：“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众皆指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按：磨勘始祥符后。

“抑侥幸”是针对当时“任荫”的制度而发。

仲淹云：“真宗皇帝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精贡举”，最为根本之事，一时难见成效。

仲淹主罢“糊名”，参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场规制日趋严密。然其弊则在仅凭一日文字之短长，而无从稽考其人平日之行义。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而尤要在兴学校。时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择官长”，则从选各路监司官按察使，由转运使兼。下手，让每路的按察使来甄别各该路的官吏。

仲淹选监司，取班薄，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悉罢。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独仲淹主复府兵（第七项），以朝臣不赞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庆历三年七月，仲淹为参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挽不过举国汹涌的声势，终于许他卸责。史称：“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

三、熙宁新法

宋朝事实上变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虽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反对王安石。

仁宗比较温和，因朝臣反对即不坚持。神宗则乾纲独断，尽人反对，依然任用。遂使后人对范、王两人评判迥异。

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就熙宁新政与庆历变法对照，其间亦有差别。

熙宁新政之荦荦大者，如青苗，以常平籴（dí）本散与人户，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均输，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便宜蓄买。

市易，出公帑为市易本，市贱鬻贵，以平物价，而收其余息，并听人赊贷县官财货，出息二分，过期不输加罚钱。

方田，以东西南北若干步为一方，量地，验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五等定税数。此法始于郭谘、孙琳，欧阳修、王洙皆推称之。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即古万亩之田。百步为一小方，即古百亩之田。名“千步开方法”。

免役，五代以来，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负偿逋之责。以耆长、弓手、壮了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给官使奔走。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各以乡户等第差充。民不胜其苦，而衙前为尤甚。今听免役，据家赀高下出钱，由官雇役。单丁、女户原无役者，概输钱，谓之“助役”。

保甲，籍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战阵。

保马，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直使自市，岁阅肥瘠，死病补偿。

大抵相当于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诸项。似乎王安石并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几项。似乎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至王之自负，则为盂子。因范之政见，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治法；王则似乎单重法不问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神宗亦谓：“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而为之废法。”

那时的官僚们，情形还是和范仲淹时代差不多。他们既不免为做官的立场来反对范仲淹，自亦不免要为做官的立场来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清吏治，只可反对。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则谓范仲淹“结游士，坏风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陆佃受经于安石，其告安石，亦谓：“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还为扰民。”其时招受反对最烈者如青苗，反对派的理论多就实际人事言。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则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尝谓：“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要当计利害多少。”此为当时两派相争一要端。

即论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当时反对处。

如司马光论保甲：“籍乡村民二丁取一，是农民半为兵。又无问四时，五日一教，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又按：王安石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适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时，章惇、蔡卞皆乞复行保甲，而布独不欲。盖知其事繁扰，不欲轻举。

又荊公废弓箭社行保甲，正犹废常平行青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则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时人之同意。韩琦主乡兵，司马光亦反对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当时曾布即不谓然。荊公则谓：“行市易劳费精神，正以不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

尤其是安石对财政的意见，似乎偏重开源；而当时一辈意见，则注重先为节流。

如青苗官放钱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则为一面抑富民之兼并，而一面可增国家之收入。在一辈反对者，则谓朝廷与民争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钱增岁收。论者则谓其聚敛，于庸外又征庸。

而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

刘挚上疏，谓：“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又陈次升谠论集谓：“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体德意，务求役钱增羡，元祐大臣，得以为辞。”

又按：熙宁青苗取息二分，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既取二分宽剩，复征头子钱，民间输钱日多，遂至宽剩积压。至绍圣复行新法，则青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额，不加抑配，助役宽剩钱亦不得过一分，而蠲（捐）减先于下五等人户。聚敛之意反不如熙、丰之甚。此亦可见荆公之刚愎，当时未能斟酌尽善，并为群小所误矣。熙宁七年七月，吕惠卿以免役出钱未均，五等丁产簿多隐漏不实，由官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称“手实法”，则较之汉武算缗更为烦琐扰民矣。

故陈傅良谓：“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之十数倍。以理财之名而务聚敛之实，其端实自荆公启之也。”

而且宋朝那时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修订财政法令之新机关。

司马光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可使两府侵其事。”又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司马光非之曰：“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扰乱其间。”又曰：“自置将以来，每将下又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诸州又自有总管、钤（qián）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虚破廪禄。”

神宗亦谓增置官司费财，而安石则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又增吏禄岁至缗钱百一十万有奇，主新法者皆谓吏禄厚则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赇（qiú）取如故。曾巩于元丰时中书议经费，谓：“臣待罪三班，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初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今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东西审官，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掌铨文臣。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掌铨武臣。与天下他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曾巩与王安石为文学挚友，而政治意见不同。神宗谓：“曾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可见安石新政诸人，少有以此等言进者。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谓：“以宗室言，皇祐节度使三，今则九。三倍。皇祐两使留后一，今则八。八倍。观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御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时为诸曹郎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陪。景德朝奉郎以上时为员外郎。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议郎时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议郎时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势，有增无已。”

若依范仲淹所谕，岂得至是。南宋宝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赋税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盖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也。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谓：“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崇侈无度，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月支亦不过八十万。淳熙末，朝廷无事，乃月支百二十万，拟于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银绵绢不与焉。”官冗则费不节，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

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群书考索续编：“嘉祐推恩裁数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宁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远，求田问舍之不暇，何暇谋国家事哉!”元丰三年行新官制，仍无救于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朝廷文移下尚书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监，又下所领库务。自下达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禄勋。户部之有司农，主客之有鸿胪，驾部之有太仆，库部之有卫尉，工部之有将作军器，水部之有都水监，皆重叠置官，例可减省。”按：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汉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于宋而令长过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费，而安石不主节省。

熙宁元年时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勿赐金帛。司马光谓：“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主听之。安石谓：“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只缘无善理财之人。善理财则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夺民，害甚于加赋。”

今按：南郊赐赉，本属陋规。大臣辞赏，其意甚是，与辞禄不同。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量亦不能急激增进。依宋室当时实况，颇多可撙（zǔn）节处。安石只谓“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患在治财无其道”，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语。不知治财之道。亦有一部分必从撙节入手。否则徒求开源，而浪费日增，如与影竞走，终无及理。

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岁入，已两倍于唐，至熙宁时当不啻二、三十倍。韩琦论青苗，谓：“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随亩有农具、牛皮、盐钱、面钱、鞋钱之类，凡十余名件，谓之杂钱。每遇夏秋起纳，官中更将绸绢斛斗低估价例，令民将此杂钱折纳。又每岁将官盐散与人户，谓之蚕盐，令民折纳绢帛。更有预买，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今按：宋代租额，已七倍于唐。见林动政本书。又谓：“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今复于两税外增免役、助役钱，役即庸也，两税中已兼租庸调。反对者谓“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语非无理。又于额用已足外，复增取二分谓之“宽剩”，则下户、单丁、女户更困。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农民何以堪？

而熙宁、元丰的财计，居然一时称富，则掊克聚敛，自然难免。

苏辙谓：“善为国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毕仲游与司马光书谓：“以诸路所积钱粟，一扫地官，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焘亦谓：“熙宁、元丰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据此不仅中央多积，虽州县亦有盈，惟民力为难继耳。陈次仲谠论集上徽宗论中都费用状亦谓：“臣闻元丰库昔年所积财帛甚多，近岁开边，支遣殆尽。”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几许重要事件。

程颢本赞成新法，其后亦转入反封派方面。尝谓：“众心暌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

而且还带有急刻的心理。

范纯仁告神宗：“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功急就，必为憸（xiān）佞所乘。”程、范所言，实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巩亦曾致书安石细论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 熙宁二年为相，至熙宁六年，先后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 王安石参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四月 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庐秉、王汝翼、鲁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五月，翰林学士郑獬、知制诰钱公辅罢。六月，御史中丞吕诲罢。

七月 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觊贬。知谏院范纯仁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罢。

九月 行青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罢。

十一月 颁农田水利约束。

闰月 置诸路提举官。

三年十二月 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罢。十月，翰林学士范镇致仕。

四年二月 更定科举法。四月，出直使馆苏轼。七月，监察御吏里行刘挚罢。又贬御史中丞杨绘。

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

五月 行保甲养马法。

八月 颁方田均税法。

六年九月 收免行钱。四月，枢密文彦博罢。

此等新法，即谓用意全是，大体上非长时间慎密推行，不易见效。

如方田均税法，亦先有行者，而不胜其弊。欧阳修初亦主均田，见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谓其不便。祥长编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渐，又必有善体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实际吏治的情况。

熙宁六年张商英上五事札子谓：“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议论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缓图之，则为大利；不然则为大害。愿陛下与大臣安静休息，择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复兴，终莫见其成矣。”张氏此言，可与上引范纯仁说同看。新法利弊，尽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无论立法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可复缓。安石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进，至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为竭力奖进王安石之前辈，司马光为安石同时好友，程颢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实为安石失败之最大原因。苏轼奏论新法，谓：“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时反对新法者大体皆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唐介言安石“好学泥古”，孙固言安石“狷狭少容”，皆中其病。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此韩琦语。

熙宁七年四月，权罢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后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丰八年神宗卒，先后一共不过十七年。即使举朝一致，尽力推行，此等各项新制，均牵涉全国经济民生，未必即可有稳固之基础与确定之成效。何论其常在议论喧豗（huī）、意见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废。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安石未免自视过高。

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安石初相，争新法，议论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说他们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卜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顾群情矣。又固执不受人言。当时谓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之狂论。

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当时批评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于如吕诲等遽（jù）骂安石为大奸大诈，时新法尚未行，即司马光等亦觉吕诲弹之太过，宜乎不足以动神宗之信托。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觊开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处。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熙宁元年，富弼入觐（jìn），神宗问边事，弼曰：“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时神宗年二十，方锐意有为，闻弼语，为之默然。安石相，始务拓境。神宗问王韶边费，安石喻韶不必尽对。然自王韶开熙河，种谔开绥州，而徐熙卒有永乐之败。事在元丰五年。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对辽则割让河东地七百里。事在熙宁八年。惟先有意于边功，遂不期而亟亟于聚敛耳。

南宋时，陈亮评安石新政，从宋代建国的本原立论，可谓中其症结。

亮谓：“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兴，藩镇拱手以趋约束，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juān xuē）之。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其实欲藉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专；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本末，真不足以谋国也。”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俱足的社会。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别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

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

安石新法，虽为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盖就大体言，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