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十四章 长江流域之新园地 东晋南渡

中国史的主要部分，两汉以前偏在黄河流域。东汉一代，西北进展衰息，东南开发转盛。曹操依次荡平北方群雄，独留下长江流域的吴、蜀，这证明北中国之疲弊与南中国新兴势力之不可侮。

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一、东晋帝系及年历

东晋凡十一帝，一百零四年。

二、东晋一代之北伐与内乱

在此一百零四年中，北方五胡云扰，始终未宁定，东晋常有恢复中原之机会。然东晋并无北取中原的统一意志。东晋曾四次北取洛阳。其先刘曜、石勒对抗时，祖逖一度恢复河南诸郡。石虎盛时，庾亮出兵挫败。

一、穆帝永和七年，石氏乱，晋得洛阳，殷浩北伐无功。十年，桓温表废殷浩。自伐秦，由襄阳趋长安，破姚襄于蓝田，进次灞上，食尽而还。冉闵降将周自宛袭踞洛阳。

二、穆帝永和十二年，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桓温北伐姚襄，败之，复有洛阳。桓温请迁都不成。哀帝兴宁三年，慕容恪据之。苻坚灭燕，洛阳入秦。

三、孝武太元九年，苻氏乱，晋再有洛阳。安帝隆安三年，复为姚兴所陷。

四、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复取之。

大抵豪族清流，非主苟安，即谋抗命。寒士疏门，或王室近戚，始务功勤，有志远略。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韦华告姚兴语。遂使“北伐”与“内变”两种事态，更互迭起。

西晋立国，本靠门阀的势力。

时人语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指贾充、王沈、裴秀言之；皆世族也。司马氏亦故家，故能与当时旧势力相沆瀣。曹爽、何晏、夏侯玄辈思有所革新者皆失败；而司马氏篡志遂成。

东晋南渡，最依仗的是王敦、王导兄弟，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统兵在外，王导执政在内，尊号为“仲父”。元帝登尊号，百官陪位，诏王导升御座，固辞而止。成帝幼冲，见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王敦反，元帝手书乞和，有“不能共安，当归琅邪，以避贤路”之语。宋武帝即位告天策：“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此东晋立国形势也。

北方的故家大族，一批批的南渡，借着晋室名义，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做南方的新主翁。

元帝过江，谓顾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直至南齐丘灵鞠尚云：“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顾荣忽引诸伧辈度，死有余罪。”周玘（qǐ）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诛伧，子能复之乃吾子。”时南人目北人为“伧”。

当时诸族拥戴晋室，正如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临诸侯，把南方的财富，来支撑北方的门第。

诸名士初到江南，形势未定，不免为新亭之对泣。及家计粗安，则“此间乐，不思蜀”，无复恢复之意。王导领袖群伦，时人称为“江左夷吾”，桓温父桓彝语。正谓其能安定新邦，并不许其能恢复故土。

晋室若要团聚国力，经营北伐，首先不免与门第的要求与希望相冲突。

诸门第只为保全家门而拥戴中央，并不肯为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

元帝正位后，亲用刘隗、习协，崇上抑下。王敦即举兵内向，王导有默成之嫌，陶侃、庾亮皆曾欲起兵废导而未果。蔡谟、孙绰、王羲之皆当代名流，蔡谟驳庾亮北略，绌亮以伸王导。绰、羲之亦皆以清议反恢复。

门第自有其凭借与地位，并不需建树功业，故世家子弟，相率务为清谈。

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

王坦之著沙门不得为高士论，谓：“髙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祖约好财，阮孚好屐，一时未辨其得失。有诣袓，正料视财物，屏当未尽，余两小簏，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诣阮，方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遂判。是时人不论是非，只问自己心下如何。若贪财而心无不安，即亦为高情胜致矣。两晋名士贪者极多，时论不见以为鄙也。能一切不在乎，自然更佳。祖后叛晋投石勒，为勒所杀。

对于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成高致。

王徽之作桓冲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匹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桓谓：“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南朝宋刘义庆）

有志远略者，非晋室近戚，如庾亮、庾冰、庾翼兄弟。即寒族疏士，如陶侃、桓温、皆南人寒士。桓父彝死难，家贫。温母病，须羊为解，无由得，温乃以弟冲为质。常招清谈派即苟安派。之反对。

诸庾为政，颇欲任法裁物，而才具微不足，皆不能自安其位。庾翼报兄冰书谓：“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事去实此之由。”其意态可想。

不仅利害冲突，即意趣亦相背驰。

桓温乘雪欲猎，刘惔问“老贼装束单急，欲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故桓温欲立功业，而朝廷实济是名流苟安派之盘踞地。引殷浩相抗。

庾翼已谓殷浩辈只可束高阁，而许桓温以宁济之业。朝士以气味柑投，故引殷浩。浩父殷洪乔，人托寄书，尽投江水；为政贪残。其叔父融与浩同好老、易，一门玄虚。温平生喜自拟刘琨，而憎言貌似王敦，其素所蓄积可知。

桓温主徙都洛阳，正为清流故发快论。

桓疏：“请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如此则江南门第尽矣。孙绰上表反对。绰与王羲之辈皆卜居会稽，尽情山水。桓温令人致意，谓：“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疆知人家国事？”时议以温弟云为豫州刺史，王彪之谓：“云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弟复处西藩，兵权萃一门，非宜。”乃改用谢万。万傲诞未尝抚众，卒失许、颍、谯、沛，洛阳遂孤。

而出师败衂，谈士快心。

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亦名士有声者。作晋阳秋，桓温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其子惧祸，私改之。盛乃以一本寄慕容俊。先是温伐燕，燕臣申允料之曰：“晋之廷臣，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实。惟观孙盛阳秋，则温败为晋臣所深喜而乐道也。枋头，今安阳南。温败盖有两因：一者粮运不继，二则水陆异便。此后魏孝文欲图江南，先迁洛阳。就当时情势言，非缓进无以见功。惟桓温以廷臣反对，则不得不主激进。盖未有国内自相水火而可以收功于外者。盛为长沙太守，赃私狼籍。太抵名士多自顾家室，能以谈辩擅名，即不须再经纶世业。

对外之功业，既不得逞，乃转而向内。

温既败于枋头，其谋主郗超劝之废立。曰：“外无武、宣之勋，内无伊、霍之举，何以易视听、镇异同？”

且晋室有天下，其历史本不光明，故使世族与功名之士皆不能忠心翊戴。

王导尝具叙晋宣王创业及文王末高贵乡公事于明帝前，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惟世族但求自保家门。

孙盛高庾亮：“王导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此可代表门第中人意态也。

英雄功名之士，意气郁激，则竟为篡弒。

桓温常卧语：“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此魏、晋以来人见解。可取而不取，真成大呆子。环卫自身亦带书生名士气，故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然其心尚存有君臣名教，故篡逆终不成。一传为桓玄，再进为刘裕，则晋祚不保矣。

直到桓玄、刘裕，一面篡位，一面还是痛抑权门。

南史宋武本纪谓：“自晋中兴，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又按：“晋羲熙安帝。九年，刘裕上表请依桓温庚戌土断。可见桓温、桓玄、刘裕实是走的同一路线也。胡藩言：一谈一咏，搢绅之士，辐凑归之，不如刘毅。”盖裕粗人，不为名士所归。裕之北伐，在廷之臣，无有为裕腹心者。裕所以不能从容据长安以经营北方者亦在是。裕能篡位，而桓温不能，亦在是。

要之江南半壁，依然在离心的倾向上进行。诸名族虽饱尝中原流离之苦，还未到反悔觉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