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克雷斯韦尔小姐,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

致西蒙·赫伦,北休伦,1852年1月15日。

因来信附有牧师担保,我很乐意回复。我们经常收到你这种请求,但除非来信附有担保,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来信者的诚意。

本收容所内并无适婚女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她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打发其出去谋生。但随后几年会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络,一般到她们结婚为止。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推荐其中一个女孩子,安排一次会面,当然,双方是否合适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目前保持联系的人里有两位十八岁的女孩,她们针线活儿都很好,都在女帽店里当学徒,不过,要是能嫁给合适的男人,当然比一辈子做这种工作更好。其他的现在还不好多说,得取决于你们是否喜欢彼此了。

这两位女孩分别是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和安妮·麦基洛普小姐。她们都合法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不过,就约翰斯通小姐来说,有一个肺痨的问题,尽管她是个皮肤红润的丰满姑娘,长得更漂亮一些,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可能她并不适合一辈子在荒野里辛勤劳作。另一位女孩,麦基洛普小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她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不过不影响视力,而且她的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色的,皮肤也稍暗,这些不是因为混血,而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来自法夫。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孩,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上常见的那种傻乎乎的胆怯,我觉得她比较适合你所能提供的生活。我将会和她联系告知此事,如果你打算和她见面,我们静候来信。

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五十周年版,1907年2月3日。

乔治·赫伦先生的回忆录。

1851年9月的第一天,我的哥哥西蒙和我带着一箱子被褥和日用品,赶着马车从霍尔顿县出发,去休伦和布鲁斯的荒野里碰运气——当时那些地方都被人们看成荒野。我们带的东西来自西蒙的老板阿奇·弗雷姆,被算成他工资的一部分。同样,马也是从他那里租的,他的伙计和我年纪相仿,和我们同行,以便把马车赶回去。

我应该一开始先说清,我和哥哥是孤儿,刚到这个国家的五个星期内,父母相继死于热病,那时我三岁,西蒙八岁。西蒙被送去跟着母亲的堂兄阿奇·弗雷姆干活,我被没有子女的教师和他的妻子接纳。那是在霍尔顿,其实我觉得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但西蒙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他经常来看我,总是说,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再也不用给别人干活,因为这是父亲当年的愿望。我被送到学校读书,而阿奇·弗雷姆并没有送西蒙去,所以他坚决想要离开这里。十四岁的时候,我长成了哥哥那样的壮小伙,他说我们该出发了,去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一天,因为纳塞戈维亚和普斯林奇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走到了普雷斯顿。第二天,我们到了莎士比亚,第三天下午到了斯特拉福德。一路向西,路越来越难走,所以我们想,最好把行李交给驿站托运到克林顿去。但因为阴雨天气,驿站停止了运输,想等到路面冻结再恢复。所以,我们让阿奇·弗雷姆的伙计先带着马车和行李返回霍尔顿,然后把斧头扛在肩上,步行向卡斯泰尔斯走去。

卡斯泰尔斯尚在建设当中,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有一栋既是商店又是客栈的简陋房子,有一个名叫勒意姆的德国人正在建锯木厂。还有个比我们先来的人,已经建好了一栋较大的木屋,他叫亨利·特里斯,后来成为了我的岳父。

我们住进了客栈,睡在地板上,两个人只盖着一条毯子还是一床被子。冬天早早来到了这里,冷雨连绵,一切都湿答答的。不过,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会有困难,至少西蒙是这样。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比他好些,不过西蒙说我们必须忍耐,我照他的话做了。

我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那块土地,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还从亨利·特里斯那里借了一头拉运木材的牛。但西蒙没打算向别人借东西或者求助,他打算靠我们自己盖起这栋小木屋。当发现这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一路找到了特里斯家,在亨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磨坊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完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往木料的空隙中抹泥,还弄到了一些铁杉树枝当床。这样,我们总算不用再花钱住在客栈里,而是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我们有一大块榆木板,用来当门。哥哥曾经从阿奇·弗雷姆那儿几个法裔加拿大伙计那里听说,在伐木场里,火总是生在屋子的正中间,所以他说,咱们的房子也要这么办。于是,我们竖起了四根柱子,在上面建造烟囱,为了好看,打算里里外外都用泥抹平。火生得旺旺的,我们在榆木床上睡下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木屋里火光闪耀,连盖屋顶的大木铲上都有火苗在欢快地跳动。我们赶快推倒了烟囱,木铲是用青翠的椴木做的,上面的火苗倒是不难扑灭。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把烟囱建在屋子的一头,我想,自己最好别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清理了一些小树和灌木之后,我们开始砍伐大树。先砍了一棵白蜡树,然后劈成厚板来铺地板。我们的行李还没有从霍尔顿运来,所以亨利·特里斯送来一张又大又舒服的熊皮给我们铺床用,可我哥哥不想接受这份人情,把它送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几周之后,我们的行李运到了,我们只好借了牛去克林顿把行李拉回来,不过,哥哥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别人求助。

我们走到沃利,背回了面粉和咸鱼。在曼彻斯特,有人高价渡我们过河,当时那里没有桥,整个冬天冰都没坚固到足以踩着过河。

圣诞节期间,哥哥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可以够他娶个老婆回来了,这样就有人给我们做饭、收拾,等我们能买起奶牛的时候,她还可以负责挤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老婆”的事,我说据我所知他好像不认识什么人啊。他说他的确不认识,但是听说可以写信给孤儿院,问他们有没有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合适女孩推荐,如果有的话,他愿意过去和她见面。他想找一个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姑娘,健康,不怕辛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不是刚刚进去,这样她就不会期待什么奢侈的生活或者有人服侍,也不会一直回忆从前较为轻松的生活。毫无疑问,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肯定会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并不是说我哥哥不能自己去追求姑娘结婚,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而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他脑子里全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产。而且,如果一位姑娘双亲尚在的话,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去一个工作繁重、毫无享受的地方。

麦克贝恩先生是最近才来这里的牧师,他帮西蒙写了信,还亲自为他写了担保。这也说明,这种求偶方式在当时是颇为正派的做法。

后来,我们收到了回信,说是有一位姑娘可能符合要求。于是西蒙就去多伦多接她。她叫安妮,本姓是什么我忘了。他们得涉过赫利特的小河,到达克林顿的驿站之后还得穿过厚厚松散的积雪。回来之后,那姑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丛林地。她的行李箱里有女士们给她的床单、锅和碗碟,这让我们的屋子更舒适了一些。

四月初,哥哥和我到我们领地最远处的丛林里砍树。之前西蒙去结婚的时候,我朝着特里斯家的方向砍了一些,但西蒙想把我们领地的边界全都砍伐清楚,不想再继续往我以前那个方向砍。那天一早天气很暖和,树林里还有很多松散的积雪。我们正在西蒙想砍的地方伐一棵树,不知怎么的,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树上的一根树杈忽然咔嚓一声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砸了下来。我们刚听到小枝丫咔嚓作响,抬头去看,那树杈就砸到了西蒙头上,当场要了他的命。

我不得不一路拖着他的尸体穿过雪地回木屋。他虽然不胖,但是个子很高,这差事既难办又累人。那时,天气更冷了些,走到空地上的时候,我发现风里已经有了雪粒,像是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们之前的脚印已经被雪填满了,西蒙身上都是雪,这次却无法在他身上融化了。他的妻子迎到门口,非常困惑,以为我拖着的是一截木头。

在木屋里,安妮把他清理干净,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牧师住在客栈里,因为这里没有教堂或者房子给他。虽然客栈只有四英里远,但是风雪已经猛烈起来,你连空地周围的树木都看不清了。这场暴风雪看起来得持续两三天,因为风是从西北方向刮过来的。我们清楚,尸体不能放在木屋里,也不能放在外面雪地里,担心会引来山猫觅食,所以,只能开始动手埋葬他。雪下面的土地还没有结冻,我在木屋边给他挖了一个坟墓,安妮缝起床单装殓了尸体,然后把他葬进了墓里。我们为他念了《主祷文》和《圣经》中的一章《诗篇》,并没有在风里待太久。我记不清念的是哪一篇了,只记得是靠近《诗篇》快结束的地方,而且很短。

那是1852年4月的第三天。

那也是当年的最后一场雪。后来,牧师过来举行了仪式,我给他竖起了一座木头墓碑。再后来,我们在公墓里有了墓地,又在那里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但他的尸骨并没在那里。因为在我看来,把一个人的尸骨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是一件既无用又愚蠢的事,因为那只是他的遗骨罢了,他的灵魂早已经去了上帝那里听候审判。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伐木、开垦。很快,我开始和特里斯一家一起干活,他们对我特别好。我们不分彼此,两家的活全都一起干。后来,我开始在他们家吃饭,甚至睡觉,又认识了他家的女儿珍妮,我们年龄相仿,打算结婚,等时机到了就举行了婚礼。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但最终,我们是幸福的,而且生养了八个子女。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接管了岳父和我的土地,因为我两位内兄弟都离开本地去了西部谋生,日子也过得相当不错。

我的嫂子没有继续留在这里,她自己去了沃利。

如今,这里的碎石路四通八达,离我的农场不足半英里处还有一条铁路。那些丛林和灌木早已消失不见,我经常想起自己曾经砍伐过的树木,要是留到现在再砍的话,我肯定会变成有钱人。

沃尔特·麦克贝恩,北休伦自由长老会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治安员,1852年9月10日。

先生,我写这封信是为了通知您,有一位本区的年轻女士很可能前往你处,她的名字叫安妮·赫伦,是个寡妇,也是我们教会的教徒之一。这位年轻人已经离开了霍洛韦镇卡斯泰尔斯附近的家,我想她是打算走到沃利去。她有可能会去监狱自首,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知告诉您她的身份和过去。

我是去年十一月来到这里的,是第一个敢来冒险的牧师。我的教区里至今仍全是灌木林,除了卡斯泰尔斯客栈,我根本无处落脚。我出生在苏格兰西部,得格拉斯哥布道团的资助来到这个国家。在获知上帝的旨意后,我在他的指引下去往最需要牧师的地方传教。告诉您这些,是希望您了解我的为人,以及我对这个女人相关事宜的看法。

她是去年深冬来到这里的,成为一位年轻人西蒙·赫伦的妻子。他在我的建议下给多伦多劳动收容所写了封信,请他们推荐适合的基督教、最好是长老会的女信徒,她就是被推荐的人选。他立即和她结了婚,将她带回了和弟弟一起建造的棚屋。那两位小伙子是孤儿,没什么指望,于是来到这里开垦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有天他们正在干活,意外发生了。一根大树杈忽然掉下来,当场砸死了正在砍树的哥哥。弟弟把尸体拖回了木屋,因为当时被暴雪所困,他们自己将他下葬并举行了葬礼。

上帝从不滥用他的仁慈,我们遇到的各种打击最终会被证明也是来自主的关心和好意。

失去哥哥的帮助后,弟弟逐渐融入了邻居家的生活,那家人也是我们的会众——尽管那年轻人仍然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来接纳。他们本来也想接纳那位年轻的寡妇,但她却完全拒绝接受他们的好意,甚至对每个想要帮助她的人都避而远之,尤其是对她小叔子,尽管他说从来没有跟她拌过一句嘴。她对我也是如此,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会有任何顺服的回答或表示。这也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太会和女人谈话,不太能够赢得她们的信任。她们那种顽固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只是想说,我没能对她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她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农场逐渐衰败,就像她当时的心智与灵魂一样。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大多数时候,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或粥。小叔子搬走后,她的生活更是混乱无序。当我去看望她时,大门敞开着,显然动物们早已在这里进进出出。要是她在家的话,肯定是藏了起来嘲弄我。那些见过她的人说,她的衣服因为在灌木丛里穿梭而弄得又脏又破,身上全是荆棘的划痕和蚊虫的咬痕,她不梳头发也不扎辫子。我想,她肯定是靠邻居和小叔子送来的咸鱼和燕麦饼为生。

我正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方法,能保护她的身体,更能解决她面临的更严重的精神危机,忽然听说她已经离开了这里。她门都没关,没穿斗篷没戴帽子,只是用烧焦的木棒在木屋地板上留下了几个字:“沃利,监狱。”我觉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她打算去那里自首。她的小叔子觉得自己不用去追,因为她对他的态度很不友善,而当时我要去做一个临终布道所以也没法离开。因此,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她是否去了那里,状态如何,以及您打算如何对待她。如果您把她留在了那里,冬天之前,我打算再去拜访。她是自由教会和恩典之约的孩子,因此有资格拥有一位符合自己信仰的牧师,您可千万别认为给她派去一位英格兰教会、浸礼会或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就足够了。

说不定她不去监狱,而是在街上游荡,所以我应该告诉您她的外貌特征:黑发,高个子,身形瘦削,不算标致也不难看,只是有一只眼睛斜视。

詹姆斯·马伦,沃利监狱治安员,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北休伦,卡斯泰尔斯,1852年9月30日。

您关于那位年轻女士安妮·赫伦的来信十分及时,我深表感谢。她出现在监狱的时候虚弱又饥饿,所幸没受什么伤,基本安好地到达了沃利。被问及来这里的意图时,她说自己是来供认一起谋杀案的。当时我还有别的工作,时间又快半夜了,所以就让她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去看她,尽量询问了所有的细节。

在收容所长大、在女帽店当学徒、她的婚姻、如何来到北休伦,她的故事和您告诉我的一模一样,除了她丈夫的死。关于此事,她是这么说的:

四月初的一天,她的丈夫和小叔子出门伐木,让她准备他们要带的午饭。临出门的时候,饭还没做好,所以她说一会儿把饭送到林子里去。然后,她烤了一些燕麦蛋糕,带了点儿咸鱼,跟着他们的足迹找到了干活的地方。但丈夫打开午饭的时候却十分生气,因为她打包打得不太好,咸鱼的油已经把蛋糕泡得乱七八糟了,让人难以下咽。他很失望,生气地说等有空的时候要好好揍她一顿。然后,他就背对着她坐在一根木头上,而她捡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过去。丈夫正好被砸到了脑袋,不省人事,当场死掉了。她和小叔子把遗体拖回了木屋。正好来了一场暴风雪将他们困在那里,小叔子说既然她不是故意的,真相就别告诉别人了。她同意了。他们埋葬了遗体——故事从这里又和您的一致了——这本来可以算是结局了,但她越来越焦虑,觉得自己是故意杀死丈夫的。要是当时没砸死他的话,换来的将会是更狠的毒打,她说,她干吗要冒这个险呢?最后,她决定来自首,像是要证明什么一样,她递给我一绺沾了血凝结后的干硬头发。

这是她的说法,刚开始我并不相信。以她的力气,不可能搬起并扔过去一块足以砸死一个壮小伙的石头。当我质疑这一点时,她又改变了说法,说她是用双手搬起了一大块石头,不是扔过去,而是直接从后面砸向他的脑袋。我问,为什么他弟弟没有阻止你?她回答说,当时他正看着别处。我又说,树林那里肯定还有那块带血的石头,她说她当时用雪把石头擦干净了。(实际上,当时积雪那么深,不太可能顺手就找到一块大石头。)我请她挽起袖子,检查一下她手臂上的肌肉是不是能做到那些事,她说几个月前她比现在要强壮许多。

我觉得她是在说谎,或者是自欺欺人。当时我想不出原因,只能先把她收进监狱。我问她觉得现在我们会怎么处理她,她说,你们会审问我,然后绞死我,不过,你们不在冬天实施绞刑,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待到明年春天。要是你们让我干活,可能会觉得我有用,也许会把我留下来,不再绞死我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说冬天不实施绞刑的。她的故事让我十分困惑。您可能知道,我们的新监狱条件很好,犯人们吃饱穿暖,管理十分人性化,甚至有人抱怨说,那些犯人住进监狱不仅不懊悔——在这种隆冬季节,甚至很高兴。显然她不能再流浪下去,而且根据您的说法,她不想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也不太可能独自过活。我们监狱除了犯人也收容精神病患者,如果她被证实精神错乱,我可以让她冬天住在这里,春天可能把她送去多伦多。我已经为她预约了医生,也告诉她您写信过来,还打算来看望她,但是她好像非常不情愿。她请求不让任何人来看她,除了萨迪·约翰斯通小姐,而她并不在本地。

随信附上我写给她小叔子的信,请代为转送,好让他知道她的说法,也告诉我他的看法。提前感谢您代为送信,对于您经历的辛劳以及详尽告知我此事,一并表示感谢。我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但对于其他新教教派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所做的工作一直非常敬佩。您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使您能来挽救这位年轻女士的灵魂,不过最好等到她真正愿意的时候。

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1852年11月18日。

我立刻将您的来信送给了乔治·赫伦先生,相信他已经回信告知了他对那件事的回忆。对于他嫂子的说法,他很惊奇,因为她从来没对他或者任何人说过那些话。他说那全是她编造的,或是她的幻想,因为意外发生的那天,她根本不在树林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那里,他们出发的时候就带上了午饭。他说曾经是有一次,他哥哥因为咸鱼的油泡烂了蛋糕责骂过她,但不是出事儿的那一天。即使她在那里想那么做,那儿也没有大石头能让她冲动行事。

很抱歉,因为生病这么晚才回信。我得了尿砂症和胃风湿,比以往都严重。最近稍稍好转,正常情况下,下周应该能如常行动了。

关于那位年轻女士的精神状况,我不知道您请的医生怎么说。但我以前就想过这一点,也请教过神明。我是这么想的。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她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难免照顾不周、顶几句嘴、吵吵架,还有她们女人爱用的伤人的闷气和沉默。这一切还没解决,她的丈夫就死了,她自然而然感到懊悔和痛苦。这种情绪完全控制了她,让她觉得丈夫的死都是自己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想很多人都会发疯的。对有些人来说,发疯开始时像是闹着玩一样,不过他们的肤浅和鲁莽很快就会受到惩罚,魔鬼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发疯再也不是游戏了。

我还是希望能和她谈一谈,让她理解这一点。不过,最近有些困难,除了我这糟糕的身体,还因为我住的地方肮脏又嘈杂,我不得不日夜忍受着噪声,这摧毁了我的睡眠和学习,甚至干扰了我的祷告。凛冽的风穿透木墙,但如果我下楼去凑到火堆边,那里尽是些醉酒的灵魂和最污秽的傲慢之徒。外面只有茂密的丛林和冻结的沼泽,能将人和马都吞没。曾有人承诺修建教堂和住所,但许诺的人正忙着自己的事,看起来只能不断推后。然而,即使在病中,哪怕只给了我这样的畜棚和房子,我也没有停止布道,我的内心铭记着一位伟大的人——神旨的传道者和解读者——托马斯·波士顿,他在临终前还从窗户向楼下院子中聚集的两千多人宣讲神的大能。尽管我的会众没那么多,但我也打算宣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曲折,都是神的旨意。”——托马斯·波士顿。

“这世界就像一片荒野,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也不过是从一个荒野小站到另外一个罢了。”同上。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1月17日。

我写信是想告诉您,那位女士的身体很健康,衣衫也不再那么破烂,吃得不错,打扮得很整洁。精神也平静了许多。她现在负责修补监狱里的床单和被罩,干得很不错。但我得说,她还是坚决不愿接受探访。我不建议您现在来,因为很可能是白费力气。这段路程冬天很难走,对您的健康也不太好。

她的小叔子给我写了一封很得体的信,确认她说的都不是事实。我对此十分满意。

您可能想知道医生探视过她之后是怎么说的。他觉得,她可能陷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妄想症,发病动机是一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渴望,也是想逃避单调的生活或生来就得面对的苦役。她们会幻想自己被魔鬼的力量附身,犯过各种可怕的罪行,等等。有时候,她们会说自己有好几个情人,但这些情人全是幻想出来的。那些觉得自己伤风败俗的女人,实际上非常淳朴贞洁。那位医生把这一切归咎于女性们所能读到的书,幽灵啊,魔鬼啊,和公爵贵族私通之类的。对多数人来说,一旦面对现实职责,她们就会放弃这类消遣。对有些人来说,她们只是偶尔沉迷其中,就好像享用糖果或雪利酒。但对某些人来说,那却是一种彻底的沉溺,就像活在吸完鸦片后的梦中。医生没法从这女人那里了解到她曾经读过的东西,但他相信,她现在早就忘光了,或者,是狡猾地隐瞒了起来。

随着他的质疑,的确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显露了出来。当他问她,你不害怕被绞死吗?她回答,不,你们不会绞死我的。你是说,他们会判定你精神有问题?他问。哦,也许吧,她说,而且,他们不会绞死怀着孩子的女人吧?接着,医生要为她检查身体,想知道她刚才的话是否属实。她同意了,也就是说,她诚心相信自己的话。可是,医生却发现她根本是在自我欺骗。那些她自以为怀孕的征兆不过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臆想的结果。他说明了检查结果,但她相不相信还很难说。

必须承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对女性来说十分艰难。最近,又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女人被送了进来。她的故事更令人同情,她是因为被强奸才发疯的。侵犯她的两个罪犯也被关进了监狱,就住在她隔壁的男囚区。受害者有时候连着尖叫好几小时,整座监狱也变得令人心情压抑。这能否让我们那位自称谋杀犯的女士放弃原意、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她是一位优秀的缝纫女工,要是她愿意,是有人愿意雇她的。

听说您的健康情况不好,居住条件也很糟糕,我很遗憾。城市已经发展得非常文明,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荒野生活的艰辛。你们这些自愿选择去那里生活的人,值得我们钦佩。但请允许我多说一句,以您这种健康欠佳的情况,不可能在那种生活条件下坚持太久。要是您能搬到舒适些的地方以便更长时间地工作,相信您的教会不会觉得不妥。

我附上这位年轻女士写给一位萨迪·约翰斯通小姐的信件,寄往多伦多国王大街。我们看了这封信,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精神状态,但随后又装好了信并寄了出去。可是信却被退了回来,戳记为“收件人不详”。我们还没告诉写信人此事,为的是希望她能再写点信,从而让我们有更充足的信息判断她是否有意说谎。

安妮·赫伦太太,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多伦多大国王街49号,1852年12月20号。

萨迪,我在这里很好,很安全,吃的、住的都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一栋很好的石头建筑,有点像咱们的收容所。要是你能来这里看我就好了。我经常在自己脑子里和你说很多话,没有把它们写下来,万一他们都在监视我呢。我在这里做缝纫工作,刚来时东西都没有缝补,现在已经被我整理得很好了。我还给剧院做幕帘,这是外面来的工作。我想见你。驿站直接能到这里,要是你不愿意冬天来,春天的时候你一定愿意。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4月7日。

一直没收到回信,希望您一切安好,并且仍然对安妮·赫伦的案子感兴趣。她仍然待在监狱,忙着做我从外面找来的缝纫工作,没再提过孩子、绞刑或者以前那些事。她又给萨迪·约翰斯通写了一封信,但非常简短,我随信附在后面。你知道这位萨迪·约翰斯通是谁吗?

我没收到你的回信,萨迪,我想他们可能没有帮我寄信。今天是1853年4月1日,但不是咱们以前互相戏弄对方的愚人节。如果可能,请来看望我。我在沃利监狱,但一切安好。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卡斯泰尔斯客栈房东,爱德华·霍伊,1853年4月19日。

你寄给麦克贝恩先生的信已经退给你了。他已于2月25日在客栈去世,留下了一些书,没有人要。

安妮·赫伦,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多伦多。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

乔治拖着他从雪地里走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拖着的是一截木头。我根本没看出是他。乔治说,一根树杈从树上掉下来砸着他了。他没说他已经死了。我等着他吱声,他的嘴巴半开,里面还有雪,眼睛也是半睁着。外面的暴风雪铺天盖地,我们必须把他弄进屋。我和乔治一人拖一条腿,我拖着那腿时,在心里假装那就是一截木头。屋里我生着火,很暖和,他身上的雪开始融化。血也化开了,在他耳边流下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很怕靠近他,总觉得他的眼睛还在盯着我。

乔治在火边坐下,转过脸去,靴子和厚重的外套都没有脱。我在原木拼就成的桌边坐下。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乔治说,你去摸摸他就知道了。可我不想去。外面的雪很大,狂风呼啸着刮过林间和屋顶。我说,在天堂的天父啊,我就这样得到了勇气。每动一下,我都得重复一遍这句话。得把他清洗干净,我说,来帮我。我取过化满雪水的桶,费力地脱下他的靴子,从脚开始清理。我请乔治帮忙的时候,他一直没转过脸来,也好像根本没听见,也没搭手帮我。我力气不够,根本脱不下他的裤子和外套,就只擦洗了手和手腕。我一直用手里的布隔着他的皮肤。血和雪融化在一起,淌到他的脑袋和肩膀下。我很想把他翻过来擦洗干净,可是一个人搬不动。于是,我走过去,拉着乔治的胳膊把他拽了过来。帮帮我,我说。什么?他说。我说,咱们得把他翻过来呀。于是,他帮忙一起将尸体翻成了脸朝下。就这样,我看到了,看到了斧子砍过的地方。

我们谁也没吭声。我把血啊什么的全都擦洗干净了,然后对乔治说,去,从我箱子里把床单拿过来。那是我平时舍不得铺在床上的好床单。我看也没有必要脱下他的衣服了,尽管那些衣服料子都不错。因为血液凝固的地方就得把衣服剪开,最后也不过剩下一堆破布头。我从他头上剪下了一小绺头发,因为我记得当初莉拉在收容所死掉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接着,乔治帮忙把他卷进了被单里,我把被单缝了起来。我一边缝,一边跟乔治说,去棚屋堆木头的背风处看看,够不够地方给他挖个墓。把木头搬开,下面的土可能更松软一些。

缝被单的时候,我得蹲伏下去,几乎像是和他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先折起被单把他的脑袋缝在了里面,要不就得看着他的眼睛和嘴巴。乔治走了出去,我听到他在风雪中按我说的在干活,有时候木头扔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我继续缝,一边看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消失在被单里,甚至一边大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床单在头部折叠了起来,到了脚部就不够了,于是我把在收容所学做的一件镶边小圆孔的衬裙接了上去,这才把他全身都缝了进去。

我出去给乔治帮忙。他已经把木头都搬走了,正在挖坑。那块地跟我想的一样,比较松软。他拿着铁锹,我就拿起了宽铲,他挖坑、松土,我铲土。

然后,我们把他抬了出来。现在已经不能一人拖一条腿了,于是乔治搬着头部,我抓住衬裙缝着的脚踝。我们把他推滚进了坑里,然后开始掩埋。乔治用铲子,我用铁锹铲不起太多土,只好用双手往里推铁锹,然后用脚使劲踩。土都填进去之后,乔治又用铲子使劲把地面拍平。接着,我们在雪地里把木头全都搬了回来,像以前一样堆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根本没人动过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没戴帽子和围巾,却干活干得浑身发热。

我们又拿了一些烧火的木头进屋,插上了门闩。我擦洗地板,对乔治说,脱掉你的靴子,再把外套也脱了。乔治照办了,然后坐在了火边。我用猫薄荷叶做了一种以前特里斯太太做过的茶,又往里面加了一块糖。但乔治不想喝。太烫了,我说。茶放凉了一些之后,他还是不想喝。于是,我开始和他说话。

你不是故意的。

当时太生气了,你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

我见过以前他是怎么对你的。我看到他为一点小事就把你揍倒在地上,而你只是一声不吭地站起来。他也是那么对我的。

要是你没这么做,总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对你的。

听着,乔治,你听我说。

要是你去自首,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把你绞死的。你死了,就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你的土地会怎么样?很可能又会回到王室手中,会有其他人得到它,你曾经付出的辛苦全都为别人白忙活了。

要是你走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拿来一些凉的燕麦蛋糕,热了热,然后放了一块在他膝头。他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却无法下咽,全都吐进了火里。

我说,听着,我比你大,懂得多些。我也是有信仰的,我每天晚上都对着上帝祈祷,我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我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清楚上帝的想法。我知道上帝不想让你这样一位好小伙被绞死。你要做的就是道歉,诚心诚意地道歉,上帝会原谅你的。我也会道歉,因为当我看到他死去的时候,我不希望,没有一分钟希望他是活着的。我会说,上帝啊,请你原谅我。你也这么做。跪下。

但他没有跪。他也没有离开他的椅子。我说,好吧,我有个主意,我去拿《圣经》来。你相信《圣经》吧?我问他。说你相信,点点头。

我没看清他点没点头,但是我说,好,好,就是这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收容所会怎么做。当我们想知道自己身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者生活中应该怎么办,就会随意翻开一页《圣经》,用手指随意一指,然后睁开眼睛,读出指到的词句,它会给你指引。要想更保险的话,那就在闭眼睛时说,上帝指引我的手指。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也不动。所以我说,好吧,好吧,我替你来做。我做了一遍,然后把手指指到的地方读了出来。我把《圣经》靠近火光,好看清上面的字。是一些关于变老、白头发的话,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我说,这意思是说,你应该一直活到头发花白的老年,在此之前,什么事都不该发生在你身上。它是这么说的,《圣经》里。

接下来的词句说,某某来了,怀孕了,给他生了个儿子。

《圣经》上说你会有个儿子,我说。你必须活着,结婚生子,慢慢变老。

但下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字一句都记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乔治,我说,你听见了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这就是说,你是安全的。

你是安全的,快站起来。站起来,去躺在床上,睡一觉。

他自己根本动不了。我拉了又拉,把他拉着站了起来,一直扯到床边——不是屋角他自己那张床,而是大床——又把他摁到床上躺下。我推着他翻了个身,把衣服脱到只剩下衬衫。他的牙齿直打战,我担心他是不是感冒或发烧了。我把所有的熨斗都加热,用布裹起来,一个挨一个摆在他旁边。棚屋里没有威士忌或者白兰地,只有猫薄荷茶。我往里面又加了一些糖,然后用汤匙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我用双手揉搓他的脚,然后是胳膊和腿,又把热水泡好的衣服拧干了敷在他腹部和心口。我用非常温柔的语调对着他说话,让他安心去睡,等一觉醒来,头脑就会清醒,所有的恐惧都会烟消云散。

一根树杈砸中了他。就跟你告诉我的一样。我能看见那树杈掉下来,太快了,一路砸掉了很多小枝叶,快得简直像开枪一样。然后怎么着?砸到他脑袋上,死了。

终于把他哄睡着之后,我也在他旁边躺了下来。脱掉罩衣以后,我看见自己胳膊上青紫的瘀痕。我撩起裙子,想看看大腿上的瘀痕还在不在。还在。手背上我咬过的地方仍然瘀青一片,还很疼。

我躺下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整晚都没睡,一直听着他的呼吸声,时不时摸摸他,看他身上有没有暖和过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身生着了火。他听到声音也起了床,情况看起来好些了。

他并没有忘记发生过的事,但说话的样子像是觉得一切都没关系。他说,我们当时应该做做祷告,从《圣经》里念点儿什么。他打开门,外面还飘着很大的雪,但天空很晴朗。那是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

我们走出去,念了《主祷文》。然后他说,《圣经》在哪儿呢?怎么没在架子上?我从火边拿过来之后,他又说,怎么在那儿啊?我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念哪一段,我就选了《诗篇》第131章,我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必须念这个。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他念了这一段。然后他说,他要铲出一条路,去告诉特里斯一家。我说我待在家里给他做点儿饭吃。接着,他就出去铲雪了,但没有像我等待的那样,累了就回来吃饭。他一直铲啊铲啊,铲出了一条很长的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回来。天快黑了他才回来,说吃过饭了。我问,你告诉他们树的事儿了吗?他第一次用那种不善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和他哥哥过去看我的目光一样。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件事,一句也没再提过。他也再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话,除了在我梦里。但我能够清楚地区分做梦和清醒,在我清醒时,除了那种不善的目光,别的什么都没有。

特里斯太太来过,想把我带到他们家一起生活,就像乔治那样。她说,我可以在那里吃,在那里睡,他们有足够的床。我不肯去。他们觉得我不去是因为太过悲伤,其实我是怕有人看到我身上的瘀青,也不愿意别人看到我哭。我说我不怕一个人住。

我几乎每晚都做梦,他们中的一人拿着斧子追我。不是他,就是乔治,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有时候不是斧子,是他们中的一人用双手举着一块大石头,躲在门后等着我。梦是对我们的警告。

我不再待在屋里,怕他找到我。当我不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睡以后,噩梦没那么频繁了。天气忽然就暖和起来,外面蚊虫也多了,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能看见它们咬出的包,却没有任何感觉,这也是我在外面受到庇护的征兆之一。一听到有人过来,我就蹲下身去。我吃一些浆果果腹,红的黑的都有,上帝保佑我没吃出毛病。

过了一阵,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乔治来跟我说话,仍然带着那种不善的眼光,但他试图掩饰,假装自己很友好。他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对我说谎。天渐渐冷了,可我不想进屋。露水很重,睡在草丛里,我的衣服被浸湿了。该怎么办呢?我拿了《圣经》翻开,想从中得到启示。

现在,我的欺骗行为受到了惩罚,因为《圣经》什么都没有告诉我,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欺骗就是——帮乔治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按照手指指到的地方去读,而是迅速从周围找了更合意的词句。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做。我总是能找到好句子,可谁也没有怀疑。你就从来没有这样,萨迪。

所以,我现在受到了惩罚,不管怎么找,我都再也无法从《圣经》中得到任何帮助。但不知是什么在脑海中让我到这里来,我就来了。我听别人谈起过,说这里很暖和,流浪汉们特别想被关进这里。于是我想,我也要来。告诉他们的那些话,也不知是怎么钻进我脑海里的。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乔治经常在梦中对我所说的谎话,他想让我相信,那件事是我做的,不是他。在这里乔治没法伤害我,这也是我过来的主要原因。要是他们觉得我疯了,而我很清楚我没有,我就是安全的。只是,我很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我也很希望那些哀号声能够停止。

写完这封信之后,我会把它和剧院那些幕帘一起装起来,还会在信封上写上“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我相信这比交给他们要好,因为以前给他们的两封信,他们根本就没有寄出去。

克里斯蒂娜·马伦小姐,沃利,

致利奥波德·亨利,金士顿女王大学历史系,1959年7月8日。

是的,我就是特里斯·赫伦的妹妹记得的那位去过农场的马伦小姐,她把我称为“戴着帽子和面纱的年轻美女”实在是太客气了。那是我开车时戴的面纱。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她提过的那位老妇人应该是赫伦先生祖父的嫂子。既然你在写他的传记,肯定已经把人物关系搞清楚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投票给特里斯·赫伦,因为我是保守党,不过,他是一位很有趣的政治家,就像你说的,他的传记能在这个地区引起更多关注——这里总让人觉得“死气沉沉的”。

他妹妹没有专门提到那辆汽车,我倒觉得很诧异。那是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1907年我二十五岁生日时自己买的,花了一千两百元,是祖父詹姆斯·马伦留给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以前是沃利的治安员,靠买卖农场赚到了钱。

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五个女儿住进了祖父家。那是一栋很大的石头房子,叫特拉奎尔,现在成了少年犯的收容所。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那里早就是收容所了!

我年轻时,家里雇着一名园丁、一名厨师和一名缝纫女工。他们都是些“怪人”,彼此不和,之所以得到现在的工作,全是因为我祖父在看县里的监狱时对他们很感兴趣,最终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我买那辆蒸汽汽车的时候,姐妹里就只剩下我还住在家里,老仆人里也只剩下了那个缝纫女工,人们叫她“老安妮”。她对这个名字毫无异议,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有时候会给厨师留字条说:“茶一点也不烫,你加热过了吗?老安妮。”整个三楼都是她的地盘,我的一个姐妹——多莉——说,不管什么时候她梦到家,也就是特拉奎尔,都会梦到老安妮站在三楼的楼梯顶上挥舞着量尺,穿着黑裙子的长手臂毛茸茸的,像只大蜘蛛。

她有只眼睛向一侧斜视,这总让我们觉得她比一般人看到的东西要多。

祖父不准我们打探仆人们的私生活,尤其是待过监狱的,当然我们还是悄悄问了。有时候老安妮把监狱叫作收容所。她说隔壁床有个女孩总是尖叫,不停地尖叫——这就是为什么安妮会逃进树林里去。她说那个女孩因为不小心把炉火弄灭了挨过打。那你为什么会进监狱?我们问她,她会说:“因为我说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说谎是要进监狱的!

有时候她心情不错,就会和我们玩藏顶针的游戏。有时候心情不好,要是她熨衣摆的时候我们翻得太快或者停得太早,她就会拿别针扎我们。她说她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砖块放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就能让他们不长个儿。她讨厌做婚纱(她就一直不用给我做!),觉得我那些姐妹们嫁的男人都不怎么样。她尤其讨厌多莉的情郎,所以在衣袖的位置故意留了些细微的瑕疵,结果不得不把衣袖撕掉,多莉都哭了。但是,总督和明托夫人来沃利那会儿,她给我们做的舞会礼裙漂亮极了。

关于她自己有没有结婚的问题,她有时候说结了,有时候说没结。她说,曾有一个男人来到收容所,让所有姑娘在他面前一字排开,然后说:“我要那个炭黑色头发的。”那就是老安妮,可是她拒绝跟他走,尽管那人是乘马车来的,十分有钱。很像灰姑娘的故事,可惜结局不同。她又说,树林里的一头熊杀死了她的丈夫,是我祖父杀了那头熊,用熊皮裹着把她从监狱带回了家。

我妈妈过去常说:“行了,姑娘们。别让老安妮说了,她的话你们一个字儿也别信。”

我好像说了很多很多背景信息,但你的确说过你对那一时期的细节很感兴趣。跟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可能常常忘记买牛奶,但却能清楚地说出八岁时候那件外套的颜色。

好,当我买了那辆蒸汽汽车后,老安妮让我捎她出门兜风。事实证明,她心里想的更接近于一次旅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她以前从来都不想出去旅行,她拒绝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甚至连七月一日到港口看烟花都不去。而且,她对汽车这种东西很不放心,对我这个司机也一样。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还有想去看望的人。她想让我开到卡斯泰尔斯,去看看赫伦一家,她说那是她的亲戚。那些人可从来没有看望过她,也没给她写过信。我问她有没有提前写信过去,问问是否方便探访。她说:“我不会写字。”这真荒谬——她经常给我们的厨师写字条,我去广场或进城时还写很长的购物清单。镶边、硬粗布、塔夫绸——这些她可都会写。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知会他们,”她说,“乡下的习惯不一样。”

好吧,反正我很喜欢开我的蒸汽汽车来个短途旅行。我从十五岁开始开车,但这可是属于我的第一辆车,可能也是休伦县唯一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人们都会出来看它,它可不像别的汽车那样叮叮当当、噪声轰隆,而是像大帆船那样静静地在湖面滑行。它也不会弄得周围乌烟瘴气,只在车尾留下一道蒸汽。这款车在波士顿是禁行的,因为排出的蒸汽会增加空气中的水雾。我特别喜欢跟人说,我以前开的车可是在波士顿禁行的!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汽车预热启动一共花了二十五分钟,老安妮一直笔直地坐在副驾驶座上,就跟已经上路了一样。我们都戴着兜风面纱,穿着长长的宽松外衣,不过,老安妮里面穿的是深紫红色的丝裙。实际上,那是她给我祖母做觐见威尔士亲王的衣服时顺便做的。

蒸汽汽车行驶在路上的感觉简直美妙极了。它的时速能达到五十英里——在当时算很厉害了——但我没开那么快,我不想让老安妮太紧张。我们出发时人们还在教堂里做礼拜,过了一会儿,路上开始挤满了回家的马车,闹哄哄的。我很有礼貌地贴着他们缓缓前进,但老安妮可不想保持镇静,她不停地说:“快挤一下。”她是让我鸣喇叭,喇叭由一个在我旁边挡泥板下面的小球控制。

她上次离开沃利的时间肯定比我出生的时候还早。我们经过索特福德的桥(那是一座老铁桥,因为双向都可以转弯,所以以前经常发生车祸)时,她说以前这里没有桥,你得付钱坐摆渡的船。

“我没有钱,但我提起裙子,踩着石头涉水过去了。”她说,“那年夏天就是那么干旱。”

我当然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年夏天。

后来就到了,看这些大片的田地,那些树桩不见了,树林都哪儿去了?看这条路多直啊,他们的房子竟然是用砖头盖的!那些跟教堂一样大的房子是什么?

谷仓,我说。

我认识去卡斯泰尔斯的路,但到了那儿之后觉得老安妮应该给我指路到底往哪儿开。但她什么忙也没帮上,我在大路上来回兜圈,等着她找到熟悉的地方,可她说:“要是看到那家客栈就好了,我就能认识后面的路。”

这是一座工业城镇,在我看来算不上特别漂亮。我们的车果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也没熄火,大声问他们赫伦农场怎么走。人们边喊边比画,我总算找到了路。我让老安妮注意看信箱上的名字,可她全神贯注地在找那条小溪。我自己认出了赫伦的名字,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小路,路尽头是一座红砖房和几座让老安妮惊讶过的谷仓。这种带着外廊和主窗的红砖房是那时最流行的样式,到处都能看到。

“看那儿!”老安妮说,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牧场里飞奔的一大群母牛,但她指着的却是一个大土墩,上面长满了野葡萄,立着几根木桩子。她说那就是过去的棚屋,我说:“好的,不错——现在,希望你能认出一两个熟人吧。”

周围有很多人。几辆客人的马车停在阴凉处,被拴好的马匹正在吃草。车子停在外廊边的时候,一些人站好了队看着它,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前来——连跑出来的小孩子也没像城里孩子那样围到近处。他们只是抿着嘴站成一排,静静地看着。

老安妮看着的却是另外的方向。

她让我下车。下车,她说,然后问周围的人,这里有没有一位乔治·赫伦先生,他还活着吗,还是死了?

我照她说的下了车。周围有个男人回答说,是的,他还活着,是我父亲。

哦,我带来了一个人,我告诉他们,我把安妮·赫伦带来了。

那个人说,那又怎样?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阵,因为我晕倒了几次,去了趟医院,花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检查。现在,我回来了,把前半部分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写得如此没有章法,但实在懒得重写一遍。我甚至还没写到你感兴趣的特里斯·赫伦呢,耐心点儿,马上就写到了。)

我觉得,老安妮的出现让这些人都傻了眼。他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还活着。但你可别以为人们会蜂拥而上,激动地迎接她。只有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非常有礼貌,把她和我先后搀下了车。他告诉我说,老安妮是他祖父的嫂子。要是我们早几个月过来就好了,他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祖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他甚至还给报纸写了篇文章回忆早年的生活呢——但后来就病了。病好以后,就不能跟以前比了。他没法说话,只是偶尔说几个词。

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就是特里斯·赫伦。

我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吃完饭。女主人走出来,让特里斯·赫伦问我们吃饭了没有。你可能以为她或者我们有一方不会说英语,其实是因为他们全都特别羞涩——那些深色头发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礼拜日西服的男人,不说话的孩子们。希望你别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们——只是,以我的生活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那么羞涩。

我们被带进了饭厅,房间里并没有用过餐的味道——他们肯定是在其他地方吃的饭——然后他们端上了丰盛的食物,我记得有腌萝卜、生菜叶、烤鸡、草莓和奶油。盘子是特意从瓷器柜里拿出来的,不是日常用的那些,是上好的印度树图案的古董瓷器。他们这里什么都是成套的,豪华的客厅家具,胡桃木的餐厅家具。我觉得,他们还得过段时间才能适应有钱人的生活。

老安妮很享受被人手忙脚乱伺候着的感觉,她吃了很多,拿着一根鸡骨头咬着上面最后一丝肉。孩子们都躲在门口,女人们在外面厨房低声甚至带着些震惊的语调交谈着。那位年轻人,特里斯·赫伦,坐在桌边作陪,我们吃的时候他喝茶。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告诉我说他是诺克斯神学院的学生,很喜欢多伦多的生活。我有种感觉,他想让我知道神学院学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呆板,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严苛。他曾经在多伦多海柏公园滑平底雪橇,在汉兰角野餐,还在河谷动物园看过长颈鹿。他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好像胆大了一点儿,开始溜进屋里来。我就问了一些常见的白痴问题:你多大啦?你在学校念几年级?你喜欢你的老师吗?他催促着孩子们回答,要么就干脆替他们说出了答案,还告诉我哪些是他的弟弟妹妹,哪些是他的表亲。

老安妮问:“你们喜欢彼此吗?”她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滑稽的表情。

女主人走进来,又通过神学院学生对我传话。她告诉他说,祖父已经起来了,正在前廊里坐着。她又看着那些孩子们说:“你让他们都进来干吗?”

我们全都走到前廊去,那里放着两把直背椅子,其中一把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有一把雪白的漂亮胡子,一直垂到马甲的下缘。他那一张苍白、恭顺、衰老的长脸,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兴趣。

老安妮说:“哦,乔治。”好像眼前的一切跟她所想的差不多。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对那些女孩里的一个说道:“去给我拿个靠垫来,那种薄垫子,垫在我腰后面。”

整个下午我都开着斯坦利蒸汽汽车带人们兜风。我现在很了解他们,所以根本不问“谁想去兜风”或者“你们对汽车感兴趣吗”,我只是走到外面,像对待马一样这里那里拍拍我的车,然后看了看里面的锅炉。神学院学生跟过来,念了念车侧面的名字:“绅士快车。”他问这是不是我父亲的。

我的,我说。我解释了一下锅炉里的水如何加热,锅炉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强。人们总是好奇这个——会不会爆炸。这时孩子们已经靠得很近,我忽然说锅炉水箱快空了,问哪里能够取到水。

他们一阵风似的拿上了桶,开始压水泵!我去问外廊那些男人可不可以取水,他们说请便,我道了谢。锅炉装满水后,我很自然地问他们要不要看我预热蒸汽,其中一个代表说,也行。预热的过程里,所有人都很有耐心,男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锅炉。这肯定不是他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但很可能是第一辆蒸汽汽车。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先带男人们去兜风。启动汽车时,他们充满怀疑地看着我拨弄那些按钮和拉杆。一共要推拉十三个不同的东西!我们在小路上开到时速五英里,然后是十英里。我知道,让一个女人开车载着,他们肯定有点儿别扭,但对这车的好奇占了上风。接着,我又拉了一车孩子,由那位神学院学生抱进去,告诉他们好好坐着、抓紧、别害怕、别掉下去。已经知道哪里有沟和水坑,我就开得更快了些,他们一路又害怕和又兴奋地喊叫个不停。

有些当时的感受我没有说,但现在我正享受着一杯傍晚的马提尼,所以借着酒劲说出来。我没告诉你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因为那是些爱情的烦恼。那天和老安妮出门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尽可能地好好享受,否则简直是对斯坦利蒸汽汽车的侮辱。这辈子我都觉得这条原则很好——尽量去享受一切,即使是不太可能高兴起来的时候。

我让一个男孩跑回前廊,去问问他祖父想不想兜个风。他跑回来说:“他们都睡了。”

回去之前,我得重新装满锅炉,特里斯·赫伦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很近的地方。

“你给了我们难忘的一天。”他说。

我并不是不屑于和他调情。实际上,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调情生涯等着我呢。一旦失恋,你就根本不去想结婚的事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说,他一回多伦多的朋友身边,就会把今天忘个干净。他说真的不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还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写信。我说,谁也不会不让你写。

回家的路上,我想,要是他真的迷上我可就太荒谬了。一个神学院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离开神学院进入政治学院。

“真遗憾,赫伦先生没能跟你说话。”我对老安妮说。

她说:“没事,我可以跟他说。”

实际上,特里斯·赫伦的确给我写过信。不过,当时他心中肯定也有顾虑,因为他在信里附上了一些教会学校的小手册,关于给教会学校捐款什么的。这让我有些反感,就没有回信。(数年之后,我还开玩笑说,要是我当时好好发挥的话,说不定已经嫁给他了。)

我问老安妮,赫伦先生能不能听懂她对他说的话,她说:“差不多。”我又问,再见到他,开心吗?她说开心。“他能再见到我也很开心。”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很可能是关于她的裙子和我们的车。

那时的路边种了一排高大的树,我们的蒸汽汽车在弯垂的树冠下一溜烟地开过去。几英里之外就看到了那片湖——在树木和山峦的缝隙里远远地瞥到了几眼,于是老安妮问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湖,沃利那个?

当时周围有很多老年人,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猜老安妮比大多数人还要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有个女孩胃里发烧难耐,生出了个婴儿,只有老鼠那么大,已经死了,但她们把它放进烤箱时,它忽然膨胀成正常大小,烤上了一层很好的颜色,还开始踢腿。(你现在肯定在想,让一个老妇人去回忆往事,简直就跟翻开破布袋子一样。)

我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一个梦。

“有可能,”她说,难得赞成我的话,“我以前的确常常做很可怕的噩梦。”

(邢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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