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周六清晨

加拿大女生训练营的

七个女孩和她们的领队约翰斯通小姐

一起去野营

“她们其实都不算去过,”弗朗西丝说,“因为周六的那场瓢泼大雨。她们在联合教堂的地下室等了半个小时,她说,哦,雨会停的——我的徒步旅行从来没有因为下雨而取消过!现在我打赌她但愿这次是被取消了。那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雨确实停了,她们确实去了,中途天气变得非常炎热,约翰斯通小姐让她们在一个农庄暂时歇息,女主人拿出可口可乐,男主人让她们用浇花的水管来冲凉。她们抢夺对方手里的水管,打打闹闹,弗朗西丝说玛丽·凯说希瑟·贝尔是最调皮的一个,胆子最大,她抓住水管,把水扫向其他女孩身上最敏感的部位。

“她们想方设法要证明她是可怜无辜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弗朗西丝说,“这很可能全是计划好的,她计划要去见某人。我是说某个男人。”

莫琳说:“我觉得你想多了。”

“好吧,我不相信她是淹死的,”弗朗西丝说,“这点我不相信。”

佩里格林河的瀑布跟你在照片上看过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就是水从石灰岩的岩层上流下来,没有一条瀑布超过六七英尺。只有一个落脚之处,你可以站在直挺挺落下的水帘后面,石灰岩四周都是边缘光滑的小水潭,大小如同浴缸,积在里面的潭水很是温暖。如果你不是决意要死,是不可能淹死在那里的。她们看过那里了——其他女孩四处跑着呼唤希瑟的名字,她们察看所有的小水潭,还把脑袋探进喧哗的水帘后面的那块干地。她们跳上光秃秃的岩石,尖叫着,浑身湿透了,在水帘里冲进冲出。直至约翰斯通小姐大声叫她们回来。

有贝特西·特罗韦尔和伊娃·特罗韦尔,

还有露西尔·钱伯斯,

基妮·鲍斯和玛丽·凯·特里维廉,

还有罗宾·桑兹和可怜的希瑟·贝尔。

“她只能招到七个,”弗朗西丝说,“每个人,都有其原因。罗宾·桑兹,医生的女儿。露西尔·钱伯斯,牧师的女儿。她们无从脱身。特罗韦尔姐妹——乡下人。乐意参加任何活动。基妮·鲍斯,关节柔韧灵活的小猴子——她跟着游泳和嬉闹。玛丽·凯住在约翰斯通小姐隔壁。说得够多了。希瑟·贝尔刚搬到小镇。她母亲一个人去度周末了——没错,她利用了这次机会。自己去远足。”

希瑟·贝尔失踪二十四小时了,在参加C.G.I.T(加拿大女生训练营缩写)一年一度的野营时——就在佩里格林河的瀑布那儿。玛丽·约翰斯通六十出头,战前就开始担任野营的领队,已经很多年了。六月里的周六清晨,过去至少有几十个女孩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她们全都穿着海军蓝短裤和白衬衫,脖子上围着红纱巾。莫琳曾是她们中的一员,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旅行开始时,约翰斯通小姐总是唱同一首赞美诗。

环观大地好风光,

仰视美丽好穹苍,

想起坠地到如今,

挚爱时常绕我旁——

赞美诗之外,你却能听见另外的声音在哼唱,谨慎而又坚定。

约翰斯通小姐扭着屁股,

鸭子一样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

我们像白痴一样唱着这首歌——

难道她不像一只癞蛤蟆?

莫琳的同龄人还有谁会记得这些歌词?留在镇上的都做了母亲——她们的女儿也到了可以去野营的年纪,甚至更大些。她们对讲粗话会表现出母亲应有的愤怒。生育改变了你。它给了你成长的代价,你的某些部分——旧的部分——可以完全被抹去或是被抛弃。工作和婚姻并不能做到这点——它们只是让你装作把那些事都忘记了。

莫琳没有孩子。

莫琳和弗朗西丝·沃尔坐在早餐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餐桌楔入一个老式食品储藏室,就在高高的带玻璃门的橱柜下面。这是莫琳1965年在卡斯泰尔斯的房子。她住在这里有八年了,仍然觉得很不踏实,像是从一个熟悉之处搬到了陌生之地。她修整了这个角落,这样除了餐厅外,她就有另外一个吃饭的地方了。她在阳光房铺上了新的印花布。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丈夫动手改造。几个前屋里全是贵重、巨大的橡木和胡桃木家具,窗帘是绿色的桑蚕缎子做的,像富丽堂皇的酒店里用的那种——你简直什么也动不了。

弗朗西丝为莫琳做家务,却不算是仆人。她们是表姐妹,只不过弗朗西丝比她年长许多。莫琳搬进这所房子之前,她就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为第一位太太工作。有时候她叫莫琳为夫人。这是个玩笑,一半出于善意,一半不怀好意。你买这些排骨花了多少钱,夫人?哦,他们肯定老远就看见你过来了!她会告诉莫琳她越来越肥,她的发型不适合她,堆在头上喷了发胶像是一只倒过来的搅拌钵。其实弗朗西丝本人又矮又胖,灰白的头发如荆棘覆盖了整个脑袋,还有一张平淡无奇又粗鲁的脸。莫琳并不认为自己胆小——她外表庄重高贵——显然她绝非无能,在管理她丈夫的这座房子之前,她就在管理他的律师事务所并顺利“升级”(她和他都这么说)了。有时候她觉得应该从弗朗西丝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她又需要身边有个可以拌嘴、说笑话的人。考虑到她丈夫的地位,她不应该说三道四,而她自己也觉得那不是她的本性,可是她放任弗朗西丝进行那些恶意的评论,那些疯狂的、刻薄的、自以为是的臆测。

(比如,弗朗西丝说希瑟·贝尔的母亲、玛丽·约翰斯通以及那次徒步旅行的那些话。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很有发言权,因为玛丽·凯·特里维廉是她的孙女。)

在卡斯泰尔斯,提到玛丽·约翰斯通这个女人,你必然要在前面加上“了不起的”。十三四岁时,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痊愈后她的腿短了,身体变得矮小厚实,肩膀歪了,脖子也有一点儿扭曲,大脑袋稍稍倾斜。她学过记账,在杜德家工厂的办公室找到过一份工作,她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女孩们,她经常说她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坏女孩,有些只是迷了路而已。莫琳每次在街上或是店里遇到玛丽·约翰斯通,就会心里一沉。先是探寻的微笑,目光扫视你的眼睛,对任何天气都感到兴高采烈——刮风或是冰雹或是阳光或是下雨,都有可以赞美之处——最后是大笑着的问话。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斯蒂芬斯太太!玛丽·约翰斯通在说“斯蒂芬斯太太”时总是别有意味,她的语气表明仿佛这是个戏称,而她始终想的,这只是莫琳·库尔特。(库尔特家就像弗朗西丝对特罗韦尔姐妹的评论一样——是乡下人。仅此而已。)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呢,斯蒂芬斯太太?

莫琳感到很难堪,却又无能为力,它就像是一种挑衅,和她幸运的婚姻有关,和她高大健康的身体有关(她唯一的不幸却无人看见——她的输卵管结扎造成了不育)——她玫瑰般的皮肤和红褐色的头发,还有那些她为之付出了很多金钱和心思的衣服。就像她欠了玛丽·约翰斯通什么,一种从未明确的补偿需要。又好像是玛丽·约翰斯通比莫琳本人更能看到她的缺失。

弗朗西丝对玛丽·约翰斯通不以为然,她只是本能地不喜欢自视太高的人。

和往常一样,早餐前约翰斯通小姐领着她们徒步走了半里路,去爬“岩石”——那块佩里格林河上凸出的石灰岩,在这个地方它极为罕见,所以就给它命名为“岩石”,而非其他。周日的清晨你总是不得不去参加徒步活动,你昏昏沉沉的,像是熬了一整夜,同时因为抽了很多走私烟,几乎要恶心了。太阳还没有照进树林的深处,你冷得打战。那勉强算得上是一条路吧——你不得不越过腐烂的树干,跌跌撞撞地穿过蕨类植物,还有约翰斯通小姐指出的一种叫盾叶鬼臼的植物,以及野菊花和野姜。她会拔出野姜,顾不上擦去上面的土,就轻轻地啃起来。看看大自然馈赠给了我们什么吧。

我忘带毛衣了,她们爬到半路时,希瑟说。我可以回去拿吗?

要是在从前,约翰斯通小姐很可能会说不可以。往前走,没有它你也能暖和起来的,她会这样说。这次她可能是感到不安了,她的徒步运动日渐衰落,她责怪电视的流行,责怪上班的妈妈,责怪家庭的放纵。她说可以。

可以,但要快。快点追上来。

希瑟·贝尔永远也做不到。她们在岩石边看风景(莫琳记得她在啤酒瓶和糖纸中寻找法式避孕套——她们现在还是这么叫的吧?),希瑟没有追上来。回去的路上她们也没有遇到她。她不在大帐篷里,不在约翰斯通小姐睡的小帐篷里,也不在两个帐篷之间。她不在环绕营地的雪松林里的任何一个藏身或是幽会之处。约翰斯通小姐中断了搜寻。

“松饼,”她喊道,“松饼和咖啡!看看松饼和咖啡的香味能不能把‘淘气小姐’引出来。”

她们不得不坐下来吃东西——在约翰斯通小姐做完饭前祷告之后,感谢上帝在树林和家里赐予的一切——她们一边吃,约翰斯通小姐一边发出啧啧声。

“新鲜的空气是不是让我们胃口大开呀?”她声嘶力竭地说道,“这难道不是你们吃过的最棒的松饼吗?希瑟最好快点出来,不然松饼就被吃光了。希瑟?你在不在听?全吃光啦!”

她们一吃完,罗宾·桑兹就问现在可不可以走了,她们可不可以去找希瑟。

“先把碗洗了,我的女士,”约翰斯通小姐说,“就算你们在家里连洗碗布碰都不碰一下。”

罗宾快要哭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她说话。

她们洗完之后,约翰斯通小姐放她们走了,她们回到了瀑布那儿。不过她很快又把她们带了回来,让湿漉漉的她们围坐成一个半圆,她自己则盘腿坐在她们面前,喊叫说欢迎听到她们说话的人回来加入。一个在这里躲猫猫和恶作剧的人,欢迎你回来!现在就出来,什么问题也不会问!再不出来我们就走了!

她开始演说,她周日清晨的布道,没有任何忧虑或不安。她说了又说,为了确保她们能专心听讲,她时不时地提问。阳光晒干了她们的短裤,而希瑟·贝尔却没有回来。她没有从树林中走出来,约翰斯通小姐还是不肯停止演说。这时特罗韦尔先生开着卡车进了营地,带来午后甜点冰激凌,她才放她们走了。

她没有表示同意,她们还是散开了。她们跳起来去追卡车。她们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特罗韦尔家的狗“朱庇特”跃下后挡板,伊娃·特罗韦尔抱住它开始痛哭,好像丢的是它。

约翰斯通小姐站起身走了过来,大声对特罗韦尔先生叫喊,压过了女孩们的吵闹声。

“有人心血来潮要玩失踪!”

搜寻队伍出发了。杜德家的工厂下班了,想去的男人都可以去。又弄来了一些狗。有人建议沿着瀑布顺流打捞。

警察通知希瑟·贝尔的母亲时,发现她刚刚从一个人的周末度假回来,身着露背太阳裙,脚穿高跟鞋。

“好吧,你最好能找到她,”她说,“这是你的工作。”

她在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她要么离异要么根本没结过婚。”弗朗西丝说,“总而言之,那就是她。”

莫琳的丈夫在叫她,她连忙去了阳光房。六十九岁这年,也就是两年前,他中了风,不再做律师了,但还是会帮那些不习惯其他律师的客户写法律函件并处理一些事务。莫琳帮他打出所有的信件,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称之为“烦恼的琐事”。

“你在干什么呀?”他说。他的发音有时含混不清,她需要守在他身边,向不熟悉他的人翻译。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为所欲为,他的语调是急躁的、抱怨的。

“和弗朗西丝说话呢。”莫琳说。

“说什么?”

“说这说那。”

“哦。”

他沮丧地拉长了这个词,像是在说他清楚地知道她们在谈什么,而且他并不关心。闲言碎语,流言飞语,对灾难冷血的兴奋。不管是现在还是他说话自如的从前,他都很少参与这种谈话——他言简意赅,只是在语气和意味上稍带责备。他仿佛在求助于某种信仰,某些所有体面的人都知道的规则,不仅是体面的人,就算是那些生活匮乏的人也都知道的规则。他不得不这样做时,那副模样像是为所有当事人感到痛苦和尴尬,同时又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责备威力无穷。

你总是称一名医生为某某医生,但是卡斯泰尔斯的居民逐渐改口,不再叫律师为某某律师。他们称呼年轻律师时不再加上头衔,但他们总是叫莫琳的丈夫斯蒂芬斯律师。莫琳叫他阿尔文,心里却是把他当成律师的。他每天的穿着都和过去上班时一样——灰色或棕色的三件套西装——他的衣服价值不菲,可是没有一件合身,在他那大块头的身体上显得皱皱巴巴。那些衣服上总沾着若隐若现的烟灰和面包屑,甚至还有皮屑。他的头下垂,入神时脸部松弛,表情既精明敏锐又漫不经心——你永远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人们喜欢这样——他们喜欢他有些邋遢,有些恍惚,这样他才能惊人地灵光闪现。他了解法律,他们说。他不需要去查书本。他就是活字典。他的中风并没有摧毁他们的信心,他的外表或是行为并没有因为中风而改变多少,而且让原本有的东西更加明显。

大家都相信,如果他运筹帷幄,他本可以当上法官。他本可以当上参议员。他太清高了。他不肯卑躬屈膝。他鹤立鸡群。

莫琳坐在他身边的软凳上做速记。在办公室,他叫她“宝石”,因为她聪明可靠,她自己就可以起草文件和法律文书。在家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海伦娜和戈登,也都这么称呼她。现在孩子们有时候还这么叫她,尽管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海伦娜叫她的时候,怀着爱意和挑衅,戈登则带着郑重又沾沾自喜的善意。海伦娜是一个多变的单身女人,她很少回家,一回家便会引发争吵。戈登在一所军校当老师,他喜欢带妻儿回到卡斯泰尔斯,实际上是为了向他们炫耀这个小镇,炫耀他的父亲和莫琳,以及他们那与世隔绝的美德。

莫琳仍然喜欢当那颗“宝石”。至少她觉得这个称谓很舒服。她的想法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此刻,她在想那个长夜漫漫的冒险是如何开始的,住在营地,伴着约翰斯通小姐放肆的鼾声,她在想冒险的目的是什么——整夜不睡。她在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所依赖的策略和消遣,虽然她听说那从来也没有奏效过。女孩们打牌、说笑话、抽烟,午夜时分玩起伟大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有些大冒险是这样的:脱掉你的睡衣,露出你的乳房;吃掉香烟头;吞下泥巴;把头伸进水桶争取数到一百;去约翰斯通小姐的帐篷前小便。真心话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恨你的母亲吗?父亲呢?姐妹呢?兄弟呢?你见过多少鸡巴,它们又是谁的?你撒过谎没有?偷过东西没有?碰过死的东西没有?一口气抽了太多的烟,让莫琳感到恶心和头晕,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还有吸饱了阳光的重油布下散出的烟气,以及女孩们的气味,她们在河里游了几个小时,在河岸边的芦苇里奔跑躲藏,腿上吸了水蛭,要用烟把它们熏掉。

她记得她曾是多么调皮。爱尖叫,爱冒险。就在上高中之前,她染上了眩晕症,不知道是真病还是疑病还是半真半假。它很快就消失了,她的大胆也在丰满的身体里消失了,她变成了一个用功而害羞的女孩,一个爱脸红的人。她身上开始显露另一些特质,她未来的丈夫雇佣她、迎娶她时将会发现并珍视这些特质。

我打赌你也不敢跑。这可能吗?女孩们有时候会热血沸腾,想要不断地冒险。她们一心想要当女主角。她们想开一个从来没有人开过的玩笑。要满不在乎,无所畏惧,要制造大骚乱——这就是女孩们曾失去的希望。

她从丈夫身边那铺着印花布的软凳上向外望去。那些古老的紫叶山毛榉树,她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树丛后面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她看见河边杂乱的树林——浓密的雪松,叶片光亮的橡树,闪光的白杨。一面破旧的墙,隐蔽的门道和小路,墙后有动物出没,有时候墙后也有孤独的人,抛下社会的责任、稳定的身份、生活的意图,他们成了另外一些人。她能想象消失的事。当然你不可能真的消失,总有另一个人走在路上,与你相遇,他的脑子里全是关于你的计划,甚至在遇到你之前,他就想好了。

那天下午去邮局帮她丈夫寄信时,莫琳听到了两则新闻。周日下午一点左右,有人看见一个浅发女孩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就在沃利北边的蓝水高速公路上。她可能是个搭车客。或者就是在等某辆汽车。那里离瀑布有二十英里,穿过田野走到那里大概需要五个小时。走没有问题。或者她之前可能搭了另一辆车。

但是午后时分在东北部某个潮湿的角落,有人在荒芜的教堂墓地清理家人的坟墓时,听到一声叫喊,一声尖叫。那是谁?他们记得彼此询问过。不是什么而是谁。那是谁?不过后来他们认为那是一只狐狸。

此外,离营地很近的一块草地被压平了,扔了很多才抽完的烟头。那又能说明什么——那里总是有人来的。情人。喜欢恶作剧的小男生。

也许某个男人确实在那里遇到她

带着枪或是刀

他遇到她却满不在乎

夺走了女孩的生命。

有人会说根本不是那样

她遇到一个陌生人或是朋友

坐黑色大车走了很远

没有人知道终点。

周二的清晨,弗朗西丝正在准备早饭,莫琳在帮丈夫穿衣,这时前门传来了敲门声,有人没有注意到门铃或是不信任它。这么早有人前来拜访的事并不是没有过,但这实在让人为难,因为一大早斯蒂芬斯律师说话往往更困难,他的头脑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活跃起来。

透过前门的卵石玻璃,莫琳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模糊轮廓。身着盛装,至少这个女人如此——她戴着帽子。看来事关重大。对当事人事关重大,对其他人也许只是无聊小事。为了争夺一只五斗橱,会发出死亡威胁,房主会因为私家车道的纠纷而血管爆裂。丢失的柴火,狂吠的狗,下流的信——所有这些都会激怒人们,让他们来敲门。去问问斯蒂芬斯律师。去问问相关法律。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对来传教的夫妇,不过可能性极小。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来见律师的。”这个女人说。

“哦,”莫琳说,“太早了。”一时间她没有认出他们。

“对不起,我们有话对他说。”这个女人说着踏进了前厅,莫琳向后退去。这个男人像是不舒服或是道歉似的摇了摇头,意思是说他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妻子进来。

大厅里充满了剃须膏、香体露和廉价古龙水的气味。山谷百合。现在,莫琳认出了他们。

是玛丽安·哈伯特。她穿着蓝色套装显得有些陌生——对于这个季节来说太厚重了——还戴着褐色的布手套、褐色的羽毛帽。你在镇上见到她时,她总是穿着休闲裤,有时候甚至是男式工装裤。她和莫琳差不多年纪,身材魁梧——她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相差一两个年级。玛丽安笨手笨脚,反应却不慢,她的灰发剪得很短,脖子上露出发茬。她嗓门很大,多数时候都是脾气火爆地说话。此刻她压低了声音。

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她嫁给他并没有多久。几年以前吧。他个子很高,长得有些孩子气,身穿垫肩过厚的廉价奶油色夹克。褐色波浪式头发,用一把湿篦子固定住。“对不起。”莫琳领着他们走进餐厅时,他声调柔和地说——也许是不想让他妻子听见。仔细望去,他的眼睛不年轻了——带着疲倦和干枯的神情,或者是困惑。也许他不是很聪明。莫琳想到关于玛丽安征婚的事,他们是这样认识的。女人,有农庄,产权明确。女商人,有农庄,可能是这样,玛丽安·哈伯特还有一个名字叫“束胸女士”。一年又一年,她把定制的紧身束胸卖给那些需要它们的女士,也许现在还在卖,只是数量在减少。莫琳想象她在量尺寸,像护士一样唠叨,发号施令,从专业的角度侮辱你。然而她对她的老父母很孝顺,他们一直单独住在农庄里,直到上了年纪,毛病越添越多。关于她丈夫,有另一个不那么恶毒的故事浮出水面:他开车送老年人去游泳治疗,在沃利的室内游泳池——他们就是这样遇到的。莫琳的脑子里有了另一幅画面——他搀着老父亲,走进桑兹医生的办公室。玛丽安兴冲冲地走在前面,甩动钱包的带子,准备去开门。

她去餐厅吩咐弗朗西丝早饭的事,让她多拿两个咖啡杯。她又去提醒她丈夫。

“是玛丽安·哈伯特,或者说这是她过去的名字。”她说,“不去管她嫁的那男人叫什么了。”

“斯莱特。”她丈夫说道,你并不期待他对一所在售或出租的房子有多少了解,他却平平淡淡地提供了所有细节,就是这种感觉吧。“西奥。”

“你比我还消息灵通呢。”莫琳说。

他问他的粥好了没有。“边吃边听。”他说。

弗朗西丝端来粥,他立刻吃了起来。无论冬夏,都放入大量奶油和红糖的粥,是他的最爱。

弗朗西丝端来咖啡,还想多待一会儿,玛丽安瞪了她一眼,她只好回到厨房。

在那里,莫琳想。她比我能干。

玛丽安·哈伯特是一个没有明显优点的女人。她脸色凝重,面部下垂——让莫琳想到某种狗。不一定是丑的狗。也不真是一张丑脸。就是一张凝重坚定的脸。不过,玛丽安走到哪里,都要显示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就像此时在莫琳的餐厅一样。她需要被人重视。

她的妆化得很浓,难怪莫琳没有马上认出她。苍白、粉红,不适合她橄榄色的皮肤和她的浓眉大眼。让她显得很古怪,并不招人怜惜。加上套装和帽子,她想证明她也可以像别的女人一样打扮,她知道会引来什么关注。也许她想显得美一些。也许她看见了脸颊上的白粉和厚厚的粉红色唇膏让她改头换面——也许她化完妆后,还转身羞怯地展示给她丈夫看。他替妻子回答要不要加糖,他说要糖块时,几乎是笑了起来。

他不停地说“请”、“谢谢”。他说:“非常感谢你,请。谢谢你。我要一样的。谢谢你。”

“好了,每个人都知道这女孩的事了,除了我们,”玛丽安说,“我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人失踪了或是怎样。直到昨天我们进城。昨天?周一?昨天是周一。我记不清日子了,因为我在吃止痛药。”

玛丽安可不是那种告诉你她在吃药然后就罢休的人。她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吃药。

“我脖子上有一个可怕的大脓包,就在那儿?”她说。她揉搓脑袋,要给他们展示敷料。“我很痛,还开始头疼,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周日的时候我感觉很糟糕,干脆拿了块热布敷在脖子上,吞下几片止痛药就躺下了。那天他没有上班,现在他在工作,他在家里也总有很多事要做。他在原子能工作站上班。”

“道格拉斯角?”斯蒂芬斯律师从他的粥上匆匆抬起头,问了一句。一提起道格拉斯角的新原子能工作站,所有的男人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或尊重,就连斯蒂芬斯律师也不例外。

“就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玛丽安说。像很多乡下女人和卡斯泰尔斯的女人一样,她把丈夫称为他——提到的时候带着特别的强调——而不是叫他的名字。莫琳发现自己有好几次也这样,但在没有任何人向她指出之前,她就自我纠正了。

“他要把喂给奶牛的盐挑出来,”玛丽安说,“然后还得回来修篱笆。他得走四分之一英里路,就开了卡车。但他留下了邦德。他没带邦德就开车走了。邦德是我们的狗。邦德去远的地方必须得坐车。他把它留下保护我,因为他知道我发病躺下了。我吃了几片222止痛药,打起了瞌睡,不是正常的入睡,然后我听到邦德在叫。我马上就醒了。邦德在叫。”

她起床,穿上家居服下了楼。躺在床上时她一直只穿着内衣。她向前门和小路望去,什么人也没有。她也没有看见邦德,它已停止吠叫了。已见到熟人就不再叫。或者只是路人。但她还是觉得不对劲。她从厨房窗子向外望去,窗子对着侧院而不是后院。还是没有人。从厨房里她看不见后院——要想看见,你需要穿过被叫作后厨的地方。那只是个杂物间,一个从正屋接出来的棚子,乱七八糟放着各种东西。它有一个对着后院的窗子,但你无法走近,窗前堆满了纸箱,还有竖立在那里的旧沙发弹簧。你需要径直走过去,打开后门向外看。她觉得她能听见那扇门上有什么东西在挠。可能是邦德。也可能不是。

门窗紧闭、堆满了垃圾的后厨闷热无比,她快窒息了。穿着家居服的她全身已经汗津津的了。她自言自语道,好吧,至少你没发烧,你像一头猪一样在流汗。

她要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渴望压过了对门外无名事物的恐惧,她猛地推开门。门向外打开了。靠在门上的家伙被往后一推。他向后踉跄几步,却没有摔倒。她认出是谁了。是镇上的希迪卡普先生。

邦德认识他,他经常路过这里,有时候会穿过他们的房子散步,他们从不阻止他。他有时候径直走过院子——只是因为他不通人情世故。她从不对他喊叫,有些人会。如果他很累,她甚至会邀请他坐在台阶上休息,还曾递给过他一支烟。他会接过烟。但他从来不坐下。

邦德嗅来嗅去,对着他摇尾乞怜。邦德不是特别的狗。

莫琳认识希迪卡普先生,和大家一样。他曾是杜德家厂子里的钢琴调音师。他曾是一个高贵的、爱冷嘲热讽的小个英国男人,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他们从图书馆借书,他们的花园非常出名,特别是草莓和玫瑰。几年以后,厄运降临了。迪卡普先生的喉咙动了手术——肯定是癌症——手术后他说不了话,只能发出呼哧和隆隆响的杂音。他已经从杜德的厂子退休了——他们现在有电子调音设备了,比人耳更好用。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变故来得措手不及——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体面人堕落成了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作呕的老流浪汉。肮脏的络腮胡,衣服上的口水,酸臭的烟味,眼神里不变的怀疑,有时候是憎恨。在杂货店里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他们改变了放东西的位置,他就会故意撞倒罐头和装麦片的盒子。咖啡馆不再欢迎他,他也不再去图书馆了。他妻子所在的教会小组的女士们定期去看望他,给他带去做好的肉或是烘培的糕点。但是屋子里的气味非常可怕,房间乱得吓人——对单身汉来说,也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他毫不感恩。他会把剩菜和剩下的点心扔到门前的人行道上,把碟子也打碎了。没有女人喜欢这样的笑话:连希迪卡普先生都不肯吃她做的食物了。她们不管他了。你开车经过时,也许能看见他静静地站着,站在沟里,被高高的杂草遮住一大半,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你也能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小镇上撞见他,那时怪事便会发生。他的脸恢复了从前的模样,准备好迎接友善的礼节性的惊讶之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在别处遇见时的那种问候。似乎他存有一个企盼,在另外一个地方,沉默会被打破,语言会脱口而出,也许那些变故会被抹掉,他的声音、他的妻子、过去稳定的生活,也许都会回到他的身边。

通常人们并不是不友好的。他们的耐心总有限度。玛丽安说她真是不应该赶走他。

她说这一次他看上去相当疯狂。不只是竭力想表达自己无法说出的意思,不只是对捉弄他的孩子发狂,不是那样。他的头前后摆动,他的脸显得很肿,像一张号啕大哭的婴儿的脸。

喂喂,她说。喂,希迪卡普先生,你怎么了?你想告诉我什么?你想要一支烟吗?你是想说今天是周日而你的烟抽完了吗?

他的头前后摇摆,上下摆动,再前后摇摆。

好吧,喂。快拿主意吧,玛丽安说。

“啊,啊啊”是他的全部回答。他双手抱头,把帽子敲了下来。接着,他向后退得更远,开始在院子里的水泵和晾衣绳之间绕来绕去,同时继续发出这些噪声——啊,啊啊——永远也化不成完整的词。

这时玛丽安突然把椅子向后一推,差点翻倒。她站起身,向他们演示希迪卡普先生的动作。她向前一倾,蹲伏身子,用手锤打头部,但她没有把帽子拽下来。就在餐具柜前面,就在法律协会赠给斯蒂芬斯律师的一套银制茶具(因为他多年的奉献)面前,她展开了表演。她丈夫双手握着咖啡杯,一直努力用恭敬的眼神盯着她。他的脸上闪过某种东西——某种抽搐,他一边脸颊的神经在跳。她一边做着滑稽动作,一边观察他,她的表情在说,坚持住。不要动。

莫琳能看出来,斯蒂芬斯律师根本就没有抬头看一眼。

他是像这样做的,玛丽安说着又坐了下来。他像这样做,她本人身体不适,就觉得也许他也不舒服。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你是想告诉我你头疼吗?你想要我给你一片药吗?你想让我带你去看医生吗?

没有回答。他不会因为她的话停下。啊,啊啊。

他跌跌撞撞,发现自己来到了水泵边上。如今他们的房子装了自来水,但院子里还是使用水泵,装满邦德的水碗。希迪卡普先生明白了它的用途,便忙碌起来。他握住把手,癫狂地压上压下。原来放在这里的水碗不在了。水一流出来,他就把头探下去。水溅了出来,他松开水泵,水流停止了。他又过去压了起来,又把头探下去,无休止地压水泵、淋水,水淋透了他的头、他的脸、他的肩膀和胸,他浑身都湿了,嘴里仍在嘟嘟囔囔。邦德很兴奋,绕着他跑,撞向他,发出同情的吠叫和哀鸣。

够了,你们两个!玛丽安朝他们吼叫。放开那个水泵!放开,安静!

只有邦德听她的。希迪卡普先生直至全身湿透,眼睛睁不开,也找不到水泵的把手了,才停了下来。他举起一只胳膊,举着,向后指着树丛和河水的方向。他指着,嘴里嘟嘟囔囔。当时她没有明白。后来她才恍然大悟。他放弃了,坐在井盖上,浑身湿淋淋地发着抖,双手抱着头。

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她想。抱怨这里没有一只杯子。

如果你想要杯子,我去给你拿。没必要像孩子一样闹。你待在这儿,我去给你拿一只杯子。

她走向厨房,拿了杯子。她又有了一个主意。她给他装了些全麦薄脆饼干,涂了黄油和果酱。这是哄小孩子的把戏,不过全麦薄脆饼干老年人也是喜欢的,她记得她妈妈和爸爸都喜欢。

她回到后门,用手全力推开。但已不见他的影子。院子里没有人,除了邦德露出知道自己做了蠢事的模样。

他去哪里了,邦德?他往哪条路走了?

邦德有些羞愧和不耐烦,它不肯给出任何提示。它溜走了,回到自己的地盘,房子地基边背阴处的泥地。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快来看看我给你拿了什么!

死一般的沉寂。她头痛欲裂。她自己吃了薄脆饼干,她不应该吃的——吃了几口,她就想吐。

她又吃了两片药,回到楼上。窗子是打开的,窗帘放下了。她想,加拿大家用百货公司促销时,他们要买一台电扇。可是没有它,她也睡着了,醒来时天都快黑了。她能听见割草机的声音——他,她的丈夫,正要把房子一侧的草割完。她下楼去厨房,发现他切了些冷土豆,煮了一只鸡蛋,拔了些葱,拌了份沙拉。他不像某些男人——对厨房束手无策,等着女人从病床上爬起来为他做饭。她尝了尝沙拉,却吃不下去。她又吃了一片药,回到楼上一直睡到天亮。

我们最好送你去医院,他那时说。他给工作站打电话。我要送我妻子去医院。

玛丽安说,要不她把针煮一下,他用针挑破脓包?但他不忍伤害她,无法下手,而且也怕出什么错。他们上了卡车,去找桑兹医生。桑兹医生不在,他们只好等。候诊的病人告诉了他们那个消息。大家都诧异他们竟不知道。不过他们没有打开收音机。她总是开着收音机,却受不了那噪声、那种感受。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路上那群男人,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桑兹医生处理了脓肿,但他没有挑破。他的治疗方法是,在你以为他只是观察脓包时,突然一击,敲在头上。好啦!他说,这比针简单多了,也没有那么痛,你根本来不及痛得大汗淋漓。他清理了伤口,敷上药膏,说她很快就会好的。

她好多了,就是昏昏欲睡。她的头像蒙在雾里,她又回到床上睡了,清晨四点左右,她丈夫给她端来一杯茶。这时她想起了那些女孩,周六清晨和约翰斯通小姐一起到来、想要喝水的女孩。她有许多可口可乐,她装在印花杯里递给她们,还加了冰块。约翰斯通小姐只喝水。他让她们玩水管,她们跳来跑去,互相喷射,玩得很开心。她们要躲过水流,约翰斯通小姐不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有点野。他需要奋力夺下她们手中的水管,再朝她们身上喷点水,好让她们乖一点。

她努力回想那个女孩是谁。她认识牧师的女儿、桑兹医生的女儿,还有特罗韦尔姐妹——她们绵羊般的小媚眼一看就知道是特罗韦尔家的。然而是其他人中的哪一个呢?她记起有一个非常调皮,他拿走水管时,她跳着去抢,有一个翻筋斗的,还有一个一头金发、骨瘦如柴的漂亮小东西。不过她想到的可能是罗宾·桑兹——罗宾有一头金发。那天晚上,她问他记不记得是哪一个,但他的记性比她更糟——他不认识当地人,完全分不清谁是谁。

她也告诉他关于希迪卡普先生的事。她全都想起来了。他那不安的样子,压水泵,他指路的方式。她很困惑他是什么意思。他们谈论这件事,非常好奇,他们好奇得坐卧不安,难以入睡。最后她对他说,好吧,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去找斯蒂芬斯律师谈谈。

所以,他们起床后立刻就来了。

“警察,”斯蒂芬斯律师说,“警察。应该去找警察。”

做丈夫的说话了。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他的双手放在桌上,手指张开,压住桌面,拉扯着桌布。

“不是指控。”斯蒂芬斯律师说,“只是报警。”

他在中风前说话风格就是如此的简短。很久以前莫琳就注意到,他寥寥几句话,毫不留情——简直可以说是粗暴的指责——却能让人们振作,解除他们的心理负担。

她在思考女人们不再拜访希迪卡普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她们不喜欢那些衣服。女人的衣服,内衣——磨旧的衬裙和胸罩,破损的内裤,疙疙瘩瘩的长统袜,挂在椅背上或者暖气上方的绳子上,或者就堆在桌上。这些衣服肯定都是他妻子的,起初人们以为他可能正要清洗、烘干、叠好它们,而不是要扔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它们还在那里,女人们开始怀疑:他让这些东西散落在四周,是不是别有意味?他是不是穿在了自己身上?他是一个变态吗?

所有这些都将浮出水面,他们将记录在案,用来指控他。

变态。他们也许是对的。他也许会将他们带到性侵希瑟、勒死或打死她的地方,他们也许会在他的房子里找到她的某件衣物。人们会害怕地低声说,不,他们没有感到意外。我不感到意外,你呢?

关于道格拉斯角的工作,斯蒂芬斯律师提了一个问题,玛丽安说:“他做的是维护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经过X光检查,他刷皮鞋的抹布也要检查,要埋在地下。”

送走这对夫妇,莫琳关上门,透过卵石玻璃门,她看见他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她心里仍不踏实。她爬了三级台阶,站在楼梯口的小圆窗前,注视着他们。

看不见一辆车,没有卡车,什么也没有。他们肯定是把车停在了大道上,或是镇公所后面的停车场里。可能他们不想让人看见他们去了斯蒂芬斯律师家。

警察局就在镇公所里。他们确实朝那个方向拐弯了,但接下来他们却斜着过了马路,莫琳仍能看见他们,他们坐在矮石墙上,那石墙环绕着旧公墓和被称之为先锋公园的花床。

他们在餐厅里坐了至少一个小时,为什么还需要坐下?他们不说话,也不看对方,却默契无间,像是两个一起干体力活的人停下来休憩。

陷在回忆里的斯蒂芬斯律师会说起从前人们如何在那座墙上休息。步行来镇里卖鸡或黄油的农村女人。去高中上学的乡下姑娘,那时候还没有校车这个东西呢。她们会停下来,藏起胶鞋,回家路上再取回来。

有时候他又对回忆往事没有耐心。

“旧时光。谁要它回来?”

玛丽安把发夹取了下来,小心地摘下帽子。原来是这样——她的帽子扎伤了她。她把帽子放在腿上,她丈夫着急地伸手把它拿走,好像那对她来说是一个重负。他把它放在腿上。他弯腰开始安慰般地抚摸它。他抚摸那顶可怕的褐色羽毛帽,好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母鸡。

玛丽安阻止了他。她对他说了什么,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像一位母亲猛然打断傻孩子的任性行为——带着强烈的怨憎,是她筋疲力尽的爱中的一个间歇。

莫琳吃了一惊。骨子里感到一股寒意。

她丈夫走出餐厅。她不想让他看见她在观察他们。她把窗台上插着干花的花瓶转了转,说:“我觉得她的话是不会讲完的。”

他并没有在意。他在想别的事。

“下来吧。”他说。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告诉莫琳,自从小女儿海伦娜出生后,他和第一个妻子就分居了。“我们有了我们的男孩和女孩。”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努力了。莫琳当时不理解他的暗示,他和她也想保持分居关系。嫁给他的时候,她是爱他的。当他第一次在办公室搂住她的腰肢时,她想,他肯定以为她是走错了门,他在纠正她——其实她是渴望他的怀抱的,但是因为他的礼貌,她不敢往那方面想。那些认为她嫁得很好但只是为了利益的人,会惊讶地看见,度蜜月时她是多么幸福——除了要学习打桥牌。她知道他的力量——他施展它的方式,他控制它的方式。他吸引着她——从不在意他的年纪,他的怪模样,他牙齿和手指上的烟渍。他的皮肤很温暖。婚后几年,她流了一次产,出了很多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她的输卵管结扎了。自那以后,她和丈夫的那种亲密关系也终结了。他觉得他主要是在体贴她,因为他认为拒绝给一个女人生育的机会是不对的。

有时候她也会纠缠他一会儿,他便会说:“嘿,莫琳。你在干什么啊?”或者他告诉她要懂事。“懂事”这个词是他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的,他们早就不用了,他还在用,事实上他们从家里搬走很久以后,他还在用。

他的话是那样让她感到羞辱,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世界上他最讨厌的就是泪水。

现在呢,她想,要是还像过去那样,难道不是种解脱吗!她丈夫的欲望回来了——或者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欲望。他们婚姻初期那种笨拙的性爱,那种正式的爱抚,是不见了。如今他的眼神乌云密布,他的面容苦恼不堪。他对她说话咄咄逼人,有时候还用手指捅她,甚至把手指从后面插进去。她根本不需要这些动作刺激她——她急于把他拖进卧室,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别的地方胡闹。他的旧办公室被改造成楼下的一间卧室,和浴室相连,这样他就不必爬楼了。这个房间上了锁,弗朗西丝无法闯进来。不过电话铃会响,弗朗西丝会来找他们。她可能会站在门外,不小心听见那些声音——斯蒂芬斯律师的喘息、呻吟和恐吓,他命令莫琳做各种动作的令人恶心的嘘声,最后是他撞击她的声音,他发出的命令声,除了莫琳任何人都听不清的命令,但它就像洗手间里的声音一样,充分说明了他的极端。

“下流!下流!”

这个男人叫道,正是他曾经把海伦娜关在房间里,因为她叫她哥哥臭杂种。

莫琳的词汇量足够大,但是在震惊之余,她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用一种有说服力的腔调说出来。她努力了。她太想助他一臂之力。

过后他马上睡着了,短暂的睡眠似乎把这个插曲从他记忆里抹去了。莫琳逃到洗手间。她先洗了洗,又匆忙上楼去换衣服。每逢这样的时刻,她都要扶住楼梯栏杆,她觉得是那样的空虚、无力。她要咬紧牙关,她并不想愤怒地吼叫,但忍不住发出生病似的呜咽,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被揍了的小狗。

今天她比往常要镇定。她照了照浴室的镜子,挑了挑眉毛,动了动嘴唇和下巴,让脸上的表情恢复原样。受够了,她仿佛在说。甚至在做那事时,她还能想别的事。她在想怎么做蛋奶糕,她在想家里的牛奶和鸡蛋还够不够。在她丈夫的狂暴中,她在想那穿过羽毛的手指,妻子把手放在丈夫的手上,压下去。

我们要为希瑟·贝尔唱一支歌,

就算死了也要唱。

绿森林里找不到希瑟,

她的生命才含苞待放。

“已经有一首诗写过了。”弗朗西丝说,“我这儿打出来了。”

“我原来打算做蛋奶糕的。”莫琳说。

玛丽安·哈伯特的话,弗朗西丝听见了多少?每一句,很可能。守口如瓶,简直要了她的命。她举起打出来的诗,放在莫琳的眼前,莫琳说:“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她开始把鸡蛋挑出来。

“写得很好,”弗朗西丝说,“真应该配上曲子。”

她大声朗读。莫琳说:“我要集中注意力。”

“这么说我可以走开了。”弗朗西丝说着去收拾阳光房。

厨房终于安静了——白色的旧墙砖,黄色的高墙,熟悉的、抚慰人的盆盆罐罐,也给了她的前任安慰吧。

玛丽·约翰斯通对女孩们发表的演讲,多多少少是同样的内容,她们大多数都知道下面要说什么。她们甚至事先就预备好了鬼脸。她告诉她们,她得小儿麻痹症时装了铁肺,耶稣来了,并对她说话。她不是在做梦,她说,不是幻觉,也不是精神错乱。她是说他来了,她认出了他,可是她不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她立刻就认出了他,虽然他穿着医生一样的白大褂。她想,哦,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不会让他进来。她就是这么解释的。装着铁肺的她躺在那里,既理智又愚蠢,类似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这样。(她指的是耶稣,不是小儿麻痹症。)耶稣说:“你还会重新拿起球拍的,玛丽。”他所说的就是这些。她垒球打得很好,他知道他的话她能听懂。然后他就离开了。她按照他的教诲,紧紧地拥抱生活。

还有更多的教诲,关于每个人生命和身体的独特性,引向玛丽·约翰斯通称之为关于男孩和性冲动的“普通谈话”。(说到这,她们就做起鬼脸——她又接着谈耶稣,真让她们难为情。)接下来是关于酒精、香烟,以及一件事如何诱发另一件。她们觉得她真是癫狂——竟然看不出昨天晚上她们抽烟抽到想吐。她们的气味好难闻,她一点也没提到。

所以她真是——癫狂。大家任由她谈论医院里的耶稣,她们觉得她有资格相信。

试想你确实看见了某个景象?不是耶稣那种,而是某个景象?莫琳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她半醒半睡,也没有做梦,她会看见某个景象。甚至就在白天,就在她自认为的日常生活里。她能看见自己坐在石阶上吃樱桃,望着一个男人拿着包裹走上石阶。她从没见过那些石阶和那个男人,可是有那么一瞬间那就像是她另外某种生活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生活一样漫长、复杂、古怪而又单调。她也不意外。她同时了解了两种生活,这只是一个偶然,一个迅速被更正的错误。后来她想,这如此平常。樱桃。包裹。

她此刻看见的不属于她的任何一种生活。她看见那些长着粗壮手指的大手压到她的桌布上,那只抚摸羽毛的手,被压住,顺从,被另一个人的强大意志压住——她在煤气灶上的双层蒸锅里搅拌蛋奶糕,那只手被压在炉圈上,只有一两秒钟,红线圈足以把肉烤伤、烧伤却不至于残疾。这是在约好的缄默中发生的——短暂的、野蛮的而又必要的行为。看起来是这样。被惩戒的手黑得像手套,也像一只手的阴影,手指张开。穿着同样的衣服。奶油色的袖子,深蓝色。

莫琳听见丈夫在前厅走动,她关上火,放下勺子,去找他。他把自己收拾好了。他要出门。她不用问就知道他要去哪里。去警察局,去询问报案的内容,以及将如何处理。

“也许我该开车送你去,”她说,“外面很热。”

他摇摇头。他嘀咕着什么。

“或者我陪你走过去。”

不。他在执行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被妻子送去或是陪伴都会有损他的声名。

她帮他打开前门,他用一种拘谨的悔过的口吻说:“谢谢你。”他走过时,弯下腰,向她脸颊边的空气噘了噘嘴。

他们已经走了,矮墙上没有一个坐着的人。

希瑟找不到了。没有尸体,没有痕迹。她像灰尘一样被吹走了。她那张贴在公告栏上的照片将褪色。双唇紧闭的微笑,嘴角轻咬,好像在克制一阵无礼的大笑,这微笑将会与她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对学校摄影师的嘲讽。因为这里面总有关于她自由意志的微弱暗示。

希迪卡普先生也帮不上忙。他时而迷惘,时而暴怒。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什么也不会找到,当然不算他妻子的那些旧内衣,他们挖掘他的花园,也只会找到埋在土里的狗的陈年老骨。许多人将坚信他做了什么,或是看见了什么。他和这件事有关。他被送到省精神病院,又名精神健康中心,当地的报纸会发表读者来信谈论预防性拘留,亡羊补牢。

玛丽·约翰斯通也会给报纸写信,解释她为什么那么做,那个周日,作为一个头脑清楚、信仰坚定的人,她为什么那么做。最终,编辑会告诉她希瑟·贝尔的事是旧闻了,不是小镇唯一想知道的事,假如野营活动要终止,那也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这个故事总不能讲了又讲。

莫琳还是个年轻女人,虽然她并不觉得,她还有未来在等她。先是死亡——很快的事——再婚,新的地方和房子。在千里之外的厨房,她将注视着木勺背面的软皮,她的记忆将会刺痛,但在这个时刻,这一切不会透露给她,此刻她仿佛在窥视一个公开的秘密,等你想要讲述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如此不同寻常。

(陈笑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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