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生活

一个男人出现了，爱上了多丽·贝克。至少，他想娶她。这是真的。

“要是她的哥哥还活着，她根本就不需要结婚。”米莉森特说。她什么意思？不是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指的也不是钱。她的意思是曾经有过爱，有过温情创造的舒适，在多丽和艾伯特贫穷而无力的生活里，孤独从来就不是个威胁。在某些事情上，米莉森特精明而现实，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极为感情用事。她总是相信性之外的柔情蜜意。

她想，是多丽拿刀叉的方式俘虏了那个男人。确实，她用刀叉的方式和他一模一样。多丽一直是左手拿叉子，右手只在切东西的时候用到。她没有把叉子换到右手去叉食物的习惯。因为她年轻时上过惠特比女子学院。花的是贝克家最后一笔钱。她在那里还学到了一手漂亮的书法，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自从初次相遇后，整个求爱期似乎都是由书信来完成的。米莉森特喜欢惠特比女子学院的那套做派，她的计划是——她没和任何人说过——有一天她的女儿也要去那里。

米莉森特本人也是受过教育的。她还教过书。在她同意嫁给年长她十九岁的波特之前，曾拒绝过两个认真的追求者——一个是因为她无法忍受他的母亲，另一个是因为他试图把舌头放进她的嘴里。波特有三个农庄，他保证在一年之内给她修一间浴室，外加一套餐厅家具、长沙发和椅子。在新婚之夜，他说：“你现在要准备好承受你的命运了。”她知道他是出自好意。

这是1933年的事。

很快她就有了三个孩子，生完第三个孩子之后她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波特是一个体面人——自那以后，他基本上就任由她去了。

贝克家的房子建在波特的地上，不过他并不是买下贝克家的人。他是从一个买下艾伯特和多丽家房子的人手里买过来的。严格说来，他们是从波特手里租住了自家的老屋。但是没有人提钱的事。艾伯特在世的时候，有重要的活儿时他就会出现，干上一整天——比如给谷仓浇上水泥或堆干草。这时候多丽也在，当然还有米莉森特生孩子的时候，大扫除的时候。多丽拖动家具时力大无比，她能做男人做的活，比如给房子装上挡风窗。艰难工作的一开始——像把墙纸从整个房间剥下来这种活儿——她会往后耸耸肩，深深地、幸福地长吸一口气。她的信心让她闪闪发光。她是一个块头很大、意志坚定的女人，长着两条粗腿，栗色的头发，宽阔腼腆的脸，深色的雀斑像天鹅绒的斑点。一个当地的男人就给一匹马起了她的名字。

多丽喜欢做家务，不过她在家做得并不多。她和艾伯特住的房子（他死后她就一个人住了）非常大，设计得也很好，却几乎没有家具。多丽的谈话里会出现家具——橡木餐具橱，妈妈的衣柜，老式床——最后总要加上一句“都拿去拍卖了”。拍卖听起来像是自然灾害，是洪水和风暴同时发生的天灾，去抱怨它毫无意义。地毯没了，画也没了。只有一张纳恩杂货店的年历，艾伯特在那工作过。日常物品的缺失——其他东西的存在，比如多丽的捕兽夹、枪支，还有拉抻兔子和麝鼠皮用的木板——令这些房间失去了指定的功能，打扫它们的想法便显得毫无价值了。夏天里有一次，米莉森特在楼梯口发现了一坨狗屎。当它还新鲜的时候，她并没有特别注意它，但也够让人反感的。经过夏天，它从褐色变成了灰色，像块石头，威严而永久地存在着——诡异的是，米莉森特渐渐就无视它了，它自有权利待在那里。

德莉拉这条狗要为此负责。它是条黑色的狗，有拉布拉多的血统，喜欢追着汽车跑，最终也因此而死。艾伯特死后，它和多丽都有些精神失常。表面上却不太容易看出来。开始就是再也没有男人回家了，吃饭的时间不固定了。没有男人的衣服要洗了——更不要说日常的洗晒。没有人可以说话，多丽跟米莉森特聊得多了起来，还有波特。她谈论艾伯特和他的工作，他为纳恩杂货店驾马车，后来是卡车，跑遍了整个乡村。他读过大学，他可不是呆子，可是大战回来后他就不对劲了，他觉得天天在外面跑是最好的，他就找了给纳恩家开车的工作，一直到他死。他对人特别友善，所做的远不止是送货。他让人搭便车。他把病人送到医院。他曾遇到过一个疯女人，把她的货物从卡车上搬下来时，他突然有一种转身的冲动。他看见她手拿短斧，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她已经挥斧而下，他一闪身，逃出她的攻击范围，斧头顺势砍到一只杂货箱，劈开一磅黄油。他继续给她送货，不忍心向当局举报她，他们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的。她再也没有拿起过斧头，还送了他一些纸杯蛋糕，上面撒了些看起来就很可怕的瓜子，他把它们丢进路尽头的草丛里了。其他女人——不止一个——会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他面前。有一个女人从摆在厨房中间的浴缸里站起来，艾伯特弯下腰，把货物放在她脚下。“有些人不是很奇怪吗？”多丽说。她还提到一个单身汉，他房子里老鼠成灾，他只好把食物放进麻袋，吊在厨房的横梁上。老鼠沿着横梁跑，跳过麻袋，咬破了袋子，最后他只得把所有的食物都拿到床上一起睡。

“艾伯特总是说独自过活的人，很是可怜。”多丽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她现在也是这样的人了。艾伯特心脏病发作了——他只够时间把车开到路边，停了车，就死了。他死在一个可爱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河谷，长着黑色的橡树，清澈美妙的小溪在路边流淌。

多丽说到其他一些事，艾伯特给她讲过的贝克祖先的事。他们两兄弟是怎么撑着筏子逆流而上，又如何在大弯建了磨坊，那时候那里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如今，这里除了磨坊和水坝的废墟之外，仍是一无所有。他们建了这座大房子，从爱丁堡运了家具过来，建农场与其说是为了生计，不如说是一种爱好。老式床架、椅子、雕花的橱柜，都拿去拍卖了。多丽说，他们绕过霍恩河，进入休伦湖，再就到了这条河。哦，多丽，米莉森特说，这不可能，她拿来了她仍留着的一本地理课本，指出多丽的错。多丽说，那可能是一条运河吧。我想起来了是运河。巴拿马运河？更有可能是伊利运河，米莉森特说。

“是的，”多丽说，“绕过霍恩河，进了伊利运河。”

“多丽是一个真正的淑女，不管别人怎么说。”米莉森特对波特说，波特没有反驳。他习惯了她不容置疑的个人判断。“她比穆丽尔·斯诺淑女一百倍。”米莉森特说，她提到的那个人可以说是她最好的朋友，“我都这么说了，要知道我可是相当喜欢穆丽尔·斯诺的。”

波特也习惯了这样的话。

“我相当喜欢穆丽尔·斯诺，我会无条件地支持她，”米莉森特会说，“我爱穆丽尔·斯诺，但并不意味着她做的每件事我都赞同。”

抽烟。说粗话，该死的，老天，拉屎。我差点把屎拉在裤子上了。

穆丽尔·斯诺并不是米莉森特首选的最好朋友。米莉森特刚结婚的时候，她的眼光很高。内斯比特律师太太。芬尼根医生太太。杜德太太。她们让她在教会的妇女会里像驴一样干活儿，却从不邀请她去她们的茶会。除了开会，她从来没进到过她们的屋子里。波特是个农民。不管他有多少农庄，还是农民。她本应知道的。

她打算让女儿贝蒂·琼学钢琴，她就是这么认识穆丽尔的。穆丽尔是音乐教师。她在学校教音乐，也做私人教师。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她一堂课只收两分钱。她在教堂弹风琴，指挥各种唱诗班，很多是分文不收。她和米莉森特相处得很好，很快她就像多丽一样经常出入米莉森特家了，但交情是不一样的。

穆丽尔三十多岁了，一直是单身。嫁人是她公开谈论的话题，语气戏谑而哀怨，尤其是波特在场时。“你认识什么男人吗，波特？”她会问道，“你能帮我找到一个体面的男人吗？一个就好。”波特会答道，也许他可以找到，只是她不一定会认为他们有多体面。夏天的时候，穆丽尔去蒙特利尔的一个姐姐家，还有一次她去费城看望只通过信没见过面的表亲。她回来报告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里男人的状况。

“太糟了。他们全都早早结了婚，还是天主教徒，妻子永远也不死——她们忙着生孩子。

“对了，他们帮我找了一个，第一眼我就知道他成不了事。他是那种一辈子离不了老妈的男人。

“我确实遇到了一个，但他有一个可怕的缺点。他不剪趾甲。那趾甲又长又黄。怎么，你不打算问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穆丽尔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她说，女人应该挑一种真正适合自己的颜色，永远穿这种颜色。就像你的香水。它应该是你的签名。蓝色被公认为是适合白肤、金发女子的颜色，但这不对。蓝色常常让她们显得黯淡无光。它最适合暖色调的皮肤，像穆丽尔那样——晒成了棕褐色，而且永不褪色。它适合褐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她就是这样的颜色。她在衣服上从不吝啬——吝啬是错的。她总是涂着指甲油——浓烈得让人心神不安的颜色，杏黄色、血红宝石色，甚至金色。她娇小圆润，为了保持腰身而坚持锻炼。她的脖子前面有一颗黑痣，就像隐形项链上的一颗宝石，另一颗像眼角的一滴泪水。

“漂亮这个词不能用在你身上。”有一天米莉森特脱口而出，自己也有些惊讶，“是销魂。”她为自己的溢美之词脸红了，知道这话有些幼稚和夸张。

穆丽尔的脸也有些红了，但她是因为高兴。她陶醉在赞美声中，而且坦率地渴望赞美。有一次，她去沃利听音乐会，希望这趟出行能有所收获，路过了她家。她穿了一件冰蓝色的裙子，微光闪烁。

“这只是其中一件，”她说，“我穿的每一件都是新的，都是丝绸的。”

说她从没有找到过男人，那是假话。实际上，她经常能找到男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带回来吃晚餐。她带唱诗班去别的小镇参加音乐会演出，在那里找到了他们。她可能会带上一个有前途的学生去多伦多参加钢琴演奏会，也在那里找到了他们。有时候她在学生的家里找到了他们。他们是叔叔、父亲、祖父，他们只能从等着的汽车里向她挥手道别——有时候温文尔雅，有时候虚张声势，他们不能去米莉森特家，因为他们都是已婚人士。卧病的妻子，酗酒的妻子，一个恶毒的悍妻？也许吧。有时候则完全不会提及——一个妻子的鬼魂。他们送穆丽尔去音乐会，当护花使者，喜欢音乐是一个现成的借口。有时候还有一个表演的孩子作陪。他们带她去远处的小镇吃饭。他们被称为朋友。米莉森特为她辩护。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能害到谁呢？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最后都是以误会、谴责、敌意收场。教育委员会发来警告。斯诺小姐需要改过自新。坏榜样。某人的妻子会打来电话。斯诺小姐，很抱歉我们要取消——或者只是沉默。失约的约会，没有回复的留言，不会再提到的名字。

“我期望的并不多，”穆丽尔说，“我只是想跟他们做朋友。他们说过会永远支持我，可是一嗅到丁点儿麻烦，就溜得不见人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哦，你知道的，穆丽尔，”米莉森特有一次对她说，“妻子就是妻子。交朋友很好，没有问题，但婚姻就是婚姻。”

穆丽尔对此大发雷霆，她说米莉森特像所有人一样把她往最坏里想，难道她就不能过点快活日子，只是点儿清白的快活日子？她砰一声把门关上，开车碾过马蹄莲，当然是故意的。米莉森特哭了一天，脸都哭花了。谁也没有记仇，穆丽尔回来了，也是泪水涟涟，承认错都在自己。

“我一开始就是个傻瓜。”她说着走进前屋去弹琴。米莉森特慢慢熟悉了她的行为模式。穆丽尔开心的时候，交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她会弹忧伤温柔的曲子，比如《森林里的花朵》。或是唱：

她女扮男装

她打扮得喜气洋洋——

她失意的时候，就会又重又快地敲击琴键，轻蔑地唱道：

嘿！约翰尼·科普你到底睡醒了没？

有时候米莉森特请人去家里吃饭（不是芬尼根、内斯比特或杜德一家），她也喜欢邀请多丽和穆丽尔。多丽可以帮她饭后洗碗刷锅，穆丽尔可以弹琴助兴。

她邀请圣公会的牧师周日晚祷结束以后来家里做客，请他带上据说住在他那儿的朋友。圣公会牧师是个单身汉，不过穆丽尔早就放弃他了。不伦不类，她说。太糟糕了。米莉森特喜欢他，主要是因为他的声音。她从小就是圣公会教徒，尽管后来她皈依了联合基督教派——波特说他自己是（镇上每个人都是，所有重要的、有分量的人物）——米莉森特还是偏爱圣公会的那套规矩。晚祷，教堂钟声，唱诗班极尽庄严地走上耳堂歌唱——而不是挤作一团坐在那里。美妙的唱诗。求主施恩于我们可怜的罪人。认罪的，求上帝怜悯，悔罪的，求上帝赦免，应验所应许世人的话……

波特和她一起去过一次，厌恶得不得了。

为了这天的晚餐，他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锦缎台布、银汤匙、手工漆三色堇的黑色甜点碟。桌布都熨过，所有的银具都擦亮了，但总担忧这些东西会出现：银具上擦亮剂的小小污点，叉子中间黏黏的灰色东西，结婚茶壶葡萄饰边里的灰垢。整个周日，米莉森特都在快乐和痛苦、希望与不安之间徘徊。可能出错的事儿越来越多。巴伐利亚奶油布丁可能没法儿凝固（他们没有冰箱，夏天只好把东西放在地窖里放凉）。天使蛋糕可能没有漂亮地完全发起来。就算形状发起来了，口感也可能会太干了。饼干可能吃出发霉面粉的味道，沙拉里可能爬出一只甲虫。五点之前，她一直处在如此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没有人能和她一起待在厨房里。穆丽尔很早就来帮她了，但她切土豆不够精细，磨碎胡萝卜时又擦伤了指关节，她帮不上什么忙，就被打发去弹钢琴了。

穆丽尔穿着条绿松石色的绉纱裙，能闻到她身上西班牙香水的味道。她可能已经把牧师排除掉了，但是她还没见他的客人。他是个单身汉，也许吧，或是鳏夫，既然他是一个人来的。富有，否则他就根本不会出门旅行，至少目前应该是这样。他来自英格兰，人们这么说。有人说不是的，是澳大利亚。

她在熟悉准备要弹的《波罗维茨舞曲》。

多丽迟到了。这打乱了节奏。果冻沙拉要重新拿到地窖，怕它变软。放进烤炉热着的饼干要拿出来，不然会变太硬。三个男人坐在游廊上——要在那里进餐，自助式的——喝的是气泡柠檬水。米莉森特目睹过饮酒给她家带来了什么——她十岁时，父亲死于醉酒——婚前她曾从波特那儿得了承诺，说他再也不碰酒。他没有食言——他藏了一瓶酒在谷仓——他去很远的地方喝，她真的相信他遵守了承诺。这种情况至少在农民中很普遍——在谷仓喝酒，在家里禁酒。如果哪个女人不制定这么一条规矩，多数男人反而会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

脚穿高跟鞋、身穿紧身绉纱裙的穆丽尔一来到游廊上，就尖叫道：“哦，我最爱喝的！杜松子酒和柠檬水！”她喝了一口，朝波特噘了噘嘴。“你又来了。你又忘记杜松子酒了！”她和牧师调笑，问他的口袋里是不是藏着酒瓶。牧师也轻佻起来，也许是因为无聊而大意了。他说他真希望他带了。

那位客人站起身，被介绍给她，他又高又瘦，面色土黄，脸上挂着恼火、严谨、忧郁的表情。穆丽尔没有屈服于失望。她坐在他身边，尽量打起精神引他说话。她和他谈到她的音乐课，对当地唱诗班和音乐人发表了些苛刻的评论。她也没有放过圣公会教徒。她嘲笑牧师和波特，又说起有一次在乡下中学举办的音乐会上，一只母鸡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舞台。

波特早早就做完了农活儿，洗漱好之后换了套西装，但他一直不安地望着谷仓前的院子，像是想起有什么事忘了做。一头奶牛在田地里大叫，他最终很抱歉地离开去察看。他发现它的小牛犊卡在了铁丝栅栏里，最后竟在那儿窒息死了。他重新把手洗干净回到晚宴上，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一损失。他就说了一句：“小牛犊卡在了栅栏里。”他却把这件晦气事与这次聚会联系在一起，穿得这么隆重，却在膝盖上吃饭。他觉得这不自然。

“那些奶牛像孩子一样淘气，”米莉森特说，“总是在错误的时间要你去关心！”她的孩子早就吃过了，正从栏杆缝里窥探被拿到露台上的食物。“我们不要等多丽了，开始吧。你们男人肯定饿坏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助餐会。有时候在周日晚上，我们喜欢在外面用餐。”

“开始，开始！”穆丽尔叫道，帮着把各道菜肴端到外面——土豆沙拉、胡萝卜沙拉、卷心菜沙拉、辣味恶魔蛋、冷烧鸡、三文鱼片和热饼干，还有各种调味品。她们把菜全摆好后，多丽才从房子一侧出现，她一路穿过田地，似乎是走得很热，也许是因为太兴奋了。她穿着她上好的正装夏裙，海军蓝的蝉翼纱，带着白圆点和白衣领，适合小女孩或是老女人。衣领处的蕾丝脱丝了，她没有缝上，直接拽了下来，看得见线头。天这么热，她还穿了件贴身内衣，它的一边从袖子里滑了出来。她的鞋才洗过，洗得很马虎，她走路时，漂白剂的白粉还落在了草地上。

“我原本可以及时赶到的，”多丽说，“但我得射杀一只野猫。它在我房子周围转悠，没完没了。我确信它得了狂犬病。”

她湿湿的头发用发夹卷起固定住了。这个样子，加上她粉嫩的脸蛋，看起来像洋娃娃，脑袋和四肢是瓷的，身子是布做的，鼓鼓地塞满了稻草。

“一开始我以为它可能是太热了，但它表现得又不太像。它没有像我经常看到的猫那样去挠肚子。我看见它吐了。我想只能给它一枪了。我把它放进了麻袋，给弗雷德·纳恩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开车把它送到沃利的兽医诊所。我想知道它是不是真得了狂犬病，弗雷德总喜欢找借口开车出去。我告诉他说，如果兽医周日晚上不在家，就把麻袋放在台阶上。”

“那他会以为那是什么呢？”穆丽尔问，“一件礼物？”

“不会。我夹了一张纸条在袋子上，以防万一。吐沫和口水很明显。”她摸了摸自己的脸，指了指流口水的地方。“你在这里玩得还愉快吧？”她对牧师说，牧师在镇上已待了三年，就是他埋葬了她哥哥。

“斯皮尔斯先生才是客人，多丽。”米莉森特说。多丽对介绍表示感谢，并没有为自己的错误而难为情。她说她之所以认为那是一只野猫，是因为它的毛全都打结了，样子太丑了，但她又想野猫是不会走到人家屋子边上的，只有得了狂犬病的猫才会靠近人家。

“不过我会在报纸上说明一下，以防万一。如果它是别人的宠物，我会感到很抱歉的。三个月前我失去了我的宠物——我的狗德莉拉。它被一辆车撞死了。”

那条狗被称为宠物，听起来有点怪，那条大黑狗跟着多丽蹦蹦跳跳跑遍了乡间，急匆匆地穿过田野，狂野欢腾地跑去袭击汽车。多丽没有因为它的死而心烦；事实上，她说她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现在听见她说“宠物”，米莉森特暗想她心里还是藏着悲伤吧。

“快来装满你的盘子，我们全都要饿坏了。”穆丽尔对斯皮尔斯先生说，“你是客人，你得先来。蛋黄颜色有些深，那是因为母鸡吃的东西——你不会中毒的。我亲手磨碎了胡萝卜做沙拉，如果你看到了血点，那是因为我亢奋地磨破了指关节的皮。我最好现在就闭嘴，不然米莉森特会杀了我的。”

米莉森特气得大笑，说道：“哦，才不是！哦，你没有——”

斯皮尔斯先生对多丽的每句话都听得非常认真。也许是这事让穆丽尔这么无礼。米莉森特想他也许觉得多丽是个稀奇人物，一个加拿大的鲁莽女人，四处打猎。他可能在研究她，回家以后好对他英国的朋友描述她。

多丽吃饭的时候很安静，吃了很多。斯皮尔斯先生也吃了很多——米莉森特很开心——而且斯皮尔斯先生任何时候都是寡言少语的。为了不冷场，牧师讲了他正在读的一本书。它叫《俄勒冈小道》。

“可怕的苦难。”他说。

米莉森特说她听说过。“我在俄勒冈有一些表亲，但我想不起来那个小镇的名字了，”她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走过那条小道。”

牧师说如果是一百年前的话，那倒是极有可能的。

“哦，没有那么久，”她说，“他们那家叫拉弗蒂。”

“叫拉弗蒂的这男人过去是玩赛鸽的，”波特说，突然间兴致勃发，“这是过去的事了，那时候这种玩意儿很多。里面也是有钱要赌的。哦，他发现鸽子笼出了点问题，它们不肯进去，也就是说不肯越过铁丝，这样就不能算数。他拿起鸽子孵的一枚蛋打破了，放了一只甲壳虫在里面。甲壳虫在里面折腾得很响，鸽子自然以为有一只幼鸽要破壳。它直线飞回家，越过铁丝，押了它的人全都赢了很多钱。当然还有他自己。实际上这事发生在爱尔兰，讲这个故事的人，说的就是他本人如何挣到这笔钱，来到了加拿大。”

米莉森特根本不相信那个人的名字叫拉弗蒂。那只不过是个托辞。

“这么说你在房子里放了一把枪？”牧师对多丽说，“你是不是怕流浪汉或是什么坏人来？”

多丽放下刀叉，细细地咀嚼，然后吞下食物。“我是为了打猎。”她说。

她停顿了一会儿，说她打土拨鼠和兔子。她把土拨鼠拿到镇子的另一边，把它们卖给水貂养殖场。她把兔子剥皮、抻开，卖到沃利一个很大的旅游集市。她喜欢煎兔肉或是煮兔肉，不过她一个人吃不完，她经常把洗过、剥完皮的兔子送到靠救济生活的人家。很多时候她的好意都被拒绝了。人们认为这跟吃猫狗一样坏。多丽相信，在中国这其实是常事。

“这是真的，”斯皮尔斯先生说，“我两样都吃过。”

“好吧，你知道，”多丽说，“人们是有偏见的。”

他问起了兽皮，他说剥皮需要非常小心，多丽说是这样的，你需要一把值得信任的刀。她愉快地描述在肚皮上切下的整齐的第一刀。“麝鼠更难一些，你需要对它的皮毛更小心，它更值钱。”她说，“它的毛更密。防水。”

“你不用枪打麝鼠？”斯皮尔斯先生问。

不，不，多丽说。她给它们下捕兽夹。捕兽夹，不错，斯皮尔斯先生说。多丽接着描述她最喜欢的一个捕兽夹，她自己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进。她想过要申请专利，但是从来没真正着手去做。她谈起春天的水道，她走过的小溪，一天又一天，她走了又走，在冰雪消融之后，在树叶发芽之前，这时候麝鼠的皮是最好的。米莉森特早知道多丽做这些事，她以为多丽只是为了挣点小钱。听她此刻的谈话，才知道她是真的喜欢这种生活。已经有墨蚊在外面飞了，冰冷的水漫过她的靴尖，淹死的老鼠。斯皮尔斯先生听傻了，他像一只老狗，也许是一只猎狗，眼睛半张半闭地坐在那里，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好形象，才不让自己陷入到无礼的恍惚中。此刻他嗅到了一丝别人无法理解的东西——他的眼睛完全睁开了，他的鼻翼翕动，他的肌肉在回应，他的皮肤上泛起一阵涟漪，像是回忆起了鲁莽而投入地生活的某些日子。那水有多远，他问，那水有多深，它们有多重，你一天能打多少猎物，剥麝鼠用的是同一种刀吗？

穆丽尔找牧师要了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把它按灭在巴伐利亚奶油布丁正当中。

“这样我就不会吃了它发胖了。”她说。她站起来，开始帮忙收拾盘子，但是很快又坐到了钢琴边，重新弹起《波罗维茨舞曲》。

米莉森特很高兴这位客人有了聊天的雅兴，只是对这谈话中的吸引力感到有些迷惑。她觉得食物也非常好，没发生什么丢人的事，没有奇怪的味道或是黏手的茶杯把。

“我曾以为设兽夹的猎人都在很北的地方，”斯皮尔斯先生说，“我以为他们在北极圈以北，或是至少在加拿大地盾。”

“我以前想过去那里的。”多丽说。她的声音第一次因为难为情——或是激动——而变得低沉起来。“我想我可以住在小木屋里，整个冬天都捕猎。可是我有我的哥哥，我不能离开我的哥哥。所以我就在这里了。”

深冬的一天，多丽来到米莉森特家，拿着一大块白绸缎。她说她要做一件婚纱。这是他们所有人第一次听到这桩婚事，第一次知道斯皮尔斯先生的名字，威尔金森。威尔基——她说可能在五月。

游廊上的晚餐过后，多丽什么时候、在哪里又见过他呢？

没见过。他去了澳大利亚，那里有他的房产。他们鸿雁传书。

餐厅地上铺了床单，餐桌被推到墙边。那块绸缎展开放在了床单上。它明亮宽阔，耀眼而脆弱，让整座房子都安静了下来。孩子们跑过来盯着它，米莉森特向他们吼，让他们一边儿去。她不敢剪裁。能轻松地给动物剥皮的多丽，也放下了剪刀。她承认自己的手在抖。

穆丽尔接到电话，让她下课后来一趟。听到消息后，她用手砰的拍了一下胸口，叫多丽狡猾鬼，叫她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竟迷住了一个百万富翁。

“我打赌他是百万富翁，”她说，“澳大利亚的房产——这说明什么？我打赌不是养猪的！我现在就希望他有一个兄弟。哦，多丽，我是不是太坏了，我竟然没有祝贺你！”

她给了多丽一串响亮的吻——多丽静静地站着，仿佛自己是个五岁的小孩。

多丽说她和斯皮尔斯先生计划要举行一个“婚姻的形式”。米莉森特说，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一场婚礼，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多丽说是。

穆丽尔在白缎子上剪了第一刀，她说必须有人来做，不过假如要她重剪一次，可能换个地方下手更好。

很快她们就对错误习以为常。错误和改正。每天傍晚，穆丽尔到了以后，她们就会开始新的阶段——剪裁、固定、绷线、缝纫——她们紧咬牙关，坚定地喊起口号。她们一边做一边改式样，有些问题预先没有想到，比如一只袖子做得太紧了，沉重的缎料会在腰部隆起，多丽的怪异体形。多丽对她们的工作是一种妨碍，她们就派她去打扫碎布，装满线筒。每当坐在缝纫机前，她就紧张地咬住舌头。有时候她无事可做，就在米莉森特家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看窗外的雪和冻雨，冬天迟迟还不结束。她身穿羊毛内衣，像一只温顺的小兽站在那里，她们把料子围在她身上的时候，散发出她身体的气息。

穆丽尔负责衣服的事。她知道需要什么。不只是一件婚纱。还要一套出行的礼服、新婚睡袍和配套的晨衣，当然还得要一整套全新的内衣。丝质袜子和胸衣——前者多丽从没穿过。

多丽对这些一无所知。“我以为婚纱是主要的障碍。”她说，“除此之外，我都想不到。”

雪融化了，小溪的水满了，麝鼠会在冰冷的水里游泳，它们毛发润泽，充满活力，顶着背上的珍宝。就算多丽在想她的捕兽夹，她也没说出来。这些天她唯一走的路，就是从她家穿过田野来到米莉森特家。

穆丽尔经验多了，胆子也大了，她用赤褐色的精细羊毛料子做了一条大礼服裙，还带衬里。她任凭唱诗班的排练泡了汤。

米莉森特要考虑婚宴，准备在不伦瑞克酒店举行。但是除了牧师，还要请哪些人？很多人认识多丽，但他们认识的她，是那个把剥皮的兔子放在门口台阶上的女人，带着她的狗和枪走过田野和树林，穿着高筒橡胶靴蹚过涨满水的小溪。很少有人对老贝克家有多少了解，虽然他们都记得艾伯特，也喜欢他。多丽从来不是个笑话——有什么东西保护了她，是因为艾伯特很受欢迎，或是她本人的粗鲁和自尊——然而要结婚的消息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并不完全出于一种同情之心。人们把它当成一件怪事，有点像丑闻，很可能是个骗局。波特说很多人在打赌这个男人到时会不会出现。

米莉森特想起有一些表亲来参加过艾伯特的葬礼。可敬的普通人。多丽有他们的地址，请帖发了出去。杂货店的纳恩兄弟，艾伯特曾为他们工作过，还请了他们的妻子。多丽卖土拨鼠的水貂场场主？蛋糕店里为蛋糕挂糖衣的那个女人？

蛋糕是在家里做好的，拿到店里让这个女人挂一下糖衣，她曾在芝加哥某个地方拿过蛋糕装饰的证书。蛋糕上会饰满白玫瑰、有花边的扇贝、爱心和花环、银叶子，还有那些能让你的牙断掉的小小银色糖果。同时，蛋糕材料要先搅拌、烤好，这时多丽的壮胳膊就能派上用场了，她不停地搅动，把东西搅得很硬实，看上去全是蜜饯、葡萄干和醋栗果，是姜黄色的面糊把它们黏在了一起。多丽抱着大碗放在肚子上，举起搅拌勺，米莉森特能听见她发出的第一声满意的长长的叹息。

穆丽尔决定要有一个伴娘。或者是已婚的女傧相。不能是她，她要弹风琴。《完全的爱》。还有门德尔松。

必须是米莉森特。穆丽尔不许她说不。她拿来了她自己的一件晚礼服，一条长长的天蓝色裙子，腰部她开了道口——她现在对缝纫是多么自信和娴熟！——她建议做件露腰的上衣，要深蓝色的，配上蕾丝短上衣。看起来就像是新的，穿在你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她说。

米莉森特才穿上就大笑着说：“这能把鸽子都吓跑了！”但她很高兴。她和波特没举行过像样的婚礼——他们只是去了一下教区神父的住所，决心把钱省在买家具上。“我觉得我需要那什么，”她说，“戴在头上的东西。”

“她的面纱！”穆丽尔叫道，“多丽的面纱怎么办？我们的心思全放在婚纱上了，把面纱忘得一干二净！”

多丽令人意外地说了句话，她说她决不会戴面纱。她受不了那东西在眼前晃，感觉像蜘蛛网。她用了“蜘蛛网”这个词，吓了穆丽尔和米莉森特一跳，别的地方有一些关于蜘蛛网的笑话。

“她是对的，”穆丽尔说，“面纱有点多余了。”她在想别的。花冠？不，还是多余。阔边花式帽？是的，找一顶草帽，顶上用白缎子盖住。再找一顶，顶上饰上深蓝色蕾丝。

“这是菜单，”米莉森特犹疑地说，“脆皮奶油鸡，小圆饼干，各种形状的果冻，有苹果和核桃的沙拉，粉红色和白色的冰激凌蛋糕——”

想到蛋糕，穆丽尔问：“他会不会有一把剑，多丽？”

多丽问：“谁？”

“威尔基。你的威尔基。他有没有剑？”

“他要剑干什么？”米莉森特问。

“我只是想到他可能会有。”穆丽尔说。

“你可真没救了。”多丽说。

有一刻她们都沉默了，因为她们无法不想到新郎。她们得把他领到房间，让他坐在所有这些中间。阔边花式帽。奶油鸡。银叶子。她们顿时充满了怀疑。至少米莉森特是，还有穆丽尔。她们简直不敢对视。

“我只是觉得他是英国人嘛，或不管是哪国人。”穆丽尔说。

米莉森特说：“无论如何他是个好人。”

婚礼将在五月的第二个周六举行。斯皮尔斯先生计划周三到牧师那里。周三前的这个周日，多丽原本打算与米莉森特和波特一起吃晚餐。穆丽尔也在。多丽没有来，他们没有等她，先吃了起来。

吃到一半的时候米莉森特站了起来。“我要去她家，”她说，“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了，她最好机灵点。”

“我陪你去吧。”穆丽尔说。

米莉森特说，谢谢，不要啦。两个人去反而会让事情变糟。

让什么变糟？

她不知道。

她一个人穿过田野。这天很暖和，多丽家的后门大开着。在她家房子和从前的谷仓之间有一片小核桃林，树枝仍是光秃秃的，核桃树是这个季节最晚发芽的树木。炽烈的阳光从光秃的树枝间倾泻而下，看起来很不真实。她的脚踩在草地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后面的平台上放着艾伯特的旧扶手椅，一个冬天都放在外面。

她脑子里想的是多丽可能出事了。和枪有关。也许是擦枪时走了火。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也许她正躺在田野里，躺在树林里，睡在枯死的败叶、新长的韭葱和血根草中间。翻栅栏时绊倒了。要最后出去一次。就这一次，从前都没出过事，这一次枪走火了。米莉森特过去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多丽，她知道从某种程度来说，多丽是非常细心、非常能干的。一定是今年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求婚，如此意想不到的运气，让你同时相信灾难发生的可能。

但她脑子里想的并不是一场事故。不真的是。在对各种事故恐惧的想象中，她隐藏了她真正的恐惧。

她在门口叫多丽的名字，门是开着的。她已经准备好了，去接受沉默，一座房子邪恶而冷漠的回答，房子已经空了，它的主人遇到了灾祸（也许遇到或招致灾祸的主人的身体还在，房子还没空）——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是多丽出现了，身穿以前干活穿的旧裤子和衬衫，这让米莉森特的双膝一下子软了。

“我们在等你，”她说，“我们在等你来吃晚餐。”

多丽说：“我肯定是忘记时间了。”

“哦，你的钟都停了吗？”米莉森特说，她穿过有着神秘而熟悉的残骸的后厅，开始恢复了镇静。她闻到了做饭的味道。

厨房里很暗，它的窗户被一大丛杂乱的丁香给遮住了。多丽用的是房子里原有的木炉灶，她还有一张带刀叉抽屉的老式餐桌。墙上挂着今年的年历，真让人松了一口气。

多丽在做晚饭。她在切一头紫洋葱，要加到正在平底锅里煎着的培根和土豆片里。忘记时间到这种程度。

“你接着来吧，”米莉森特说，“接着来，做你的饭吧。我决定来找你之前算是吃了点东西。”

“我来倒茶。”多丽说。茶壶放在炉子背后保温，她把茶水倒出来，像墨汁一样。

“我不能离开。”她说，一边把噼啪冒油、黏在平底锅上的培根片撬起，“我不能离开这里。”

米莉森特决定这么对待这句宣言：就像是听到孩子说她不想上学时一样。

“好吧，这对斯皮尔斯先生来说是个好消息，”米莉森特说，“他正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呢。”

油脂四溅，多丽向后一仰。

“最好离火远一点。”米莉森特说。

“我不能离开。”

“你刚才说过了。”

多丽做完饭后，将东西舀到一只盘子里。她又加了番茄酱，还有浸透了剩在平底锅里的油的厚面包片。她坐下来吃饭，一言不发。

米莉森特也坐着，等她吃完。她终于问道：“给个理由。”

多丽耸耸肩，嘴里嚼着东西。

“也许你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米莉森特说，“你发现什么了？他很穷？”

多丽摇了摇头。“有钱。”她说。

穆丽尔是对的。

“很多女人会不惜一切嫁给他的。”

“我不在乎这个。”多丽说。她嚼着东西，吞了下去，接着重复这个动作。“我不在乎。”

米莉森特得冒个险，虽然这让她难为情。

“假如你在想的，是我认为你可能在想的事，那你的担心真是毫无必要。很多时候，等他们老了，他们根本不想来烦你。”

“哦，不是那个！那种事我全知道。”

哦，是不是呀，米莉森特想，如果是的话，怎么会？多丽也许自以为她知道，从动物那里。米莉森特有时候会想，假如她真的知道，就没有女人愿意结婚了。

不过她说：“婚姻把你从自我中拽了出来，给了你一种真实的生活。”

“我有一种生活了。”多丽说。

“好吧。”米莉森特说，似乎放弃了跟她争论。她坐下来喝她那杯“有毒”的茶。她有了一个灵感。她耐心等待了一会儿，说：“你来决定，这是当然的。但是你将来住在哪里是个问题。你不能住在这里。波特和我知道你要结婚了，我们把这房子拿出去卖了。”

多丽立刻说：“你在撒谎。”

“我们不想让它空在这里，成为流浪汉的避难所。我们就拿出去卖了。”

“你才不会对我玩这种把戏。”

“你都要结婚了，这哪会是什么把戏？”

米莉森特自己都开始相信了。这事很快就会变成事实。他们可以出一个很低的价，会有人买它的。这房子也还能修一修。或者可以拆了，能用上它的砖和木材。除掉它，波特会很高兴的。

多丽说：“你不可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

米莉森特不说话。

“你是在撒谎，对吧？”多丽说。

“给我你的《圣经》，”米莉森特说，“我会手按《圣经》发誓。”

多丽还真的看了看四周。她说：“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了。”

“多丽，听着。这都是为你好。也许看起来我是在赶你走，多丽，但这都是为了让你做你应该做的事，因为你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好。”

“是吗，”多丽说，“为什么？”

因为婚礼蛋糕已经在做了，米莉森特想，绸缎婚纱也正在做，婚宴已经订好了，请帖也发出去了。所以这些麻烦都经历了。有人会说这是个愚蠢的理由，但是说这话的人可不是经历过这些麻烦的人。让你最好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这是不公平的。

不仅如此，她也相信她刚才说的话，她告诉多丽这样她才能有一种生活。多丽说“这里”时指的是什么？假如她指的是想家，那就随她去！想家，压根儿不是你不能克服的事儿。米莉森特不打算对那个“这里”再说什么。假如有人得了多丽得到的机会，那还住“这里”干什么。拒绝这样的机会是一种罪过。出于固执，出于恐惧，还有愚蠢。

她开始觉得多丽陷入了死角。多丽可能正要放弃，或者让放弃的想法渗进她的脑袋里。也许。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截树桩，但也许这截树桩里还有汁液呢。突然间哭起来的人是米莉森特。“哦，多丽，”她说，“不要这么傻！”她们都站了起来，紧紧抓住对方，多丽在安慰她、拍她，像长辈一样抚慰她，米莉森特还在哭，重复着一些不连贯的词。幸福。帮助。可笑。

“我会照顾艾伯特的。”平静下来之后，她说，“我会给他坟上放花。我不会告诉穆丽尔·斯诺。也不会告诉波特。没人需要知道。”

多丽不说话。她有些迷茫了，心神恍惚，似乎是在翻来覆去想一件事，又对它的沉重和陌生束手无策。

“茶真难喝，”米莉森特说，“我们能不能弄点能喝的？”她把茶杯里的东西倒进了污水桶。

多丽站在光线昏暗的窗前——固执、顺从、孩子气、女人味儿十足——她是米莉森特战胜过的最神秘、最疯狂的人，一个她就要送走的人。对她自己来说代价更大，米莉森特在想——比她能想象的更大。她给了多丽一个忧郁却意在鼓励的眼神，让自己不要再流泪。她说：“木已成舟。”

多丽走向她的婚礼。

没有人知道她会这么做。波特和米莉森特把车停在她家门口来接她时，米莉森特仍然有些焦虑。

“按喇叭，”她说，“她最好是已经准备好了。”

波特说：“她不是来了吗？”

是的。她在绸缎婚纱外面披上了艾伯特的浅灰色外套，她一手拎着阔边花式帽，另一只手捧着一束丁香。他们停下车，她说：“不，我想走路。这会让我的头脑清醒。”

他们开走了车，等在教堂门口，看着她沿街走来，人们从店里出来围观，有些车热情地按响了喇叭，人们挥手叫喊：“新娘子来了！”她离教堂越来越近，她停了下来，脱掉艾伯特的外套，她就像《圣经》中的盐柱一样，闪闪发光，如同神迹。

穆丽尔在教堂里弹风琴，在这最后的时刻，她也就没有机会发现她们全然忘记了手套，多丽捧着丁香枝子的那只手是光光的。斯皮尔斯先生已经在教堂里了，但他不顾规矩，走了出去，留下牧师一人站在那里。他像米莉森特记忆中的那样，又瘦又黄，凶巴巴的，然而，当他看见多丽把旧外套扔进波特的车后座，戴上帽子时（米莉森特不得不跑过去帮她戴好）——他显得那么心满意足。米莉森特看见了一幅图景，他和多丽爬得很高，爬到全副武装的大象身上，它驮着他们负重向前，去冒险。一个未来的预兆。她很是乐观，完全得到了解脱，对多丽耳语：“他会带你周游世界！他会让你活得像个女王！”

“我胖得像汤加女王了。”多年过去了，多丽从澳大利亚写信说道。信里附的照片说明她没有夸张。她的头发白了，皮肤变成了褐色，好像她的雀斑都散开混成了一片。她穿着一件很宽大的衣服，颜色像热带花朵。战争来了，旅行的念头全落空了，战争结束了，威尔基也病得要死了。多丽留了下来，留在了昆士兰，她的房产很庞大，她在那里种甘蔗、菠萝、棉花、花生、烟草。尽管她很胖，她也会骑马，还学会了开飞机。在地球的那一边，有时候她一个人去旅行。她射杀过鳄鱼。50年代她死了，死在新西兰，在去看火山的途中。

米莉森特把她说的那些不对别人说的话，告诉了每个人。她当然居功自傲。她回想起自己的灵感、自己的策略，没有悔意。“总得有个人果断出手。”她说。她觉得她是生活的创造者——在多丽这件事上，更见效，比她在自己孩子的事上更见效。她创造了幸福，或者接近于幸福的东西。可她忘记了那天她是怎么不知不觉地哭起来的。

婚礼对穆丽尔也产生了影响。她递交了辞职报告，去了艾伯塔省。“我给自己一年时间。”她说。一年之内她找到了一个丈夫——完全不是她过去结交的那种男人。有两个小孩的鳏夫。一个基督徒牧师。米莉森特觉得穆丽尔这样描述很奇怪。难道所有的牧师不都是基督徒吗？他们回来过一次——这次又多了两个孩子，他们俩生的——米莉森特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描述。抽烟、喝酒、赌咒，全都没有了，不再化妆了，她过去常演奏的音乐也没有了。她现在弹圣歌，她曾经嘲笑的那种。她什么颜色都穿了，还烫了一个糟糕的头——她的头发变得灰白，额头上立着一簇簇小卷。“过去的某些生活一想起来，真是要反胃。”她说。米莉森特感觉，她和波特就是属于让她反胃的那个时代的。

那座房子没有卖或出租。也没有拆掉，它的结构非常坚固，不会轻易倒下。它能世世代代地屹立，看起来仍是合情合理。裂缝里长出了树，树枝从墙砖中伸出，墙却没有倒。窗框向一角斜去，窗子却没有掉下来。门锁上了，孩子们却能进去，在墙上涂鸦，打破了多丽留下的瓦罐。米莉森特从来没有进去看过。

那是多丽和艾伯特过去做的事，后来是多丽一个人做的事。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开始了吧。每年的秋天，他们——后来是她一个人——捡齐所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核桃。他们捡呀捡，核桃越来越少，直到他们确认是最后一个，或者是倒数第二个。他们开始数核桃，把最后的总数写在地窖的墙上。日期，年代，总数。核桃捡回来后，就没有用了。沿着田埂倒下去，随它们烂掉。

米莉森特没有继续做这种无用功。她有很多家务事要做，她的孩子们也是。但是每年到了核桃落在长草坡的季节，她就会想起这个习惯，想起多丽直到死去肯定都会一直遵循这个习惯。习惯的生活，季节性的生活。核桃掉下来，麝鼠在小溪里游泳。多丽肯定相信她就应该过这种生活，她那合理的古怪，能忍受的孤独。也许她还会有另一只狗。

但我不许这样，米莉森特想。她不许这样，她当然是对的。她活到了一个老太太的年纪，她还活着，虽然波特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她并不怎么注意那座房子。它就是在那儿。但是她偶尔会看见它扭曲的墙面和空洞歪斜的窗子。后面的核桃树，一天天的，失去了它们那精致的树冠。

我应该拆了它，把砖卖掉，她说，她竟还没有这么做，似乎让她有点困惑。

（陈笑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