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所以,当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狂热,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作正菜”时,廖仲恺立即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时人流传一段子,山东的军阀省主席韩复榘讥笑这个运动时说:“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一次,张伯苓问李济,由于李一直想对全国人做头部测量。张就问他:“告诉我,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感到不快,断然回答说:“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次梁漱溟去作客,平教会一些年轻人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如此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答应供应中国武器。中方派杨杰将军为团长,前往莫斯科商谈购买武器事宜。苏方将杨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俱乐部中,目的是对杨的任务尽量保密。杨自认他本人非但是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个外交魔术师。一次,杨要蒋廷黻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谓苏军将在两周内对日开战。蒋说他不做这种毫无根据的声明,并且请教他:如果发表这种声明,有什么好处?杨认为蒋是十足笨蛋,无法了解他的谋略。他说,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他们就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苏联,日苏就真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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