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殷海光晚年,孤独绝望。但学生们爱戴他,老友们想宽解他。有一次,傅乐成委婉地对他说起两人当年在西南联大曾经说过的“旋转乾坤”之类的豪语,殷海光半晌无语,最后闭目摇头说:“如今已是智竭力穷了。”

王芸生晚年最为痛心的,是他在60年代写下的《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个文件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中共要员催促成章,这是他的长篇悔过书。他说,这是他“自掘坟墓”。

胡绳晚年自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

在总结一生长寿之道时,施蛰存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张远山曾有短暂的教书生涯,有一天上课时,他给学生提问说,请举出一次人生伤心的经验。半天无人应答,后来一个女生站起来,慢慢地说:“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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