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被难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陈尸道旁,见者鼻酸。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1933年2月,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艰苦努力,使国际联盟在日内瓦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书,中国在外交上居于有利地位。就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顾氏等人急盼中国军队奋力作战,使他们能够继续保持有利地位,可是中国军队一再溃退,中国代表立即转为尴尬的处境。顾说:“不论我们每次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颜、顾、郭联名致电政府辞职,表示“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轻移,惠等心余力拙……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顾维钧晚年忆及此事,仍是“犹感难堪。”

胡适说,他“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陈寅恪曾有送北大学生诗,说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诗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瞿秋白绝命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他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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