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独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有了亡国的危险。在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阎锡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国民政府三方之间。他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几乎成了他的原则。到国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国人陈纳德传话愿接阎锡山脱险,阎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阎锡山最终丢弃了太原这一命根子,但如他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云南起义前夕,卢汉派杨文清去游说张群:“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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