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魏源编《海国图志》,认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其时,无人采用其思想,书传入日本后倒发挥了作用,一日本学者为此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无望,每自嗟叹,说:“除非梦卜复求,此生殆无幸矣。”

袁世凯做官极重下情,他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其所作所为因此得海内外赞赏,交口称其为“应变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终没逃脱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东京笔战,梁启超被围剿甚烈,其中以汪精卫攻击最力,梁任公自称多泪多辩之人。不料若干年后,汪精卫亦被围剿,汪此时深有体味,亦自言为“多泪多辩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第二天,革命党人攻占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要推出一位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绝说:“谁同你们造反?”他逃往黄土坡参谋家中躲藏,当义军把他找出来时,他仍忿忿地说:“这不是胡闹吗?谁同你们胡闹呢?事先既未与闻,事后又不通知,这不是儿戏,北洋兵一到,将如之何?”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为都督,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连喊:“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翎东用枪逼着他的脑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后见革命大势已成才表示接受。后人称他是“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凯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被人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称帝后,全国反对,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压力,也先后宣布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顾维钧12岁时,跟上海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为同学。袁幕府中张衡山会看相,他说,这两个孩子皆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为此把女儿许配给了顾维钧,是为顾第一次婚姻。

顾维钧第二次婚姻在1919年告一段落,很快,顾在伦敦的社交场合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爱女黄蕙兰。据说顾曾找过一个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占卦这门亲事。卦占结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两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一镑缘”。

陈诚在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有一次,陈诚晚间访友,待到归来,已近天明,但他毫无睡意,乃索性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攻读,通宵达旦,便走向身边,问其姓名职务,陈诚毕恭毕敬作答,蒋大加赞赏:“我黄埔军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陈诚深为蒋青睐。

1925年,由于郑振铎的介绍,李金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入会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因此能见到那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丐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当时中国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1928年初,蒋介石因为北伐军快进入山东省,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戴传贤就推荐何思源,写信给蒋,由何带去。戴在信中说,近几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说何精通几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说,何是一个最孝道的人。蒋看完信后,对何大加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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