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赵树理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做报告,说农村的情况不像许多作品描写得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他举例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解放后,群众运动不断。葛剑雄曾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葛见谭写得奇快,不像学术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谭长叹一声:“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无非是骂自己吧!”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有人说,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一直含有“应帝王”的成分,随时代政治风气变化而相应改变。但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里,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与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钟开莱对沈从文说:“数学研究到达一定境界,就像文学创作中写抒情诗。”沈从文因此写道:“表达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似乎又不如音乐。”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陈岱孙在北大为他举行的95岁寿辰上说:“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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