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对人说,对孙先生,“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常识唔够,更唔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先生呢?”

1920年10月,在梁启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等由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派到苏俄采访。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调查方法,因为他们并无新闻记者的经验。俞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一度社会上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推荐中医。但是孙中山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讦,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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