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借参战款,也练了“参战军”,却未曾派过一兵一卒去参战。他本意是练兵打内战,故时人说他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函电交驰,施行救援。其安徽乡人也不甘人后,识与不识,皆为之说话。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六年后,胡适跟陈独秀提及时还念念不忘:“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沧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抗战结束,劫收开始。当时沦陷区流传不少关于劫收民谣:“河里漂来的(乘轮船前往的)不如地里滚来的(附近坐汽车去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原来就在那里与汉奸打成一片的特务),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劫自收比什么都快)。”

1946年,台湾省所征税款提高了58倍,据说有一位老人向税务官质问:“你们把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50年的税金都一起向我们要吗?”当时人形容为“狗去肥猪来”,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贪官则是肥猪,又说:“前门刚赶走了狼,后门又蹿进了猪。”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间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组织妓女学习劳动技艺,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妓女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唱道:“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柳亚子在故乡有稻田千亩,建国后政府征粮触动其财产。其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致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亚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宝后》一文中,就正在进行的土改所触及自身的利害发出了“有代价补偿”的感慨:“余虽土改后丧其田户,以滥竽充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故月得大米若干,犹不虞冻馁。”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准确地概括了极左路线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夏衍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纪90年代初,高阳、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流行起来,市井谣传:经商要看《胡雪岩》,做官要看《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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