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我说,“我很遗憾,非常抱歉。”

“嗯,我知道你很遗憾。我姐姐昨晚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的。她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半个小时之后才有人正式通知我们。怎么会有这种事?”

“怎么回事?”

“哦,天哪。另一个家伙,那里的另外一个犯人。也是在贝尔维的,他和乔治争执起来。然后那个人回到瑞克斯的精神病房,一两天后乔治也去了,那个家伙就找上乔治,刺死了他。”

“实在太不幸了。”

“你听清楚了,那个家伙是坐轮椅的。”

“那个——”

“不错,那个杀他的人。腰部以下半身不遂,甚至不能摇他妈的脚趾,但他能杀乔治。而且还不是第一次。他进那里是因为他用刀刺他妈,差别是她活下来了。”

“他哪来的刀子?”

“是把手术用的小刀。他在贝尔维偷的。”

“他在贝尔维偷的,然后藏起来带回瑞克斯?”

“不错,黏在轮椅下面。而且他还在刀锋底部缠了胶布,所以它不会变脆。我的意思是,有人跟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但他们并不笨。”

“没错。”

“我姐姐还说了些非常奇怪的话,‘现在我不再需要担心他了。’他会不会有足够的东西吃,他有没有麻烦,他需要有地方睡觉。他被关起来的时候,她说她反而放心了,现在他死了,岂不更可以放心。问题是,我了解她的意思。他现在安全了,没有人可以伤害他,而且他也不可能伤害他自己。除此之外,你想知道吗?”

“什么,汤姆?”

“他只走了一天,但我记忆里的他已经不同了。我的外祖母有老年痴呆症。她死的时候,已到了可怜又可怕的地步。你知道他们的状况吧?”

“是的。”

“我们家人常说,最残酷的事情是,她的病改变了我们对她的看法。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从欧洲移民到这里,养了五个孩子,能说四种语言,做饭、打扫,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最后你看到的女人,嘴角流着口水,尿了一床,发出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可以发出来的。

“但她一去世,好像变魔术一样,马修,一夜之间我记起她以前的样子,而且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当我现在回忆我的外祖母,她永远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我得很费力地去想,才记起她在养老院病床上的样子。

“现在我也这样子想乔治。那些涌上来的回忆,那些我多少年都没能去想的事。在他从军以前,在他开始丧失心智以前。回到我们都是小男孩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他加了一句:“但还是很悲哀。”

“是的。”

“你原来说什么,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很讽刺,是不是?”

“看起来很有可能。”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愤怒。如果他们没有把他关起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这没用,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你看他怎么死的,被一个坐轮椅的家伙刺死。如果这种事会发生,你只能说想逃都逃不掉。命运,因果报应,上帝的旨意,不论你怎么说,它就是你手上的牌。”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要听一些让你作呕的话吗?有两个不同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要我一定得去告纽约市政府。我有充分理由告他们过失杀人,因为我老哥在他们的管辖之内,他虽然没有犯错却被杀死了。你想我会为这个去告纽约市政府吗?我要做什么,要求赔偿吗?他们要怎么计算他生命的价值,把他在剩余的生命里可能回收的瓶瓶罐罐的钱加起来吗?”

“现在每个人都在打官司。”

“我当然不知道。去年我有个客户——哼,祝他下地狱。这样说好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不幸遭了雷劈,谢天谢地居然活了回来,他跑去找他的律师要告上帝。我不想像这样过日子。”

“我不奇怪你这样想。”

“无论如何,”他说,“我要谢谢你当初愿意接这个案子。我给你的钱如果不够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会寄张支票给你。”

“钱不是问题。如果我有进一步的发现——”

“为什么会?我哥哥已经死了。案子结束了,是不是?”

“我相信这是官方的看法。”

“也是我的看法,马修。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要去澄清他的罪名?不论他现在在哪里,对他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了。他已经得到平静了,愿上帝祝福他。”

我立刻打电话给乔。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说:“别说了,我才知道萨德斯基昨晚被杀了。”

“你一定是全城最后知道这条新闻的人。”

“我睡晚了,又没买报纸。我在车上看到头条新闻,但这条并没有在头版出现。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那个参议员和他的烂货。之前我还奇怪你干吗发那么大火。”

“我是奇怪你干吗要去医死马,或想给它来个口对口人工呼吸。”

“好一幅迷人的景象。”

“嗯,我是一个迷人的家伙。”

“我所知道的都是从我的客户那里得来的。听说是另一个犯人干的。”

“另一个神经病,因企图杀他妈被关了起来。只能坐在轮椅上——我想你听过这个。”

“我知道了。”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他说,“如果是我在编《邮报》,老天知道,我会把那个参议员和他的金屋美人从头版挤走,我会全版刊登那把轮椅。而且还是一个瘦巴巴的男孩,看起来像个银行出纳员,不过我猜那狗娘养的一定很有点本事。轮椅,操,他就是全身包扎起来也会是一大威胁。”

“确定是他干的?”

“绝对肯定。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警卫面前干的。让他们看起来蠢透了,居然这种事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发生,但你有什么办法?那个操他娘的快得像眼镜蛇。”

“他干吗要这样做,有人知道吗?”

“所有人做事都有理由吗?他和乔治显然在贝尔维有点小冲突。说不定乔治说了几句跟冈瑟他妈有关的话,说得很难听,似乎是说他妈根本不值得一杀。”

“那是他的名字,冈瑟?”

“冈瑟·鲍斯,出生于里奇伍德一个良好的德国家庭。这里有两个家伙,一个杀死了另一个,而两个人都是欧洲血统。这种事多久才发生一次?就像拳击赛有两个白种小孩对打一样。”

“是的。”

“啊,在电视上,而且发生在北达科他州比斯马克的退伍军人礼堂。够了没?马修?因为我有点事在忙。”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但我怕你一听就生气。”

“我很可能会,但你干吗不试试看。”

“有没有任何可能有人借他把乔治杀了?”

“比如说中央情报局?他们通过他蛀牙的填充料来控制他?接下来我猜他们要去杀冈瑟。你最近是不是奥利佛·斯通的电影看多了?”

“依你所说,冈瑟·鲍斯不像是杰克·鲁比。”

“没错,我会这样说。”

“但杰克·鲁比也会这样说。我只是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想干什么,再从他的兄弟那里挤点钱出来吗?要他在停车计时表里再多丢点硬币?”

“我还有另一个客户。”

“哦,天哪。你不会想告诉我是谁吧?”

“我不能。”

“有意思,”他说,“我还是觉得实情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我会打电话问问,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步行了很久,至少走了一个小时以上,我没有注意时间。事实上从开始搜索信息,我就把时间放在脑后。不论有没有成果,都让我感到愉快。

但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掌握了什么。我在笔记簿里写了一页又一页,有些是资料,有些是我记下的想法和猜测,但它们能指出一条明路吗?

而且不论它们是否有用,现在还重要吗?乔治·萨德斯基已经死了,他弟弟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要恢复这个可怜杂种的名誉,就跟那些费了一辈子的时间要恢复理查三世名誉的神经病一样无稽。

当然我还有另一个客户。在我衣柜的第一个抽屉里藏了她的五千块钱——假设这真是她的钱,而且钱还在我放的地方。我现在可没有心情把所有事视为理所当然。

我又走了几条街,想要在我的心里确定是德鲁·卡普兰让她雇我的,不是我操纵造成的,不是我想要这笔钱而借机诱她上床。

现在我又多了一件心事,我怎么会上了她的床,他的床,他们的床。而有几个钟头时间,我们的床。

老天,我还没打电话给她。很显然地,我无须送花,但我应该打电话给她,我应该吗?如果我没跟她上床,我可能早就打电话给她了,但我们昨夜共度春宵是否改变了整个情形?可能,昨夜很可能改变了所有的事情。

我也还没有打电话给埃莱娜。你早上打来,她说。但我还没有。我觉得,昨晚虽然过得很不痛快,但并不严重,而且我们分手的时候并没有不愉快,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解决的事。但现在有了。

我决定一等时机合适,我会尽快打电话给她们两人,但不是在街上,不是在以吵闹的车声及音乐声为背景的街上。反正现在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是想一直走下去。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最近所有的权威人士都这么说。只要你走到外面,忘记你的忧虑,一直走下去。对,一直走下去。

我走进第二大道与东十街交会处的一家意大利式咖啡馆,已经是六点左右了。那地方叫“文艺咖啡”,除了一般有的浅色木椅,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以及仿制的艺术品之外,他们还有几个落地书架,里面放着真的书。一个招牌上写着这是为了顾客的阅览乐趣而设,但你也可以按市价买下。

店里有另外一个顾客,年纪不过三十来岁,但脸上已经一副饱经沧桑的赌马常客的表情。他的桌前有一份折起的报纸,他正拿着一个小计算器急急忙忙地算着。室内充满了香烟及新磨咖啡的味道,一股淡淡的、但肯定是那种德诺布里雪茄的味道荡漾在静止的空气里。

他们放着古典音乐,听起来很熟悉但我想不起是什么。我问为我端来双份意式浓缩咖啡的女侍。她一身黑,一条金色发辫,一副实用的眼镜,看起来像个会知道答案的人。

“我想是巴赫。”她说。

“真的吗?”

“我想是的。”

我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我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掏出笔记本,一页页翻过,试着从里面找出头绪。

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是什么?最有可能是处理宣告破产后的资产的公司。按照现在的经济环境,最近这样的资产一定很多。但格伦·霍尔茨曼,一个舒舒服服住在约克维尔一套公寓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和这样的公司私下交易?很可能他捡了个便宜货,但他怎么会进入这样的市场?而且他从哪里弄来的钱去买这房子?为什么会找不到任何记录?

假设他有现钞。而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暗地里做洗钱的生意。你付他们一箱子的钞票,然后你卖了公寓,或用最高价把公寓抵押出去,你就可以换来能够合法报税的钱。或者是你先抵押,然后他们取消你的抵押,这样来来去去可以做很多遍。这样行不行得通?

就算行得通,为什么没有留下官方记录?如果有人想把脏钱合法化,难道是他们为了不想留下记录?

当然他们会给他各种文件,在文件上他要说什么都可以,国税局来查的话,绝对看不出任何破绽。但他们怎么做的,居然能在纽约市不留下任何记录?

最后,他到底从哪里拿到的钱?这个狗娘养的,我仍旧一点概念也没有。

“波契里尼。”

我困惑地抬起头。

“不是巴赫。”她说,“是波契里尼。我像是第一次真的好好听这音乐,我是说,这听起来不像是巴赫。所以我去查了,是波契里尼。”

“很美。”我说。

“我想是吧。”

我试着再想格伦·霍尔茨曼,但我已经失去了头绪。没用了。我啜着咖啡,一边听波契里尼的音乐。洗手间对面的墙上有一部公共电话,我的眼睛忍不住停留在上面。我终于起身去打电话时,波契里尼的音乐仍在回荡。

“谢天谢地,”埃莱娜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你担心什么?”

“因为昨晚一切都不对劲。因为我以为你今早会打来。因为乔治·萨德斯基昨晚被杀了。”

我对她解释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此事。“侦探,”我说,“永远是最后知道的人。”

“我很担心你对这件事的反应。”

“担心我

会因此去喝酒?”

“最主要的是怕你心情不好。”

“我觉得很蠢。”我承认,我告诉了她我跟乔·德金及汤姆·萨德斯基的对话。她也同意这整件事很令人难堪。

“但你想想看,”她说,“由这件事显示出你有多么卖力。如果你还穿着内衣就瞪着电视,或你花点时间好好吃顿早饭看个报纸……”

“我可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早就知道了。这都好说。不过我想往后这可不好拿来招揽新客户。”

“是不能。”

“无论如何,我心里并没有充满着罪恶感。乔治的死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隔了很久才发现罢了。”

“很悲哀,是不是?”

“很悲哀,但不是悲剧,除非你说他的一生都是悲剧。我替汤姆难过,但他会恢复过来。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反而简单了,而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一定会理解到这一点。他爱他哥哥,但乔治一定是一个很不容易被爱的人。去爱对他的回忆要简单多了。”

我告诉她汤姆对我说的话,他说乔治一死,他对他的记忆马上改变了,早年比较愉快的回忆取代了后来的辛酸。我们谈了好一会儿。

她说:“你知道,你打来时我正打算出门。在市政厅有一个演讲。事实上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票,只是你可能会觉得无聊。或你想之后跟我见面?但不要在那家‘奇怪的狗’。”

“你从市政厅过来,而我想去一个聚会。巴黎绿餐厅怎么样?十点一刻如何?”

“好极了。”

“今天真忙,”我告诉莉萨,“乔治·萨德斯基被另一个犯人刺死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今早上有。”

当然。我告诉她一些我在各种政府文件里找到或找不到的资料。她说德鲁·卡普兰打过电话来,据我听起来,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与客户联络,让客户高兴。

你也可以说我在做同样的事。

“今天晚上我会很忙,”我说,“明天我再跟你联络。”

我打电话时,一本文集吸引住了我的眼睛。那是一本二十世纪英美诗选,我之所以认出来是因为简·基恩也有一本。我以为说不定我可以找到罗宾逊·杰弗斯的《伤鹰》,但它并没有收录。我念了一首《发光的、该死的共和国》,作者显然对人类、特别是美国人评价很低。

我又念了《荒原》前面对冷酷的四月作了著名描述的部分。十月,我想,可以是同样的残忍。我念了其他几首,然后我念了一首艾伦·西格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我与死神有个约会》。我以前也念过,但没有理由不再念一遍。

这让我想起在德魏·克林登公园雕像下刻的诗。我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但我从诗名索引里找了出来。作者是约翰·麦克雷,在纪念碑上的诗引自最后几行。整首诗是这样的:

法兰德斯的旷野,吹,

吹过罂粟花穿越十字架,一排,又一排

划过我们的地方,天上

那云雀,仍旧勇敢地吟唱,飞旋

几乎没有听到下面的阵阵枪声。

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

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

我们有爱,我们被爱,

而现在我们在法兰德斯的旷野死去。

继续我们与敌人的争斗

给你,从颓败的手中,我们丢下

火炬。由你高高举起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在

法兰德斯的旷野。

我正打算抄下来,忽然想到查一查内页。只要五块钱我就可以拥有它。我付了书钱和咖啡钱,就此回家。

我到巴黎绿时已经快十点半了,埃莱娜坐在酒吧间喝矿泉水。我说很抱歉迟到了,她说她没白费时间,正好利用机会与加里调情。加里是巴黎绿的酒保,他夏初时宣布他不再躲避世界,同时他以行动表现,一举刮掉了他那一大蓬从我认识他起就有的大胡子。

但现在他又重新再留。“是躲避的时候了,”他解释,“谈到躲避有太多的话可说。”

我们到我们的桌前坐下点菜,一大盘沙拉是给她的,我要的则是鱼。她保证如果我去听演讲的话,我会憎恨在那里的每—分钟。“烦死我了,”她说,“我本来是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的。”

我随身带着那本书,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后,我找出那首诗念给她听。

“这是我迟到的原因。”我说。

“你忙着抓住火炬?”

“我没有直接来,我多走了几条街,”我说,“我去了德魏·克林登公园,在一个战争纪念碑的底座上刻了这首诗的最后三行。不过他们弄错了。”

“什么意思?”

“他们引用错了。”我拿出我的笔记本,“这是刻在纪念碑上的:‘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于/法兰德斯的旷野。’”

“难道这不是你刚才念给我听的?”

“不完全是。有人把‘我们这些’改成‘那些’,‘死去’改成‘逝去’,‘开在’改成‘开于’。他们用了这首诗的三十四个字,但有三个字错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

“说不定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像一肚子不满意的剧作家坚持用他剧本拍的电影不能挂他的名字。”

“我觉得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坚持。我想他的战争在罂粟花下结束了。”

“但他的文字留了下来。这正是我一直忘了问你的事。几天之前你说了几句跟莉萨·霍尔茨曼有关的话。”

“是什么?”

“说什么一个比较洁净,比较绿的少女,但这样的词不可能是对的。”

“‘我有一个比较端庄甜蜜的少女,在一个比较明净青绿的地方。’”

“这就对了,我想来想去差点没疯了。我知道这个句子,但我从哪里知道的?”

“是吉卜林的句子,”我说,“《去曼达雷的路上》。”

“哦,不错。我知道我从哪里听来的了。你洗澡的时候唱过。”

“我们不要跟别人提起,如何?”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以为是鲍伯·霍普与平·克劳斯贝的电影主题曲。是不是有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或是我疯了?”

“或是第三个选择——两者都对。”

“说得好。吉卜林啊?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心情试一下,吉卜林?”

“当然,”我说,“我们上床。”

之后,她说:“哇,我得说我们没有失去一点感觉。你知道吗,你这只老熊,我爱你。”

“我爱你。”

“你跟TJ谈过吗?我希望朱莉娅没有教他如何穿衣。”

“他不会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刻的字不对?”

“跟我记得的不一样。”

“你的记忆力这么好。”

“这不算,几天前我才念过。如果我的记忆力真的好,我应该当时就发现错了。毕竟我高中的时候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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