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两个结论

所有的旅客都拥入餐车，围着桌子坐定。他们的脸部表情多少有点相似──一种期待和害怕相混合的心情。那个瑞典女人还在哭哭啼啼，哈伯德太太在一旁安慰她。

“现在，你必须克制住自己，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你可要克制啊。如果那卑鄙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大家都清楚，那不会是你。哎，只要想到这种事，谁都会发狂的。你就这么坐着，我就在你身边。别再担忧了。”

波洛站起来，她就不作声了。

列车员在门口徘徊。

“我可以呆在这儿吗，先生？”

“当然可以，米歇尔。”

波洛清了清嗓子。

“先生们，女士们：我用英语讲，因为你们大家都懂一点英语。我们净研究一下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凯赛梯的化名──之死。对这一谋杀案的结论，现有两种可能。我将把这两种情况都告诉你们，并让鲍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来裁决，那一个是正确的。”

“你们大家都已了解本案发现的经过。今天早晨，有人发现雷切特先生被刺身死。昨晚十二点三十七分，有人看到他还活着，那时，他在房门口跟列车员讲过话。在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一块被敲瘪的表，表针指的时间是晚上十二点至凌晨两点。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晚上十二点半时，列车撞入雪堆之中，十二点半以后，任何人要离开列车，都是不可能的。”

“哈特曼先生，是纽约侦探机关的侦探。（有几个人转头向哈特曼先生望去）他的证词表明，没有任何人能以过他的包房（卧车尽头是十六号铺），而又不被他发现的。因此，我们只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凶手可以在一个特定的车厢──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找到。”

“我要说，这就是我们的推论。”

“怎么？”鲍克先生大吃一惊，突然喊出了声。

“然而，我将把另一个推论告诉你们，这是很简单的。雷切特先生有个仇敌。这个人他感到恐惧。他向哈特曼先生讲了这个仇敌的模样，并且告诉他，假如谋杀发生的话，很可能会在列车离开伊斯坦布尔后的第二个晚上。”

“现在，我告诉你们，女士们，先生们，雷切特先生知道的，比他讲的要多的多。这个仇敌，正如雷切特想的那样，在贝尔格莱德，或许在文科夫戚上了车。他是从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克昆先生开的门上车的。他俩刚从这门下车到月台上去。有人给了这个人一套列车员制服。他把它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他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锁着的门，走进了雷切特的包房。此时，雷切特由于安眠药的作用，已经睡熟了。这个人非常凶狠地戳了雷切特十二刀，然后，穿过通向哈伯德太太包房的门逃了出去──”

“正是这样。”哈伯德太太点点头说。

“他在路过哈伯德太太的包房时，把刚用过的匕首顺手塞进她的旅行手提包。但无意中，他掉了一颗制服钮扣。然后，他溜出包房，沿着过道逃走了。此时，他又匆匆把制服塞进一个空着的包房的手提箱里。几分种后，又穿着普通衣服，在列车即将开动之前，仍旧从餐车附近的门──他来时的门──下了车。”

所有的人都屏住气息。

“那表，怎么解释呢？”哈特曼问道。

“我会把整个案件全给你们讲清楚的。雷切特先生应该在察里布罗特就把表拨慢一个钟头，可他忘了。他的表仍旧是东欧时间，比中欧时间要早一个钟头。因此，雷切特先生遇刺的时间是十二点一刻──而不是一点一刻。”

“可这样的解释是荒唐的。”鲍克先生喊道，“一点差二十三分，他房里传出来的声音怎么解释，那声音要么是雷切特的──否则，就是凶手的。”

“未必如此。可能──嗯──是第三者的。这个人走进雷切特的包房，想跟他说话，但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立即按铃叫列车员，于是，就象你所说的那样，一想苗头不对──他怕被指控谋杀，就学起雷切特的说话声音来。”

“这倒有可能。”鲍克先生勉强表示同意。

波洛看了看哈伯德太太。

“啊，夫人，你是想说──？”

“是的，可我不太清楚我要说些什么。你认为，我也忘了把表拨慢了吗？”

“不，夫人。我想，你是听到这个人走过你的房间的──然而，是无意识的。后来，你作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在你房里，你惊醒了，就按铃叫列车员。”

“呃，我想，这是可能的。”哈伯德太太承认了。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很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

“你怎么解释我那女佣人的证词，先生？”

“很简单，夫人。你的女佣人认出了我给她看的手帕。她想掩护你，可不那么高明。她确实碰到过一个男人──但要早些──当列车停靠在文科夫戚站时。她故意说她是那以后的某个时间见到他的，稀里糊涂地想为你提供一个作案时你不在场的证据。”

公爵夫人点了点头。

“一切你都想到了──先生──我，我佩服你。”

餐车里一片沉默。

突然，康斯坦丁大夫捶了桌子一拳，所有人都跳了起来。

“可是不对，”他说，“不对，不对，还是不对！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在许多次要方面有漏洞。谋杀的经过，肯定不是这样──波洛先生完全清楚这一点。”

波洛转过头来，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我知道，”他说，“我还要给你们第二个结论呢。可是别太快地把这一结论忘了。

也许你们以后还会同意这第一个结论的。”

他回转身，仍旧面对其他人，说：

“对这个谋杀案，还有另一个可能的结论。我是这样得出的。”

“听了所有的证词后，我就背靠座椅，合上双眼，开始思考起来。某些东西看来值得注意。我把它们一一列举给我的两个同事。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迹等等。我将简要地指出剩下的几点。第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鲍克先生的一句话。那是列车离开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在餐车里吃中饭时说的──得到的印象是，聚集在这儿的一伙人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不同，有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和来自不同的国家。”

“我同意他的看法。然而，一想到这个怪现象，我就设想过，这样一伙人再任何其它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聚集拢来。我自己作的回答是──只有在美国。只有在美国，这个家才可能由来自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所组成──一个意大利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法国女佣人等等。我的‘推测’方案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象一个导演选派角色那样，确定各人在阿姆斯特朗这出戏中所扮演的特定的角色。就这样，我取得相当有趣而满意的结论。”

“同时，我还用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各人的证词。比如说，第一个证词，那是麦克昆先生的。跟他的第一次交谈，我感到非常满意。然而，在第二次时，他说了一句相当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上提到了阿姆斯特朗案件。他说：‘但是，可能肯定──’然而，他停了停，接着又说：‘我是说──那老头儿是相当粗心的。’”

“于是，我就感到这不是他原来打算说的话。假设，他原来打算说的是：‘但是，可以肯定，信已经烧毁了！’这样的话，麦克昆肯定知道这封信以及信已经被人烧毁了──换句话说，他不是凶手就是凶手的同伙。妙啊。”

“第二个，是那位男佣人。他说，他的主人乘火车旅行时，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服一片安眠药。这有可能是真的。然而，雷切特昨晚服药了吗？他枕下的自动手枪可以证明，他的男佣人再撒谎，昨晚，雷切特打算要加倍提防的。可以肯定，对他实施的任何麻醉都是在他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谁干的呢？显然，是麦克昆或者是他的佣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哈特曼先生的证词。我完全相信他自己介绍的身份。然而，当说到他用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手段时，他的说法恰恰是荒谬的。保护雷切特唯一的有效的办法，是同他一起在他的包房里过夜，或者呆在能够注意到他的房门的某个地方。他的证词却能清楚表明的唯一的一点是：列车上，其它车厢的任何人都没有可能谋杀雷切特。圈子已明显地缩小到伊斯坦布尔──加莱车厢。这一点在我看来，是相当奇怪而费解的。我就把它搁在一边，留待以后在思考。”

“我的耳朵曾经碰巧刮到德贝汉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这说明，他俩的关系很亲密的。然而，上校却装得仅仅是在几天之前才遇见她－－可我了解上校这种类型的英国人。即使他对她一见钟情，他还是会慢慢地．有礼节地向她求爱－－而不会如此仓促鲁莽。因此，我得出如下结论：阿巴思诺特一校和德贝汉小姐，实际上早就互相熟悉了。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假装陌生的。另外，还有一点，稍微次要些，就是德贝汉小姐很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来也没有到过美国。

“再来谈谈另一个证人。哈伯德太太告诉我们，睡在床上，她是不能看见通向雷切特包房的门是否已经闩上的。因此，她请奥尔逊太太帮她看看。那么，尽管她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假如她的包房号码是二、四、十二或是任何双号──插销正好在拉手的上方。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旅行手提包遮住。我只好作出如下结论：哈伯德太太凭空捏造了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

“这里，我再就时间问题讲几句。依我看，关于那块敲瘪了的表，真正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地方－－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和不适宜放表的地方，况且，就在床头边，还有个‘钩’，专门用来挂表。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有意放进口袋的，是伪装的假象。谋杀肯定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

“那么，作案时间比一点一刻早吗？说确切点儿，是一点差二十三分吗？我的朋友鲍克先生倾向于这一点。他举出，我正是被那时的大声呼喊所惊醒的这一事实，来和我辩论。然而，假如雷切特麻醉得厉害，他不可能喊出声来。假如他能呼喊，他就有能力搏斗，进行自卫。但是，没有任何这种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克昆曾经提醒人们注意，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是相当明显的），雷切特不会讲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时所发生的整个事情是个喜剧。专门为我而演出的喜剧！任何人都有可能识破表面所造成的假象，这在侦探故事中是屡见不鲜的手段。他们估计，我应该看这个问题，但由于陶醉在自己的聪明才智上，以致错误地会计，既然雷切特不会讲法语，那么，我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那个声音，一定不是他的，因而作出，那时雷切特一定已经死了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然而，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到一点的段时间里，雷切特由于麻醉的作用正处于熟睡状态。”

“可是，这一手段竟然成功了！果真，我打开门，住外看了看。我确实是听到说的法语，假如我是那么令人不可置信的愚笨，以致不会意识到那些话的意义，就必然会引起我的关注。必要的话，麦克昆先生现在就可站出来，他会说：‘对不起，波洛先生，那不是雷切特在说话，他不会讲法语。’”

“那么，真正的作案时间是几点呢？是谁杀了他呢？”

“根据我的看法，仅仅是一种看法，雷切特是在将近两点时被杀的，也就是大夫所给时间范围的最后时刻。”

“至于谁杀了他──”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他的听众。一个个都睁大双眼，注视着他，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整个餐车异常安静，简直可听到一根针落在地上的声音。

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说：

“在一个现象，始终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难把整个谋杀归罪于车上的某一个人，以用归结于相当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难凑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证，证明对方作案时不在现场。于是，麦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时对方不在场的证据──而这两个人看起来，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认识的。同样的情况，还有英国男佣人和意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国姑娘。由此我对自己说：‘这是异乎寻常的──他们不会都有嫌疑的！’”

“于是，先生们，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们都是有嫌疑的。因为，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的人，同乘一趟车旅行，这种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划的。我记得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有关陪审团的一句话。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的──车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于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团──一伙不寻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布尔──加来车旅行──得到了解释。”

“雷切特逃脱了美国的判决。毫无疑问，他是有罪的。我隐约看到了一个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审团，他们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于情况紧急，被迫担任了行刑队的角色。根据这一假想，整个案子就豁然明朗了。”

“我把它看作一个完美的拼花艺术，各人都扮演他（或她）所分配到的角色。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巧妙。任何可能受到怀疑的人，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人站出来替他作证。并把事情搅乱。哈特曼的证词，在怀疑凶手是外来人，而又证实不了作案时机时，是必要的。这样，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乘客就没有危险了。所有证词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个设计就象一个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每加一片新的，就对破案增添了一分困难。正如我朋友鲍克先生说那样，这个案子就一支幻想曲一样，简直不可能！这正好是他们所指望的。”

“有人会问，这个结论可以解释一切吗？我说，可以。伤痕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的。伪造的恐吓信──因为是假的，写出来只是为了作个证据。（毫无疑问，一定有真的信，用来警告雷切特注意自己的命运，当然，已经被麦克昆烧毁了，并用其他的信调了包。）然后，是哈特曼说的，被雷切特叫去的故事，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以及对对那个神秘人物的描述：小个子，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的男人。这样描述很恰当，因为，它不会牵连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列车员，而且，同样可能是一个男人或是女人。”

“用刀刺，这个主意，最初看来是古怪的。然而，经过一番思考以后，就会感到一切都是十分符合实际情况的。匕首是每个人──无论强壮还是体弱的──都会使用的武器，而且不会弄出声音。我猜想，尽管我可能是错误的，十二个人都轮流通过哈伯德太太的包房，走进熄灯的雷切特的包房──戳了他一刀！他们决不会知道，究竟哪一刀实际杀死了他。”

“那最后一封信，雷切特可能已在枕头上发现的那封，现在已经被人小心地烧毁了。假如，有关阿姆斯特朗案件的线索一条也没留下，那么，就绝对没有理由怀疑车上的任何一个旅客了。于是，就可认为是外来人干的，接着，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小个子，黑脸膛，说话象女人的男人’，车上的一个或更多的旅客都出来证明看见过这个人，而且还看到他在布罗特下了车。”

“我不很确切地知道，当这些阴谋者发现这一部分计划，由于列车事故而不可能实施时，他们打算怎么办。我想象，他们匆忙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下手。这样的话，一个或许所有的旅客必然会受到怀疑，但对这一可能性，他们早就预料到了，而且已经有所准备。唯一的补救方法是只需要把事情搅得更加乱七八糟。于是，在死者的房里故意留下了两条所谓的线索──这第一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受到牵连（证明他不在场的证据最足，而且他与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也最难证实）；第二，就是那块手帕，使得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有了嫌疑，而她的社会地位，她的孱弱的身体，以及她的女佣人和列车员的作证，就不致使她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更进一步地把事情搞乱，他们又捏造了一个身穿鲜红色睡衣的神秘女人，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我要再次为这个女人的存见作证。当时，有人在我房门上用力敲了一下，我从床上跳起来，朝门外望去──看到一个穿鲜红色睡衣的人在远处消失了。他们谨慎地选择了列车员、德贝汉小姐和麦克昆三人为她作证。当我在餐车与人交谈时，有个人，我想，一定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竟然关切地把那件鲜红色的睡衣放在我的箱子的最上层。这件睡衣原先是从哪里来的，我可不知道。我怀疑这是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因为，她的行李里只有一件雪仿绸的长睡衣。这件衣服做得美观精致，不象睡衣，倒象是茶服。”

“麦克昆第一个获悉，那封如此小心烧毁的信，竟然还有一点没烧完，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这个字。他肯定马上去和其他人取得联系。恰恰是这个时候，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地位才变得危险起来。她的丈夫立即采取措施，涂改护照。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不幸。”

“他们统一口径，完全否定和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关系。他们知道，我不可能马上获得真情；他们相信，除非我怀疑到一个特殊人物，我是不可能找到案子的症结的。”“现在，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假如我对末案的推论是正确的──我相信，一定是正确的──列车员显然也参与了这一阴谋。但是，果真如此的话，凶手是十三个，而不是十二个。跟往常的惯例──‘这么多人中，有一个人是有罪的。’是不一样的，我面临的问题是，这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无罪的。这个人谁呢？”

“我得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即，没有参与谋杀的人，一定是被认为最有可能去杀人的人。我指的是安德烈伯爵夫人。我对她丈夫的急切和心情印象很深，他以名誉担保，庄严地向我发誓，那天晚上，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包房。我也就确定，安德烈伯爵代他的妻子，可以这么说，戳了雷切特一刀。”

“假如是这样的话，皮埃尔?米歇尔肯定是十二人中的一个。然而，怎么解释他们的同谋关系呢？他是一个正派人。多年以前，他就被公司雇用了──并不是那种接受贿赂，帮助谋杀的人。再者，皮埃尔?米歇尔必定和阿姆斯特朗案件有牵连。可这看起来，似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于是，我记起来，那个死了的保姆是个法国姑娘。假如这位不幸的姑娘是皮埃尔?米歇尔的女儿。这样，一切都可得到解释了，这也可用来解释，谋杀的地段是怎么选择的。还有谁，在这出戏中所扮演的不是那么清楚呢？我把阿巴思诺特上校当作阿姆斯特朗家的朋友。他们可能一起渡过整个战时。女佣人，希尔德加德?施密特，我能推测出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地位，也许我过于性急，但我本能地觉得，她是个称职的厨娘。我给她设了个圈套──她上当了。我说，我知道她是个好厨娘。她回答说：‘是的。所有的女主人都这样说。’然而，假如你被雇用作女佣人，你的主人将很少有机会知道，你是否是个称职的厨娘。”

“下面，再来谈谈哈特曼，他看起来，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里的人。我只能知道，他曾经和法国姑娘恋爱过。我说到外国女人的媚人之处。他的眼泪忽然夺眶而出，他却假装被白雪弄得眼睛发花了。”

“最后，剩下哈伯德太太。哈伯德太太，情允许我说，在这出戏中，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由于住在雷切特的隔壁，她的嫌疑是最大的。理所当然，她不可能求助于任何作案时不在场的借口。若要扮演她所饰的角色──一个完全逼真的，略微可笑的美国慈母──非要一个艺术家不行。然而，确有一个艺术家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的母亲──琳达?阿登，一个女演员……”

他停住了。

于是，哈伯德太太开了口，她的声音柔和，深沉，完全不象她在旅行中的声音。

“我总是设想，我扮演的是喜剧角色。”

她继续往下说，还是那么柔和。

“旅行手提包的疏忽是愚蠢的。这表明，一个人应该经常演习演习。我们曾经试验过──我想，那时我是在双号包房。我根本没想到插销的位置会有不同。”

她略微移了移，眼睛凝视着波洛。

“你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波洛先生。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可是，即使是你，也想象不出那天，纽约是多么的可怕！我简直伤心得要发狂──佣人们也是这样──阿巴思诺特上校也在那儿。他是约翰?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

“战时，他曾救了我的命。”阿巴思诺特上校说。

“当时当地，我们大家就决定──也许我们是疯了──我不知道──凯赛梯逃脱的死刑，以后必须执行。我们有十二个人──或者说是十一个人──苏珊的父亲当然远在法国。

起初我们想，最好用抽签来决定谁去执行。但是，最后，我们决定用现在这个办法。这是司机安东尼奥建议的。以后，玛丽和赫克托?麦克昆研究出了详细的计划。他始终敬慕索妮亚──我的女儿──是他，给我们确切地说明，凯赛梯的钱是怎么使他得以逃脱死刑的。”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完善了我们的计划。我们首先跟踪雷切特。最后，哈特曼跟上了他。于是，我们不得不设法使马斯特曼和赫克托受他雇用──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然后，我们和苏珊的父亲商量。阿巴思诺特上校对有十二人这一事觉得很敏感。他似乎想到，应该把事情办得更有条理。他不太喜欢用刀杀，但他同意这样做确能解大部分困难。再说，苏珊的父亲也愿意。苏珊是他的独生女。我们从赫克托处获悉，雷切特迟早要乘东方快车从中东回来。由于皮埃尔?米歇尔实际上已经在那趟车上做事，这个机会真太好了，决不能错过。此外，这还是个稳妥的办法，不至于连累外界的任何一个人。”

“我女婿当然也知道了。他坚持要和她同行。赫克托想方设法，使雷切特选了一个启程的日子。那天，米歇尔一定要当班。我们原想包下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上的所有铺位，可不幸的是有一个铺早就被人订购了。它是保留给公司董事的。哈里斯先生，当然是虚构的。但是，任何陌生人和赫克托同住一个包房都是尴尬的。以后，在最后一分钟时，你来了……”

她稍停了片刻。

“她啦，”她说，“一切你都已经知道了，波洛先生。你将怎么办呢？如果整个事情必须公布出去，你总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我，而且只是我一人身上吧？我倒乐意，我一个人就戳了他十二刀。这并非仅仅是因为他要对我的女儿以及我的外孙女儿的惨死负责，而且还要对其他的小孩子负责，也许他们还在还还活着，并且生活得很幸福。这才是更重要的。

黛西之前，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小孩子负责，也许他们现在还活着，并且生活得很幸福。这才是更重要的。黛西之前，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小孩惨遭他的毒手──将来，也许还有其他的小孩。社会已经宣判过他死刑；我们只不过是执行判决而已。然而，并没有必要，宣布所有这些人都有罪。所有这些善良忠诚的人儿──可怜的米歇尔──玛丽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他们是那么的相亲相爱……”

她那深沉而充满感情的，震人心弦的声音──一度使无数纽约观众激动不已的声音奇妙地回响在挤满了人的餐车里。

波洛看了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鲍克先生，”他说，“你有什么要说的？”

鲍克清了清嗓子。

“依我之见，波洛先生，”他说，“你提出的第一个推论是正确的──肯定是正确的。

我建议，南斯拉夫警察来时，这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的结论。大夫，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康斯坦丁大夫说。“至于医学方面的证据，我想──呃──我可以作一、二处奇妙的修改。”

“那么，”波洛说，“由于结论都已经摆在你们面前，我可以荣幸地告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