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些人把心理医生当作骗子,特别是像我这样行走江湖的游医。

面对这样的误解,我常是不屑一顾的。套用一句俗话来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你觉得心理咨询有效,那你就用;你觉得扯淡,我也无法阻止你。

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以及我的同行,深切地体会着一种身为骗子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的确会欺骗病人,虽然这欺骗行为,经常是被迫的。

我们的欺骗,并不是指利用病人达成私人的目的。也许有些行业垃圾人物会这么下三滥,但大多数有良心、有职业道德的心理医生还算洁身自爱。

我们的欺骗,往往从一接触病人就开始了。

最直接的欺骗就表现在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上,特别是在接治青少年案例时,这种现象特别明显。

我是谁呢?这是家长们头疼的一件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进行解释。

直截了当说我是个心理医生吧,似乎不妥,孩子们很难接受。在这个心理宣传还不普及的年代,心理问题患者还是被人们联想成为变态或疯子,如果传了出去,也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伤。特别是,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我们并未让孩子意识到心理问题如此常见,也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

那么,如果不说是心理医生,该怎么介绍我呢?一位好心的、有能力的、有教育背景的叔叔吗?可这样的一位叔叔凭什么去干涉孩子的私事?这么定位似乎也不妥。

于是,我还是叔叔,只不过成了家长口中各式各样的叔叔。有时候,我被称为作家,撰写心理学著作;另外一些时候,我是个大夫,拥有心理学背景;还有些情况下,我被当作老师,带出过优秀的学生。总之,我不是我,可能是任何人。

关于我身份的最复杂的谎言,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卖咖啡豆的,因此和那些身为咖啡店老板的父母们交情莫逆,但这不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走进家庭,关心孩子的问题。所以,我又被宣称为:并非本地人,因为外地人的身份,所以我在北京也就没有一个安定的家;由于没有安定的家,作为独身男人的我,当然不可能总是勤快地给自己做饭,于是就老去外面吃;吃的次数太多了,因而觉得外面的饭菜油太大,很不爽;绕了一个大圈子,总算回归主题——这对咖啡店老板夫妇,因为总是从我那里低价买到咖啡豆,所以,心怀感激的他们决心请我吃饭。又因为上面的条件,所以不好意思请我在外面吃,于是热情地要求我来家里做客!这就给我接触孩子制造了便利条件。

怎么样,听起来和上学时候做的数学题差不多吧?一步一步的,推理挺严谨。

“可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了解咖啡豆啊,万一孩子问到怎么办呢?”

“那我教给你呗,知道些基本的就行!”于是,某个孩子的父亲开始教我辨识咖啡豆。

“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可我并不是外地人呀,说话不带口音,怎么办?”

“没事,我是天津人,我教你。”于是,别一个孩子的母亲开始教我地方话。

拜这些热心肠的家长所赐,我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增添五花八门的知识储备,为这些无奈的骗局添了许多增长知识的机会。

然而,我毕竟是以欺骗开始的,这对于病人来说,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心理咨询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公平和信任。

我扮演着两个角色,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类的欺骗,大多用在青少年病例中;我从没有想到,会在杨洁的咨询中也用到这一点。

事情要从当晚八点钟,我和李咏霖的会面说起……

照例是茶楼雅间,八点整,我们都到了。杨洁的姐姐杨颖作陪。

说完了开场的寒暄,我们直奔主题。

掏出一份六页纸厚的协议,我说:“请看一下,如果有问题,咱们讨论;如果没有,签字生效。”

李咏霖有些吃惊,从昨夜忙碌至今,他只睡了几个小时,眼睛有些迷离,反应也很迟钝:“哦?这个,艾先生,我们绝对信得过您,有必要签协议吗?”

“有,这不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你们。还是请看一下。”

任何时候,我都不能放松警惕,今天的朋友,也许就是明天的敌人。工作是工作,私交是私交,对于这一原则,我始终坚定不移。

老威说得没错:“‘希望’是我的敌人!”这的确是我的观点。

在治疗之初,家属走投无路,低声下气地来求我,无意之间就把我的地位给抬高了。可随着治疗的推进,我会发现一大堆的问题:家属不了解咨询的缓慢过程,总觉得我是刻意拖延治疗周期;或许家属认为我的收费标准有问题,之前又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也可能他们怀揣的希望太高,而我能力不够,等等。

在咨询进程之中,这样那样的问题比比皆是,与其事后翻脸,还不如把话都说在前面。一份协议,既显得专业,也很有必要。要铭记在心的是:不管家属的希望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不切实际,只要接手了,而我又没有给他作出说明,等到无法满足他的目标时,我就真的成了骗子了!

这份六页的协议,包括前三页的基本原则,以及后面各一页的医患双方的特别权利,以及最后一页的附录和出勤表。需要双方签字的地方有许多,叙述也有些枯燥。大多数家属用不了三分钟就草草签字了事。如果这是购房协议,他们会这么做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民众对于心理问题和心理治疗视如儿戏。

无所谓了,我还是耐着性子作出了必要的解释。

比如,正本第一条,就是俗不可耐的保密原则。不过相应的,在家属权利的第一条也标注了家属可以享有知情权,即我必须将病人的当前状况,如实地作出汇报,只隐去病人当作隐私的部分。

我不厌其烦地,逐条逐句地解释了一遍,最后说:“如果没问题,就签字吧。”

这时,李咏霖没急着签字,而是掏出一个信封:“按照您的收费标准,”他温和地笑了,那么自然而然,令我赞赏,“艾先生,这是预付给您的五次治疗费用。”

“先不忙。”我喜欢钱,可是还不至于见钱眼开,“付费是在签字之后。”

“这……”他显得有些为难,“请您容我解释,这个字,我不能签,要由杨洁的姐姐杨颖来签。”

我把视线移到对面的杨颖身上,前面提过,她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人,不过风韵独具,很有气质。她已经回家换了衣服,略施粉黛,给人一种职业化的美感。

在之前的谈话中,她始终静静地听着,我能看出她的好奇,不过经过控制,她没有打断谈话。

现在,焦点转移到她身上了,杨颖才有条不紊地开了口:“艾先生,我先解释一下吧。因为李咏霖和我妹妹杨洁的婚姻关系已经终止,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由他来签字,也许不太合适;另外我的父母思想比较守旧,不懂心理咨询的必要性,所以他们也不行;我这个做姐姐的,就代为签字,您看这样做成吗?”我怀疑这话她事先练习过几遍,以至于说得那么流畅,丝毫也没有谈话内容里带出的那种为难情绪。

当然没什么不成的,我有话直说:“为什么签字的是你,付费的却是他?”

李咏霖把话接过来:“该怎么说呢?艾先生,希望您不要见怪。我比你大几岁,可是很敬重您。我也可以私下里把钱交给杨颖,这样更省事。可我不愿意这样做,就是为了解释清楚。是这样的,杨颖刚刚买了房,手头不宽裕;杨洁就不用说了,她也不懂心理学,也许觉得花这个钱不值得,没准儿她还不把自杀当回事,认为自己没病呢。虽然她通过离婚得到了不少财产,不过她没什么特长,也缺乏就业机会,这笔钱还不够下半辈子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虽然也有困难,可是还能尽一份责任。”

这应该不是老威口中的打肿脸充胖子,李咏霖的责任心的确很强,并且在接人待物上,算得上光明磊落。

“可是,你却不愿意让杨洁知道,是你在背后为她付账。”

“艾先生说得很对。您也看到了,我前妻她并不理智,为了和我复婚,这一次她割腕,差一点儿把命丢了。不怕您笑话,我也盼着早点儿解脱,不愿意再和她扯上什么关系。虽然我盼着她好,也愿意帮她治疗,但最好在她看来,我对她不闻不问,也好让她死了复婚这条心。所以艾先生,请您务必谅解,千万别说我和这事有关。”

人人都有苦衷,我点点头,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好如此。但是,欺骗的问题由此产生了:“那我该怎么出场呢?”

“这事您不必担心,我跟星星商量好了,就说您是她的一位朋友,搞心理的。知道杨洁自杀的事情,很关注,愿意给她免费治疗。这说法星星下午告诉了杨洁,她也同意了。”

免费治疗,谁不同意呀……唉,合着大家商量好了,这才告诉我。没关系,反正我习以为常。就这样,我直愣愣地跳进某些人给我下好的圈套里,还自以为大义凛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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