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上谕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

【原文】上谕：曾静悖乱凶顽，张为幻，从束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译文】

皇上谕旨：曾静违反天道，凶恶顽固，编造谣言扰乱人心，自古以来狡猾狂妄的人，没有像他这样狠的。这种性情奸诈不同一般的人，看来是无法教育改悔的。可是如今却幡然悔悟，认识了以前是被异端邪说所蛊惑，现在能极端痛恨过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称“过去是个禽兽，如今才脱胎成人”等话。由此可见天地十分广大，无所不包，也没有不可感化的东西。过去圣人说过：“诚信可以达到猪和鱼的身上。”如今曾静这个连猪鱼都不如的东西，也能悔罪自新到这种程度。他写了一篇《归仁说》，并且奏告称：“如果能不死，愿意现身说法，去教育开导那些同样思想愚昧顽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处死，那么留下这一篇文章，也许能使同样凶恶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头。”

由此可见，不论聪明、愚笨或贤明和不肖的人，没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所以把曾静所作的《归仁说》附在各个供词的后边，这不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称功颂德，阿谀奉承才保存下来的。【原文】

曾静著述归仁说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译文】圣人的出生是不寻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没有固定的地域，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但是他道德功勋的光辉却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却影响到四海和万代。他的一切作为都超过古人，而且圣人并不是在数百年内或数千年内经常能出现的。过去有人说过：“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异的人。”我以为不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聪明绝世，使世人震惊的人，他们才智出众，拿他们的智慧，足以压倒一切舆论而使人感服；显示他们的著作，也能够流传到很远的后世。但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圣人，能够与圣人的光辉德业相比，思想影响超过了古人。那么这种人也属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只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普通人罢了。所以上天降下圣人到世上来，他积累的天地灵气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备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拿宇宙来说，天地阴阳之气和谐，积累很久，蕴蓄至几百年，才能诞生一个圣人，又经过几千年，才能诞生一个大圣人，这是不常能够出现的。拿一个家族来说，必须是祖宗积下很多功德，经过很久，或几十年，又到几百年，才能产生圣人的子孙，并且还可能是大圣人的儿子，大圣人的孙子。这都圣明的祖宗应该得到的。

从下边仰看这圣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这好比一片没有开垦的荒地，它的生气郁结了很久，如果一旦开垦出来加以耕种，它的收获一定比种久了的地多出数倍。茁壮的稻谷难道是只能选地点生长吗？天地对于茁壮的稻谷亦岂能限制到所选择的那块地里生长，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麒麟、凤凰这些灵禽珍兽，不必都产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好比一个大的胚胎，或在左边或在右边，怎么能划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这样，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已到气脉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这又有什么可惊疑的呢？

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这本是极为灵活易变的道理，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所以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时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而顺乎规律制订精当的策略行事。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引导到相同的地方。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然而对待这种定义，不能片面理解，过去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阳，仅听说太阳是圆形，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便以为是太阳了。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桃源、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以妄传妄，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

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才能使他懂得太阳的高远、巨大和炎热。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这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

【原文】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敬想我们大清，当明末天下大乱时，明朝的皇位移动，我朝从东方来到，扫除了寇乱，安定了中华，一统了国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照耀着整个宇宙。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种兴盛的时代。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圣人。于是便错误地引用《春秋》讲的道理，以及孔子称许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观点，并发誓要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诬诽谤，私自写成论说文词，也偶然有这种事。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毁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触犯了当前的王法，给后世留下了笑柄。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不得不对天下有志于求学，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华，都是从聚到散，天天流动天天扩大，并且变动不受拘束，循环没有常规。上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候，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非常狭小，京师以外，五百里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荆、楚、吴、越这些地方，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其余如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还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收缴贡赋，还没有属于中国。考察社会的发展，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而考察政权的变化，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唐、虞、三代的兴盛，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孟子说过：“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东南），是东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陕西宝鸡东北），是西夷的人。”

据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时的圣人，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张，没受到重视和提倡，道理不明，影响不广。到了宋朝以后，天道才有了变化，上古圣人的道统，虽然还没受到帝王的重视，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开始于周敦颐；进一步加以发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是曾讲学于紫阳书院的朱熹。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后来迁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而读书求学于福建。今天考证起来，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由此可见，圣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区的限制，这就十分明白了。况且《春秋》把吴、楚排斥出中国，称之为夷狄地区，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考察当时中国的状况，和今天的状况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而且简直好像寒和暑、昼与夜一样，完全相反。社会风气的开通，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自从有天地以来，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的时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乐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遗产。所以一时之间，各种礼仪制度都十分齐备明确，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不仅后来的汉朝、唐朝无法达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圣人称赞说：“文采兴盛，是周文王时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译文】《春秋》这部书，虽然是因为周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教化难以推行，对过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然而当时的鲁、卫、齐、晋等国，离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远，所以他们还遗留着过去的习惯，其风俗和好的政策，还差不多都是成周时候的老样子。而吴、楚、山戎等地，因边远方言不同，而不懂诗书，不知道学习礼义，仗着他们自立为王的身份而与中国内地各诸侯并列，冒充中华文明礼义之邦，这是圣人所深为讨厌而排斥他们的原因。其实，圣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现，看他应该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没有产生把吴、楚当成外地的意思，也没有把中原文化发达的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视内地而轻视边远地方的。假如中原各诸侯国不谨慎地遵守传统礼义，那么对他们的贬低和指责，也会比排斥吴、楚更厉害。所以过去的儒家归纳出这种观点的主旨说：“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实行中华的文明礼义，就应看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地处中原的诸侯国，而不实行仁义和边远地方一样，就应该把他们看成未开化的夷狄。”

所以《春秋》这部书，把中国划分为华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据其有没有文明礼义，而不是依据他的地方远近。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公正的，关键是看你本身的实际言行是什么。况且今天中国境内的形势和春秋时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为什么呢？上古时候政权的传统和道德的传统是一致的，而顺从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秦始皇变乱以后，虽然经历了汉、唐、宋这些朝代，也曾一时兴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圣人时代的万分之一。明朝末期时，尤其表现得君主懒惰，臣子奢侈，各种制度废弛。在内来说，则是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在外来说，则是藩王放恣胡为，暴殄天物。官吏们纷纷贪污，横征暴敛，到处是一样；荒淫骄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习惯达到极点。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废，边远地方的人民便不服从了。以前的藩属相继都变成强敌，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应接不暇，国家元气丧失殆尽。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灭时情况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终于导致流寇四起，到处惨杀掠抢，狠毒胜于沸汤烈火。凡流寇经过的府郡州县，以及集镇乡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自从有人类以来，所受离乱之苦，没有比这时更甚的了。

议论的人却不想想这种情况，错误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况来相比，为什么会这样荒谬无理呢？况且本朝太祖，创业于东海，以道德仁义之心为根本，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想法。到太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规，仁德的声名，传播于四海。这时候，曾经领兵进入关内，巡视地方直到山东临清，并且在明朝京师周围巡视一圈，还在南苑打猎，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罢兵安民。而明朝的君臣，对此事竟然不闻不问，于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转东北，那时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当时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夺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师，崇祯皇帝以身殉国，明朝国祚已绝，明朝皇位已换主，应请求去除流寇的动乱，才兴兵点将入关吗？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比较起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率兵观政于商朝，希望用压力使纣王悔罪恶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里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况且入关后，只一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兵马，如同摧枯拉朽一样，使他望风逃窜，我军席卷长驱，扫清了海内，拯救了亿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普天下百姓依赖我朝，如像跳出深渊，见到父母一样。由于这种情况，世祖章皇帝才决定建立政权广施仁爱，而登上统一中国的皇帝之位。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为他们雪耻复仇，感到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而更大的是为我国亿万生灵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说是天高地厚一样了。

【原文】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译文】

从这来看，过去汤王、武王是夏、商两朝的诸侯，虽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国家，而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这岂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来相比，我朝得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至于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是怀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蔑视中原的礼乐文明的统治，僭号称王，兴兵扰乱中原；而我朝以仁义的心胸，实行仁义的政治，不忍中国百姓生命涂炭，才来救援抚育他们。

吴、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这两种不同情况，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与暑、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假使孔圣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稍有一点私心偏见，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点成见定义，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

而上天对于人民，也不是永远亲爱一个地方，只有依据德行来相亲。如今我朝不费一弓一箭，不伤一个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业；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与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长，与天同久。一代代继承，连续出生圣人，传得愈远愈伟大，愈久愈加光辉，四海升平，万国安宁，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乃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顾爱护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地步。又有什么事可以上背天意下违民情，而硬要划分彼此呀！

所以说《春秋》的主旨，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来诋毁我朝的盛世，那么实在是诬蔑圣人作经书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越则可以说；如果错误地把吴、楚来比今天，则是非就完全颠倒，伤害了道义，则是大不可的事。据此，《春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而是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并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主旨，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译文】

我朝自从太祖高皇帝以神圣的武功，开创了基业；太宗文皇帝继续发扬光大，统一了中国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国大政，安定了中外；圣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国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过了上古前朝，帝业的兴隆光耀万世。可见上天对我朝的厚爱已极，是三代以下各朝难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运建立最早的几个朝代，帝业极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这样连续出现英明圣主继承帝业、绵绵不绝的盛况。何况我朝当今皇上，尤其圣神文武，这时的变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为过；恩德泽及万物而无一遗漏，弘扬先皇的政教，使圣祖仁皇帝的未竟事业更加光辉。所以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勋显耀于二者之间，已经达到礼乐文明极盛的顶点，而其治理的效验也由海清河晏来得到了证明。至于当今皇上治理国家的才德深厚精妙，学识更是渊博高深。而远居山角海滨的人，或许有不知道皇上功绩之大者，这是因为皇上还是藩王的时候，才能深藏不愿显露，既不求名声也没有什么欲望，终日研读经书修养道德，以尽力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藩王的身分，从未尝想显露一下自己于世间。所以圣人的道德十分纯正，不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晓得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难知道。只有圣祖仁皇帝，天赋予他聪明，又与当今皇上是父子关系，所以能以圣人的眼光认识圣人，早已知道当今皇上人品贵重，胸中蕴藏着雄才大略，能够用其聪明睿智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肯传扬出去。

直到圣祖健康不佳处于病危之时，才委托当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众大臣才知当今皇上仁德天授，学识性情稳重，已久为圣祖所深深注意了。由此可见圣祖皇帝处理大事的深刻意义，传位于儿子就是要传给贤明的人，其英明识见可以说兼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过了后世的百王之上。所以当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实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难懂得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怀夺位的奸谋，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语，以至当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传遍于国内远僻山乡，这也是事理的必然。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宽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极为孝顺，考虑问题本着诚心，修养自身要求严格慎重；而对道德运用的纯熟，学问的渊深广博，遇事思考的缜密，处理问题的精详，则又浑然一体，各方面应付得都十分妥贴。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礼义去观察，既没一个地方知道得不够精详，又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是极其妥当；智慧英明到极点，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国；其深仁大德，真是顶天立地呀。追究其功绩的根源，在于根据不同的事物给以不同的办法去解决，并没有存在一点成见于处理事情之前。所以皇上虽然至劳至苦，也没有一时一刻不以爱护养育天下百姓为目的。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没有不实行的，实行没有不扎扎实实达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万机，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没有一刻闲暇安宁，而内心实际上才最安定最放心。经常心如明镜一样亮，如静止的水一样安定，万物从眼前经过的，美和丑都会自然显露，而不能有一点掩盖。现在试于浩荡无数难以一一说清的圣绩中，将看到一斑略举其万分之一的事例。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规律的，道义是上天所树立的，自从上古二帝三王相继遵守以后，后来的帝王都是用国家政权来治理，生杀大权自己说了算，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头上，还有上天，天意是不能违背的。

【原文】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译文】

我们皇上一心念念地为百姓设想，处处体会天意而后决定行动办法。凡上天所爱好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爱好；上天所讨厌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讨厌；上天所打算实行或制止的，体会天意去实行或制止。由此这而体会天意在于抚养百姓，知道“民以食为天”

这个古训，而农业则是吃饭的根本，所以力求农民能各就本业，尽力耕种田地，不允许贪图小利而荒废农业生产这个大事，不允许追求小事而忘记耕种的艰难。每年皇上都要亲自到御田里耕作，以提醒要重视农事。而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农，考察他们勤劳朴实没有过错的，让各州、县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个人，授给他相当官员的品级，以示鼓励。而对于从事农业的始祖神农氏，也开创千古没有过的盛典，设立了“先农坛”加以隆重祭祀，以报答神农氏的功劳。偶然听说某一地方发生早涝，就产生怜悯挂念，忧愁形于颜色，除了减削御膳食物外，又尽精竭诚地为百姓祈祷上天，反省所办的各种事情有没有过错，并加以改正，以希望感动上天。最后终于达到求雨雨降，求晴晴至，仍然不以此为满足，减免赋税的恩典，没有一年不颁发的，赈济灾民的恩德，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特别是像江南、江西、浙江等省，规定每年田赋银六十余万两，都获得皇恩永远免除，这种深仁厚德，真和上天一样永远不朽。采运粮食积储于国家粮仓，禁止屠宰牲畜崇尚俭朴，以防止百姓粮食的不足。以及疏浚河流，开导淤塞，根据各地情况鼓励开垦荒地，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础。便利百姓交通和接济百姓粮食的事，可以说是无处不到，各种办法没有没用过的。

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遍及全国，即使是穷困和极偏僻的地方，也不让一个人流离失所。比如在西部边疆安顿百姓生活，不吝惜巨大的费用，而使他们衣食有赖。云南、贵州等省，边境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土司的压迫，于是便下谕旨禁止土司鱼肉百姓，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摊派，老年的由其乡村发给生活费用，孤贫的可用专款救济，一定要让百姓受到实惠。心里所存的悯恤念头，病痛忧伤，恩泽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贱的人，以希望将天子的恩惠遍施于平民，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抚爱养育，不论大小高低远近，都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分子，都能受到恩泽而后才会感到快乐。

要体会天意而爱护百姓，则考察官吏不能不严明，惩办贪官不能不动用法律。贪赃犯法的官员，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即使立即把他们处以重刑，也不足抵偿他们的罪行。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心中实有所不忍，所以婉转宽恕他们的死罪，偶尔有抄没他们的家财，以备公事奖赏的费用。所以要这样申明国法而惩治贪污，并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贪赃得来的东西不能归己，是无益而有害的，自然不敢再走翻过车的老路，而自陷法网。此外还有把他所有的资产，填补亏空公款的数额，然后得免去他的罪，这都是在惩罚罪恶之内，暗隐有宽大仁德的意思，并不是对他们过分苛刻的。至于人的心术，在隐暗之中，真假是非，最难看得出来，皇上以聪明睿智的目光明辨精微，而在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况下，看得如同丝线过扣眼，毫发都能清楚。但是仍不以此自信，必广泛进行调查，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作为因地制宜，不偏不倚地处理政事的参考；同时也打算借此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吏使用，为百姓设想长治久安的方法。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设，在治中更求治，安中更求安，务必求得合理适中，树立起千百年不坏的良好楷模，以希望达到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而不知道皇上这样爱护百姓，可是没有一点想到自己啊。

【原文】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译文】要体会天意而爱惜百姓的生命，认为严明刑法原因是辅助君王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立足于好生，法虽然有明文规定，执法则从存心宽仁出发。《书经》上说：“宽恕没有大的，刑罚没有小的。”所以要慎重考虑，以求推广上天好生之德，有不得已必须用刑的，不过是打算申明国法，处以刑罚是期望减少直至消灭犯法和刑罚罢了。所以每逢有改定刑法条律，必然要进行三令五申，惟恐百姓不知法而陷入犯罪，成了不教而杀。时常对百姓深怀恻隐之心，为了防止滥刑，有严禁拷打逼供的规定；每年秋天审判死刑案件，有必须经三次复审的圣谕。稍有一线生机的，因事论事寻找可原谅的情节，宁肯过分宽仁，不可有一毫失去道义。不惜反复批阅公文，达到两三遍，每年遇到丰年时，往往都要格外加恩减少死刑。其实都是以天理至公为标准，亦就是合理人情而至安，宽大而又适中，这不等于不要法律；但是其中也间有应该从严的，那么要从严，以顺乎至正至平的原则。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私蓄奸党，企图不轨，已经由圣祖皇帝贬去王爵废为庶人，可是他们不知道仰望君父的苦心，痛改前非，竟然坚持作恶而死不悔改，按他们的罪行实际上与周朝的管叔、蔡叔相同。我皇上本着大公无私的心情，根据道理公平执法，以为这叛逆大事有关国家和百姓是极重要的，不惜责数他们的罪行，而大义灭亲。这也同于“四凶”

在唐尧的时代，有可以容留的原因，所以尧才容许他们活着；到了虞舜的时候，一定有不能容许再留下的理由，所以舜才把他们杀掉。尧舜能有什么存心呢？都是四凶他们咎由自取来决定的。所以皇上今天实行的大义，也就是圣祖皇帝当年实行的仁德，真理是没有二样的，只能同归于一个公正，不同的是因时制宜，处理合乎当时的公平罢了。皇上金口玉言光辉万丈，已反复剖析了这个道理，可以说透彻已到尽处，而皇上的心迹，也直同日月一样明亮于千古了。上天的心怀是随着事物变化而生，原本没有一毫成见和私意掺杂在其中，所以用刑的宽与严，自古以来，非道德至当至公，是很难做到这样程度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录取士人则除了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以外，还有要求各州县每年荐举“贤良方正”的特恩诏书，还有下令各州县访求孝顺父母、品行端正，才能胜任做官，文章也有一定水平的人，每年各推荐一人给朝廷的谕旨。还有选拔贡生，不拘于他在考试中的名次高低，务必要求选拔通解经书、修养端正的人的谕旨。

还有让满汉、内外、文武各种官员，把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读书人，各自推荐一人的谕旨。有命令朝廷内外各官员，在京的主事以上，在外的知县以上，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才，或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保送到礼部，安排由皇帝接见量才录用的谕旨。而对于各省、州、县，文风极盛的学校，有晋升级别和增加秀才名额，扩大录取的谕旨。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也随之增加。广泛地搜求人才，每天孜孜不倦，希望获得贤才以作为做官治民的后备。而仍然时常担忧人才难得，务必爱惜保全人才并发挥其作用，即使偏僻地方，也要做到有才必录。所以对湖南等省，又特别降旨，采用分区乡试的办法，照顾那些贫穷而有志气的读书秀才，不必爬山越险集中省城，就能够就近参加举人考试了。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就认真尊重师道，对至圣先师孔子，加以追封其五代祖先为王爵。敬奉圣人如同先皇和亲人一样，下谕遇到孔圣人的名讳，都要改写成“邱”字以示敬避；重视皇帝拜祭文庙的典礼，把皇帝巡幸文庙的“幸”字，改为“诣”字，以示对孔圣的尊敬；并在孔圣诞辰之日，都要进行戒斋沐浴，禁止百姓屠宰牲畜，用制度固定下来。并且大力旌表节烈孝义的人，建立祠堂和牌坊，奖励善行，秉着一心为公的精神核实事迹，不论军民，一视同仁，连极为贫贱的男女百姓也不例外

良好的风气树立是非常广泛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大臣能优礼相待，接见他们时赐茶待如宾客；关心爱护群臣，常有赏赐和馈送。地位虽有上下之分，君臣的关系亲如一体。小到饮食这种微小东西，感情到时也必然要赏赐臣下；器用、衣服等小物件，虽然臣下远在边疆，也要常常颁赐。君臣的关系，相待在一个诚字，臣下的隐微私事，皇上没有不洞若观火，加以训诫开导。隆厚的恩德同于天地的薰陶万物，胜过父母的教育婴儿。处理事情非常中肯而正确，总是把吏治、军政和社会状况、民间真情，都处理妥贴挂在心上。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国家的存亡兴废，则看成天下一家，对覆亡的朝代不存在一毫见外，扩大修改历朝的成例，封明代皇帝的后代为侯爵。考查古时著名仁恕的君主、声望极隆的帝王，也没有过这种宽洪而公正的做法的。

【原文】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译文】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励精图治，皇上仁德的核心在于敬慎做事的一个敬”字，终日兢兢业业，警惕自身。顺从天道而自强不息，没有什么时候不用尽精力，没有一件事不考虑详尽，广览博采，随机应变，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适中合宜。精力集中到一处，心思细致到极点，即使是群臣的奏章，偶然有一点意思不妥，一个字用得欠当，几次经过朝内大臣审阅都没有发现的，一经皇上阅看，一定会给指出来。并反复告诫臣子，不觉得疲倦。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殿内，心中想的全是国家公事，每件事都会很快批复解决。这如没有帝尧那样的聪明睿智，大舜那样的严格要求自身，是很难达到这样敬慎认真的地步。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臣民百姓教育示范，皇上所说的话，好像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曲折自然，愈分析愈为精辟，实在是没有一件事没有说到，其指示都是恰如其分，没有不和天道相符合的。这实在是由于皇上胸中心怀广大，明察一切，度量宽宏如大海苍天包容一切，对内外一视同仁，统一在公天理之下，没有一丝一毫私心杂念，所以思想发挥到文辞当中，理实气足，文笔磅礴雄伟，真是经天纬地的杰作，直可与《尚书》里的“二典”、“三谟”一样共垂不朽了。

自古圣明的君王的著作见于经典，载入史册的，所流传下来诏书和圣旨，它的精深思想和神圣的气魄，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皇上，上天赋予其圣智英明已达到了极点。由于达到这极点，而在体会天意，为百姓着想，也达到极深地步，反映到著述中间，便能心神融合，下笔如神，道德、政治、修养和孔孟之道，融合一体，一气相承。这实由于圣祖皇帝的仁德广及乾坤，功绩弘大地位崇高，开创了亘古没有过的伟大事业，超过了历史上上百个帝王而独盛，是上天所笃爱的肖子。所以圣祖心就等于天心，圣祖的仁德就等于天德，所以当今皇上实行的一切政治，承袭的典章制度，大都以圣祖皇帝时实行的为准。

然而也只是学其精神实质，而不拘泥于具体做法。其中有因为时代地点情况变化不同，也作了增删改动，其应当更改的，则又没有一处不合乎圣祖的思想，秉承上天的心意，为百姓着想而加以改定。实际就是继承了圣祖的遗志办事，与圣祖原意没一点违反的。这正是皇上大孝纯正的表现，没有一处不显露出孝心。当圣祖皇帝驾崩之时，皇上哀号恸哭，尽了一切礼仪制度，守孝三年如同一日；接着又遇上孝恭仁皇后去世，皇上兼为守孝，没有一毫松懈，悲伤怀念，时间越久越深。当在戒斋守孝居住的时候，凡是能想到的孝思，治丧所颁发的圣旨上谕，以及谥号的商定，都符合万代的人心；祭天的同时配享圣祖的典礼，其隆重超过了历史上一切皇帝。朝夕在先皇神像前观瞻拜谒，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行礼，遥望皇陵而致敬，观看寝宫而虔诚祝福，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哀思和敬意，没有一件事不尽心恪守丧礼。这虽然是一时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是由于父子天性所至，应当做的就做，没想到的也会不知不觉地做了出来。

本来这种孝道，并不要求百姓也仿效着去做，也不求上天看见这样守孝而感动，但是天理人情总是一致的，家庭与国家也是息息相通的，这里有感那边就响应而互相影响，上边实行的下边就会仿效。所以皇上没有一件事不是代表上天树立榜样，为百姓作出示范准则的行动，其意义岂只是对圣祖皇帝表示敬孝的虔诚而已。

【原文】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译文】

以上这几条，都是我亲受皇上仁德教化以后，身近皇上如同受到天日的光辉照耀，得到一些微小认识，这只是皇上伟大仁德中的百千万分之一罢了。至于皇上广大深奥的精神，浩大诚恳，只能意会而不能用话表现出来的，不但以我今天浅陋的认识不能完全领会，即使所有的人也难地说得详尽。这是由于圣人的思想高深是一般难以知道的，而至高至尚的道德尤其是不易用话形容的原因。由于这样才达到天意与人事交融结合的盛世。

几年以来吉祥的征兆十分显著，祥瑞事物不断出现，阴阳调和，物阜民康，四海之内共登欢乐世界，万姓人民共享天下太平之福，这实是由于我皇上在道德上早已和二帝三王一样伟大，而治理国家和效果，自然也和虞、夏、商、周一样隆盛，这是毫无疑问的。曾静生长在湖南的边境，处于荒僻贫穷的山区，足迹从来没到过一个较大城市，生平没见过一个知名人士，加以童年时身稍长大一点时，便失去父亲，成为浪浪孤儿，形单影只，养成胸怀狭隘，见闻极少。不但对我朝列圣代代相承的圣德和神功，一点也不晓得，并且对我朝建立是光明正大的正统，也没有听说过，所以迂腐而执有偏见，顽固地坚持食古不化的毛病。早年时读书走应科举的道路，在翻阅学习八股文的时候，看到了吕留良的一些评语，错误地喜爱他议论的直爽，而不注意他性情语气的粗暴；贪图他的意见有些和自己想法一致，而不知道他论说的要害，实际上大都和道义相悖逆。而且平常只知道他出版了很多书而名气很大，对读书人有功，而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读书牟利。只知道他能著书立说是有高尚的道德学问，而不知道他是故作惊人，以作为他欺世盗名的手段。由不知道其实质而错误地爱好，由错误的爱好而错误地信服其谬论，一天比一天加深，不知不觉便被他的邪说影响到很深的地步。到近年来，又读了他的一些杂文和部分诗作，很多地方常提到《春秋》上说的中国有华夷的区分，从道义上讲比君臣之义更为重大。而今天中国虽有人，而被他族统治，等于无人；虽有朝代政权，实际也等于没有。并把这作为《通鉴纲目》凡例中没有揭露的要旨。开始时也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时间久了，也就不能不相信。因为他把他的意思借口出于孔子《春秋》的主旨，而凡例又偷附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原因。因而我便错误地认为君臣关系是人伦的第一项，本是上天所固定，由于人的本性所产生的。人的想念君主好比儿子思念父亲，天下没有听说过父亲流离失所，而儿子能够独自安逸的。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明理，我身在读书人之列，所做的是什么呢？又怎能计较个人的生死利害，而抛弃了读书人的切身大义而不顾吗！加之我皇上虽道德高远，但刚刚登基时，其英明的德政还没有在国内传颂开来，而自己的双耳又早已被奸党散布的流言诽语灌满了。这时我不觉受到蛊惑而狂悖充满心中，顿时忘记了天地间以君臣之义为第一大义，恍惚觉得自身受道义的压迫，更甚于如救水火。这才决定志向，要遍寻全国，希望找到一个聪明睿智能尽担起君王道德的人，作为百姓的依托。遂即用这些谣传诽谤的话，大肆狂悖编写成文，冒昧地写了书信上呈陕西总督岳公。直到上书事发以后，被捕审讯于官厅，还坚持吕留良所说的“华夷”之分的悖逆论点于心中，以为这是当然的道理，虽死也不算可惜。

且错误的认为能坚持纲常名教，而坚持正确观点，尤其是读书人所引为快乐的事，应当坚持而不能逃避。不料负责审问的大臣，遵照皇上的谕旨，早已知道我的浅陋无知，被谣言邪说所蛊惑，便把我的认识一条条地作了剖析；并把我朝统一中国的事迹，反复详尽地告诉了我；并说明了皇上用礼乐教化百姓，励精图治，孜孜不倦为百姓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苦心。我跪听教训之下，才恍然领悟自己的错误，如梦初醒。

本来就觉得可信而不必怀疑，但细细玩味之后，又觉得其所宣扬的没有一处不合乎“三王”的最高境界和“二帝”的完美盛德。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境界，不料今天竟能遇到这样的盛世，因而好像又有点怀疑，恐怕不可能吧。不久，又蒙皇恩发下圣谕一道，颁发到长沙来，对我迷惑的问题进了剖析和讲解，极尽详明，使我觉得皇上盛大精纯的德行，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不能掩盖的。比较以前几位审问我的大人们所说，更加蕴藏了高厚仁德和深邃的道理，精深弘大，无所不包，仔细玩味，更觉道理无穷无尽。以后又从湖南到京城来，一路上所见，到处一片风清景和的太平景象，文明灿烂，百姓安乐，物产丰隆，到处一片和睦快乐气氛，不觉心醉神怡，肃然地使人想到三代的光景，和想到唐、虞盛世了。直到抵达京师以后，又跪读了近年来皇上颁发给内外臣下的圣谕若干卷，内容博大渊深，论说纯正精粹，实在是自从殷商的盘庚到周朝的诏书圣谕以后，几千年来，久已没见到过这样的盛德极善，发挥透彻精辟的极好诏书了。

由此回想到我皇上仁德齐天，我曾静不过和一个蚂蚁一样微小，而冒犯了皇上，自料虽死上一万次也难弥补自己的罪行。不料我皇上竟然心怀坦荡，没有丝毫震怒。我一被押解到京，就解除监禁，安排住入很大的屋子，供给丰厚的饮食，不断颁赐衣服，夏天怕我受热，冬天又怕我受冻，给我很多特殊的恩泽，是千古仁惠的帝王和通常法律都没有达到过的。后来定案审讯，又不用一点刑罚，纯粹用真诚的道德来感化我，使我没想到被感动而不知不觉地被感动，竟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道理。

【原文】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译文】

于是才真正相信皇上的仁德和光明完美，没有丝毫的缺点和遗漏，以前听到的谣言，不但是没有其事，没有影子，而且与事实有如天渊之别，南北的方向相反一样。加之又翻阅了吕留良家中收藏他的日记多篇，才知他所以诋毁我朝的，全是无根据的捏造，蓄意攻击，并不是真心在讲道理，而写成文词的。这时才知道他不但用心险恶，又巧施诈术，平常他讲《春秋》的各种义理，关连到我朝的，不过是他借圣贤的语言，作为幌子，而肆意无惮地发挥他个人的私意罢了。何况《春秋》真实的义理和今天情况毫不相同，有如寒与暑、昼与夜一样恰恰是相反的呢。我想到这里，真感到好比坠入深渊一样，觉得天地虽大，我实在无可容身之地了，伏地呼号痛哭，后悔忏罪也来不及了。自恨我几十年来辛苦读书，修养自身言行，无非是打算作一个遵守伦常道德、忠实于礼义的人，以使将来或者出仕为官或者在家终身，都能够经常保持本性的善良，不辱没于名教，不辜负朝廷养育之恩，并且得以报答父母抚养的恩德罢了。

如今一旦身犯大罪，罪恶弥天，我生长在圣人的时代，竟不得做一个圣人治理的恭顺百姓，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犯下的这种罪孽，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又该从什么地方去赎罪和弥补呢？所以不得不痛恨奸党的造谣诽谤和吕留良的逆说悖论，它对百姓的祸害，真不是一件小事呀。于是回顾自己的思想，以前所以冒失地上书给岳总督，是心中无知，被流言迷惑，而产生为当代寻求君王的想法。如今知道我朝创业是如此正统，追究其功德，估量其道义，实在超过了商、周、汉、唐则不在话下。而我皇上又是这样的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然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处于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所以急急忙忙，奔走于各国不停，是打算引导各国君主，使他们走上尧舜之治，也是因为不忍百姓受苦，才寻求英明圣贤的君主来治的。

而我们今天，现有尧舜一般的君主在位，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好时期，是百姓无边的幸福。当这种时代，即使是无知的草木，也会被感化得欣欣向荣，何况是自身带血气的人类呢？所考虑的像我曾静这样的人，罪大恶极，虽然有自悔自责的诚心，自怨自艾的行动，但即使剖心沥肝，也惟恐不够弥补以前的罪过，而仰面希望皇上明察于万一。这真是可痛可悲的事，难道还能用别的说法理论，来借口为自己辩护吗？所以今天我能够心悦诚服，正好比孩子被人欺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而去寻找父亲；寻找父亲不久，而恰和父亲相遇，遇见父亲而高兴地随从父亲。虽然这事是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的，但实是一个人当身的正义。和从前误听谣言，冒昧的遍寻国内，希望能得到一个英明睿智能尽其能力的圣人，作为百姓之主的想法相比，从外表看是不同的，实际这两种想法恰恰相合，如出一辙。只是先前迷失了方向而后来才走上正路，昨天想的不对而今天才真正达到愿望。天经地义的道理，是不能够泯灭去的，而道德隆盛万物都要被感化，更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至性至情所爆发出来的，这样岂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吗！

【原文】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译文】

因为我皇上的道德如此地全，仁爱如此地完备，不仅居于天下的中心而治理国家，使处于一统中华内的一切臣民都应当悦服，即使是龙潜东海，未登皇位之时，听到其声音教化的，亦应当归心悦服。不仅今天对我宽仁不杀，应当悦服；即使按律治罪，处以极刑重典，亦应当诚心悦服的。因为生死事轻，道义事重，如认为有违于道义的，我曾静虽极愚昧不肖，又岂敢因以前无知而犯下大罪，后又苟生偷活破坏人生的大义，罪上加罪吗？所以今天倾心顺服，不是为了贪生，因为我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道义可言；皇上仁爱宽大而不杀我，实质上也并不是违背法律，按罪行来论，确实也有可原凉的情况。如果其仁德不像尧舜那样，则不可能洞察这种情况，即使能洞察一切情况，也未必能大公无私到这种地步。洞察情况，是圣明的表现；大公无私，是仁德的表现。一下做到仁德圣明兼尽，这是汉、唐以后历代贤明的君主所万万达不到的，而必定是唐、虞、三代的圣哲贤君才能做到的。

何况还有很多过去盛世所未见过的政令、制度，使百姓享受到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特殊恩惠，而让百姓感恩戴德无穷的呀！这就是我曾静今天所以不仅只是靠语言传闻，信服我皇上的大德同天，乃是在自己亲身经历当中，亲眼见到我皇上的伟大圣明，真是和尧舜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正名为先，名如不正，其弊病会陷入礼乐不兴；读书做学问，以立定义理为最要，义理不稳定，其弊病会使人进退没有依据。当今我朝取得统治是这么堂堂正正，是历三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与之媲美的；而我朝几位先王先帝的功德，也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所难以比得上的。

而现在的读书做学问的人，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能用出分毫的气力，阐述我朝名义的正大，讲解我朝历史广远的功德，而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以报答我朝养育的大恩，以尽自己本身的责任，这已经不能无愧于心了。反而含着怨恨嫉忌，诋毁仁德像仇人一样，制造一些悖逆的言论，胡说骗人，喋喋不休地来掩盖事实真相，这就更加恶毒了。这只能让住在穷乡僻壤的后来读书人，心中失去了主见，只喜欢其议论新奇惊人，而没细想神圣人物的降生，总是没有固定地点的，遂使自身受他的邪说迷惑而不能回头猛省。而居住于山林中的清白谨慎的读书人，因为没法得知他的底细，尤其对天道认识不清，对义理体会不精，不懂得天道是不停变化没有一定规律，对义理事例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一听说当前有华夷之分的说法，则害怕得罪了当今的政府；进一步又忧虑违反华夷的说法又违反了圣贤理论，所以徘徊不定，进退两难；只好假托于清高，远远地隐居，以遂其不问世事纵情自乐的习性，这是有损于伦理和道义又得罪于天的事，这种人现在真多得不可胜数。人都同样生长着耳目和心思，不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人，决不会做出受到国家养活而看不到国家的恩惠，受到国家功德的荫庇而忘掉国家的功德，生在太平盛世而不愿做圣人的百姓这种事。

现在种种荒谬错误如上说的事，都是由于心中不明白我朝得统之正，而走向不知如何是好，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吕留良的谬论在前，而错认了由头，便盲目跟着走了。我曾静是个愚昧不肖的人，相信他的说法最深，受他的毒害极大，因此而犯下了弥天大罪。幸好遇上了仁圣的天子，体恤到小民的隐情，而原谅了我的无知，得以留下性命，以暂度岁月。但是正由于对吕留良的谬论信得最深，所以对其中的曲折知道得也就更详细；亦由于受其祸害最大，所以对其谬论的利害关系，讲得也比较切实。因此才敢忘掉自己的浅陋，详细地讲述了本朝得统之正，直比美商、周；当今皇帝的仁德，直可与尧、舜并列，用以遍告一切人。【原文】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译文】我希望一切民间家居读书做学问的人，都要去掉坐井观天的成见，放眼于光明远大的世界。要知道天地之大，原不分界限，神圣所钟爱的灵气，越大流动得越远。上天眷爱百姓怀念的圣人，也只是由于他崇高的仁德，而起初并没有规定只能产生于中原九州的成例，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不会被把中国分为中外、华夷的说法蛊惑了。唐尧和虞舜，继承帝位还分为二代；文王的谋略武王的武功，隆盛的功德首推这二个君王。而我朝则达到帝王功业的极点，并兼有积累著述的齐全，那么在政治和道德的继承上的正统地位，便可一目了然了。尧舜为了百姓的安乐而身居帝位，孔子为了百姓的安乐而更加好古和勤学于下层，二者都功在一世，是万代也不能兼有的。

而当今皇上具有尧舜的君道，又具备孔子的师道，上天赋予其圣明睿智，治国功勋可直与尧舜匹敌，那么心悦诚服，拥戴这样圣明的君王，理由还不充沛吗。啊，真是盛大啊！麒麟凤凰，都想先看到为快，奇珍异宝，都希望能一见为荣。当今有仁圣的天子在上，顺应非常的好运，且有非常的才德，成就非常的功勋。日月所照的地方，霜露所降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对皇上尊之亲之，而还有人以地分中外来怀疑，其实是天地本来极广大的并不存在什么外，而是人心中产生了中外的想法才有外。正如尧舜时的统治，不过仅有九州地方，而人遂以为九州以外，就不再有九州中华之地，并且怀疑战国时邹衍的说法是荒唐的，这是十分错误的呀！上古时伯益称赞帝尧，说尧“乃圣乃神，乃文乃武。”

评论这话的人认为尧因帝运广大，所以变化莫测，圣德是形容不尽的。我认为皇上的圣神文武，根本在于仁孝诚敬之极，而仁和孝敬达到极点，根本又在于一个诚”

字达到了极点，所以能够符合天地之量，能够符合天地之运，所以不分远近内外之间统一在一元之内，达到了圣神文武的极点。孟子说过：“不能被至诚感动的，是没有的。”

《书经》上说：“百兽也跳舞歌颂太平。”《易经》上说：“猪鱼也懂得诚信。”当今皇上有至诚的心，而下面臣民不用诚信来响应，这样真是连鸟兽昆虫都不如了。这能容忍吗，哪里敢！从今以后，凡作为臣民的，都应该更加明白天地之大是没有界限的，圣人的诞生，不分中外。君臣的大伦，是绝对不能逃避；食毛践土的深恩，绝对不可忘掉。《春秋》中所讲的义理和例子，是由于当时人状况决定，和今天的情况已是天地悬殊大不相同。而吕留良的逆说，必须铲除。今天的正义，才能永远深入人心。人人要献出悦服爱戴的热忱，处处守孝子忠臣的本分。各自尊重人伦的道德，以保全天理的大公，恢复我所固有的人性。常常用我曾静的愚昧不肖，误听误信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自安居于有道的盛世，长享无边的幸福，这才不枉作为一个圣人时代的百姓，而是人生的一大幸运。本文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