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谕: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景从。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亦莫不尊亲者。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戚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为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盖其悖逆狂噬之词,非惟不可枚举,抑且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今姑就其中数条,略为宣示内外诸臣,庶天下后世共知其张,感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戾。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

【译文】皇上谕旨:我朝建国统一中华以来,秉受天命,人民归心。几代皇上继承大统,受到中外景仰拥护。到了我圣祖仁皇帝(康熙)的时候,继承天命而登上皇位,为亿兆人民降下了福泽,无论在文治或武功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绩,给百姓带来恩惠和用礼义道德教化百姓,都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君王,实在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圣明君主。所以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即使在穷乡僻壤的深山中,普通百姓以至小孩,以及有点血气的人,都没有不敬服皇上的。却不料逆贼吕留良这人,性情隐暴顽固,嗜好制造祸乱。自称是明代王府仪宾的族孙,怀念过去的明朝,而满怀怨恨的诋毁我朝。这仪宾的后代,从与明朝皇族的亲戚关系上来说,是非常远的,算不得什么。况且吕留良出生于明末,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吕留良还不过是个小孩子。我朝建国以后,他受到我朝的哺育恩典,才得以读书成人,顺治年间参加考试,获得了秀才身份。

以后经过多次的岁考、科考,他仗着自己小有文才,常常考得优等,才借此获得了一些虚名,以此为资本来夸耀于本乡地方。以此看来,吕留良和明朝的关系,实在毫无痛痒,而他本身的经历,也说不上有什么保持明朝遗民的高尚气节。只是到康熙六年,他因为考试失利,才狂妄地口出大言,抛弃秀才身份,忽然思念起明朝,而埋怨我朝起来。后来地方官又用“博学宏词”来推荐他到京师,他用寻死来吓人;把他作山林隐逸来推荐,他便削发去当和尚。如果按他生平岁月来算,吕留良身为本朝秀才达十几年之久,却以忽然转变思想,自称起明末遗民起来,真是自古以来悖逆反复的人,也没有他这样怪诞无耻的说法,实在是可鄙可笑之极!自此以后,他便著作荒谬的书籍,宣扬忤逆的言论,达到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程度。

其实他不过是卖文卖书,追求名利罢了,而竟敢以此来对圣祖仁皇帝任意攻击,公然谩骂诅咒,用根本没有的事,凭空捏造。他所著作的诗文以及日记等,有的刻版印成书四下流传,有的则秘密保存手稿,他记述的都是世人所没听到过没见到过的,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朕翻看他这些著作,不胜惶恐震惊。因为他这些著作当中,悖逆狂噬的言论,不但不胜枚举,而且凡是作为臣子的人,都不忍看在眼里,不忍说出口去,不忍用笔写到纸上的。现在姑且把其中几条,略略摘出来宣示给京师和各地方的各位臣子,以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他嚣张的程度,愤慨他的荒唐,认识他犬吠狼嗥的暴戾。自从有人类以来的乱臣贼子当中,罪恶滔天,奸诈隐顽的坏人,而假冒理学大儒的,从来没有像吕留良这样可恨的人!【原文】

其文集有云:“德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其行状云:“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

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又云:“遂削发为僧,苟延性命。”又辞山林隐逸之荐,答友人书云:“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

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谬严于斧钺,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不顾门户,断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

又日记内诗句云:“若论五百年间事,紫色蛙声总正传。”又云:“麻喇吉出城,送者填塞,饥渴易为饮食如此,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可怜可痛也。”

又云:“李雯,华亭人,甲申后入北幕,《与史道邻书》及《下江南诏》皆其笔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之句,人传嗤之。”

又云:“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不请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识高,其命正当尊也。’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闭门不见宾客,颠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尽髡之。醒为号痛而已。所著述将及栋,天彝尽取焚之,恐其有刺触累己也。嘻,亦异矣!”又祭友人云:“斯文将丧,逆天者亡,顾我逆天,死反得后。”等语。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闰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胶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视如仇敌,而毫无顾忌,普蜂蚁之不若乎?又文集有云:“人心恶薄日甚,即杀运所开,聊避睹闻,窃恐不免。”

又日记云:吴三桂乞撤之语,甚有愤懑不平之气。三桂老不足虑,其下恐未必安。”又云:“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

又云:“董允出其新作,乃《平平凉颂》也,予不看,曰:先须改题目,去首字改颂作叹。”

又云:“闻吴三桂死,有吴国贵者立,清遣人往讲,割云贵罢兵。”

又云:“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承谟亦死于闽。”又其行状内云:“夙兴夜寐,终日乾乾”等语。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域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其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且乾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译文】他的文集里说:“自南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就来了一个变化,是自古以来没有的。”

另外,他在一篇记述他一生事迹的行状里说:“有个故旧朋友死在西湖,他便设下这朋友的牌位,祭奠哭泣,手中拿竹酌敲打干墙壁,以至墙坏竹裂,他把这比作元朝谢翱在西台痛哭文天祥一样。”

又说:“要把自己住的小庄园作为桃花源,作不知道有汉朝,更谈不上知道魏、晋的人。”

又说:“遂剃去头发当了和尚,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他又推辞掉地方官把他当作山林隐向朝廷的荐举。他在回答友人的书信里说:“有一个人走在路上,遇见一个卖麦芽糖的吆喝:‘破帽子换糖!’那人急忙把帽子藏了起来,不一会,卖糖的又吆喝:‘破网子换糖!’他又急忙把发网去掉藏起来。一会卖糖的又吆喝:‘乱头发换糖!’那人手脚失措地说:“为什么这样逼我呀!”

留良所以把头发剃光当和尚,正是怕换糖的逼迫我呀!”又告诉几个孩子制止他们给自己庆贺生日说:“如果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那么苟安偷生一天,就增加一天的耻辱。世上有道德君子,称之为丈夫,为什么他不去死呢?那么他受到的侮辱比受刀斧砍杀更难受,又有什么值得庆贺?如果为受着侮辱而苟安偷生的人去庆贺生日,那么又把年龄不到三十岁,为了大义不顾家庭,不怕砍断脖子杀掉头颅,以遂自己志愿和道义的人放到什么地位去呢?”

又在日记里写的诗句说:“如果要评论五百年以来的时事,披着紫袍的青蛙也鸣叫着自己是正统了。”

又说:“麻喇吉(清初抚蛮荡寇将军兼广西巡抚,今译为麻勒吉)出城的时候,为他欢送饯行的人把道路填满了。转眼间,饥渴变成了饮食,百姓的态度变得竟如此之快。看他们惶惶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真是令人可怜可痛呵!”

又说:“李雯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甲申年(公元年)后到北军中作幕僚,《与史道邻(即史可法)书》和《下江南诏》都是他写的,其中有‘天地四方融合而天下太平,礼乐兴盛而战争平息’的句子,人们传看后都嗤之以鼻。”

又说:“沈天彝打算向官府申报他妹子的贞节,想请求立牌坊表彰。但又说他父亲弃车先生有遗嘱不让向官府申请旌表,而犹豫不决。”

我说:“您父亲的见识是很高的,他的遗命是应当遵守的。”弃车先生自朝代变更以后十几年,关着大门不见客,头发生长得很好。有一次天彝把他灌醉,趁机把他的头发剃去,弃车先生醒来以后,只好痛哭流涕而已。弃车先生的著作手稿堆积得快要碰着屋梁了,天彝尽数把它烧光,恐怕其中有讳碍的语言连累自己。哈哈,也是件怪事!”

又祭吊朋友的文章里说:“读书人将要丧亡,违背天意的就得死去,而我就是违背天意的,反而死在后边”等等的话。这都是他顽固不化,不肯臣服我朝,明目张胆地攻击我朝不是正统而是闰统”依赖桀犬吠尧来作文章,都是这类东西。这个吕留良吃的本朝给的饭,生活在本朝的土地上,而且身为学校的秀才,深深受到本朝养育的恩德,为什么却把本朝看成仇故,而毫无顾忌地攻击,连蜜蜂、蚂蚁都不如呢?他的文章里又说:“人心险恶轻薄一天比一天厉害,这就开启了杀运,虽然有意躲避视听,我认为恐怕也难以避免的。”

又说:“吴三桂曾要求清兵撤退到关外等话,很有些气愤不平的样子。虽然吴三桂已年老不足忧虑,但他的部下恐怕未必能安心。”

又说:“吴三桂在云南,于甲寅年元旦寅时登基称帝,是取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四寅交会的吉利。今考查这时正是出现日蚀的凶象。”又说:“董允拿他的新作文章来请我指教,题目是《平平凉颂》我根本不看,说:应先把题目改一下,去掉第一个字,把颂字改成叹字。”

又说:听说吴三桂死后,有个吴国贵族继承他的王位,清朝派去给他讲,把云南、贵州一带地域割给他,双方停战。”

又说:“听说福建耿精忠反清暴乱,是福建总督范承谟激起来的,后来范承谟也死在福建。”

他的一生行述里还说:“早起晚睡地勤劳,终日自强不息”等话。凡是普天下的土地,没有一块不是属于君王的,凡是生活在中境内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君王的臣下。吕留良靠我朝恩惠和土地生活,才建立起他的家园,养育他的子孙有好几十年,可是却不懂得中华大统一的道理,平常称呼我朝任意指名,或叫“清”,或叫“北”,或叫“燕”,或叫“那边”。至于遇到本朝和叛逆的藩王吴三桂连写的地方,也称作“清”称“往讲”,好像本朝和逆藩是相邻的敌国一样,真是违背道理到极点了!况且吴三桂、耿精忠乃是叛逆的贼臣,人人都想捉而杀之,而吕留良对他们兴兵叛乱则十分高兴,惟恐他们失败;对于本朝收复了疆土,便惆怅得好像失去了什么,愁眉苦脸地叹息。对于殉难的忠臣,便去污蔑他们的过失,并且因听到他们死亡而心中高兴;不顾纲常伦理的颠倒,惟以助纣为虐,迎合叛贼为心愿;不顾天下百姓生灵涂炭,只希望天下大乱打起仗来就好。怎么这个吕留良存心思虑,残忍凶暴到了这种地步。况且表示日夜勤劳的“乾乾夕惕”这句成语,在《易经》的注解中,都解释为指君王治理天下的勤劳,而吕留良的子孙,却把这句话公然用到吕留良身上,这不更是放肆和狂妄吗?【原文】

又云:“永历帝被执时,满汉皆倾心,东宫勒马前行,以鞭梢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等语。

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窍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剽劫夺,贻害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否则军临城下,后悔无及。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杀伪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此永历之实迹,乃中外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穷蹙无归,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岂有擒寇贼之人,转于其马前行跪之理乎?其时之汉人兵丁,亦耻而不为之事,况于满人乎!此等瞽说,荒唐鄙谬,无中生有,不知何自而来也。至云关壮缪庙皆被雷击,尤为荒诞之甚。朱由榔之死,实系上天诛殛,而人力岂能强为耶!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命之正神,何以有凡关庙皆被雷击之事?于理亦甚为不顺。

且本朝用兵以来,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护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士卒不过千人,贼以重兵相攻,势甚危急,蒙真武之神,显化神兵,布满岩谷,狂寇寒心褫魄,众遂溃逃而散。此有御制碑文,详纪其事者。其克复云南城也,则有金马飞腾之兆,而逆寇即日荡平。此皆见之志乘,万目共睹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其它不可枚举,吕留良独闻之乎?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欲快其私愤。伊之妄诞伎俩,能逆天乎?

【译文】又说:“南明的永历帝被擒获的时候,满汉官兵都对他十分景仰,东宫太子骑在马上前行,用鞭梢往东一指,东边的满汉兵都跪下去,往西一指,西边的满汉兵也都跪下去。杀朱由榔那天,天地阴暗,日月无光,一百里以内,凡是关帝庙都遭受雷击”等话。考查朱由榔经历,他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在南方乘机自立为王的,盘踞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他们那一伙人内部,互相攻打抢夺,为害百姓,后来兵败逃窜到缅甸。顺治十八年(公元)时,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到缅甸,先派人传告缅甸国王,命令他把朱由榔擒送到兵营,否则就要兵临城下,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朝大兵随着便到了缅京城下。缅甸人大为惊惧,便把朱由榔缚住,献到大营,又杀了朱由榔部下的侯爵王维恭等一百多人。于是我军便把朱由榔和他的家属全部擒获班师回国,这是南明永历王朝结局的事实,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朱由榔急迫到无地可去的地步,而被我朝满汉大兵擒获,岂有擒贼的人,反而在贼人马前跪下的道理呢?当时的汉人兵丁也不会干这种羞耻的事,何况潢洲兵丁!这种瞎话,实在是荒唐浅鄙,无中生有,真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至于说关帝庙都被雷击,尤其荒唐得很。

朱由榔之死,实际上是上天注定了他必然要被杀,这不是人力所能强行去做的。关圣大帝和雷神,都是奉天帝命令掌管职责的正神,怎么能有凡是关帝庙都被雷击的事,这在道理上也讲不通。况且本朝自从兴兵来,事事都得到上天的保佑的恩惠,一切神灵都对我朝有袒护的恩德。比如我兵保卫永兴县城时,只有守兵不过一千人,而贼兵有重兵来攻,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受到真武大帝的显灵,点化出了无数神兵,布满山谷,使贼寇心寒魄散,遂即纷纷溃逃。有皇上亲自写的御制碑文,详细地记述了这事。又有克复云南省城时,则有金马飞腾的吉兆。而贼寇当天就被荡平了,这事都记载在志书里面,是万人亲眼所见,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但这也不过是略举出一二件事作例子来说,其它的事多得无法枚举,难道只有吕留良一个人没有听到过吗?

总之逆贼吕留良,对于本朝的一切祥瑞征兆的事,一概隐藏而不记,而专门在书上传播那些谣言和攻击的话,打算发泄他的私愤。他这种荒诞和狂妄的伎俩,难道能逆转天运吗?

【原文】

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败,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发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民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后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牟利,富仍不赀。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壤,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

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南高桥,复还原舟者。”

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

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斗状。”

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又云:“河南郏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凤身五色陆离,鸣如箫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凡此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心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捏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译文】

又如他的文集里说:“今天百姓的穷困,是自上古羲皇以来所仅能见到的”等话。自明末的时候,朝廷政治腐败,贪污枉法公开盛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致引起流寇猖狂,战场形势日益紧迫。每年都要花费军饷几百万两银子,这都是从百姓手中搜刮得来,这时才是百姓极其穷困的时候。我朝扫清了流寇,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于是明代的穷苦百姓,才都得到更生的喜庆。吕留良怎么没有一点眼见耳闻,以至于这样丧心昧理,颠倒黑白,反说今天的百姓穷苦呢?况且到我朝圣祖康熙皇帝,十分爱护黎民百姓,国内殷实富庶,从黄毛小童到白发老翁,一辈子没遇到战乱,又有减免租税的政策,史书都记载不下了,百姓又能因为什么而穷困,甚至被说成自上古羲皇以来绝无仅有的穷困时代!试问吕留良,像我朝圣祖在位六十多年,成功地用道德教化百姓,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物产丰收人民安乐,国内外一派太平景象,万民安居乐业,这种情况就是自上古以来,记载在史册上的,也是屈指可数。受到上天的关怀保佑,能够和我朝这样兴盛的时代,难道能有很多吗?而他却说成是自上古以来从没有过的穷困时代”

这不是太过分吗?即使像吕留良这样心怀叛逆的人,动不动的可拿出万金来交给客人,而且他刻印我朝时文,贩卖牟利,赚了不少钱还不满足。看他日记里记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连粪肥都计算了,营营追求财物的心,一天也没有满足,这还能说得上穷吗?他的日记里又说:“四月末,京师里起怪风三天,其颜色大红,吹到人脸上,脸都变红了。”

又说:“石门镇的堰桥,河水忽然涌起二丈多高,船里的芦席,有被风吹刮到南高桥,又吹回原来的船上的。”

又说:“有个大星像碗一样大,后边又有一些小星跟随着,好似彗星一样。”

又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里下了大雨,巨大的电火闪耀,随之响起雷霆,声音响得很大而且很长,不知道明年又有什么气运出现。”又说:“初五日午后,太阳光摇荡不定,有一个黑色太阳,像斗一样大小。”

又说:“出现了三枚太阳,太阳旁边有一个略小的太阳,颜色白而不怎么动,白日旁边又有一个更小的太阳,颜色红而动荡得很。”

又说:“河南郏县有凤凰出现,百鸟都来朝见凤凰,一连聚会好几天,有二个红赤色的鸟,身长一丈多,用身体遮蔽着凤凰,凤凰羽毛五彩陆离,叫声和箫管的乐曲一样。当地人十分奇怪,赶了牛群去驱邪,牛都战栗不敢前行。路上死鸟很多。又有死金色鲤鱼,散乱的躺在地上。当时我正在作一首《凤砚铭》说:‘道德并没衰败,你可能不会来,在道路上鸣叫,一定有圣人降生。’这时忽然听说这件事,又是一件奇异的事”等等。凡是这种毫无根据,胡乱捏造怪异荒诞的记载很多。总是因为他叛逆的心里藏着很多幸灾乐祸的想法,所以专门去捏造一些荒唐古怪的事,去蛊惑人们的视听。而从来不管它如何荒诞不经。至于灾异的出现,古时候也就有,这是上天降下的一些迹象,来警告劝戒人间的君主,让他反省过错增强道德,但还没有过事情不确实而可以作借鉴的先例。

比如吕留良的记载,都是虚假不实,天地间根本没这件事,又怎能让人警戒将来呢?假如把这些虚假的记载流传给后世,把捕风捉影的话,当成实有的事,一定会使人觉得以前太平盛世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奇怪的灾异。如果遇上日月星辰、水灾、旱灾的变化,必然会不重视,以为与国家的治乱没有什么关系,因而漫不经心,这样便引致以后的君王对灾异不重视,那他的罪行真是数也数不清的了。

【原文】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者,写真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裤曰:“欲待有功者。”

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捏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它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此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赀,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热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灭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已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

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译文】

他的日记里又说:“康熙十分吝啬,苏州有个顾云,为人画像十分精美,在皇宫充当绘画供奉的职务,不许他随便到公侯贵族家中给人画画。有一天他去朝见皇帝,匆忙之间穿的是旧衣服。康熙说:‘这是想要银钱的。’便介绍他去一位王子家画像,这王子送来元宝二百两和一些绸缎,康熙收了这些东西。后来顾云辞别康熙回家,康熙只给了顾二十四两银子而已”等话。这事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编造十分荒诞悖理,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了。吕留良是用这来故意诽谤圣祖皇帝。战国时的韩昭侯收藏一条旧裤子,说:“打算用这奖赏立功的人。”

史书上记载下来,以为是一件美谈。现在不过是一个画像的画师,即使圣祖仁皇帝不轻易给他丰厚的赏赐,也表现出圣祖对奖赏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表现。而吕留良捏造这种谣言,讥讽为圣祖吝惜财物!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了对水旱灾进行赈恤以外,特别降恩豁免百姓交税的钱粮,不下数百万万两银子。这是天下臣民都知道的事,岂是吝啬的主子所能办到的吗?难道只有吕留良没有长眼睛、耳朵吗?他忍心歪曲事理,真是达到极点了。况且吕留良从伦理上说是我朝的臣民,却傲慢得直呼皇上为康熙,他这种狂悖忤逆的形状,也太过分了吧!就拿以上几条来说,他的猖狂悖逆已达到胡言攻击的罪行的极点,何况还有其他很多过头的言词,尤其令人痛心疾首不忍说出,我们与他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了!

这个吕留良,生在浙江人文荟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而且曾静只讥讽到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则更进一步诬蔑到圣祖仁皇帝的盛大道德;曾静的诽谤,是由于错误相信了流言诽语;而吕留良的攻击,则完全出自他心中,造作妖言迷惑视听。况且曾静错误地固执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偏见,心中妄起疑问,如果不读吕留良的书,不见吕留良的一连串的议论,虽觉得快心畅意,也必然会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写成文词。所以吕留良的罪大恶极,实是比曾静要大上好多倍的了。

朕向来认为浙江省的风俗不够敦厚,人心难测,比如汪景祺、查嗣庭等人,都是因为诽谤悖逆,自是罪有应得,也都是吕留良遗毒所害的例子。至于民间百姓,也喜欢造谣生事,比如雍正四年时,有海宁、平湖要全城屠杀的谣言,那时百姓便相信谣言,互相煽动,引起百姓逃亡流离的事。这都是吕留良一个人倡导在前,才造成地方人士纷纷盲从的。因为浙江的读书人,见到吕留良在文章中恣意狂吠攻击,反而享受盛名,并且十分富有,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害降临到他身上。所以辗转推崇他,互相仿效他,而大都被他迷惑愚弄而还不知道。甚至地方官吏也害怕他的声势嚣张,忌惮他的党徒众多,都得对他们留意应酬,加以优厚礼节,以博得一个尊重儒士的好名声。

比如最近上任的总督李卫,是大臣里公正刚直的一个,他在到任以后,也不得不根据过去惯例,向吕留良的祠堂赠送匾额,何况其他的人呢?由此可见吕留良影响人心,扰乱人间风俗,其毒害已经说不胜说了。几年以来,朕因为浙江人心风俗十分有害,给以很大的担忧,朝夕思考筹划,设法教导他们懂得仁义,用尽了开导整顿的苦心,最近几年才略略有点起色,一天比一天正常起来。如果稍微有点疏忽,不尽力整顿,那么吕留良的异端邪说蛊惑人心,必然如胶漆一样充塞到人心中,牢固粘结便没法解救了。从而使天经地义的大道理,也泯灭废弃,差不多会使人沦落到无父无君的地步上去了。这样吕留良给浙江省带来的祸害,真不知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呀!

今天天道昭然,贼人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使他的奸诈阴险面貌尽情败露出来,那么就不能不依法制裁他的罪行,以维持世上风俗教化,申明国法了。而且吕留良以理学大家自居,说自己是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哲学正统。周、程、张、朱,是历史上的大儒,岂能用以无父无君来作为他们的主张,用推崇乱臣贼子来作为他们的学说呢?吕留良这种狎弄侮慢圣人的儒教,败坏读书人的心术,真可谓名教中的罪魁祸首了。而一些平庸愚昧的人,看不透他包藏的祸心,便把一个不懂得天经地义道理的匪人,一哄而起地推誉他为道学大家,真把读书人的脸面都丢失尽了。就是吕留良本人的著作中也说过:“逆天者亡。”

又说:“我虽然逆天,死反得在后。”明知违反天道的罪行是很大的,而却不顾一切地去走这条路,死不悔改,真不知从古到今以来,天地间一切乖戾凶暴之气,为什么都集中到吕留良的身上了。【原文】

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吕葆中既已身叨仕籍,而犹世恶相承,并未洗心涤虑,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鸷,习与性成,仍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罔知警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驱遣,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前此曾静逆书,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缘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心志。其所以诋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兹特降谕旨,将诸条略为宣示,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译文】

朕自登上皇位以后,实在不知道吕留良都著作了些什么。而由于他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也不容他存在,所以才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这件事的发生,才被曲折地揭露出来,现出了吕留良的凶顽面目。而吕留良的儿子,比如吕葆中这人,曾经应科举中进士,又蒙皇恩名列鼎甲,授给翰林院官职。其余的子孙也有很多进学当秀才的,就这样还不立即把吕留良的著作和印书的木版烧掉,以灭去遗迹。而且吕葆中既然已经做官,还要继承他父亲的罪恶思想,并没有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念和尚造反案件,其党羽便牵连到吕葆中,那时他的逆迹就已经揭露出来了,蒙圣祖皇帝心怀上天的仁德,免去对他的拿问治罪,但吕葆中却因此恐惧而死。

如果按一般常情来说,吕葆中的兄弟子孙,遇到这次惊扰危险的灾祸,并蒙圣祖皇帝高恩厚泽不加治罪以后,自然应当感激皇恩,幡然悔悟,大家应设法改正前辈的过错,以求逃避后代被诛戮的危险才是。谁知他们顽固凶悍,已经成性,仍然死抱着吕留良的著述不放,把这些逆书深藏在箱柜里面。这就是吕留良将逆乱作为传家宝,所以吕葆中等叛逆后代,愚昧昏庸,不知道一点警惕;其实这是上天的英明洞察,不允许有一点隐藏,好像有神鬼驱使的一样,终久使逆贼的阴谋彻底灏暴露于今天,使逆贼吕留良的遗毒,不致于漏网而逃脱上天对他的惩罚。

以前对于曾静逆书一案,朕所以对他一一剖白清楚的原因,是因为自朕即位以来,深知外边逆贼党羽还很不少,自然还要散布流言蜚语,蛊惑扰乱人的思想。他所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的,朕可以用我自己的主意来判定案件的处理。如果像吕留良这样罪大恶极,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其罪就实在至深至重。即使是普天下的平民百姓和孩童,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知道这事,也会无不切齿痛恨,怒发冲冠,不愿和他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朕若为臣子,也必然会有同样的心理。现在特降下旨意,把各条叛逆言论略加宣示。至于逆贼吕留良和他的嫡系子孙,亲兄弟子侄,应当按照哪一条法律定罪?命令九卿和翰林院、詹事府、有关科、道人员开会商议,直隶省总督,巡抚、提督、两司的官员,也要秉公议论,各抒己见,详细核定他们的罪行,奏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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