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间所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用诗文词章科举取士的做法,比王阳明学说的害处更大更广。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损害了圣贤的道德义理,但是,还摹仿出了一些道理来。科举这种做法,公开讲求名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辱,竟然把道德义理一笔勾销,将人类的天性也都泯灭尽了”等言语。朝廷要选用人才,所以设立科举这种制度,是因为科举的学子,所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吟诵效法的是圣贤的道德准则,讲求追索的是圣贤的仁德义理的缘故。世人能够通过读书明白事理,他的学问深浅高低,都体现于科举应试的文章中,所以朝廷设立科举考试,希望能够多得些读书明理的人才,为国家效力所用。而今曾静认为科举的害处,竟然到了把道德义理一笔勾消,将将人类的天性泯灭至尽的地步,这是什么说法?倘若不设立科举制度,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发抒阐明圣贤的道德准则呢?世人本来就是贤愚不一,科举内存在卑污苟贱的无耻小人,原来世间就有的,只是由朝廷辨别这些卑贱之人不予选用罢了,不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就可以禁止卑污苟贱行为的。况且那些无廉无耻之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开选用人才之路,比如,或者让地方官推举选拔,或者征求召聘推荐,或者改为上书诗赋策论,那些讲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这些途径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曾静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人们讲求名利呢?让你根据自己的所知所见招供出来。

【原文】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者,盖以修己治人之道尽备于四书五经,欲人童而习之素,讲明其理,理通然后发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浅深得失,择其优者而升举之。其立法之意,原尽美尽善,无毫发可议。但在下之人,实能仰体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积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说得尖隽,即可以中有司之选。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层义理,当学当讲也。因妄谓文字可以乖巧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法门,拟定程课,日以讲文为事。其讲文也,又只是以临场描摹填凑,袭取割截,及卖弄笔头为计。而圣贤道理,当身行谊,遂置之高阁不论。且人身既有血气,营名图利,乃其常情。况乡人无知者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经明理,以备国家之用。只谓科场之设,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尝不使之读书,问读书何为,则曰取科名、获禄利而已。自少小时,即横这个俗鄙识见,在胸渐长渐大,名利之心日深,而从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选时,越发营名图利,而毫无忠君爱民,力图报效之心。此弥天重犯在山僻无知,不通世务,妄据蠢见,遂有是把道理一笔勾消之说。其实到今日看来,全不如是。举业何曾无人,几多奇勋伟烈,大半多是举业家做就。且皇上天聪明,无法不精,无弊不彻。即如圣谕,谓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此皆洞彻人情,深悉世务,智能察万变方得见及于此。由是看来大半总要得人,何法无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养士之法,平昔总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虽小,而所职之事甚大,必须择道明行修者,专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贤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讲日专,丁宁反复,其或有行谊不修者,则即许责惩。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优劣之册,申详学政,学政核考其实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验教官之诚伪明暗。是教官劝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学政考其文于一时,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备而真才以得,积弊庶几得减。抑近读圣谕,而知本朝用人,原不专恃科举一途。除科举之外,尚有选孝廉、优生、实学等法,有此诸法,庶几足以尽天下之才,而裕国家之用。便选举亦要得选举之人,方能无弊。若临考,学政独凭教官之荐举,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与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荐之举之,而闭户守正之士,仍终不得有闻,恐亦无补。故在今日国家取士用人之际,固超出千古,然欲历久成化,似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法,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善。弥天重犯山鄙无知,不与人数,感佩皇恩,深重自计,衔结无由,仰承旨问,敢不剖心直供。

【译文】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用四书五经选取人才的做法,是因为修省自身、治理众人的道理,都完备地包含于四书五经之中。朝廷想使幼童便学习这些经书,平素授讲明白书中的道理,道理通顺明彻后便发挥为文章,而朝廷就以文章考察他的学问深浅得失,择选其中优秀的而提升举用他们。朝廷设立科举的本意,原是尽善尽美,没有丝毫不当之处可让人议论的。但是,天下世人中,真正能仰望体念朝廷意图的人少,蒙昧无知的人多。再说此习尚积之已久,人们不免忘记了科举的根本而重视起它的次要方面,认为朝廷设立科举取人才取文字,只要文字写得新颖隽永,就可以被试官所选中。起初并不知道文字之上,原来还有一层义旨道理应当学习应当讲求的。因此,妄自认为文字可以通过乖巧便学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的办法和门路,拟定课程,天天以讲习文章为自己的大事。他们讲习文章,又只是临场描摹填凑,抄袭割裁,以及卖弄笔头生花之巧为计,而圣贤们经书中所说的道理,以及自身应具备的品行,就都置之于高阁不说。而且人既然是有血气情感之躯,营求谋图名利,也是人们的常情。何况乡下人中无知无识的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的本意。原来是要人们通晓经义明白事理,以备国家选拔任用,只认为科场的设立,竟然是世人们谋取名利的途径了。

所以,家中生有孩童,未必不让他们读书。如问他们读书有何用?就回答说:为了考取科名,获得官禄利益而已。从孩童时心中就存有这些鄙识俗念,渐渐长大后,追求名利之心日益加深,并且反映在自己写作的文字中。等到文章科试中选的时候,越发是营求谋图功名富贵,而丝毫没有忠君爱国爱民,力图报效朝廷的心愿了。这便是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居住在山乡僻野,无知无见,不通人情事务,妄自根据自己愚蠢的见解,于是有了科举把道德文理一笔勾销的说法。其实今天看来,完全不是这样。通过科试举成大业的何曾没有人呢?多少奇功殊勋和伟烈业绩,大多数是通过科试举业的人才创建的。况且当今皇上天赋诚信,睿智聪明,没有不精通的事理,没有不明察出来的弊端。正如皇上圣谕所说:那些少廉无耻之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选用人才之路,那些讲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这些途径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这些都是皇上洞察透彻人情、深切探悉世务、睿智观察万事变化之后,才得出的至理见解。由此看来,朝廷大半总是要选用人才,什么方法又没有弊端呢?只有选得人才后,使他克守品行,才能免除这些弊端。如今培养人才的方法,平时总要选用学官得当。学官中学正、教谕的官品虽然小,而所职事的责任重大,必须选择道理明白、品行修省的人,专门派他们教育百姓子弟。用圣贤们中正的道德准则,孝顺父母尊奉兄长的忠信品行,天天专门讲授,反复嘱咐叮咛。学生中如果有不注意修省品行的,就立即对他责罚严惩。这样教育三年,然后教官将记录学生品行优劣的文册,申报学政,学政依据文册考核学生品行的高低,并且以事实是否相符,来检验教官的诚实或虚假。这就是教官平时注意规劝学生的行为,而不仅是教他们文化,学政于一时考核学生的文化,而又兼理考察他们的品行。文化品行具备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讲求名利的积习弊尚才逐渐能得到减少抑止。近日读到皇上圣谕,才知道本朝选用人才,原来不是专设立科举一种途径,除科举制度外,尚有选举孝廉方正、优贡等以实际才学荐拔人才的方法。有了这些制度,就足以选尽天下人才,而够国家所任用了。但是,选举考廉、优贡也得有能公正荐举的官员,才能没有弊端。如果临考时,教政官员仅仅凭依教官的推荐举选,假若这些教官不是正直之人,只选取平时与自己私情、文章相近相接、酒食宴饮互相邀请过从密切的人推荐举送,而那些闭门苦读,守礼守法的正派学子,仍然是到头来也不能被知闻选送,恐怕也是于事无补的呀!所以,今日国家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规定,固然优点超出了千古历代,然而如想经久不变,形成教化,还应当参考采用程颢所提议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斟酌它的优劣好坏后再予实施,才能更加完善。我这弥天重罪的山野鄙夫无知无识,不能与人数说,感戴钦佩皇恩深重,自己思忖即使结草衔环报答皇恩也无用。如今仰承皇上谕旨询问,怎敢不剖白心迹据实情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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