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译文】

皇上谕旨:自古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宠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代代地传下去。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惟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格当天下的君王。这是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

只有仁德够得上作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仇敌。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

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岂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便区别对待吗?我大清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代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深厚关怀,道德教化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原文】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乱伦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原文】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原文】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译文】

从前在康熙年间,各处有奸徒发动扰乱,动不动的就借着朱三太子的名义活动,比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都如此,真是屈指不可胜数。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伪托是明朝皇帝的后代,遇到算命的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希望用这来鼓动、迷惑一些无知百姓来为他效力,现在已经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审问。自古以来,不同姓氏的人,先后建立王朝进行统治,而前朝皇帝的家族,臣服于后一朝代的人很多,否则也是隐匿姓名,隐居不作官而表现自己气节,从来没有像本朝有这么多的奸刁民众假冒姓朱,企图动摇盅惑人心。如果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不加平息,那么以后中国皇帝的子孙,如遇上改朝换代的新皇帝时,必然会被弄得一个也活不下去,这岂不是被那些奸刁百姓逼迫到这等地步上去了吗?况且明朝代替元朝而统一中国,明太祖就是元朝的子民百姓。如用纲常伦理来说,是无法逃掉犯上篡位的罪责的!至于我朝和明朝的关系,则是邻国关系,何况明朝是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当时明朝边境时遭祸乱,倭寇骚挠沿海,流寇的名称多到无法计算,而各乡村城镇的流氓无赖,乘机杀人抢劫。不法官兵又借着征剿匪患的名义,到处祸害百姓,有杀良民冒充杀土匪的数字以请功劳,使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拿四川一省来说,竟然到了几乎一个不剩的地步。偶然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到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目睹过当时情况的父老,哭泣着叙述当时的惨状。并且没有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了各地寇乱,把全国人民救出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得安坐于筵席之上。我朝对中国百姓造福可谓广大,达到了极点。至于厚待明朝的典礼,更是历史上写也写不完。明朝的藩王后代,凡是经查实确是明朝皇帝的子孙,则格外加恩优待,封为侯爵。这也是以前各朝代没有过的特殊恩典。可是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地便假称姓朱,用它当作举行叛乱的手段。而吕留良这伙人,又假借明朝的名义,肆意宣传他的分别华夷的荒谬邪说,以求达到他们叛乱的愿望。这种人不但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仇人了。【原文】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译文】

而且如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的,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盅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倘若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寇,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假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边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作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

何况国家的君王呀!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无君王的时候。”

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何况我朝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对君王还可以随便诽谤吗!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抚育下生活,而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作夷人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中国历代以来,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阴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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