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塔里克的踪迹。然后,另一个星期来了又走。

为了打发时间,莱拉修补了那扇爸爸依然没有修好的纱门。她搬下爸爸的书籍,掸去上面的灰尘,按字母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她和哈西娜、吉提,还有吉提的母亲妮拉去小鸡街道。妮拉是个裁缝,有时候和替妈妈做衣服的女裁缝一起干活。就在那个星期,莱拉开始相信,在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全部艰辛之中,没有什么比单纯的等待更加痛苦的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莱拉发现她自己陷入了一些可怕的念头中。

他将不会回来。他的父母永远地搬走了;他们说去加兹尼,原来是在耍花样。这是大人精心设计好的,免得他们两个会为了分别而哭得死去活来。

他又踩到地雷了。就像1981年那次一样,当时他才五岁,他父母上一次带他去加兹尼也是在那一年。那件事故发生在莱拉第三个生日之后不久。那次他很走运,不过失去一条腿而已,能活下来已经算是万幸。

这些念头不停地在她脑子里纠缠不清。

然后,有一天晚上,莱拉看见街道那边有一道细小的电光照射过来。一个介于尖叫与喘息之间的声音从她嘴唇里跑出来。她匆忙从床底摸出她自己的手电筒,但它没有亮起来。莱拉用手掌拍拍手电筒,咒骂那该死的电池。但手电筒坏了也不要紧。他回来了。莱拉心中的石头落地了,她坐在床沿,晕晕乎乎的,看着那美丽的黄色眼睛一眨一眨,时明时灭。

第二天,在去塔里克家的路上,莱拉看见卡迪姆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在街道对面。卡迪姆蹲在地上,用一根棍子不知道在垃圾堆里掏什么东西。当看到她的时候,他丢掉棍子,晃动他的手指。他说了几句话,引来一阵笑声。莱拉垂下头,匆匆跑过去。

“你干什么啦?”塔里克开门时,她脱口而出。这时她才想起来他的叔叔是理发师。

塔里克用手摸着不久前才剃过头发的脑壳,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稍微有点不整齐的洁白牙齿。

“喜欢吗?”

“你看上去好像应征入伍了。”

“你想摸摸看吗?”他低下头。

莱拉高兴地用掌心感受着他那扎手的粗硬发茬。有些男孩头发留得很长,为的是要遮住他们像圆锥体般的脑袋和丑陋的癞痢,但塔里克和他们不一样。塔里克的脑袋长得很完美,而且头上没有癞痢。

他抬起头,莱拉看到他的脸颊和额头都被晒黑了。

“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叔叔生病了。来啊,进来啊。”

他领着她,沿着走廊,向他们家的客厅走去。莱拉喜欢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她喜欢客厅破旧的地毯,沙发上的补丁,还有塔里克的生活中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他母亲那些成捆成捆的布料,她那些插在线团上的针,那些旧杂志,角落里那个将要裂开的手风琴盒子。

“是谁啊?”

他母亲在厨房问。

“莱拉。”他说。

他给她拉过一张椅子。客厅光线明亮,有两个开向院子的窗户。窗台上摆着几个空罐子,塔里克的母亲用它们来腌制茄子和胡萝卜酱。

“原来是我们的儿媳妇啊。”他的父亲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大声说。他是个木匠,身材颀长,头发花白,年纪六十出头。他的门牙之间有几道牙缝,双眼眯斜,一看就是那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屋外度过的人。他张开双臂,莱拉扑进他怀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锯屑芬芳。他们相互亲了三次脸颊。

“你再这样叫她,她就不来我们家了。”塔里克的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说了一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碗,一把大勺子,还有四个小碗。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别跟这个老头较真啊,”她双手捧起莱拉的脸蛋,“亲爱的,看到你真好。来来,坐下。我从那边带回来一些水发的果肉。”

桌子很大,是用颜色很浅的木头制成的,没有刷上油漆——塔里克的父亲做了这张桌子,那些椅子也是他做的。它铺着苔藓般翠绿的塑料桌布,桌布上面印着很多小小的淡红色月牙和星星。客厅墙面大多挂着塔里克在不同岁数时拍下的照片。在一些他还很小的照片中,他有两条腿。

“我听说你的兄弟生病了。”莱拉一边对塔里克的父亲说,一边把调羹放进她那个装满浸在水里的葡萄、开心果和杏子的碗里。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是啊,不过他现在好了,感谢真主。”

“心脏病发作。第二次了。”塔里克的母亲说,责备地盯了她丈夫一眼。

塔里克的父亲呼出一口烟,朝莱拉眨眨眼。莱拉又一次发现塔里克双亲的年纪其实足够当她的爷爷奶奶了。他母亲四十好几才怀上他。

塔里克的母亲看着她的碗,问道:“你父亲怎么样,亲爱的?”

自从莱拉认识她的时候起,塔里克的母亲就戴着一头假发。随着年月的流逝,它已经变色暗紫色的了。今天,她的假发在额前拉得很低,莱拉能够看到她两鬓苍苍的白发。有些时候,假发戴得很高,露出整个额头。但在莱拉看来,塔里克的母亲带着假发时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怜。莱拉所看到的,是假发下面那张安详而自信的脸,一双聪明的眼睛,还有那令人愉快的、从容不迫的举止。

“他挺好的,”莱拉说,“当然,还在塞罗上班。他挺好的。”

“你母亲呢?”

“她呀,还是老样子,心情时好时坏。”

“倒也是。”塔里克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把她的调羹放进碗里,“一个母亲见不到儿子,那该有多么难受啊。”

“你在这里吃午饭吗?”塔里克说。

“一定要在这里吃,”他母亲说,“我做了肉汤。”

“不,不打扰你们啦。”

“不会吧?”塔里克的母亲说,“我们才离开了几个星期,你就变得这么见外啊?”

“好吧,那我留下。”莱拉红着脸说,笑了起来。

“那就说定了。”

事实上,莱拉喜欢在塔里克家吃饭的程度,就跟她讨厌在自己家吃饭的程度一样。在塔里克家,没有人会单独吃饭;他们总是等齐了一起吃。莱拉喜欢他们家用的紫罗兰色塑料杯,也喜欢他们家的水罐里面总是漂着几片柠檬。他们每次吃饭,总是先喝一碗新鲜的酸奶;他们在所有的饭菜上,甚至在酸奶上,都滴上一些酸橙汁;吃饭的时候还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所有这些都是莱拉喜欢的。

吃完饭后,他们总是会谈谈心。虽然塔里克和他的父母都是普什图人,但莱拉在场的时候,为了照顾她,他们用法尔西语交谈,尽管莱拉在学校学过普什图语,多少能听懂他们的母语。爸爸说他们这两类人——少数族裔的塔吉克人,还有普什图人,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塔吉克人总是觉得低人一等,爸爸曾经说,普什图血统的国王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百五十年,莱拉,可是塔吉克人的统治加起来总共才九个月,而且还是1929年的陈年旧事了。

“你呢?”莱拉问,“你觉得低人一等吗,爸爸?”

爸爸用衬衣的一角擦了擦眼镜。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无稽之谈——所有这些诸如我是塔吉克人、你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她是乌兹别克人之类的话。我们都是阿富汗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当一个种族统治了其他种族这么长时间……那肯定会存在一些轻蔑和敌对。肯定的。一直以来都存在。

或许是这样吧。但在塔里克家里,从来没人提起这些话题,莱拉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莱拉觉得她和塔里克的家人相处总是那么自然,那么毫不费劲,丝毫没有因为种族或者语言的差异而变得复杂,而且跟她自己的家不同,他们家的气氛没有受到个人的好恶和争执的影响。

“来打牌怎么样?”塔里克说。

“好啊,你们去楼上。”他母亲说,嗔怪地挥手扇了扇她丈夫吐出来的烟雾。“我先把肉汤煮起来。”

他们趴在塔里克的房间中央,轮流出牌,玩起潘吉帕。塔里克的一条腿在空中摇摆,跟她说起这次的旅途。他帮叔叔种了几棵桃树。他在花园里抓住一条蛇。

这个房间是莱拉和塔里克做作业的地方,也是他们把纸牌砌成塔楼、相互画一些怪诞肖像的地方。如果外面下起雨来,他们就会趴在窗台上,喝着温暖的、冒着泡沫的橙味芬达汽水,看着玻璃窗上饱满的雨珠往下流。

“好啦,我有一条谜语,”莱拉洗着牌说,“什么东西只待在一个角落,却跑遍全世界?”

“等一下,”塔里克把自己撑起来,那条假腿甩向一旁。他身子一缩,侧过身躺着,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给我那个枕头。”他把枕头放在他的腿下面。“好了。这样好一些。”

莱拉还记得塔里克第一次让她看他的断腿的情形。当时她六岁。她伸出一根手指,去戳他左边膝盖下面那紧绷的、闪亮的皮肤。她的手指头摸到一些小小的硬块,塔里克说它们都是些骨刺,人们在截肢之后有时候会长骨刺。她问他这条断腿痛不痛,他说它本来和假肢接合得很好,但如果它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发胀,和假肢接合不好,就会变得酸痛。跟手指套着顶针一个道理。有时候它会磨破。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到时我就会发皮疹和起水泡,不过我母亲有一些药膏可以治这些。不算太糟糕。

当时莱拉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在哭什么呀?他把那条断腿收回去,你自己要看的,你这个爱哭的小孩。早知道你会掉眼泪的话,我才不给你看呢。

“邮票。”他说。

“什么?”

“你的谜语啊。谜底是邮票。吃过午饭后,我们应该去动物园。”

“你听过那个谜语,对吧?”

“绝对没有。”

“你是个骗子。”

“你嫉妒我。”

“嫉妒你什么啊?”

“嫉妒我是个聪明的男子汉。”

“你是个聪明的男子汉?真的吗?那你说,下象棋的时候谁一直赢啊?”

“我让你赢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两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是真的。

“谁数学考不好呀?你比我高一个年级呢,干吗还老要来找我帮你做数学作业?”

“如果不是觉得数学很烦,我就比你高两个年级啦。”

“我想地理也让你很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的?好啦,闭嘴啦。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动物园?”

莱拉笑起来。“去啊。”

“很好。”

“我想你。”

他们沉默了一会。然后塔里克转过脸来,半是怪笑、半是讨厌地做着鬼脸。“你有什么毛病啊?”

莱拉心想,她、哈西娜和吉提相互之间该把这三个字说了多少遍?她们只要两三天没有见到对方就会说出这句话,说的时候毫不犹豫。我想你,哈西娜。啊,我也想你。从塔里克的鬼脸中,莱拉知道男孩在这一点上和女孩不一样。他们不会表达友谊。他们觉得没有欲望、也没有必要说出诸如此类的话。在莱拉的想像中,她两个哥哥也是这样的。莱拉终于明白了,男孩对待友谊,就像他们对待太阳一样:它的存在毋庸置疑,它的光芒最好是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直视。

“我打算骚扰你一下。”她说。

他瞪了她一眼。“你成功了。”

但她认为他的脸色变得和缓了。她认为也许是他脸颊上太阳晒出来的黝黑暂时变深了。

莱拉本来不想告诉他的。实际上,她早就知道说给他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有人会受伤的,因为塔里克肯定会追究到底。但后来,当他们走上街头、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时,她又见到卡迪姆靠在墙壁上。他身旁围满了狐朋狗友,他们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他的腰带。他放肆地朝她怪笑着。

所以她告诉塔里克了。她还来不及细想,故事已经一股脑从她嘴里说出来。

“他做了什么?”

她又跟他说了一次。

他指着卡迪姆。“他?这个人?你看清楚了?”

“我看得很清楚。”

塔里克牙齿一咬,用普什图语骂了一句莱拉没听明白的话。“你在这里等我。”他说,这次说的是法尔西语。

“别,塔里克……”

他已经向街道对面走去。

卡迪姆第一个看到他。他的笑容消失了,不再靠着墙壁,站直了身子。他双手从腰带上抽出来,站得更笔挺了,显然已经察觉到危险的气氛。其他人纷纷顺着他的眼光看来。

莱拉希望她刚才什么都没说。如果他们群殴他怎么办?他们有几个人呢——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如果他受伤了怎么办?

然后塔里克在卡迪姆和他那群朋友前面几步站住了。他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莱拉想,可能是改变主意了吧;当他弯下腰的时候,莱拉想像他会假装鞋带松开了,走回她身边。接着他的手动了起来,她明白了。

等到塔里克挺起腰,用一条腿站着的时候,其他人也恍然大悟了。他一边向卡迪姆跳过去,一边责骂着他,解下来那条腿扛在他的肩膀上,像一把剑。

那些男孩匆忙让开。他们在塔里克和卡迪姆之间清出一条道路。

接着是尘土飞扬,拳打脚踢,哭喊求饶。

卡迪姆再也没有欺负莱拉了。

那天晚上,跟多数夜晚一样,莱拉在桌子上摆了两个人的晚饭。妈妈说她不饿。在她觉得饿的夜晚,即使爸爸已经回家了,她也会带着一盘食物到自己的房间去。每当莱拉和爸爸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通常已经睡着了,或者清醒地躺在床上。

爸爸从浴室走出来,他的头发——回家时头发上有很多灰尘——洗得干干净净,向后梳起。

“我们有什么吃的,莱拉?”

“昨天吃剩的面汤。”

“听上去不错。”他说,把那条用来擦干头发的毛巾叠了起来。“那么,我们今晚要做些什么呢?把分数加起来?”

“实际上,是把分数转换为带分数。”

“啊。好的。”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爸爸会指导莱拉解答题目,也给她布置一些他自己安排的作业。这只是为了让莱拉比他们班的同学多学一点东西,而不是由于他对学校安排的作业不满——尽管那只是一些洗脑式的教育。实际上,在爸爸看来,阿富汗的共产党人有一件事做对了,那就是他们办的教育,而讽刺的是,他正是从这个职业中被他们开除掉的。更为确切地说,爸爸认为他们让妇女接受教育是对的。这个政府为妇女办了一些扫盲班。爸爸说,现在喀布尔大学里面,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女生了,她们学习法律、医学和工程学。

在这个国家,女人的日子总是过得很辛苦,莱拉,但现在,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她们也许更自由了,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利,爸爸说,说的时候总是压低嗓音,他知道就算对共产党做出最为无关紧要的正面评价,也会惹得妈妈暴跳如雷。但这是真的,爸爸说,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你可以利用这个大环境,莱拉。当然了,妇女的自由——说到这儿,他悲伤地摇摇头——也是促使那儿的人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原因之一。

他说的“那儿”并不是喀布尔,这个城市向来是相对自由和进步的地方。在喀布尔这里,女人可以在大学里教书,当中小学校长,在政府中拥有一官半职。不,爸爸说的是那些种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是南部或者东部毗邻巴基斯塔国界的普什图人聚居地。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妇女,上街的妇女都穿着布卡,有男人陪同。在他指的那些地区,男人信奉祖先传下的古老民俗,这些人反抗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信条——解放妇女,废除强迫婚姻,把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六岁。爸爸说,政府——而且是一个不信真主的政府——教导人们要放女人离开家门,上学接受教育,和男人一起工作,但那儿的男人认为这亵渎了他们祖国的古老传统。

爸爸喜欢讽刺地说:真主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会叹气说,莱拉,我的孩子,阿富汗人惟一不能打败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爸爸在桌子旁边坐下,拿面包去蘸他那碗面汤。

莱拉决定吃过饭之后、开始学习分数之前,把塔里克教训卡迪姆的事告诉爸爸。但她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就在那时,有人在敲门,门外有个陌生人带来了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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