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也无聊 第二节

王玉兰是我的侄媳妇，陕北人，是我的侄子金瑞在陕西插队时娶的当地婆姨。陕北人管结了婚的女人叫婆姨，管没结婚的叫女子。王玉兰在嫁给金瑞以前有过婚史，她在成为金瑞的媳妇以前就有了一个叫做发财的两岁儿子。

王玉兰是陕西宜长县后段家河人，先一个男人段振龙是个壮汉，一日在山峁上放羊，被雷击中死了。据说挺大的人被烧成了枯树根一样，发蓝发黑，焦煳难闻，惨不忍睹。

出事那天，在后段家河插队的北京知青们听了信儿都疯了一样朝山上跑，有人还要找担架，他们想雷殛可能和电打差不多，说不定人还有救。但是他们赶到山上，看到还在冒着烟的段振龙，看到扑在“树桩”上哭天抢地的王玉兰和她那滚成泥猴一样的儿子，他们没有一个敢举步向前了。这样的情景他们在城里压根儿没见过。他们的心里都慌慌的，不知下一步将如何举动。后来还是队长用破席将那黑炭卷了，夹到坡下的沟里埋了。

有知青问队长为什么不打副棺材，搁村里停放几天，再杀两头猪，让大家借着段振龙的光也沾沾油腥，那也像个正经死人的样子。也有知青说似这样不出一天就草草埋了终对不住死者，又说死了的段振龙酸曲儿唱得好，跟知青们的关系也不错……这个知青下面的话没有说，但男知青们都明白，他们这些“童子鸡”的所有性知识，都来自于段振龙，在这方面段振龙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队长听了把眼一瞪，指着坑里的小席卷儿说，你们以为这是甚？这是孽障。让雷殛了，好人能让雷殛？段振龙是遭了大孽了，上天罚他哩！不早早埋了，让他再祸害人呀？知青们都说队长说的是封建迷信，应该批判。队长说，我迷信？我的党龄比你们的年龄都大，我受党的教育多少年了，我能迷信？你们懂个甚！争论的结果，还是把段振龙埋在了沟底，连村里的坟地也没让入，说是遭天谴的人不能和先人们睡在一处，否则村里会几辈子不安生。对这样的安排，除了知青，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包括死者的家属王玉兰。

那天后段家河村惟一没有上山看热闹的，就是我的侄子金瑞。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队长说今儿是好天，借着大太阳，让金瑞把羊从峁上的窑圈里赶下沟去洗一洗澡。金瑞走在半道，正碰上要给知青点送菜油的段振龙。金瑞犯懒就拦住段振龙。让段振龙帮他上去把羊轰下来。段振龙问替他上去有甚好处，金瑞说，你不要财迷，赶个羊嘛，上坡下坡的事儿，累不着你。段振龙说。上坡下坡你怎不去哩？队长是让你轰的，又没有让我轰。金瑞说，我就憷上山，一上山就喘不上气，你替我上去，我中午给你一张烙饼。段振龙说，我不稀罕你们知青点的饼，死硬死硬，没有我婆姨烙的好。金瑞说，那你说要什么？段振龙说，就怕你不答应。金瑞说。我答应。段振龙说，我要你十分工。金瑞笑了笑说，十分工算什么，不过一毛三分钱的事儿，把我一年的分给你都行，只要你管我的饭。段振龙说，有你这句话就好，我替你去揽羊。金瑞让段振龙把羊赶下沟，说太阳还没到头顶，河水还太凉。那条河还得好好晒一晒，等睡醒中午觉他再到沟里洗羊。段振龙说他就管把羊赶下来，别的什么也不管。金瑞说，也没让你再管什么。段振龙就走了。

天上打雷的时候金瑞还在窑洞里睡觉，根本没听见那震耳的炸雷。后来，别人跑来激动地告诉他段振龙被雷击死的事，他才坐起来，迷迷糊糊地问，真的呀？来人说，可不是真的！金瑞说，那我得上去看看。来人说，看什么看，人早埋了。金瑞说，要是埋了我就不看了。

金瑞爱睡觉，这在知青中间已相当有名。他一年四季，总是处在一种迷迷瞪瞪睡不醒的状态中，队里开会。学习最高指示什么的，金瑞永远很主动地占据着靠灶的炕头，那里暖和，可以摊开了放心大胆地睡，就是在寒冬腊月也不必担心伤风感冒。有一回，他睡得实在不像话了，高高低低的呼噜声压过了公社干部有关“学大寨平整土地”的动员，队长气得从炕上提溜起他来，让他面对大伙儿，站着听。孰料没一会儿，他又靠墙站着睡着了……

知青们说金瑞可能有病，非洲有种叫做“嗜睡症”的传染病，是被一种苍蝇叮了以后传染的，症状就是没时没晌地想睡觉。金瑞该不是被什么苍蝇给叮了？于是他们拥着他到宜长县医院去检查。金瑞不想走路，说腿疼，从饲养室弄出一条驴来，他要骑着驴进城。一路上，翻沟过坎，金瑞在驴背上舒服自在地打着瞌睡，让和他一起走的知青们很恼火，恨不得把他翻到沟里去。走了三十里路到了县城。宜长的医院当然查不出“嗜睡症”这样一类高精尖的疑难杂症，那个才从农村提拔上来的赤脚医生，甚至连非洲有没有苍蝇这样的事情也搞不清。无奈，知青们压着满腔怒火。把睡大王金瑞又给拉回来了。贫下中农认为知青们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金瑞这是懒，是干活惜力，是毛病，当年毛主席在陕北大生产时改造的“二流子”，都是这德行，其实，只要把他身上的那根懒筋抽了，他想睡也睡不成了。但是，怎么抽懒筋？谁也不会，民间也没传下个什么偏方。好在金瑞爱睡觉并不妨碍谁，顶多年底下少几个工分，比起那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知青来，金瑞还算是相当可爱的，嗜睡就嗜睡吧。

那天，金瑞在王玉兰撕心裂肺的号啕里，在知青们不无恐惧的议论中被叫醒，愣愣地在炕上坐着，一副没睡醒的蔫样儿。有人提出段振龙是替金瑞赶羊的，金瑞竟然一点表示也没有，未免有点太那个。也有人说金瑞的心太冷，没有和贫下中农贴到一块儿，缺少无产阶级感情。有好事的就联系金瑞的家庭背景，说他这个金姓原本是爱新觉罗，祖上是皇室后裔，对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热爱不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好好给予批判。一块儿跟着下来插队的北京干部很维护金瑞，干部说，天上打雷的事儿纯属偶然，怪不得金瑞，更跟爱新觉罗挨不上边儿；金瑞的父亲在旧社会是沿门乞讨的叫花子，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跟皇上没有一点儿关系，大家不要胡联系。

在大家讨论这些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金瑞就蹲在窑前的崖上，望着对面山峁发呆。段振龙就是在那儿被劈死的。他望着光秃而荒凉的山丘，情绪低落沮丧，本来那雷应该是殛他的，段振龙去替他，段振龙就死了，段振龙上去时还说要他十分工……想想，一眨眼的事儿，人就没了，命运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参不透。沟底下那个新隆起的小黄土堆里说是段振龙，也说不准就是他金瑞……金瑞这么想着，心里就有点儿空，有点儿恍惚，有点儿搞不清自己和段振龙的界限。至于身后窑里那些是皇室后裔还是无产阶级的议论，似乎跟他没有一点儿关系。

很快，知青们对金瑞的“阶级感情”，就不再抱任何怀疑了——

原因是金瑞向队里提出，要接替段振龙，给住在坡上三孔窑里的发财当爸爸。

队里以为是句玩笑话，叫金瑞不要瞎说，就是新寡的王玉兰也没把这事当真。孰料，金瑞打过招呼以后，竟抱着铺盖进了王玉兰的窑洞。

队里要拦，拦不住；王玉兰往外推，推不出（事后村里的后生们说，王玉兰假惺惺的，偷偷乐还来不及，哪里会真往外推？）。队长请北京干部做工作，北京干部做不了金瑞的主，一想，金瑞在陕西还有个姑姑，于是就给在华阴农场正走“五七”道路的我打电报，让我无论如何来一趟宜长。

我是在九月中旬赶到后段家河的。进村的时候，队长和北京干部早早在村口迎了，他们认为我在和金瑞接触之前最好先跟他们接触一下，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儿。

队长和北京干部把我拉到路边的树底下，不容我喘气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金瑞的事。队长先抢着说今年的收成不好，老百姓盼雨，却盼来了一场不带雨点的暴雷，那雷大火球一样满山乱滚，那云压得天都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队长富于讲故事才能，对段振龙遭雷殛的叙述有铺垫、有高潮、有结局，要不我对那情景知道得也不会这么详细。接着北京干部向我讲述金瑞近期的思想状况和举止表现，其中用很大一段讲述了金瑞因懒散造成的工分危机。

足足过了两袋烟的工夫我才听出端倪，队长的意思是金瑞这小子要给发财当爹，这是娃娃家的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为救孤儿寡母出水火的英雄壮举，说不来，要搁村里其他人，他也就鼓捣着把事情促成了，可金瑞是北京知青，是毛主席打发下来的娃儿，知青的事不是开玩笑的，闹不好有“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另外作为队长，他要对村里社员的前途负责，王玉兰一家，将来何所倚靠，也是队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北京干部的话也很明确，他说，金瑞搬到了王玉兰窑里去，往大了说是和贫下中农结合，是个革命得不得了的举动，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儿——寡妇王玉兰比金瑞大了五岁，又没有文化，长得也不怎么样，还是孩子的妈，金瑞再怎么不济，也是北京来的知青；北京的金瑞和后段家河的王玉兰差的码子太大，这是一桩没有基础的婚姻，它的悲剧性是明摆着的。

我明白了，队长和干部所维护的对象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劝阻金瑞，回头是岸！

我问金瑞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在寡妇的窑里。我说，都住进人家的窑里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队长说，说是住到一块儿了，可我至今没给他开介绍信，他扯不来结婚证也是白搭。我说，那张纸限制得了谁？都既成事实了，结婚证不过是个形式。队长说，村里人看重的是政府的那张纸片片儿。看重的就是那个形式，事实不事实的无所谓；要说既成事实，村里的既成事实多着哩，可没有证儿谁也不认。北京干部说，当务之急是劝金瑞回心转意，他真回心转意了，咱们并不吃亏，在王玉兰那儿住就住了，既然队里和女方都不计较，咱们就把它看成一次实战拉练也未尝不可。队长说，金瑞他姑，要不你把金瑞带到你的单位去耍几个月？让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或许就没这怪念头了。我说，这主意不好，且不说金瑞跟不跟我走，关键是得解决他的思想问题，让他明白和王玉兰结婚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对一个家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得出结论的事儿，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队长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干部说，金瑞这孩子有些想法很怪，按常人的逻辑就无法理解。我说，金瑞是我五哥舜锫的孩子，是我的亲侄子，他在娘肚子里就死了爹，一落生他娘就把他撇给育婴堂自己走了，实际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解放后，我母亲听说了这事儿，才把他从孤儿院要回来的。他脾气怪，不合群儿，当跟这些经历不无关系，我看这件事儿还得慢慢地劝，不能硬来。

商量的结果是队长和干部让我见机行事。

我是在寡妇王玉兰家里与金瑞相见的。我进窑的时候金瑞正斜在炕上靠着被卧垛闭目养神，墙上的有线广播里正播放着火辣辣的秦腔《红灯记》，李玉和在墙上一字一板咬牙切齿地吼着：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

四海为家穷苦的生活几十年。

……

死者的儿子带着孝，骑在金瑞的肚子上，正在跟他亲昵，不知真情的看这场面一定会以为孩子是他的亲生。王玉兰坐在灶前烧火，一大锅杂豆粥在火上咕嘟着，散发出让人难以抵御的香味。

见我进来，王玉兰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她有些惶恐地站起来，搓着手，一句话不说，很不安地闪到一边去了，好像金瑞的这些做法都是她的过错，她应该负主要责任似的。我看这个王玉兰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一张窄长的瓦刀脸，一头枯黄的头发，肿肿的眼，薄薄的唇，身板虽然消瘦，骨节却很粗大……农家妇女显老，说她有三十五六大概没人不信，真不知金瑞看上了她哪一点。我再看炕上的金瑞，大约是被陕北的热炕烘的，一张粉白的脸，红是红，白是白，细嫩得像舞台上的小生一般。

我的五哥在金家众子弟中最为清秀，小生唱得极好。扮相也漂亮，旧时是京师响誉九城的京剧票友，是名小生程继仙的高足。跟荀慧生配过戏，40年代的老北京人提起金五爷《群英会）的周瑜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我们家老五演戏是凭了高兴的玩儿票，玩儿票是件耗财买脸的事，他演出一场《小宴》的吕布，要搭进去一千块大洋……除了唱戏，老五再也没什么特长，家里不可能老为他的唱戏而提供大洋，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处于一种壮志未酬的状态。金瑞纵然有着他父亲相貌上的遗传，却没有他父亲的本事，所承袭的惟有懒散和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性情。

这点更让人遗憾。

炕上的金瑞感觉到有人进来了，慢慢地睁开眼睛，见了我也并没表示出多大热情，只是欠欠身，慵懒无力地说了句：来了，上炕坐吧。

我觉着金瑞太没规矩，有些气，想说他，碍着外人在跟前，终是忍了。

我说，金瑞你起来！

金瑞大概感到了我话里的威凛和不快，他赶紧推开身上的孩子坐直了，把那两条伸着的长腿缩回去盘上，努力振了振精神。

王玉兰很知趣地把孩子拢过去了。

我说，你好像不认识我？金瑞并没有体味出我的揶揄，傻瞪瞪地说，认识，您是姑爸爸。我说，知道是姑爸爸就好，是北京你太太让我来的。

金瑞说，这么说是钦差到了。

队长和北京干部示意王玉兰带着孩子出去，好让窑里只留下我和金瑞，于是王玉兰就和她的孩子随着队长他们走了。王玉兰的离去，减少了我不少压力，有这个带着重孝的女人在跟前，我想我是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的，这回矛盾的中心回避了，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我脱鞋上炕，准备跟金瑞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

我说，金瑞……

他说，我听着呢。

我说。听着就好。

接下来我给金瑞详细分析了他这一举措的失误，从他和王玉兰生活习惯的差异到共同语言的欠缺，从将来的前途到群众的舆论，都说到了。我说的时候，金瑞一直低垂着眼睛，不知想些什么。末了我说，你要是真在后段家河安了家，就永远别想着出去了，你就当一辈子农民吧。金瑞吧唧吧唧嘴说，当一辈子农民也行。我说，毛主席让你来农村扎根不是这种扎法，你这叫怎么档子事儿啊！就是真在农村找媳妇，也不是找王玉兰这样的，乡下的好姑娘有的是，你怎么偏就找个寡妇，还拖着个孩子？！金瑞说，有孩子好，我还懒得生呢，白捡的一个儿子，这便宜我占大了。看着他那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我产生了扇他一巴掌的念头，一个大男人，竟然说懒得生孩子，你就说他还有什么出息吧，真跟他爸爸一个样儿，没治！我最后使出了撤手铜说，这门婚事你太太不同意，金家向来不娶寡妇进门……金瑞说，再别说你们金家了，当初您阿玛把我阿玛赶出金家大门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已经跟金家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您别拿金家的规矩吓唬我，我是金家圈儿外的人。我说，可你到底还姓金，你是我的亲侄子，太太疼你也是一点儿不搀假的，对你比对她所有的孙子都上心。金瑞说，那是你们在赎罪，你们害了我阿玛也就是害了我，我今天能这样就已经很不错，很知足了。姑爸爸您甭为我操心了，您操心也是瞎操心，我不跟命较劲儿，我的生存方针是顺其自然。我说，这倒真跟你阿玛一个样儿，其实我也早看出来了，你入赘到王家，并没有多么高尚的想法，你不过是嫌知青生活太清苦，你是想有人伺候你……金瑞说，随您怎么说，我怎么想的我知道，谁不盼着有人疼？我说，你得为将来考虑考虑啊！金瑞说他只想今天。不想将来，只要今天过得去，哪怕明天天塌下来呢！再说明天天也不一定就塌得下来。我气愤地说，金瑞，你整个儿一个没睡醒，你还迷糊着呢！金瑞眨巴着眼睛，说他不知睡着和醒着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在炕上躺着呢……

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深知我这位侄子的脾性和弱点，关键是一个字：懒。遇事顺坡溜，总想舒服，总想省力，别人看他是在下坡，他却认为是进了福窝，这真跟他爸爸如出一辙地相似。关于金瑞的爸爸，我们家的老五舜锫，那是我们家一个共同避讳的话题，是我父亲活着时一直羞于向人启齿的一块心病。就是后来，金家人偶尔凑到一起。也很少谈起这位早逝的老五。

我从王家窑里很失望地出来，碰巧王玉兰在窑外站着，也说不定她早就站在那儿了。王玉兰一脸愁苦，见了我想说什么，我说，你什么也不要说了，这里头没有你的事儿。王玉兰说金瑞很拗，她让他走，他就是不走。她目前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说，我都没有办法了，你能有什么办法？王玉兰说，姑爸爸你要是实在反对，我可以坚持不答应，两相不情愿，在公社也扯不来结婚证。我不能对王玉兰要求什么，她毕竟是外人，在这件事情中，她完全是被动的。但她的话毕竟也不无道理，于是我说，王家大姐，你比金瑞大，又是过来人，有些事情应该比金瑞思虑得周全，怎么说金瑞还是个没经过世事的大孩子，你不要让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王玉兰说这她懂。我说，懂就好。然后我问她队长家在哪儿，她说西头有枣树的那家就是，说着要领我去。我说，你不要领了，看看你那一锅粥吧，大概都煳了，你别指望金瑞能帮你看着锅，那是个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的人。王玉兰说陕北的男人都不管家务，谁家的婆姨也不指望屋里的男人能帮着看锅。我想，这个小寡妇大概没听懂我的话，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管我叫什么姑爸爸，那是旗人的称呼。王玉兰听了我的话，木木地看着我，那张脸竟没一点儿表情。

大概也是个没睡醒。

那晚。我和北京干部在队长家吃饭，金瑞也没过来陪，让我心里好不自在。后来，王玉兰用托盘送过来一大碗热乎乎的稠粥和带馊味儿的浆水菜，使人觉得这女人还懂些人情，至少比金瑞强。浆水菜是陕西特有的腌菜，将新鲜蔬菜窝在缸里以面汤泡制，使之发酵，死酸傻酸，跟四川的泡菜、东北的酸菜味道都不一样。这日的饭桌上再没有其他蔬菜，我不由得多吃了几口浆水菜。王玉兰见了就说，金瑞他姑，你要是爱吃，走时我给你带些。北京干部则说此物不可多吃，寒气太大，吃多了泻肚。我注意到王玉兰在称呼我的时候回避了“姑爸爸”这个词。看来是个有记性的女人。我问金瑞在家干什么呢，王玉兰说金瑞喝了两碗粥，找知青们打牌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眼睛有些湿。

队长和干部见此情景也不便再说什么，大家就闷着头喝粥。

半天，干部说，将来金瑞招工怕是困难了。

队长说，队里会照顾他。

应该说，金瑞成了发财的爹以后，日子过得相当舒坦，穷虽穷，但像个家，比起那些自嘲属于“流氓无产者”的知青们，他可以说是提前奔了小康。他的炕老是热的，可以由着性儿地睡懒觉，可以点着样儿地要吃食，衣服有人给洗，洗脚水有人给端……这些条件知青们都不具备，所以他并没有离开集体的失落，没有鸿雁单飞的寂寥。也正如他说的，他懒得生孩子，他跟他的陕北婆姨王玉兰除了段振龙留下的那个儿子，竟再没有生养。男人们在一块儿拿他开心，说他不得要领，他不置可否。队长问他是不是有病，他说是不愿意费那力气。

这话让人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在知青大批返城的时候，金瑞还一直在王玉兰的热炕上犯迷糊。一切都应了北京干部的话，城里每次招工都没有他，队里推荐了几次，终因拖家带口被刷了下来。好在他也不在意，搁别人早痛不欲生了，搁他却无所谓，他说招上了未必是好事，当工人也有当工人的不自由。知青们都走光了，公社也想把他立个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日后当个干部什么的也不乏一条出路，无奈却怎么也扶不起来，关键是他不想出力气。

时间一长也就没人想着他了。他呢，也就真正当了发财的地地道道的爹，在段振龙留下的那三孔窑里稀里糊涂地过着段振龙留下的日子。

岁月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混沌中过去，上山下乡已经如同抗日战争一样成为了人们偶然说起的一段历史。当金瑞举着老碗蹲在村街上和村人一起大口地吸溜浆水面的时候，人们只知道他是王玉兰的男人、发财的爹，至于他的北京知青身份，已经很少有人记起了，他是真正地和贫下中农结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