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一连几天都在诊所,而她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幸好她还有卡列宁!她可以和它一起到外面多走一会儿!一回到家,她就坐下,捧一本德语课本或者法语课本,但是她情绪抑郁,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她经常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返回时发表的广播演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但是耳畔依然回响着他那结结巴巴的声音。她想到他,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竟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士兵逮捕,抓走,连续四天被非法囚禁在乌克兰山区的某个地方。他们要他明白,他们会把他杀了,就像十二年前他们杀了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后来,他们把他转移到莫斯科,令他洗澡、刮脸、穿衣服、打领带,向他宣布不再把他交给行刑队处决,命令他把自己再当作国家元首,拉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面对勃列日涅夫,逼他谈判。

他受尽耻辱回到了国内,向受尽耻辱的民众发表演说。他羞辱难当,连话也说不出来。特蕾莎永远也忘不了他讲话时一停再停,让人痛心。他是心力交瘁?还是病了?他们是否给他服了毒品?或只是绝望?如果说杜布切克没留下什么,可至少忘不了他那令人痛心的长时间的停顿,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他无法呼吸,在一次次地喘气。在那残酷的停顿中,是笼罩着整个国家的恐惧。

是入侵的第七天,她在一家日报的编辑部里收听演说。那些日子里,这家报纸已经成了抵抗运动的喉舌。那一刻,编辑部里所有的人,所有在听杜布切克讲话的人,都仇恨他。他们恨他接受妥协。他们为他的耻辱而耻辱,他的软弱激怒了他们。

而现在,在苏黎世,当她想到那一刻,她对杜布切克不再有丝毫的蔑视。“软弱”一词也不再像判词一样响起。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这份软弱曾令她憎恶,让她作呕,把她赶离了祖国,可此时突然间吸引着她。她明白她属于那些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她应该忠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因为他们弱得说话都透不过气来。

她被软弱所吸引,如同被眩晕感所吸引。她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她感到自己软弱。当她又一次变得嫉妒的时候,她的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发现了,习惯性地伸出手:他用力地握着她的手,想使她平静下来。但是她挣脱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要你变老,比现在老上十岁,二十岁!”

那一刹那,她是想说:“我要你变得软弱。要你跟我一样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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