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登街我下榻的公寓,位于桥对面的远郊,要到市区很不方便。因此,平日轻易不外出。多数时候我都蛰居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周大约只去市中心一、两次。出去的话,也多半是去查令十字路找旧书或去大英博物馆参观之类,每周二则去贝克街上莎士比亚课。

2月12日星期二,因为要去克雷格先生家,我一边看着福尔摩斯先生要我保存的“つね61”纸片,一边离开公寓。近来,在读书或者写文章的空挡,我往往会拿出这张纸片瞄一眼,但这样的惊鸿一瞥,引发不出什么灵感。从市郊去市中心有相当远的距离,路上正可以慢慢思考。

离开公寓,首先得步行去凯宁顿,那里有地铁站,是离开自己公寓最近的车站,步行约十五分钟。到达凯宁顿车站,付十分钱,便可搭乘升降梯。

这个文明都市的升降梯,实在是一样有趣的东西。我开始搭乘时简直吓破了胆,他好像日本歌舞伎“地狱”中的升降装置。通常允许三、四个人一起进入升降梯,操作员关上门,嘿哟嘿哟地拉升降绳,升降梯便猛地下降了。

地道中有电灯照明。我在站台上不慎掉落那张写着“つね61”的纸张,旁边的男士马上拾起交给我。多数英国人都和善亲切。我对他说:“Thankyou.”

车子每五分钟开出一班,这是非常完善的安排,毕竟在地下呆太久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地铁列车从这里穿过泰晤士河河底向市区前进。搭惯地铁的伦敦市民,都会拿出报纸或者杂志阅读,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但我却不能在地铁列车里读书,甚至连考虑较为复杂的问题都不行。理由是第一:空气不清新;第二:车厢晃动得厉害。所以我一搭车就有想呕吐的感觉。我的胃很弱,也是感到不舒服的原因。

列车开过四个站,便到银行站(英国银行前)。这一带属于金融区。在这里转乘另一线地铁列车,可直达贝克街。转车不用走上地面,只需从这一地道走到另一地道即可,就像鼹鼠在地下散步一样。

在地道中约莫走一町,就到达二便士地铁(TwoPeube,目前为伦敦地铁中央线),这是一条以银行为起点站,横越伦敦至西部的新地铁线。无论在哪里上车或者下车,车费均为二便士(相当于日本的十分钱),故称为二便士地铁。

使用习惯后,这种交通工具堪称为文明社会的利器。坐在不见天日的车子中,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只要受得了咯噔咯噔的尖锐噪音,乘地铁毋宁说是一种享受。

列车员关上车门后,就会大声喊道:“station,Post-office.”等等。每到一个车站便报告下一车站的名字,是这种铁路的特色。

上课结束后我在贝克街漫步,看到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华生医生,我从后方叫他的名字并追上前去。华生医生见到我很高兴,邀我共进午餐。在贝克街的一家饭店落座后,我从衣袋里掏出一直保存着的“つね61”纸片还给他。我为没有从这张纸片看出有用的线索而深感歉意,然后与华生医生海阔天空地漫谈一番。

我提到前几天男扮女装的福尔摩斯在路上向我打招呼的事,华生医生听了面露愁容。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正在为福尔摩斯先生担忧,因为近来福尔摩斯的状态不太好。华生医生又说以前曾经秘密送福尔摩斯进精神病院,不久彻底治愈,总算放下心中大石,但最近有旧病复发之势。

我说福尔摩斯叫错我的名字,称呼我为莫里亚蒂,华生医生听了一脸尴尬。他说,实际上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莫里亚蒂这个人。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华生医生面露犹疑之色,但稍后似乎下了决心,向我做如下告白:

“因为你是外国人,说给你听听也无妨。福尔摩斯从1880年开始脑子出现问题,做事常摆乌龙,查案抓错犯人,甚至把雷思垂德也逮捕了,后来到苏格兰场的数据科查询,才知他原来是警官。当时由他经手的不少案件都进入迷宫,无法破案。”

“王后,福尔摩斯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几乎濒临崩溃,我觉得非送精神病院不可了,那是1891年的事。在医院足足住了三年,才告治愈。但是,我在送他进医院的时候,以为他永远不会再出院了,于是我向外界谎称福尔摩斯死在欧洲大陆的瑞士。”

“可是福尔摩斯是大名鼎鼎的侦探啊,既要隐瞒他患重病住院的事实,又不能随便乱说他被街上的流氓打死了,所以我心急如焚地杜撰出莫里亚蒂这个世纪大恶党的故事。因为太匆忙的缘故,这故事很难与以前的说法首尾呼应。而对福尔摩斯来说,他已经无法把我杜撰的故事和现实区分开来,更伤脑筋的是,他把过去的莫里亚蒂这名家庭教师当成是真实的人物,这就更难收拾了。他只要见到古怪的人物,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称为莫里亚蒂。”

“更有甚者,许多读者指摘《最后一案》有太多矛盾之处。他们质疑,瑞士人很善于搜索遇难者,为什么找不到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莫里亚蒂的助手莫伦上校是英国数一数二的神枪手,为何他用石头丢掷躲在悬崖壁上的福尔摩斯,而不开枪射击?还有,福尔摩斯去西藏地区和拉萨流浪,但在1890年代,正确来说1903年之前,拉萨严禁欧洲人进入……这些指摘几乎令虚构的事实现出原形。遗憾的是,最近福尔摩斯的脑子又有点不正常了……你看这个。”

华生先生聊起额前的头发让我看,额头有一个大肿包。

“昨晚我正在睡觉时,福尔摩斯突然用平底锅袭击我,我花了好大劲儿才让他的歇斯底里情绪平息下来。”

华生说罢,把脸贴在餐巾上,可能肿包撞到桌面了,他发出呻吟声。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安慰他才好,突然想起不如说说我的老师克雷格先生好了,因为他也是一个怪人,我经常吃他的亏。如果讲这个话题,或许能稍微安抚华生先生的情绪。

我一提起克雷格博士的大名,华生先生马上问我是怎么认识的?我说是透过伦敦大学威廉科尔教授的介绍。华生先生又问克雷格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方便的话能说给他听吗?我说克雷格是个怪人,我倒正想找个人一吐苦水,于是我详细介绍了克雷格的情况,大意如下:

克雷格先生是非常古怪的爱尔兰人。假如认为福尔摩斯也是怪人的话,那么贝克街就是古怪人物的集中地了。

克雷格先生沉默寡言,平常从不说俏皮话,或许他以为自己是办事非常严谨的人吧。老师的兴趣对象完全集中在莎士比亚上,为研究所需,经常会去大英博物馆查阅数据。

老师平日根本不外出,凡外出,必去大英博物馆。家中的一切事物,都由叫做简恩的一天到晚板着脸孔的女佣打理。早上一起来,克雷格先生就读莎士比亚,做研究工作,写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有时感到资料不足,就去大英博物馆找寻数据,回来后继续读莎士比亚,然后上床就寝。每天都是如此,生活极其淡泊,看来至死都是如此了。所以,他对家居生活的享受或者衣着等毫不关心。而且,平常不讲笑话。老师放弃某大学教授席位,据说就是为了有时间去大英博物馆。

这么一来,老师在经济上就显得窘迫了。但对学者来说,买书钱是一定要准备的,这就苦了我。我对老师做研究和治学的热心态度是钦佩不已的,但一提到金钱问题,就让我受不了。

老师一旦发现有一本书非买不可的话,突然会对我说,如果你有些钱在身边的话,可否今天就付给我授课酬金。当我从裤袋里掏出钱包时,他一边说对不起一边摊开手掌,收到钱后立即放入裤袋。令我感到困扰的是,他决不找钱。我想多给的钱就当预付吧,但到翌周,他又说要买书,摊手向我再要钱。老师有健忘症,尤其是金钱上头,拿过人家的钱转头就忘了。

说到健忘,他连对我的个别教授也屡屡忘记。

有时,除了莎士比亚的书以外,我也会带从旧书店买来的斯温伯恩的《罗扎蒙特》到克雷格家中,老师看到了,说让我看一下,于是哗啦哗啦地翻书,接着突然朗读起来,读诗的样子颇为陶醉,肩膀仿佛像游动的阳光般颤动不已。但读了没有几行,又突然粗暴地把书翻过来扣在膝盖上。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注视着他,他似乎不胜其烦地拿下夹鼻眼镜,一边挥舞眼镜一边说着:

“啊,不行,不行!斯温伯恩毕竟老了,竟写出这种东西来……”

说毕又叹了一大口气,然后像死去一般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了。尽管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他不为所动,压根儿忘了授课的事情。

老师有时候又会对其他人感动地五体投地,忘神地突然作出大动作。有一次我随便提到对诗人华生作品的感想,似乎触动了他的神经。他照例用手大力地敲膝盖,然后站起身,我以为他又要在房间里急急忙忙地踱来踱去了,但这一回他打开窗户,把头伸出窗外俯视着下面街上匆忙行路的人群,不胜感慨地对我说,你看下面的行人,明白诗歌者百中无一。真可悲啊!英国人是不懂诗的国民,来到这儿的爱尔兰人才是伟大的、高尚的,有善解诗意的夏目莅临寒舍,正是在下的光荣。就这样,我听了他一个多小时的诗论说教,莎士比亚的课自然又别提了。

老师夜以继日所做的工作是编撰莎翁辞典。玄关旁边那间房靠里呈直角拐弯的角落里,放着他最贵重的宝物:十册高一尺五寸、宽一尺的蓝色封面笔记薄。老师思考问题每有所得,便在纸片上写下几句,稍后予以整理后写入这蓝色封面笔记中,就像吝啬鬼存钱入瓮中般,以积少成多为乐。这十册蓝封面笔记薄就是莎翁辞典的原稿了。

我曾经问过老师,已有了斯密特的《莎翁词汇》,他为何还要编撰莎翁辞典呢?

老师露出轻蔑的神色,说让他看看,便把我带的斯密特辞典拿过去,打开上下两卷的首页,用墨水笔涂鸦,弄得漆黑一片、体无完肤。我大吃一惊,看着被涂污的斯密特像发愣。老师得意地说:“假如你只是要求达到斯密特的水平,我就无需这么辛苦地教你了。”说罢将两只手指并拢,咚咚地敲击已被涂黑的斯密特像。

“那么,老师是从几时开始做研究莎士比亚的工作?”

经我这么一问,先生起身走到对面的书架,似乎要找什么数据。但是在这种场合,他多半找不到想要的东西,除非与莎士比亚有直接关系的书,其他书一律不知置于何处。于是,他焦急地大声喊道:

“简恩,简恩,你把我的多顿藏到哪里去了?”

那女佣照例板着脸孔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目不斜视,笔直走到目标书籍前,唰地抽出书,说道:“先生,就是这一本。”“啪”地把书放在老师手上。老师匆忙翻书,不久找到了目标书页。

“恩,在这儿,在这儿。”克雷格先生兴奋地说道:“多顿在这一页上明确无误地写着我的名字,称我为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恩,这本书在1870年……出版,而我远早于这一年,就开始做研究莎翁的工作了……”

我简直被老师的毅力所震慑了。老天!他已经研究莎士比亚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了呀!

接着我又问老师究竟几时能完成研究工作?他以多顿为例,说道:

“活到老,研究到老。”

在我绘声绘色地介绍克雷格先生时,华生先生愉快地聆听。当我说到贝克街是怪人集中地时,他连连点头称是,并坦承:“我的朋友和我大概都不能列入普通人的类别。”

看来华生先生的心情略有好转了,我把话题转到我对“61”这个数值的一些看法。之所以不开门见山讲这个话题,因为那不过是门外汉的见识罢了,故作为其他话题的附带议论比较合适。

我觉得,这个61的数字很可能表示金额。因为我在异国首都生活,每月最低的生活费正好是61圆。这难道是偶然地巧合吗?

在英国,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生活费太昂贵。60圆这个金额,如果在日本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东京,只需这金额的一半,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个月。

我作为公费留学生,每月收到国内汇款150圆。这是国家的钱,自然不能乱花,每月生活费必须控制在最低限度,剩余的钱则用来买书和做各种学问之需。如此这般精打细算下来,每月的生活费起码要61圆。

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吧。现今所住的弗罗登街的公寓,每周租金15圆,一个月就是60圆了。因为这已包括餐费在内,即表示60圆可以维持伦敦的最低生活费用。但马车及地铁之类的交通工具不可能完全不用,加上一圆交通费吧,结果一个月算下来,最少得花61圆。

伦敦的房租实在太高。我曾经住过的那座阴阳怪气的普拉奥利路的公寓,每周租金是24圆;而最早住过的高华街公寓的租金竟高达每周40圆以上。如此说来,每月61圆,应是外国人在伦敦

生活的最低生活费用。于是我想:会不会有一个境遇与自己相似的日本人在伦敦生活,他激励自己,在纸片上写下“常常61”。

我说了以上想法,华生先生显出兴趣很浓的样子。

他问道:“贵国的61圆,换算成我国的货币单位是多少呢?”我说将近5英镑,他双眼圆睁,说换了他,每月5英镑不到的钱是无论如何不能维持生活的。那么,150圆又相当于多少英国钱呢?我说相当于12英镑10先令。华生先生说他刚认识福尔摩斯的时候——距今二十年前吧——因为在印度前线受伤回国修养,当时英国政府给他的每月生活津贴是17英镑5先令。我笑说:“用身体吃子丅弹换来的代价,还不如我每月花5英镑来得惬意了。”华生先生认为我的话很有参考价值,又说如果转达给福尔摩斯听,他一定会感到很高兴。

接下来又讲了一阵关于木乃伊的话题,然后又转到我的老师克雷格身上。

华生先生问道:“大名鼎鼎的莎翁研究专家,在经济上真的那么困窘吗?”我说:“是的,实际上,今天我又为了钱的问题感到困扰。我要求老师修改我写的英文作文,哪想到他表示除授课酬金外,修改作文需另外收费。我本来以为修改作文之类的报酬应包括在授课酬金之内,但老师好像把别人的钱包看成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华生先生很有感触地说:“同样是住在贝克街的居民,福尔摩斯虽然头脑有点不正常,但极富责任感,常常不计报酬舍命救人。”说罢他拿出钱包付了饭钱,又笑道:

“下次你来上课的时候若再次被抢钱,你就来找我好了,我再请你吃中饭,那么你在我们英国就借贷两不相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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