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才将旅店老板叫醒,给我开门。他一看上去就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样子,眼睛都睁不开,一脸的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想,我或许是他遇到过的最麻烦的客人,他恐怕早就对我不耐烦了,巴不得我赶紧离开。这也是他后来因为一点点小事和我大吵大闹的原因。

回到房间后,我连澡都没洗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人推我,睁开眼,见是旅店老板。

“起来,他们在楼下等你呢。”

“谁?”我还没清醒过来。

“警察!你惹了什么麻烦了,总是有警察找?”

我看看手表,是早上八点钟,还没有到我和胖警察约定的时间啊。我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急匆匆地跑下楼,一看到等着我的张队长,就迫不及待地问:“小胖出事了?”

张队长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他二话没说带我上了警车。车子开动之后,他才回过身子疑惑地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心里一沉,没想到我的预感是对的:“小胖真的出了事?”

“他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但医生说不会有生命危险。”张队长说了胖警察的情况,又问我,“你怎么知道他出事了?昨天晚上你们看录像时,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发生吗?”

我烦躁地回答他:“我一见到你,看到你的神情,就意识到出事了。而小胖是唯一可能出事的人。”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和他在看那些录像带。”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出事?”

我一时语塞,虽然听上去不甚悦耳,但那确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出事嘛。”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个回答。也许真的存在一个那样的或然率,厄运在我和他之间进行了选择,而我侥幸没被选中。可是,那个力量究竟是什么,又隐藏在哪里呢?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车子驶进了镇医院大院内。

胖警察躺在在急诊室内的病床上,胳膊上插着吊针,胖胖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医生知道我们要来,已经守候在那里。

“他身上有外伤吗?”我迫不及待地问医生。

医生回答:“没有发现。”

“你确定吗?”

“如果有外伤就会流血。他住院后我们给他换上病号服,并没有发现他身上有血迹。”医生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是很不礼貌地要求道:“请您再次全面检查一下。”

医生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张队长。

张队长显出尴尬的样子,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医生很不情愿地动手给胖警察做全身检查,然后很得意地把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在场的人都明白了。

我叹了口气,问张队长:“那些录像带还在吗?”

张队长点点头,还附上一句:“也没有损坏的样子。”

“我们去看看好吗?”

张队长点点头。

“对不起了。”我转身向医生道歉,“刚才的举动太粗鲁了,不好意思。”

医生点点头,目送我们这群人离开。

车子急速向派出所方向驶去。看着窗外悠闲的行人,再看看身边这些神情严肃精神紧张的警察,我一种说不出的古怪的滋味在心头。这些警察此刻一定陷入茫然之中,包括经验丰富的张队长。面对这么复杂而怪异、一点头绪都没有的尴尬局面,在他的刑侦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吧。在无助中,他们将所有的破案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能感觉到我成为了他们的一个中心,或者说依靠。成为破解谜团的关键人物的那种既兴奋又倍感压力的感觉,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是在哪里发现小胖的?”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在放录像带的那个房间。”张队长说,“给你们送夜宵的那个同事天快亮的时候进去收拾碗筷,一推门就见他在地上躺着。”

“他不是睡觉去了吗?”我感到万分惊讶。

胖警察和我分手之后并没有去专门给执行任务的警察休息的宿舍,而是独自回到临时的看片室。看来是他的好奇心招惹的麻烦。

张队长看出我的疑虑,说:“是去了房间休息,和同房间的战友还聊了两句才关灯休息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返回去了。”

整件事情早已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看看张队长那副困顿不已的表情就知道了,他们都在为此困惑不已。从发生的第一起命案到现在,每一次都不是按照逻辑出牌。似乎有一个支配着事件发展的无形力量,在和我们大家做智力游戏。

那会不会就是Helen所说的“他们”?“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他们与那些给Helen、窦炎、高强和死得不明不白的余警官身上刻下记号的人是不是一伙儿的?为什么胖警察身上完好无缺?

我这么苦思冥想着,车子不知不觉进了派出所的大院。

临时放映室里还像是凌晨离开时一样,没有任何有入侵者的迹象。昨晚给我们送夜宵的那个警察指着地上说:“小胖就躺在这儿。”

我走到桌子旁边,仔细打量那些录像带,又认真地数了一遍,三十一盒,一盒不少,只是原本看了一半的编号为7月5日的录像带放在了录像机外面,而我之前根本没有将那盒带子取出,直接关了录像机的电源就离开了。

我随手将录像机上退带子的按键按下。一盘带子从带仓里面退出来,编号为7月6日。显而易见,胖警察就是在观看这盘录像带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我拿着那盘录像带的手不免开始哆嗦,就像是拿着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我惶恐地看看张队长。他一言不发,紧锁眉头,所有在场的人都保持沉默。

张队长终于做出一个吞咽的动作,喉头困难地蠕动了一下,说:“你觉得呢?”

他的问题既是提给我的,也是在问他自己。他走过来拿过我手中的录像带,左看看右看看,说:“不会是这盘录像带吧?”说完他苦笑了一下,“不知道高强和小余看没看过这个。”

我不置可否。在此之前,没有人对一盘录像带起过任何疑心,即便知道凶案与录像带有关,也不至于认为它就是杀人凶手。

“既然是这样,”张队长恢复了平时的领导作风,“暂时不要继续看下去了。我们也要慎重,对于阿甘导演的安全我们还是要负责任的,不能随便冒险。咱们先等等吧,等小胖醒过来问清楚情况再说。”他掂了掂手上的带子,“总不至于是这盘录像带携带着什么未知病毒吧?”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原本是想缓解一下现场的紧张气氛,可是没有人能笑得出来,就连他自己也下意识地迅速地将那盘录像带扔回桌上,紧接着对一个警察说:“小刘,把窗户打开透透气。”然后又转向我说:“阿甘导演,你还是先回旅店休息吧,小胖一醒来我马上联络你。”

我想了想,说:“张队长,请让我先回上海去,有很多工作在等着我。我可以带着这些录像带回去,毕竟上海的器材多。”

这次,张队长没有做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命令我,而是和颜悦色地劝说我:“再等一下,请耐心再等一下。一两天吧。事情不会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的。请相信我,会很快放你走的。”

可我的好奇心早已被疲劳和恐惧感压制住了。我意识到一种危险在向我靠近,不再是臆测,而是实实在在地潜伏在我的身边。我甚至能够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吹到我脸上的那种凉凉的阴森感。除了昏迷不醒的胖警察,我是最接近那些录像带的人,录像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已经知晓,虽然我还不能确定哪些内容会给我自己招来横祸。

Helen在编号为31的录像带中最后所说的“他们”不再是一个词汇,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究竟那一句“他们”(也许是“它们”)所指为何,到目前为止完全是一个谜。“他们”不断挑起争端,像在阻止什么,却更像是在宣示什么,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彻底利落些,不留任何痕迹。

我一边想一边走在木鱼的街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着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何军,他站在一家小饭馆的门口在向我招手。

“阿甘,吃饭了吗?”

我向他走过去,回答:“没呢。”

“一起吃些吧。”他请我坐下,然后仔细打量我,“阿甘,你脸色不好啊。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上海?”

“不知道。”

“回去的话,我送你去宜昌的机场,免费的。”

“如果回得去的话。”

他见我情绪低落,于是说:“喝点儿酒吧。”

不等我回答,他大声冲饭店老板嚷:“老板,把你们泡的酒给我来一壶,另外再加两个菜。”

店老板愉快地应了声,跑进厨房去忙活了。很快,伙计送上一壶酒来。那是我喝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酒。以当时那样的坏心情再配上那两杯低劣的自制土酒,不等菜端上来,我已经力感不支了。迷迷糊糊中,我感到被人背上了汽车,之后就失去了意识。

我是被旅店老板的吼声吵醒的。他站在我的床前大声地吼:“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见自己和衣躺在床上,身边一大堆呕吐物。

老板的脸气得有些变形了:“你吐得到处都是,让我怎么做生意啊?你起来看,门口也是。我铺的都是地毯,你让我怎么清理啊!”

“对不起,我会赔你的。请你不要嚷嚷好吗?”

我侧头看窗外,夕阳的残红将窗口染得血红。

“谁嚷嚷了,你怎么说话的?”

我坐起来,头好像是要胀裂一样难受。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房东发生过纠纷,这次总算让我遇上了。看来,神农架的水土与我是相克的,是我的是非之地啊。

“对不起,请你离开我的店。我不能继续接待你。”老板拉开门,做出强硬的逐客姿态。

我的火一下子蹿了起来,对着他大喊:“我不走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弄脏你的东西,我赔啊。我没有说不赔,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老板也跳了起来:“我就是不讲道理,这是我的店,我请你快些离开!”

我不想继续和他纠缠下去了,于是打电话给何军,请他开车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对老板做出一个不雅的手势,挑衅地说:“我要洗澡,洗完了就走。怎么,你还站在这儿,对我有兴趣?”

老板这才气哼哼摔上门,听到他在走廊里咆哮:“什么了不起的,什么狗屁导演,什么教养啊!活这么大年纪没见过!”

我洗去一身的秽气,换上新的衣服,将行装打点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小的木鱼山庄。我决定永远不要回到这里,永远不要回到神农架。对,我已经决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这还要感谢旅馆老板,要不是与他发生冲动,我也许还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

坐上何军的车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愉快感将我紧紧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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