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的闽江下游,是福州。

小楼下放劳动改造,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要到的地方。在南边。北方的人流落南蛮去,南方的人远赴北大荒。八千子弟俱散尽。

所有在“干校”苟活的反革命份子,混在一处,分不清智愚美丑,都是芸芸众生——一念,咦?日子回到小时候,科班的炕上,惺忪而起。

仍是操练。

拉大车、造砖、建棚、盖房子。在田间劳动、种豆和米,还有菜。凿松了硬地,或把烂地挖掘好,泥里有痰涎、鼻涕、大小二便、血脓,和汗。上、下午、晚饭后,三个单元分班学习……

小楼的功架派用场了,当他锄禾日当午时,犹有余威。他逝去的岁月回来了,像借尸还魂。但他老了。

听说蝶衣被送到酒泉去。酒泉?那是关山迢遥的地方呀。在丝绸之路上,一个小镇。酒泉、丝路,都是美丽的名字。蝶衣在一间工厂中日夜打磨夜光杯。——连夜光杯,听上去也是美丽的名字呢。

小楼并无蝶衣的消息。

他想,整个中国的老百姓,也是如此这般的老去吧,蝶衣又怎会例外?

福州是穷僻的南蛮地。

闽菜样样都带点腥甜,吃不惯,但因为饥饿,渐渐就惯了。

家家是一张家禽票,十只定量蛋过年的。拿着木棒,拚命敲打艰辛轮候买来的一块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制成皮子,包蔬菜吃,叫做“肉燕”。真奇怪。那么困难才得到的肉,还不快吃,反而打烂,浪费工夫。小楼就是过这样的活。岁月流曳,配给的一些“鸡老酒”,红似琥珀,带点苦味。它是用一只活鸡,挂在酒中,等鸡肉、骨都融化以后,才开坛来饮。因人穷,这鸡,都舍不得吃,留着,留着,再酿一次。就淡然了。

留着也好。

小楼总是这样想:活着呢。活着就好。他也没有亲人了。菊仙不在,蝶衣杳无音讯。

当初,他们还是同在一片瓦面底下。

是的。他原谅蝶衣了。他是为了他,才把一切推到女人身上。蝶衣决不会出卖他!他一定是为他好,不过言词用错了。但在那批斗的战况中,谁不会讲错话?自己也讲错过。他挂念:酒泉?是在那儿呢?也许今生都到不了。当明知永远失去时,特别的觉得他好。恩怨已烟消云散。

到底是手足。没错。

而日子有功,他们一众都做得很熟练。每天早上起床后,全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先三鞠躬,再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便是“早请示”。

晚上,睡觉以前,又再重复一遍。然后,向毛主席像禀告,今日已有进步,思想已经觉悟,开会学习相当用心。念念有词,这叫“晚汇报”。

人人都习惯了谦恭木讷,唯唯诺诺。不可沽名学霸王。连手握语录,都有规矩,大指贴紧封面,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贴紧封底,表示“三忠于”。还有,小指顶著书的下沿,表示“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认真地改造。九蒸九焙,很忙碌。

还得提着马扎儿到广场,跟大队看革命电影,学习。

某个晚上,一个老人在看电影中途,咕咚的倒地,他捱不住,死了。胡琴第一把好手。

是几个男的,包括小楼在内,抬到山脚下给埋了。坟像扁扁的馒头、馊的。营养了黄土地。

会仍继续开着。遥望是黯黄的灯,鬼火似地闪着。

忽地发觉地里有人偷白薯。悉悉的挖泥声。埋死人的几个,喝骂:

“妈的!偷吃!”

“咱种的好,一长足就来偷!不止一次!”

逃的逃,追的追,逮住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和两个比较大的,十六七岁模样。都衣衫褴褛,饥不择食。

“住哪儿!父母呢?”

小孩颤着:

“爸……妈都……上斗资批修……学习班……去,一年多。家里……没人……饿……”

两个少年,看来像学生,原来破烂的衣袖仍缠着臂章,上面是用指定的黄油写上“红兵”三个字。红兵?是逃避上山下乡的红兵呀!

曾几何时,他们串联,上京,意气风发。一发不可收拾,国务院发布指示,终止串连,并号令全部返回原来单位。他们的命运,是无用了,不知如何处置,一概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再学习。

流窜在外的,回不了家的,听说不少死于不同派系的枪下,甚至死于解放军的枪下……

一个蓦地自他口袋中,掏出一把纪念章,向揪着他的小楼哀求:

“大叔,我让您挑一个,您喜欢哪个就要了吧,请给我们白薯吃。两三天没吃了。”

他来求他?

当初凶悍地把他们踩在脚底下的黄毛小子,倒过来求牛鬼蛇神放一条生路?同种同文,自相残杀后,又彼此求饶?

……

十年过去了。

毛主席死了。

华主席上场了。

华主席下台了。

四人帮被打倒了。

灾难过去,那些作恶的人呢?那些债呢?那些血泪和生命呢?

回忆一次等于脱一层皮。

举国都受了巨大的骗。因而十分疲倦。

一时之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小楼在香港湾仔天乐里一间电器铺子上的电视机,看到四人帮之审讯戏场。

小楼是在福建循水路偷渡来香港的。

霸王并没有在江边自刎。

这并不是那出戏。想那虞姬,诳得霸王佩剑,自刎以断情。霸王逃至乌江,亭长驾船相迎,他不肯渡江。盖自会稽起义,有八千子弟相从,至此无一生还,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现实中,霸王却毫不后顾,渡江去了。他没有自刎,他没为国而死。因为这“国”,不要他。但过了乌江渡口,那又如何呢?大时代有大时代的命运,末路的霸王,还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着?留得青山在,已经没柴烧。

“别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喂,是不是买?要什么牌子?”那电器铺子的职员见小楼专注地看电视,马上过来用这种招式赶客,以免他们占住门口一席位。

“对不起,看看吧。”寄人篱下,小楼只好识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这热闹缤纷的伟大节目,所以小楼走前一点,又在一间凉茶铺前驻足,与一大好事之徒仔细追认。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帮”这审讯特辑,许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视率最高之电视节目了。江青,举世瞩目,昂首上庭,她说:“革命是一个阶级试图推翻另一个阶级而采用的暴力。”她说:“我,与毛主席共患难,战争时,在前线,唯一留在他身边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啦?”她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吧!”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记不起!”她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戏明显地经过彩排剪辑。江青受审的时候是六十六岁。一般六十六岁的老人,若不因为她,和她背后的伟人,应该含饴弄孙静享晚年,不过,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个海,并无切肤之痛,只见老妇人火爆,都鼓起掌来。

“哗!这婆娘好凶!”

“喂,给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谢谢!你慢用!”

小楼落寞地,退出场子。尘满面鬓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辆“回厂”的电车,驶过小楼身畔。

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捱更抵夜。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把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馄饨、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搅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小楼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在若干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小楼手指不甚灵活,总是很快便玩完了。“一听到音乐声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这样的嘲笑他。

音乐?对了,他很久很久,没听过任何音乐了。他残余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音乐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长,怎么也过不完。

幸好他拥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电车。他爱上游车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这种胡琴上弦动的节奏,才适合他“天亡我楚,非战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雾湿而不快。

小楼为了谋杀时间,由湾仔坐到筲箕湾。途经北角新光戏院,正在换画片,又有表演团访港了。他没留神。后来由筲箕湾坐回湾仔。自昏晕的玻璃外望,十分惊愕——

“程蝶衣”。

他赫然见到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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