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试错”、“观察”、“阅读”之外,“思考”,准确地说,“正确地思考”,才是获取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的主要手段。没有文字的时候,人类已经能够思考。但局限于已认知的知识数量,人类很难正确思考。

比如,很容易想象,在远古时代,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当然会非常局限。而一切的现实生活经验都在让他们体会到“万事必有因果”。当人们看到树上的枝叶被风吹动的时候,当然可以理解风是枝叶飘动的原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今天人们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从教科书里得知的“空气的流动性成了风”。于是,他们自然地这样认为:“肯定是有什么力量造成了风,但是究竟是什么呢?”在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他们会接着认为,“那只能是神的力量”--因为,“万事必有因果”。他们无法想象这样这世间确实有“没有任何目的”的事情存在。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整个人类群体中存在一个绝大多数的比例的人依然坚信“万事必有因果”,并把这样的认识作为理解一切的根据。

托马斯·索维尔曾经慨叹达尔文的伟大,说,“达尔文不仅是生物学上的,更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界标”7。达尔文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几乎是第一个有完善的能力、可以用跨越长达几百万年的时间跨度、并彻底摆脱“个体感知”的局限去“正确地思考”问题的人;也因此使得后来无数的人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建立并完善一个突破人类个体局限的系统的思考方法--“科学方法”(StificMethods)。

1859年11月24日,在经过二十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达尔文“胜利”了,宗教“失败”了

达尔文逝世后的第43年,《物种起源》问世的第66年后,即,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中学教师约翰-斯科普斯,因在课堂上讲解达尔文进化论的被告,被拉进了法庭,推上了审判台,最后被处以90美元的罚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猿猴诉讼案”(TheScopesCase,alsocalled“morial”)8。

尽管“猿猴诉讼案”的判决只限于田纳西州,但,直到1968年,美国高级法院才根据《第一修正案》判决,学校可以讲授进化论,因为这是科学。

1987年,一起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案件使得争议再起。最终高级法院判定,“要求学校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必须允许讲授神创论”是违宪的。

1999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投票决定从标准化考试中剔除作为考试科目的进化论。有些专家认为,这是个非常有效的阻止教师讲授进化论的方法,因为学生不用被考到进化论了。

阿拉巴马的教科书上,印着这样的声明:“进化论是某些科学家相信的学说,而非事实。”

在明尼苏达,一位认为神创论是确凿的科学的老师因在课堂上发表对进化论的批评而被劝退。这位老师将学校告上了法庭。

2005年12月20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裁决,认为生物由某种高智能设计师所设计而成的“智慧设计”论系宗教理念,在公立学校科学课上讲授该理论则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多数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总是从宗教和科学相互对立的前提出发,力图用这些事件证明宗教实力的庞大和邪恶。对于宗教本身,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但是即便我个人是个所谓的“没有信仰的人”,我也不会反对“信仰自由”;同时也不应该,也做不到去强迫任何人放弃信仰。

事实上,宗教和科学并不一定对立。如果宗教和科学是彻底对立的话,那就没办法合理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了: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牛顿等等众多的巨人都是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这地球上毫无疑问还有很多科学家依然有着很坚定的宗教信仰--尽管我们很难有办法获得一个确切的百分比统计数字。

与科学一样,宗教也是人们用来“思考”这个世界、“解释”这个世界的工具,只不过,在解释物理世界方面(比如,生命的起源,天体运转的机理),现代科学已经逐步地替代了宗教。今天的宗教势力依然庞大,只是宗教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更需要它的方面去了--精神世界(也许应该相当于我们常常提到的“精神文明”)。

在“进化论”和“神创论”(以及“神创论”的变体“智能设计论”,又称“神力设计论”)至今的持续争议中,争论双方都是对自己的看法确信无疑的。而真正关键的区别在于,达尔文的支持者,如果确实是在理解透了之后坚定地支持的话,都是有能力运用心智的力量摆脱自身感知的局限的人。而达尔文的反对者,是那些心智力量尚未发达到可以用来摆脱自身感知的局限的人,他们无法正确地理解并完整地运用新的思考工具--科学方法论--去思考问题,甚至并未意识到自己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科学。

今天,与创世说的观点相反,严肃的科学杂志没有过否定进化的报导。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GeeW.Gilchrist调查了列入原始文献的数千种期刊,想要找到关于“神力设计”或创世说的文章。他查遍了数十万个的科学报告,也没有发现一篇关于创世说的报告。后来,由东南路易斯大学的BarbaraForrest和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LawrenceM.Krauss用了几年的时间分别独立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也是无功而返9。可以说,今天的所有严肃的科学家都应该是相信并能够理解进化论的,尽管他们同样可能有严肃的宗教信仰。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恐惧,所有的恐惧其实都源自于我们害怕未知。于是,恐惧是永恒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托马斯索维尔的类比特别精巧。他说,在茫茫而又无限的未知空间里,我们的“知识”只不过像其中的星球一样,而星球与星球之间的空隙要不知道比那些星球本身大出多少倍。所以,我们需要“信仰”、“希望”、“爱”、“奇迹”,甚至子不语之“怪力乱神”10等等被学者们称为“必要之幻觉”(necessaryfi)之类的东西去填补这些空隙才感觉心安理得。

所以说,去讨论很多人热衷于讨论的关于“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究竟是怎样的”,或者“爱因斯坦究竟有没有宗教信仰”是没多大意义的事情。因为,即便是爱因斯坦也会心存恐惧或者说敬畏。因为他跟所有的人一样,也要面对未知--即便他知道得比所有其他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多得多,然而,他所知道的一切,与对他来讲未知的一切来比,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个水分子而已。所以,即便他有信仰也并不令人惊讶;就算他有信仰,信奉的也肯定不是那些拒绝科学的人所信奉的神。

人类要是不会阅读,不会记录,不会表达,不会思考,会是什么样子呢?下面这个故事流传颇广11:

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上头挂着一串香蕉。实验人员准备了开水,一旦有猴子碰香蕉,马上就会有滚烫的开水浇向那只猴子。首先有只猴子想去拿香蕉,被开水烫,之后每只猴子在几次同样的尝试后,发现莫不如此。于是猴子们不再试图去拿香蕉。

然后实验人员把其中的一只猴子换走,换进去一只新猴子。这只新猴子看到香蕉,当然马上想要去拿。结果,还没等科学家浇水,其他四只猴子就对那新来的猴子一顿暴打。新猴子挨了几次打之后,也不再试图去拿香蕉了--怕再挨打。

此后,实验人员再把另一只猴子换走,换进去另外一只新猴子。这只新猴子看到香蕉,也是迫不及待要去拿,当然,一切如前,等待它的是其他四只猴子的一顿暴打。于是,这只新来的猴子也不敢碰香蕉了。

最好玩的是,上次挨打的猴子,这次出手最重。(其他的猴子也许出于爱护,这只猴子肯定是出于报复--因为)尽管它并没有被开水浇过。

最终,笼子里最初的五只猴子都被换走了。现在的这五只猴子并不知道开水的存在,它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谁要敢碰那串香蕉,上去就是一顿暴打。(它们的行为与爱护无关,全都是出于报复!)

这个故事据说可以说明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这个实验只能部分说明某些荒谬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很多今天看起来没什么道理的传统,当初可确实曾经正确或者曾经最接近正确。这个故事真正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知识的正确传播来讲,语言和文字以及逻辑思维有多么的重要。暂时不讨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让我们继续联想:如果,猴子们可以讲话,那么就不用动手打了。如果,猴子们会写字,无论换多少次,换多少只,新来的猴子都不用挨打--更不会无辜地被打。如果,猴子们竟然能完整地使用逻辑,或许它们最终会想出办法躲开开水吃掉香蕉,并且甚至可能会因此对那些做实验的人心存鄙视。

讲到文字的重要,忍不住多花些篇幅,冒着被认为是过于啰唆的危险,再插入一个例子。以下是电影《基督山伯爵》的一个片段,这一小段,看过无数遍,每次都让我满身鸡皮疙瘩。

身陷大牢里的爱德蒙唐太斯终于见到挖了六年却不幸挖到另外一个牢房的法利亚神甫。

后来,法利亚神甫要求爱德蒙帮他挖地道:Iurnforyouhelp,Ioffersomethingpriceless…

-Myfreedom?爱德蒙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Freedombetakenaway.法利亚神甫颇有些不屑,接着说道:Asyouwellknow,Iofferknowledge,everythingIhavelearned,Iwillteachyoueics,mathematics,philosophy,sce…

爱德蒙忽然又发现了值得自己兴奋的东西:…toreadandwrite?

利亚神甫愣了一下,发现这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家伙,颇有些无奈:…ofcourse.

爱德蒙根本无法拒绝了:Whendowestart?

因为没有足够精巧的语言,也没有可以使用的文字,所以那些猴子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交流和讨论。于是,猴子不大可能有机会发展出完整的逻辑思维能力,更不用说“科学地思考”。所以,猴子们最终都不可能搞清楚香蕉和开水是什么关系,只是得到了一个结论--香蕉是不能碰的--至于为什么不能碰,却被完全地曲解了。只看结果,不究原因,或者是乱解原因,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想法和做法啊?正所谓“经验主义害死人”。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所有学习过程中,或者说知识传递过程中,最大的障碍--“经验主义”的局限。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是经验主义者,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所有的人获取知识的最为基础的手段就是通过“体验”。经验主义在一定的层面上是适用的,不能彻底否定它的重要价值。但与此同时,必须认清“经验主义”的根本局限。

首先,个体的经验有限。一个特别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所谓的“强光喷嚏反射”(Photieezereflex)。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通过基因遗传的特征,大约有17%到35%的人拥有这种“症状”。目前可信度较高的说法是,眼睛和鼻子的知觉受到同一条三叉神经的支配,所以,对于强烈刺激的防御反应混淆在一起引起了喷嚏的出现。具体说来,从眼睛进入的强烈阳光,鼻腔误以为对自己的刺激,故以喷嚏的形式欲将其异物驱逐出去。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问题》第三十三卷就曾提到过这个现象,可是亚里士多德当时尽管自己有过体验也无法正确解释,更为困难的是,读到亚里士多德的文字的人,至少有65%的可能性能无法用自己的经验理解那段文字所记录的现象。

1798年,英国化学家约翰戴尔顿(JohnDalton)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色彩视觉的离奇事实》(“Extraordinaryfactsrelatingtothevisionofcolours”)。科学家们从那时候开始才开始对“色盲”现象展开研究,对其做出更为全面更为科学的解释。从统计数据来看,至少有3%以上的人在色彩辨认上存在障碍。然而很容易想想,在此之前,色盲的人无法获得来自他人的任何理解,能够获得的最多可能只是嘲弄。

另外一些时候,无法突破个人自我

有限的经验去理解周遭事物和他人,总是会带来惊人的灾难。2004年12月1日,中国官方首次公开发布“同性恋白皮书”,称中国目前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超过1000万人。在一些开放的西方国家大约有5至7的男性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者有同性恋倾向。女性稍低于这个数字。而按照世界公认的数据,即同性恋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到5%的比例,中国大陆的同性恋总人数超过4000万人。并且这个比例相对恒定,同性恋人口不因社会的压制或宽松而减少或增多,只有隐蔽与显露的区别。

同性恋现象不只是在今天存在,也不是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同性恋人口的比例在增加。然而,仅仅是因为大部分人无法突破自我经验的局限,而导致的惨剧是难以想象的。在伊朗、毛利塔尼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和阿曼,抓到同性性行为判死刑;巴基斯坦判二年至终身监禁,并且加上鞭刑;马来西亚最多可判二十年;阿联酋十四年;孟加拉国国判七年;利比亚判三至五年;阿尔加利亚判二个月至二年徒刑;但是在埃及、印度尼西亚和伊拉克三国没有相关的刑罚。有些国家还订下诸如“二位同性别的人裸身躺在一起,鞭打99下”、“男男亲嘴,鞭打60下”等详细的法条。

在沙特、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也门等国同性恋被视为犯罪。不久前,开罗一名少年因登录同性恋者网站,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而被判处17年监禁,其中包括2年强制性劳动。伊朗曾公开处决了两名青少年,罪名是发生同性性行为。伊朗自从1979年柯梅尼执政以来,已有四千多名男女同性恋者遭到处决。“我们伊朗不像贵国,我们没有同性恋,”2006年,内贾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被问及该国最近处决两名同性恋男子时如此回答。“在伊朗,我们没有这种现象,”他继续说道。“我不知道是谁说我们有这种情况的。”这番话引起现场约700名听众发出一阵爆笑和嘘声。

其次,群体的经验有限。群体经验的局限根源来自于人类的有限寿命。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哪一个属于人类的生物的寿命可以超过200岁。可是,哪怕长达200年的时间,对于知识积累和消化来讲,也实在是为不足道。从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猜想太阳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大约经过了1800年;从亚里士多德在《问题》第三十三卷中记录“强光可能导致喷嚏”到现在科学家们提出相对可信的解释,已经过去了2300多年。

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今天也只不过是少数人真正理解并坚信的科学学说的真正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无法仅仅通过个人体验而获得的知识,甚至是整个人类群体自身的经验也无法涵盖的知识。人类中有谁有能力亲身体验从我们与猴子的共同祖先一直进化到今天的整个过程呢?如果谁真的竟然可以全程经历的话,就可以看到他的某些亲戚到今天还是猴子,而另外一些亲戚慢慢变成了大猩猩,而那些大猩猩的某些亲戚慢慢变成了黑猩猩,黑猩猩的亲戚后来有一些变成了猩猩;猩猩的某些亲戚最终变成了今天的人……可是,今天,人类整体需要至少200万年,才有机会看到某些大猩猩进化成黑猩猩呢。

面对无法亲身体验的知识,人们往往会心存恐惧,因为人们害怕未知。而群体面临无法体验的知识,往往会表现为疯狂。有句话非常精辟,“很多时候,人们的善良出自于软弱,而他们的残暴出只不过来自于恐惧。”哥白尼深知这一点,所以,知道临终时刻才敢于正式出版关于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哥白尼的支持者布鲁诺就嫩了一点,或者说表现得勇敢了一点,结果就被烧死了。

最后,不仅存在无法通过个体或者群体经验获得的知识,还存在与现有经验相悖的知识。我们常说,“经验宝贵”,然而,在某些时候,所谓的“经验”恰恰就是我们进步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是我们进步时能遇到的,稍稍出点差错就可能无法逾越的鸿沟。

人们在理解新的知识的时候,往往以来过往的经验。所以,在教育学中,“类比”是很多学者和专家最为推崇的教学方式之一。小学老师用煮熟的鸡蛋类比地球的构造,使得小学生一下子理解了他们不可能亲自体验的知识--谁有能力钻到地心去看看呢?中学老师用太阳系的构造类比原子的内部构造,使得中学生一下子理解了他们不可能亲自体验的知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是每个学校都可能拥有足以观察原子内部构造的场离子显微镜的。更为神奇的是,这次中学生们依赖的是一个无法通过个体体验来获得的知识经验--太阳系的构造。

然而,使用类比理解新的,或者是未知的知识的前提是,这个知识与某个“现存经验”接近,或者类似。可是,某种程度上,有些时候连“类比”这个神奇的工具都无能为力,因为,总是有些时候我们面对并尝试去理解的知识与现有经验相悖。

观察一下就知道,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主要的“沟通障碍”本质上都是因为沟通双方无法让对方理解与他们的经验相悖的知识或者信息造成的。不夸张地讲,目前书店和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关于《沟通技巧》的书籍中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没有真正说道点子上。这种知识和信息的传递,不是仅仅通过“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就可以轻松而彻底解决的。尽管“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确实已经是很有用也很难以掌握的技巧,可是,当我们面对(或者说“背对”可能更准确些)“双方立场都无法考虑到的问题”时候呢?尽管这样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不知道问题究竟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几乎确定无疑的,这种问题不仅确实存在,还往往至关重要。

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就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所谓优秀的领导,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所谓卓越的领导,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应该去的但是没想到过要去的地方。”能有这样的思考,能有这样的表述,说明希拉里同学不仅智商过人(据说超过147),心智力量也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理解那些“卓越的领导”的地步。

在我看来,所有的教育失败的症结,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来自于如何正确地理解“甚至可能与现存经验相悖”的知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的宗教已经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必须让道于少数人已经把握,并且正在使用,也正在完善的方法手段--科学。关于科学方法,是一个远远超出我的文章可讨论范围的话题,我的建议是,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认真至少分别阅读三本关于科学史和科学方法的书籍。

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类也许是地球上最尴尬的物种之一:长期的进化使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高度,但是,每个人在出生的那一刹那,实际上与其他的动物居然站在几乎同样的起点上,心智要从零开始进化。此后的一生中,要用相当长的时间通过枯燥的学习和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文字运用能力(有些人通过努力能够使用多种语言)。有了文字能力才能通过阅读摆脱种种局限获得更多的知识。而后还要学会逻辑、通过科学的方法思考问题,然后才可能成长(或者干脆用”进化“作为类比更好一些)为真正的意义上的人--当然一定有相当比例的、绝对超过半数的“人”其实在这条路上只进化到一半都不到的程度就自以为是去了。

看穿本质的人们对教育稍微脆弱一点,就会无比失望,甚至绝望。因为,显而易见,有些人并没有进化完整,可竟然被筛选出来成了老师。无法想象这样一幅画面:

一个大猴子在卖力地“教”一群小猴子--要是一个大猩猩在教一群小猴子倒也强一点。可以想象的是那些最终进化成人的小猴子一路上要经历怎样残酷而难以想象的磨难?!

这个类比貌似过于尖刻,且令人非常难以接受。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类比不仅生动而且准确,并且还是在没有任何冒犯任何人的意图的情况下。当然,估计也没有谁原意对号入座。

据说,上帝因为了不让古巴比伦人建成通天塔,于是就让人们所不同的语言。事实上,语言障碍从来都不是“不可逾越”,顶多是“难以逾越”。马可波罗在七百多年前,在没有金山词霸、不懂“艾宾浩斯记忆规律曲线”、既不“逆向”也不“疯狂”的情况下,学会了地球上最无从捉摸的、容易忘记、难以学习的(elusive)语言--中文。今天,地球上掌握多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建造通天塔的另外一个障碍终于浮现了出来--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摆脱的、“经验主义”的局限。

在这个转折点上,“类比”依然有着神奇的力量。最关键的第一步是,记住并理解以上的例子,然后牢记这世界确实的存在“与现有经验相悖的知识”。而后把这句话变成现存经验,用它去类比未知。而后,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论”,挣扎着进化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当然,必须重申,谁都有放弃进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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