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与辐射 第18节

城里人天生就不信任城市，并以此为乐。一切源自概念和文化能量的中心的指导原则均被看做腐败，非此即彼的一种下流。城市就是这个德性。

但是，铁匠镇远离大城市。我们不像其他小镇子那样感觉到威胁和悲哀。我们并不首当其冲地处于历史进程及其污染之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抱怨，那顶多是关于电视的，那里面总潜伏着一些外在的烦恼，引起恐惧和私下的欲望。诚然，山上学院并未成为一个破坏性影响力的象征，因而对它几乎没有或毫无不满情绪。学院坐落在小镇永远宁静的边缘，与镇子若即若离，还多少有点儿景致，政治上平静超脱。不是一个招惹是非的地方。

我在小雪中驾车驶往铁城外的飞机场。铁城是一个淹没在乱糟糟中的大城镇，与其说它是一个彻底衰败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弃物和玻璃渣的集中地。我十二岁的女儿比伊将坐华盛顿起飞的航班抵达此地，途中要停两站，并换一次飞机。但是，出现在入口处的—这是一个处于暂停装修状态的、满是灰土的“第三世界”的小地方—是她的母亲特薇迪·布朗纳。一瞬间，我想是比伊死了，特薇迪亲自来此告诉我噩耗。

“比伊在哪里？”

“她将在今天晚些时候飞过来。这就是我要来此的原因。与她共度一段时光。我明天还要去波士顿，是家庭事务。”

“可是比伊在哪里呢？”

“和她爸爸在一起。”

“我才是她爸爸，特薇迪。”

“你真蠢。马尔科姆·亨特，我丈夫。”

“他是你丈夫，可不是她爸爸。”

“你仍然爱我吗，塔克？”她说。

她称我为塔克，这是她妈妈以前给她爸爸的称呼。布朗纳家所有的男性都被叫作塔克。当这个家族开始衰微，产生一长串艺术至上者和无能之辈时，他们把这个名称赋予每一个与他们联姻的男人，这倒也在情理之中。我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所以当他们用这个名字称呼我时，总是有望听到一种琢磨过细的讥讽。我认为，当传统变得太灵活时，讥讽就渗透进入口气之中。嗡嗡的鼻音、挖苦、自我讽刺，等等。他们惩罚我的办法，是讽刺他们自己。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温和的，完全真诚的，甚至因为我让他们继续这样做而感激我。

她穿着设得兰羊毛衫、花呢裙子、中统袜和廉价的平跟船鞋。她身上有一种新教徒的落拓劲儿，一种精神已经崩溃而躯体挣扎着要生存的气氛。娇美有棱角的脸，微突的眼睛，嘴巴和眼睛周围显示出来的压力和不满的迹象，太阳穴的搏动，双手和颈项暴出的静脉。香烟灰附在她疏松的编织毛衣上。

“第三次问你，她在哪里？”

“大致在印度尼西亚吧。马尔科姆正在极其隐蔽地发动一场新教主义的复活行动。这是旨在推翻卡斯特罗的漂亮计划的一部分。塔克，让我们在小孩子拥过来乞讨之前离开这里。”

“她是不是一个人来？”

“为什么她不可以呢？”

“从远东来到铁城不那么简单。”

“当比伊必须做时，她就能对付过来。事实上，她还想当一名旅游作家呢。她骑马骑得好。”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从鼻子和口腔里熟练地迅速喷出一股股烟雾，这是她想对周围事物表示不耐烦时使用的一贯动作。机场里没有酒吧或餐馆—只有一个出售预做的三明治的小摊，看摊位的男人脸上带有教派的标记。我们取了特薇迪的行李，到外面上了汽车，驾车穿越铁城，行驶在大多都很荒凉的街道上，经过好多废弃的工厂。这是一座有山丘的城市，偶有铺了卵石的街道，处处有一些漂亮的老房子，窗户里还摆着节日的花篮。

“塔克，我不快活。”

“为什么不快活？”

“老实说，我以前认为你会永远爱我的，我指望你那样。马尔科姆老是外出。”

“我们离了婚，你拿走我所有的钱，你嫁了一个富有、背景又好、穿着讲究的外交家。他还秘密地偷运特务，出入于敏感的、一般人难以进入的地区。”

“马尔科姆总是被丛林地区所吸引。”

我们与铁路平行着行驶。野草中都是火车车窗里掷出来或从仓库里被风刮到北面来的泡沫塑料杯子。

“珍妮特被吸引到蒙大拿州的一个嬉皮士村。”我说。

“珍妮特·塞弗里？老天啊，为什么呢？”

“她现在的名字叫戴维妈妈。她从事嬉皮士村的交易活动，投资、房地产、减免所得税的合法活动。这是珍妮特一直想做的事，在盈利状况下保持安宁的心境。”

“漂亮的骨骼结构，我说的是珍妮特。”

“她天生有偷偷摸摸的才能。”

“你说这话太刻薄。我从不知道你是一个刻薄的人，塔克。”

“愚蠢，但是不刻薄。”

“你说的‘偷偷摸摸’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她像马尔科姆那样隐蔽起来？”

“她不肯告诉我她挣了多少钱。我想她还偷看我的邮件。就在海因利希出生以后，她把我卷进一批操不同语言的人所搞的复杂投资计划中去。她说她得到了情报。”

“但是她弄错了，你亏了大笔的钱。”

“我们把数目做得很大。我被缠住了，套牢了。她总是在搞花样。我的安全感，我关于悠长而太平无事的生活的想法，受到了威胁。她要把我们融为一体。我们竟有来自列支敦士登和赫布里底群岛的电话。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地方，还有阴谋诡计。”

“听起来不像和我一起度过愉快的半小时的那个珍妮特·塞弗里，那个高颧骨的、说话挖苦人的珍妮特。”

“你们都有高颧骨，你们每一个人。漂亮的骨骼结构。感谢上帝，芭比特不这样，她的脸长而且丰满。”

“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吃一顿文明的饭吗？”特薇迪说，“一个铺白桌布、供应冰块似的奶油的地方。马尔科姆和我曾经与卡扎菲上校一起用过茶点。一个迷人而残忍的男人，这是我们见过的、真正符合公众形象的少数恐怖分子之一。”

雪不下了。我们的车子穿过仓库区和更加荒凉的街道，给人一种凄凉和莫名的感觉，留在人的脑海里的是幽灵般的渴望，渴望根本无法挽回的东西。有几家冷冷清清的咖啡店，另外一条铁路，边道上停着几节货车。特薇迪接连不断地抽着超长烟卷，恼羞成怒地向每个方向喷吐一股股烟雾。

“上帝啊，塔克，我俩在一起真好。”

“好在哪里？”

“傻瓜，你应该面带懊悔的笑容，多情地、恋恋地望着我。”

“你戴着手套上床。”

“我现在仍然这样。”

“手套，还有眼罩和袜子。”

“你知道我的毛病，你一直知道的。我对许多事情极其过敏。”

“阳光、空气、食物、水和性。”

“它们每一样都是致癌的。”

“你去波士顿要办的家庭事务都是些什么事？”

“我必须向我母亲再次保证马尔科姆没死。不知为什么，她相当喜欢他。”

“她为什么认为他死了呢？”

“当马尔科姆深深地隐蔽起来时，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他不仅是此时此地失踪了，而且他的过去也消失了。关于他这个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留下。我有时候纳闷，我嫁的那个男人是否真是马尔科姆·亨特，或者其本人是一个深深隐蔽起来活动的完全另外的人。老实说，这令人担忧。我不清楚马尔科姆哪一半生活是真实的，哪一半只是情报。我希望比伊能搞清楚一点儿。”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路灯在电缆上摇晃。这儿是城里的主要街道，两旁有一连串打折商店、支票兑现处和批发商行。过了一座高高的摩尔式老影剧院，现在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座清真寺。未经装饰的粗陋建筑物，就是终点站大楼、行李房、商业大厦。这多么像一幅表达惆怅情绪的经典照片！

“铁城的一个灰色日子。”我说，“我们还是回到机场去吧。”

“希特勒研究搞得怎样了？”

“不错，扎实、可靠。”

“你看起来很好，塔克。”

“我不觉得好。”

“你从来没有感觉好过。你还是从前的那个塔克。你一直是从前的那个塔克。我们相爱过，对吗？我们在所关注的生育及技巧范围之内，把一切都告诉对方。马尔科姆什么也不对我说。他是谁呢？他做什么？”

她两腿坐在身子底下，脸朝着我，把烟灰抖进搁在橡胶地板上她自己的鞋子里。

“有一个穿着蓝色运动衫和银灰色法兰绒裤子的爸爸，在一大群母马和去势的雄马之中成长，长得又高大又挺拔，不是很奇妙吗？”

“别来问我。”

“妈妈以前总是捧着一大把采下的鲜花站在凉亭里，就站在那里，她以前的那个模样。”

我们在一片泥灰里等候在机场，四周尽是露出地面的电线和一堆堆碎砖石。比伊抵达前半小时，另一个航班的乘客开始从一条风飕飕的隧道鱼贯进入出口处。他们人人灰蒙蒙的，一副受难的样子，个个弯腰曲背，显得萎靡不振和惊恐不安，拖着随身行李往外走。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人出来了，不说一句话，眼睛盯在地上，头也不抬。有人一瘸一拐地走，有人哭着。更多的人从隧道里出来，成年人带着啜泣的孩子；老人们颤抖着；一个黑人牧师领子歪斜，还丢了一只鞋。特薇迪去帮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我向一个年轻男人走去，这是一个长着啤酒肚、戴邮递员帽子、穿羽绒背心的矮胖家伙。他看着我，那神色好像我和他不属于同一个时空范围，好像我非法闯入，粗暴入侵。我强使他停下来面对我，问他天上发生了什么事。人们还在鱼贯而过，他疲惫地喘了口气。然后，他点了点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满眼都是一种淡淡的无可奈何。

飞机的三个发动机都失去了动力，从三万四千英尺一下子跌落到一万二千英尺处，下降了差不多四英里。飞机刚开始直溜溜往下滑落时，人们站起来，跌倒，相撞，在自己的座位上摇晃，然后有人开始真的喊叫和呻吟。几乎同时，在对讲系统里听到从驾驶舱传出一个声音：“我们正从天空中跌下来。我们正在下落。我们的飞机成了一架银光闪闪的死亡机器！”这一声喊叫对于乘客来说，几乎是权威、能力和指挥的彻底崩溃，它引起了新一轮绝望的号啕大哭。

物品从厨房里滚出来，过道里全是喝水的玻璃杯、厨房用具、衣物和毛毯。由于飞机下降时机身倾斜得太厉害，一个女乘务员由于惯性好像被钉在舱壁上，她正设法从一本《脱险手册》中寻找有关的段落。然后，从驾驶舱里传出第二个男人的声音，这一位极其镇定、说话确切，使乘客们相信机上终究有人在负责。他传递出一线希望：“这是美国213航班向客舱播音。现在我们已经搞清楚了目前的情况，它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他们没有教我们在丹佛的死亡模拟器上对付这种情况。我们的恐惧是不折不扣的，被完全剥夺了轻松和压力，不可能成为超验的遐想的某种形式。用不了三分钟，这么说吧，我们就要‘触地’。他们将在某处冒烟的田野里发现我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个个现出死亡的恐怖相。我爱你们，兰斯。”这一次在大家重新开始号啕大哭之前，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兰斯？什么样的人在控制这架飞机？哭声带上了一种辛酸和失望的调子。

身穿羽绒背心的男人讲述这事的时候，从隧道里出来的乘客开始围住我们。没有人说话、插嘴、试图给这叙述添加细节。

在这架正在下落的飞机上，一位女乘务员顺着过道从人体和碎片上面爬过来，一边告知各排座位上的乘客脱掉鞋子，将口袋里的利器拿出来，摆出胎儿那样蜷缩的姿势。在机尾处，有一个人正在吃力地摆弄一个水上漂浮装置。机组成员中的某些人决意佯称若干秒之后会发生的不是“摔机”而是“摔机着陆”。说起来，这两者只有两个字的差别—这是不是说，结束飞行的这两种形式或多或少是可以互换的？多两个字有多大关系？假如你考虑的时间不太长，在目前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问题；而此时此刻还真没有时间去考虑。摔机和摔机着陆之间的根本区别似乎是，你可以明智地为后者做些准备—这一点恰恰就是他们正在设法去做的事。消息在飞机上传播开，这一个飞行术语在一排排人中被重复着：“摔机着陆，摔机着陆。”他们明白这有多容易：加两个字就获得了对未来的把握，即使不是在事实上，至少在意识中延伸它。他们拍打自己的身体，想寻找圆珠笔，又在各自的座位上像胎儿似的蜷缩起来。

叙述者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围拢过来，不仅有刚刚从隧道里出来的人，还有第一批着陆的人。他们又回来倾听。他们还不准备解散、重新安置他们已经着陆的躯体，而是要带着他们的恐惧再逗留一会儿，再保持一会儿它的原来状态。更多的人—差不多是飞机上的全部人马—向我们走来，围着我们绕圈儿。他们放心地让那个戴着邮递员帽子、穿羽绒背心的人代表他们说话。没有人反驳他的叙述，或者试图补充个人的证词。好像他们正在被告知一件他们个人从未参与过的事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甚至露出好奇的神色，但是显然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模样。他们听任他向他们讲述他们自己讲过和感受过的事情。

在飞机下降过程的这个时刻，当“摔机着陆”的说法在飞机上传播时—发音的重音落在后面两个字上—头等舱的乘客们爬着，抓着门帘，实实在在是向上攀着进入普通旅客舱，以免成为首先撞地的人。普通旅客舱里有些人觉得应该让他们回去。这种情绪并不是用言语和行动表达的，而表现在可怕和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主要是像牲口的叫唤声，一种急促和强行进食的哞哞叫声。突然，发动机重新起动了。就像那样：有力、稳当、控制得法。准备飞机撞地的乘客们，一时还不能马上将思想调节到新的信息波。新的声响，不同的飞行路线，一种置身坚固的管状系统而非某种塑料薄膜包装之中的感觉。吸烟的指示灯又亮了，一只全世界人皆知的手夹着一支香烟。女乘务员们拿着香喷喷的小毛巾，让大家清洗血渍和呕吐物。人们慢慢地从胎儿式的蜷缩中恢复过来，疲惫地坐在座位上。极度恐惧的时刻中飞机下跌了四英里。没人知道该说些什么，活着就是最了不起的兴奋。数十件、数百件事情。乘务长从过道那头走来，边微笑着，边空泛而愉快地和大伙儿聊天。他的脸上红光满面、信心十足，这是一副常见于大型客机管理者的神气。他们看着他，奇怪自己刚才为什么要害怕。

我被挤进来听讲的人推离了叙述者的身边。他们在地板上拖着背包和放衣服的旅行袋，人数大大超过了百人。正当我意识到自己几乎听不到叙述者的声音时，我发现比伊就在我身边站着，她的一张小脸蛋在一堆鬈发中显得又白又光滑。她跳起来扑进我的怀抱，身上散发出喷气式飞机的废油味儿。

“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在哪儿？”她说。

“铁城没有新闻媒体。”

“他们遭了那么多罪就没事了？”

我们找到了特薇迪，就向汽车走去。市郊堵了车，我们只能在废弃的铸造厂外面的路上坐着。上千扇窗户玻璃碎了，街灯也打碎了，黑暗的夜色正在降临。比伊以莲花座的姿势坐在汽车后座的当中。她虽经长途跋涉，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充沛精力，这一趟旅程可是跨越不同的时区、不同的大陆和无边无际的大洋，度过了日日夜夜，换乘了大大小小的飞机，从正当夏日的印尼苏腊巴亚来到冬天的铁城啊！现在我们在黑暗中坐着等候，等待一辆汽车被拖走或者吊桥合龙。比伊并不认为这种现代旅行司空见惯的讽刺值得加以评论，她只是坐在那儿听特薇迪解释为何父母不必担心孩子们独自这样旅行。飞机及其目的地对于非常年轻和非常年老的人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人们照顾他们，向他们微笑，钦佩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人们提出友好的问题，主动提供给他们毛毯和糖果。

“每一个小孩都应该带着自己选择的衣服和漱洗用品，得到独自旅行几千英里路程的机会，”特薇迪说，“以便获得自尊和思想的独立。我们越早将他们送上天空越好，如同游泳和滑冰一样，你们必须让他们年幼时就开始学习。这是我在比伊身上取得成功的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她九岁时我就送她上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去波士顿。我对布朗纳奶奶说不要去接机。离开机场，在每一方面都与实际的飞行一样重要。太多的父母忽视了孩子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方面。比伊现在完完全全是属于东西两个海岸的人。她十岁时第一次乘坐巨型喷气机，在奥哈尔换机，到了洛杉矶换机时差一点就要误点。两个星期之后，她坐协和式飞机前往伦敦。马尔科姆端着半杯香槟酒在等候。”

前边的汽车尾灯跳动，车龙开始移动。

排除了机械故障、恶劣天气和恐怖主义行动，特薇迪说，一架飞机以音速飞行，也许是至今为人类所知的最后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