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奥兰多变卖了第十颗珍珠后，从剩余的金币中拿出一些，为自己添置了一套当时流行的女式衣裙。此刻，她一身英国贵族女子打扮，坐在“倾心夫人”号商船的甲板上。一直到现在，她都很少关注自己的性别，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却是事实。也许与她长期以来的着装有关，她一直穿着土耳其长裤，这分散了她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而吉普赛女人的着装除了一两处特别的细节外，其余也都与男人差不多。不管怎样，当她感觉到围在大腿四周的裙摆，当船长殷勤地提出，要为她在甲板上搭一个遮阳篷时，她才大吃一惊，恍然意识到性别身份带来的好处和弊端。她没想到自己竟会如此震惊。

震惊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她想到了贞节，以及如何保持贞节。一般情况下，漂亮可爱的年轻女子孤身一人时，担心的往往惟有贞节。女性行为规范整个架构的基石就是贞节。贞节是女性的珍宝，是她们的命根子，她们会不顾一切地捍卫它，宁死不屈。然而，倘若一个人当了三十多年的男人，还曾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参与条约的谈判，倘若一个人搂抱过女王，还搂抱过其他贵族女子，而且，如果那些传闻属实的话，此人还曾娶过罗西娜·佩皮塔小姐为妻，等等，那么这个人或许在贞节问题上不会过于大惊小怪。奥兰多震惊的原因十分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事实上，也从未有人认为奥兰多是那种思维敏捷，一下子就能找到问题根源的人。整个航行过程中她都在思考，该如何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她的震惊，她有她的思维节奏，我们不妨跟从她的节奏吧。

她从惊慌失措中平静下来，舒展开身子平躺在遮阳篷下，“上帝啊，这真是一种舒心、悠闲的生活，”她想。“可是，”她蹬了蹬腿，“这裙子拖到脚后跟，实在讨厌。不过，这碎花丝织裙料倒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我还从未见过自己的肌肤被衬托得像现在这般漂亮，那么，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跳下水游泳吗？不行！所以，我不得不依赖水手的保护。我会拒绝水手的保护吗？如今的我，会拒绝吗？”她困惑起来，这是她在理清思路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个症结。

她还没来得及把这个结解开，晚餐已经送到她的面前，接着，风度翩翩的尼古拉斯·本尼迪克特·巴特罗斯船长亲自为她切了一片腌牛肉，奥兰多心里那个解不开的结就此迎刃而解了。

“要些肥肉吗，夫人？”他问。“让我为您切指甲盖那么一丁点儿吧。”听了这些话，她感到浑身一阵甜美的颤栗。鸟儿在歌唱，激流在奔涌，唤起了她初次见到萨莎时那种难以名状的喜悦，那种感觉久违了。那时，她苦苦追求，而现在，她躲闪逃避，哪一种更令人心醉神迷？是男人的追求还是女人的躲避？也许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不，她想，拒绝才是最美妙的。对船长表示感谢，但并不接受他的殷勤，然后欣赏他愁眉苦脸的样子。还是算了吧，既然他很期待，那就吃一小片吧，世界上最薄、最小的一片。顺从他，然后看着他微笑，才最有意思。她一边思索，一边又坐到甲板上，循着思路继续想下去，“这世上没有比半推半就，或欲迎犹拒更有意思的了，它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快感是其他任何事都难以企及的。”她接着往下想，“所以，我不敢肯定，也许我会跳下水去，仅仅为了获得被水手搭救的快感。”

（要记住，此刻的她就像一个刚刚拥有游乐园或玩具柜的孩子，成熟的女人不会有她这种想法，因为这一切她们都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对于一个仅仅为了获得被水手搭救的快感而跳海的女人，以前和我一起在玛丽·罗斯号上操舵的小伙子们会怎么看呢？”她自问。“我们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这种女人。啊！我想起来了……”（这个词十分不雅，出自女人之口更不堪入耳，我们在此略去不提了。）“上帝啊！上帝！”她又一次高呼上帝，因为她的思考已经有了结论，“那么，从今往后我必须尊重另一性别的观点了，哪怕我认为那种观点有多么怪诞离奇？如果我非得穿着裙子，不会游泳，被一位水手从水里救起，那么上帝啊！我只能如此！”想到此，她不免有些沮丧。她天性率直，厌恶言不由衷，闪烁其辞，更不愿意说谎。在她看来，那是在绕圈子，无济于事。然而，她想，碎花丝织裙，以及被水手英雄救美而获得快感，倘若只能通过绕圈子的方法迂回得到，那么，她想，只能绕圈子了。她记得，当她还身为年轻男子时，坚持认为女性必须顺从，贞洁，体味幽香，衣饰精美。“如今，我自己不得不为这些要求付出代价了，”她想，“可是，以我短暂的女性经历来看，女人并非一定生来就得顺从，贞洁，体味幽香，衣饰精美，这些优雅魅力都是她们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不然，按照陈规旧俗的说法，她们的一生将毫无快乐可言。单单梳头一件事，”她想，“就得花去我一个早上的时间来做发型。照镜子，又得花一小时；还要束胸衣，系花边，沐浴施粉，衣服换一件又一件，从丝绸衣料换成蕾丝的，再从蕾丝衣料换成棱纹丝的，还要年复一年地保持贞节……”想到这里，她不耐烦地晃动着双脚，露出了一截小腿。此时，桅杆上有一位水手恰巧向下张望，看到了她裸露小腿那一幕，不禁惊艳万分，竟一脚踏空，差点丢了性命。“假如看一眼我的脚踝，就会令一个显然已有妻室儿女的老实人丧命，那我出于人道，最好还是把双腿遮严实了。”奥兰多想。可是，她身上最美的就是她的双腿，她不禁想到，如果为了避免一个水手从桅杆顶上摔下来，所有女人都得将她们的美丽遮盖起来，这岂不荒唐。“见他们的鬼吧！”她说。她平生第一次意识到，如果她生来就是女性，儿时受到的教育必定是，何为女性的神圣职责。

奥兰多重返英国

“一旦踏上英格兰的土地，我就再也不能这样咒骂了，”她想。“我也再不能揍男人的脑袋，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或者拔出剑来刺穿他的身体，再不能与贵族们坐在一起，头戴冠冕，或行走在贵族队列中，或行使生杀大权，再不能率领军队，骑着战马昂首阔步地走过白厅，胸前佩戴着七十二枚各式勋章。一旦踏上英格兰的土地，我所能做的，惟有沏茶倒水，侍奉主人。您要加点糖吗？您要加点奶吗？”她拿腔拿调地说完这些话后，不禁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十分瞧不起另一性别——男性，而她过去对此性别一向引以为荣的。“看一眼女人的脚踝就会从桅杆顶上摔下来，”她想，“穿着盖伊·福克斯那种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想以此让女人来赞美你；不让女人接受教育，唯恐女人会嘲笑你；明明拜倒在少女的石榴裙下，却俨然以创世主自居。——上苍啊！”她想，“他们就是这样欺骗我们女性的，而我们也够傻的！”她的这番措辞有点模棱两可，在指责男性的同时也指责女性，好像她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确实，她似乎一直都在摇摆不定中，她时而是男人，时而是女人，她了解两性的奥秘，也明白两性的弱点。她头脑处于极度困惑、极度晕眩的状态。懵懂无知的悠闲安逸不复存在，她成了狂风中飘摇不定的羽毛。她同情一种性别而反对另一种性别，发现两种性别都存在可悲的缺陷，不能肯定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性别。这种种心态，都在情理之中。同样也可以理解，她为什么想大声说，她要回土耳其去，重与吉普赛人为伍。数天来，她一直在苦思冥想，对一切都视而不见，直到此刻，抛入水中的船锚溅起了巨大的浪花，船帆徐徐降落在甲板上，她才意识到，船在意大利海岸抛锚了。很快，船长就差人来问她，是否有幸陪她乘坐随船大艇一起登岸。

翌日清晨，她回到船上，舒展地躺在遮阳篷下的躺椅上，十分端庄得体地整理好衣裙，盖住了自己的脚踝。

“尽管与男性相比，我们无知而贫穷，”她顺着前一天的思路继续往下想，“尽管他们自己全副武装，却连字母都不让我们认识，但他们还不是从桅杆顶上摔了下来。”（从这段话来看，显然前一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把她推向了女性一边，因为此刻她说话的口气更像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而且还颇有点自得其乐的样子。）她说到这儿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就睡着了。待她醒来时，船正乘着微风驶近岸边，伫立在岩石上的小城看上去仿佛要滑入水中一般，幸好被巨大的岩石和年代久远的橄榄树盘根错节的树根拦住了。成片成片的橘树，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她在甲板上就能闻到阵阵橘香飘送而来。十几条蓝色的海豚翘着尾巴，不时腾空跃起。她伸展开双臂（她知道手臂的魅力远没有双腿那般具有杀伤力），她感谢上苍没有让她骑着马昂首阔步地走过白厅，也没有让她去签署死刑的判决令。“以贫穷和无知作为外衣更好，它们原本就是女性的衣饰；把这世界留给别人去治理吧，抛开征战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贪恋，抛开男人们的所有欲望，如此方能充分享受人类心灵最崇高的欢愉，”她不禁大声说道，她激动万分的时候总是习惯这样，“那份欢愉就是冥想、幽居和爱情。”

“赞美上帝，让我成为女人！”她高呼。她几乎到了以自己的性别为荣的痴迷境地。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到了这个地步，都已无可救药。有一个词，她说出口后就突然停顿了一下，这个词我们一直竭力不让它出现，但它还是在奥兰多那句话的句尾悄悄溜了出来，这个词就是： 爱情。“爱情，”奥兰多一说出这个词，爱情立刻就现出了人的形状，它总是如此冲动莽撞，并以具备人形而自傲。因为其他思想可以抽象表现，惟有爱情，必得有血有肉，有披肩和衬裙，有长筒袜和短上衣。在此之前，奥兰多所爱的都是女人，所以她仍然爱女人。虽然她现在自己也成为女人了，但人的整个机体要适应这种变化却要滞后些。假如她意识到所爱的是同性的话，那么只会加深她之前身为男人的感觉。过去种种暧昧的迹象和困惑，如今都明了了。那些分隔两性，并在两性间产生无数淫秽和暧昧的朦胧感也消失了。如果说诗人们所讴歌的真与美有什么意蕴的话，那就是爱在美里面找到了曾经丢失在虚伪中的一切。她终于感同身受地了解萨莎了，她欣喜地喊出了声。她追寻的所有宝藏此刻都昭然若揭，她沉浸在这一发现带来的激动和喜悦之中，以至于当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时，仿佛一颗炮弹在她耳边炸响。那男人的声音说：“夫人，请吧，”一只男人的手伸过来扶她站起身来，那男人的手指——中指上纹有三根桅杆——指向地平线。

“夫人，那是英格兰的悬崖峭壁，”船长边说，边抬起刚才指向地平线的手，朝英格兰敬了一个礼。奥兰多的心跳又一次加速，比刚才听到男人声音时还要吃惊。

“基督耶稣啊！”她高呼。

幸好，她可以托辞说，她连连惊呼是因为久别后重返故里，不然，她很难向船长解释她心中的百感交集。她该如何告诉他，这位依偎在他臂膀上微微颤抖的女人，曾经是位公爵和大使？她该如何向他解释，这位裹着丝织长裙、如百合花一般的女人，曾经砍过人头，曾经在一个郁金香盛开、蜜蜂嗡嗡的夏夜，在瓦坪老台阶外的海盗船上，与荡妇酣睡在装满珠宝的麻袋堆里？她甚至都无法对自己解释，当船长那刚毅的右手指向英伦三岛的悬崖峭壁时，她何以会如此心跳不已。

“拒绝，然后让步，多令人开心啊；”她喃喃自语道，“追求，然后征服，多有威严啊；观察，然后探究，多崇高啊。”在她看来，这些词组的搭配并无任何不妥之处。然而，当若隐若现的灰白色峭壁越来越近时，她开始感到内疚，羞愧，有失贞节，这种感觉对于一个从未往这方面想过的人来说，很陌生。船渐渐驶近岸边，凭肉眼已能看清楚那些悬在峭壁半空采摘海篷子的人。奥兰多望着他们，感到有一个调皮的精灵在她心里蹦蹦跳跳，一会儿拾起她的裙子，拿在手里挥舞着，跑得无影无踪。这是她失去的萨莎，是她记忆中的萨莎，就在此刻，她出乎意料地证实了萨莎的真实性。她感觉到萨莎正在干着各种杂活，并冲着峭壁上采摘海篷子的人打着各种有失体面的手势。当水手们开始哼唱“再见，再见，西班牙女郎”时，歌词在奥兰多忧伤的心中回荡，她觉得，无论上岸后有多么舒适、富有、地位显赫、受人尊重（她无疑可以嫁一位王公贵族，作为他的配偶，统治大半个约克郡），但如果这同时意味着因循守旧、遭人奴役、受人欺骗、剥夺爱情、束缚手脚、三缄其口、保持沉默，那她宁愿调转船头，再次扬帆远航，投奔吉普赛人。

当这些想法在她脑海中匆匆掠过时，有一样东西突然冒了出来，仿佛一座平滑洁白的大理石穹顶，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一种幻觉，都在她狂热的想象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停留在这一意象上，就像看到一大群振翅飞舞的蜻蜓，心满意足地停落在一个罩着鲜嫩蔬菜的玻璃罩上。在她恣肆无忌的想象中，那玻璃罩的形状，唤起了她很久以前那挥之不去的记忆。一个天庭饱满的男子坐在特薇切特的起居室里写作，或正凝神注视着什么，他当然不是在看奥兰多，因为他似乎根本就没看见衣着华丽的她悄然站在一边，她并不否认自己当时是位美少年。每当她想起那个人，思维就会向周围蔓延开去，犹如微波涟漪的水面上升起一轮明月，洒下一片银色的静谧。此刻，她把一只手伸到胸口（另一只手仍搭在船长的臂弯），她的那些诗稿仍安然无恙地藏在那儿。那里原本是她放护身符的地方。她不再思考自己的性别及其意义了，她现在所想的惟有诗歌的荣耀。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和弥尔顿的伟大诗句在她耳边鸣响、回荡，犹如一把金锤敲响了大教堂塔楼上的金钟，而那金钟就是她头脑中的思绪。而真实的情况是，首先她眼前出现了模糊不清的大理石穹顶意象，由此她联想到了一位诗人饱满的前额，然后又引发出一连串不相关的想法。但大理石穹顶意象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现实中确实出现了。商船乘着微风行驶在泰晤士河上，大理石穹顶的意象变成了现实，它恰恰就是耸立在精雕细刻的白色塔尖群中的大教堂穹顶。

“圣保罗大教堂，”船长说，此刻他正站在她的身旁。“伦敦塔，”他接着说，“格林威治医院，威廉三世陛下晚年为了纪念玛丽王后而建的。西敏寺。议会大厦。”这些著名的建筑随着他的话音一一展现在眼前。这是9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无数小船在泰晤士河两岸间来回穿梭。在一个重返故里的游子眼中，再也没有比眼前的景致更令人赏心悦目了。奥兰多倚在船首，满怀惊喜地注视着这一切。长久以来，她满眼都是野蛮人和野外风光，这番壮美的城市景观怎能不令她心醉神迷。那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是她离开英国这段时间，由雷恩先生设计建造的。旁边的一根柱子上忽然飘起散乱的金发，站在她身边的巴特罗斯船长告诉她，那是纪念碑；他说，在她离开英国的这段时间，伦敦曾发生过瘟疫和大火。她的眼泪不禁盈满眼眶，她拼命想忍住不哭，可是当她想起女人本来就有哭的权利时，就任由自己泪水涟涟了。她记得，就是在这里，曾经有一场盛大的狂欢节。如今波涛拍岸的地方，正是当年皇家亭帐的所在。也正是在此处，她第一次遇见了萨莎。好像就是在这里（她俯视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人们透过冰面可以看见那位冻死在河里、把苹果放在膝头上叫卖的女人。当年的浮华和腐朽如今已不复存在。那个黑漆漆的深夜，那滂沱如注的瓢泼大雨，那肆虐汹涌的滔滔洪水，也都成了过眼烟云。这个地方曾经有无数巨大的黄色冰块旋转着奔腾而过，冰块上聚集着惊慌失措、流离失所的可怜人，如今却只见天鹅优雅地浮在水面上，仪态万方。伦敦已完全今非昔比了。她记得，以前伦敦到处是阴暗、丑陋的小房子。伦敦城门的门楼上，悬挂着叛逆者狰狞的首级。鹅卵石步道上散发着垃圾和粪便的臭味。而此刻，当船缓缓驶过瓦坪，她瞥见了宽敞整齐的大街。健硕的大马拉着富丽堂皇的马车，那些有着弧形窗户、方格玻璃和锃光瓦亮门环的房子，表明房子的主人十分富有，且地位尊贵。女士们身穿印花的丝绸衣裙（她用船长的望远镜仔细打量她们），漫步在高出马路的人行道上。身穿绣花外套的男士们在街角的电线杆旁吸鼻烟。她看到五颜六色的店招幡幔在迎风摇摆，上面画着烟草、原料、丝绸、黄金、银器、手套、香水和其他各种商品，一看就知道店里卖什么。当船驶向伦敦桥的锚地时，她刚好能够瞥见一家咖啡馆的窗户。因为天气晴朗，很多衣着体面的男子悠闲地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面前放着瓷餐盘，身边放着黏土烟斗，其中有一个人正在读新闻，不时被众人的哄笑声和评论打断。这里是小酒馆吗？这些人是文人才子吗？是诗人吗？她问巴特罗斯船长。船长殷勤地告诉她，船现在正驶过可可树咖啡馆，假如她把头稍稍往左面转一点，顺着他食指的方向，兴许就能看见艾迪生先生正在喝咖啡，瞧，他就在那儿。另外两位绅士，“往那儿看，夫人，在电线杆右边一点儿，一个有点驼背，另一个和你我差不多，”是德莱顿先生和蒲柏先生。“无所事事的家伙，”船长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不过也算是男人吧，”他又加了一句。说完匆匆向船尾走去，准备指挥商船靠岸了。

“艾迪生，德莱顿，蒲柏，”奥兰多反复念叨着，好像这几个词是咒语一般。刚才还看见布鲁沙高高耸立的山峰，一转眼，她已经踏上了故乡的河岸。

然而，奥兰多马上就会领教，在铁面无私的法律面前，再狂热的激情也显得微不足道。法律比伦敦桥的岩石还要坚硬，比加农炮的炮口还要威严。她刚回到位于伦敦布莱克弗雷尔的家，就有一连串的人来访，他们当中有博街的送信人，还有法庭派来的一脸肃穆的使者。他们是来通知她，她摊上了三个大官司，以及与此关联的无数个小官司。这三个大官司都是在她离开英国期间提起诉讼的。对她的主要指控是： （1） 她已经死亡，因此名下不再拥有任何财产；（2） 她是女人，因此，与前面一条的情形一致；（3） 她曾是一位英国公爵，娶了舞女罗西娜·佩皮塔为妻，并育有三子。如今，这三个儿子宣称其父已故世，父亲的所有财产应归他们所有。如此重大的指控，当然需要时间和金钱来解决。诉讼期间，她的所有不动产由大法庭监管，她的身份暂时搁置不定。在一切都悬而未定的情形下，在她是死是活，是男是女，是公爵还是平头百姓都不确定的情形下，她从伦敦回到了她乡下的庄园。在判决还没有下来之前，法律允许她隐姓埋名居住于此，究竟是男是女，还要等待判决结果。

她回到庄园的那天，是12月里一个美丽的傍晚。天空飘着雪花，那淡紫微醺的斜影，恰似她从布鲁沙山峰望出去的景致。那巨大的庄园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镇，而不是住宅，它在雪中显得五彩斑斓，褐色、蓝色、玫瑰色和紫色交相辉映。烟囱里炊烟袅袅升起，一派生机勃勃。当她看到庄园静卧在草地上，宁静而魁伟，不禁失声而哭。黄色的马车驶进了庄园，沿着林荫小道缓缓而行，几只赤鹿昂起头来，仿佛在期盼着什么。它们天性害羞，但此刻却一反常态，跟随在马车的后面，直到马车在庭园里停下，它们才驻足而立。当奥兰多踩着马车的踏板走下车来，那些赤鹿不是晃动鹿角，就是用蹄子刨地。据说还有一只赤鹿真的跪在了她面前的雪地上。还未等她伸手去叩门环，两扇大门便豁然敞开，格里姆斯蒂奇太太、杜普尔先生和全体仆从都高举着烛灯和火把，站成一列，迎接她的归来。可是，这井然有序的欢迎仪式先是被兴高采烈的挪威猎犬卡努特搅乱了，它热情地扑向它的主人，险些把她撞倒在地。接着搅局的是格里姆斯蒂奇太太，她似乎行了一个屈膝礼，激动得说不出来话来，只一味喘着粗气语无伦次地喊着，老爷！夫人！夫人！老爷！奥兰多满怀真情地亲吻了她的面颊，才使她平静了下来。然后，杜普尔先生照着一张羊皮纸高声朗读起来，但没念几句，猎犬就狂吠起来，猎人们吹响了号角，牡鹿们在一片混乱中跑进了庭园，冲着月亮不停地嘶鸣，所以，欢迎仪式进行不下去了。大伙儿簇拥着女主人，用各种方式表达她的归来带给他们的欢欣喜悦。然后，大伙儿便各自散去了。

奥兰多仍是他们熟知的奥兰多，没有人表现出丝毫疑惑。倘若有人不信，那牡鹿和猎犬的表现也足以消除这些人的疑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不会说话的生灵对身份和特征的判断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就在那天晚上，格里姆斯蒂奇太太一边端着瓷杯喝茶，一边对杜普尔先生说，即便她的主人现在变成了女人，那也是她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所以没有一丁点儿必要去区分主人的性别，是男是女都好，就像一根枝头上的两只桃子。格里姆斯蒂奇太太压低嗓门说，她过去就一直心存疑惑（说到这里，她神秘兮兮地点点头），她觉得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说到这里，她又会心地点点头）。从她的角度来说，主人变成了女人倒是件好事，因为毛巾需要缝补了，小教堂会客厅窗帘上的穗饰被虫蛀了，现在正是需要女主人的时候。

“以后还会有一些小男主人和小女主人，”杜普尔先生补充说。作为担任圣职的人，他有权谈论这些微妙的话题。

当年老的仆人们在仆人房里说长道短的时候，奥兰多又像当年那样手擎银制烛灯，漫步游走在大厅、长廊、庭园和卧房之间；恍惚之间又看到她的祖先们神情郁郁地俯视着她，他们当中有吉普尔爵士，还有张伯伦爵士。她时而坐在主宾椅上，时而又斜倚在欢乐篷下，看那些壁毯绣帷随风摇摆，看猎手们策马追逐，达芙妮飞奔逃逸。月光透过窗上猎豹的花纹，洒下一地浅黄的光影，她像儿时常喜欢做的那样，让手臂沐浴在这片光影之中。长廊的地板正面打磨得光滑无比，反面则是粗糙的木材。她在光滑的地板上缓步而行，摸一摸这块丝绸，抚一抚那块锦缎，海豚戏水的木雕令她浮想联翩。她用詹姆斯国王的银发刷，刷了刷自己的头发，把脸埋在香气四溢的干花里，这种百花香的制作方法是数百年前的征服者威廉教给她的祖先的，至今仍使用同一种玫瑰花来制作。她放眼眺望花园，想象着番红花正在酣睡，大丽菊正在静眠，她看见仙女们娇弱的身影在雪地里闪着晶莹的白光，紫杉隔篱在夜幕的衬托下，宛如房子一般厚重结实。她看见了柑橘林和参天的欧楂树；——我们草草记下的她满眼所见和满耳所闻的这一切，都令她心中充满了愉悦的渴念和慰藉。终于，她走进了小教堂，筋疲力尽地坐在了那把年代久远的红色扶手椅上，她的祖先们常坐在这把椅子上听圣乐。她点燃了一支方头雪茄烟（这是她在东方养成的习惯），翻开了一本祈祷书。

这是一本精美小巧的祈祷书，丝绒封面，金线装订，当年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上断头台时，手上握着的就是这本书。信徒的眼睛可以看到书上有一块褐色的斑点，据说那是一滴来自皇家血脉的血迹。在所有交流关系中，与神的交流是最高深莫测的。当奥兰多望着面前这些书，谁敢说她心里涌起了几多崇高的思想，又平复了几多邪恶的冲动？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对此也都闪烁其词，即便圣徒本人，也没有给我们任何启示。虽然信徒相信，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信仰，财产就会化为虚无，死亡就成为其所渴求的，但莫非他比别人更乐于献出生命吗？他比别人更乐于分享自己的财产吗？他不是也仆婢成群、车马成队吗？在女王的祈祷书中，除了一滴血迹，还有一绺头发和一点儿面饼屑。此刻，奥兰多又在这些纪念物中添上了一小片烟叶。奥兰多一边吸烟一边读着祈祷书。头发，面饼屑，血迹和烟叶，这些人间俗物深深地触动了她，她陷入了冥想，那虔诚肃穆的神情与四周的氛围倒十分相称，虽然，据说她与通常所说的上帝之间并无交流。世上只有一位神，而宗教则是属于传教者的，没有比这种假设更普遍，也更霸道的了。但奥兰多似乎有她自己的信仰。她以世上最赤诚的宗教热情，来反思自己的罪孽，以及自己精神世界的不尽完美之处。她想，在诗人的笔下，字母“S”代表伊甸园中撒旦的化身“蛇”（Serpent）。在她《大橡树》的第一段中，就充塞着这类邪恶的爬行动物，无论她怎样努力，都难以删除。不过在她看来，比起尾词“ing”，“S”实在不算什么。她认为，以“ing”结尾的分词就是魔鬼本身（假定我们相信有魔鬼存在）。因此，她的结论是，诗人的首要职责就是要避开这种诱惑。因为耳朵是灵魂的门厅，诗歌注定比欲望更具有诱惑性，比炮弹更具有毁灭性。那么，她接着往下想，诗人的职责就是最高职责，诗人的话语传得更远。莎士比亚一首荒唐的小诗，对穷人和恶人产生的影响，远胜于世上所有的传教士和慈善家。所以，为了传播思想的渠道畅通无阻，花多少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为了清楚明了地表达思想，我们必须在文字上面下功夫。思想是神圣的。显然，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宗教领地，她离开英国的这段时间，反而加固了她的这种宗教，而且很快就不再宽容其他信仰了。

“我成熟了，”她想。边想边端起蜡烛。“我正在失去某些幻想，”她说着，合上了玛丽女王的祈祷书，“说不定还会产生别的幻想，”她往下一层的墓室走去，那里埋葬着她先祖们的尸骨。

然而，自从那天晚上在亚洲高原上，拉斯图姆·埃尔·萨迪对她的贵族身世不屑一顾地挥挥手之后，如今即便是先祖们的尸骨，无论是迈尔斯爵士、杰维斯爵士或其他先祖，也似乎少了几分神圣感。仅仅是在三四百年之前，这些骸骨的主人凭借囤积房产、谋求仕途而发迹，个个衣冠楚楚，如今任何一位新贵都是如此。而诗人，以及那些有思想有教养的人，或许更喜欢乡村的静谧，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贫穷，此刻，他们正在斯特兰德大街兜售印刷品，或者在田野里牧羊。这些事实令她心中充满自责。她站在墓室里，脑海里浮现出埃及金字塔和埋在塔下的尸骨。此时此刻，她觉得，虽然这庄园里房间众多，床上铺盖齐全，桌上银盘银盖，但与之相比，马尔马拉海边那广袤空旷的群山，也许住起来更舒适。

“我成熟了，”她想。边想边端起蜡烛。“我正在失去某些幻想，但说不定还会产生别的幻想。”她沿着长廊缓步走向她的卧室。成长是一个不愉快甚至令人烦恼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这真有意思，她一边想，一边把腿伸到火堆上烤火（现在不必顾忌有水手在一旁觊觎了）。她在往事中追寻着自我的成长过程，那感觉仿佛行走在一条两边高楼林立的林荫道上。

孩提时代，她是多么喜爱声音啊，她觉得那些从口中迸出的一连串音节，就是最美妙的诗歌。后来，在萨莎的影响下，也许是萨莎带来的幻灭，使她在极度的狂怒下，变得消沉惰怠。渐渐地，某些错综复杂的东西在她心里蔓延开来，这些东西在散文里而不在诗句里，只有在火光的映照下，才能找到。她记得自己曾经多么狂热地研究那位诺维奇作家——布朗医生，他的书就在她的手边。在格林那件事之后，她曾试图在孤独中生成一种抵抗的精神，天知道这一成长的过程有多么漫长。她说过，“我要随心所欲地写作，”于是就洋洋洒洒地写了二十六部作品。然而，无论她旅行还是历险，无论她怎样深刻地思考，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转变，都仍然只是自我塑造的过程。将来会怎样，只有天知道。变化将持续不断，而且可能是永无休止的。思想在激烈斗争，如岩石般坚固持久的思维惯性，一碰到另一种思想，就会顷刻崩溃瓦解，只留下一览无余的天空和闪烁的群星。想到这里，她走到窗前，不顾窗外天寒地冻，推开窗户，探出身去，让自己浸润在夜晚潮湿的空气中。她听到树林里传来狐狸的叫声，穿行在树丛中的野鸡发出的窸窣声。她听到积雪从房顶滑落到地上的声音。“以我的生活经历来看，这里比土耳其好过一千倍，”她不禁脱口而出，“拉斯图姆，你错了。”她大声说道，仿佛正与那吉普赛人争辩（用脑子里固有的观点与一个不在场的对手抗辩，这使她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这力量再次表明她的精神世界在成长）。“这里就是比土耳其强。头发，面饼屑，烟叶，我们就是由这些七零八碎的俗物混合而成的，”她说这番话时，脑子里想的是玛丽女王的祈祷书。“人们的思想是如此变幻莫测，汇聚了各种情感和意象。我们时而不满于自己的出身和现状，苦苦追求在苦行中升华，时而我们又为花园古径散发出的气息而不能自持，为画眉鸟的啁啾而泪流满面。”她仍像过去一样，为纷纭的世事而困惑，这些事千头万绪，但其意义究竟为何，却没有任何提示。她把雪茄烟头扔出窗外，上床睡觉了。

翌日清晨，她准备循着前一天夜里的思路，改写她的《大橡树》。她拿出了纸和笔。这里有充足的纸笔供她使用，这对于一个曾经只能以浆果为墨水，在文稿的页边留白处写作的人来说，其欢喜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就这样，她一会儿无比沮丧地删去一句话，一会儿又欣喜若狂地加上一句话，正写着，就见一道阴影映在纸上，她赶紧把手稿藏了起来。

因为她的窗户正对着庭园的中央，因为她吩咐过不见任何人，因为她谁也不认识，而且从法律上讲，也没人知道她是谁，所以那一道阴影的出现着实令她诧异，继而是恼怒。然而当她抬起头来探起究竟时，又不禁觉得好笑。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稀奇古怪的身影，她正是来自罗马尼亚芬斯特腊尔霍恩和斯堪多普波姆的哈丽特·格里塞尔达女大公。她正蹦蹦跳跳地跑过庭园，还像以前那样一身黑色骑士装，披着斗篷，模样丝毫未变。这就是那个从英国一路追逐她的女人！她的身体就是那令人憎恶的秃鹫的巢穴——她本人就是一只带来厄运的大鸟！想到自己远赴土耳其就是为了躲避她的诱惑（如今已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奥兰多不禁放声大笑。眼前的情景有一种说不出的滑稽感，奥兰多以前就觉得，她很像一只丑陋的野兔，两眼直愣愣地瞪着，面颊瘦削，高高竖起的发型，都酷似那种动物。此刻，她停下了脚步，活脱脱一只直挺挺蹲在玉米地里的野兔，以为别人看不见它。她直愣愣地瞪着奥兰多，奥兰多也从窗户里回瞪她。她们就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奥兰多出于无奈，只好请她进屋。女大公掸去了斗篷上的积雪，两位女士旋即开始相互寒暄问候。

“女人就是麻烦，”奥兰多心里默念道。她从柜子里取出葡萄酒杯，“她们从不让人有片刻安宁。没见过比她们更爱四处打探、多管闲事的人了。正是为了躲开这个像五朔节花柱一般又高又瘦的女人，我才离开英格兰，可现在……”想到这儿，她转身把托盘递给女大公，可是，看哪——在女大公的位置上，竟然站着一位身材高大、一袭黑衣的绅士，壁炉的围栏上搭着一堆衣服。与她独处的，竟是一个男人。

她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刚才她已全然忘记了这一点。她同时也意识到，他的性别也同样完全颠倒了，与她之间拉开了距离。奥兰多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啊呀，你吓了我一跳，”她惊呼，一边用手捂住胸口。

“温柔的人儿，”女大公喊道，同时单膝跪地，把一杯甜酒递到奥兰多的唇边，“原谅我过去欺瞒你。”

奥兰多啜着甜酒，大公跪在她面前，亲吻她的手。

总之，两人都以饱满的激情各自扮演着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十分钟以后，才进入正常的交谈。女大公（今后要称呼他为大公了）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是男人，从来就是；可自从看见奥兰多的一张画像以后，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奥兰多。为了接近奥兰多，他男扮女装，寄宿在一家面包店的楼上。当他得知奥兰多远赴土耳其时，痛不欲生。他听说了她的变故，便匆匆赶来为她效力（说到这里，他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嘻笑声）。哈里大公说，在他眼里，奥兰多就是女性中最漂亮、最珍贵、最完美的人儿。这三个“最”本来应该颇令人信服，可是因为其间夹杂着“嘻嘻”、“呵呵”的怪声，效果就全被破坏了。“如果这就是爱情，”奥兰多以女人的眼光望着站在壁炉围栏一侧的大公，心里默念道，“那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哈里大公跪在地上，热切地向她求婚。他对她说，他拥有价值两千万的金币，存放在他城堡里的一个保险箱里，他拥有的土地之大，全英伦的贵族无人比得上。在那片土地上，可以尽情狩猎。他许诺，她必定能打到满满一口袋松鸡和猎鸟，整个英格兰，甚至加上苏格兰，都找不到那么一大片旷野。诚然，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野鸡患上了口裂，雌鹿也早产了，但如果他们一起回到罗马尼亚居住，在她的看护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说着说着，眼泪盈满了那双暴突的眼睛，一串淡茶色的泪水沿着他那瘦瘦长长的面颊滚落下来。

奥兰多自己身为男人时的经历告诉她，男人和女人一样爱哭，一样莫名其妙就会哭；但她刚刚意识到，当男人在女人面前流露真情时，女人会十分震惊。正如此刻，她也感到十分震惊。

大公向她表示歉意。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他现在要走了，翌日来她这儿听回音。

这一天是星期二。他星期三来了，星期四来了，星期五来了，星期六又来了。而事实上，他每次来访都是求婚，一见面就求婚，过一会儿再求婚，临走时还是求婚。除了求婚，就是相对无言。他们在壁炉的两侧各坐一边，有时大公碰倒了火钳和煤铲，奥兰多就把它们扶起来。然后，大公就回忆起他曾在瑞士射中一只麋鹿，奥兰多问是不是一只大麋鹿，大公说没有他在挪威射中的那只驯鹿大；奥兰多又问他是否射中过老虎，大公说他射中过一只信天翁，奥兰多半掩住自己的哈欠，又问那只信天翁有没有大象那么大，大公答了几句，肯定都是合情合理的回答，可奥兰多并没有听进去，因为她的目光时而盯着书桌，时而看向窗外，时而又看着房门。就在大公说“我崇拜你”的同时，奥兰多恰巧开口说：“瞧，下雨了，”两人不禁有些尴尬，红了脸，谁也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确实，奥兰多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幸好她想起了一种叫“飞蝇”的游戏，这是一种既不费脑筋，又能大把输钱的游戏，要不然，她猜想，自己恐怕非嫁给他不可了。她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摆脱他，惟有这一招，可以既不必为交谈中的冷场而尴尬，又可以避开婚嫁的话题。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三个糖块儿和足够多的飞蝇。现在，大公押五百英镑，赌一只飞蝇落到他指定的糖块儿上，而不会落在别的糖块儿上。接下来，整整一个上午，他们就只需看着那些蝇虫飞来飞去（这个时节的飞蝇都无精打采的，常常绕着天花板飞一个多小时才肯落下），直到某只漂亮的青蝇终于选了一个糖块儿落脚，输赢方见分晓。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大把大把的英镑在他们两人之间转手，大公生性好赌，他发誓说，每一把赌局都和赛马一样精彩，他可以一直玩下去。但奥兰多很快就厌倦了。

“如果每天上午都得陪着一位大公观赏青蝇，那一个女人美好的青春年华岂不虚度，”她自问。

她开始讨厌眼前的糖块儿，飞蝇也令她头晕恶心。她觉得，总该有一种方法可以替自己解围，但她既羞于耍弄女性惯用的各种小手段，又不能像男人那样对他当头一击，或用长剑刺穿他的身体。万般无奈之下，她想出了一招。她逮住一只青蝇，轻轻把它碾死（那青蝇本来就已奄奄一息，要不然心慈手软的她是不会杀生的），然后用一滴阿拉伯树胶把它粘在一个糖块儿上。趁大公仰头盯着天花板时，她灵巧地用这粘了青蝇的糖块儿替换了她下赌注的那块糖，然后大叫，“我赢了，我赢了！”宣布她胜了这一局。她以为，精通竞技和赛马的大公，必定会察觉她作了弊，而在“飞蝇”游戏中作弊是极其可耻的行径，若男人作弊，则将不为人类社会所容，只能被赶到热带雨林，永远与猿为伍。她估摸，他定会以颇具男子汉风范的方式，永远不再与她来往。但她没有料到这位可爱的贵族竟如此单纯无知，他鉴别不出飞蝇的死活，在他眼里，一只死飞蝇和一只活飞蝇没什么两样。她把同样的花招重复了二十遍，而他输给她一万七千二百五十英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四万零八百八十五英镑六先令八便士），直到奥兰多越来越漏洞百出，再傻的人也瞒不住了。当他终于明白了真相，痛苦的场面就出现了。他猛地站起身来，满脸通红，泪珠从他的面颊一颗一颗滴落下来。她赢走了他大笔钱，他并不在意，他很乐意她如此；她欺骗他，他有一点儿受不了，想到她会欺骗他，他觉得颇受伤害。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她竟然在飞蝇游戏中作弊。他说，他绝不可能去爱一个在游戏中作弊的女人。说到这里，他一副彻底崩溃的样子。稍微平静一点后，他说，幸好没有旁人在场。他说，她毕竟是个女人。一句话，他已准备以具有骑士风度的博大胸怀，宽恕她，并请求她原谅自己言辞的粗鲁。当他刚刚垂下他那高傲的头，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把一只小小的蟾蜍贴着他的肌肤塞在了他的衬衣里。

说句公道话，她倒真的宁愿使用长剑。整整一上午把一只湿乎乎、黏嗒嗒的蟾蜍藏在身上，真不是滋味。可是如果不能使用长剑，那就只好求助于蟾蜍了。而且，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事，蟾蜍和笑声恰恰能够起到冰冷的钢剑难以起到的作用。她哈哈大笑，大公涨红了脸；她哈哈大笑，大公骂骂咧咧；她哈哈大笑，大公摔门而去。

“赞美上苍！”奥兰多一边大笑不止，一边高声喊道。她听到马车轮子狂怒地滚过庭园，她听到轮子碾过地面时发出的嘎嘎声，这声音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

“终于剩我一人了，”奥兰多说。她说这话时嗓门很大，因为反正没人听到。

喧闹之后，寂静显得愈发深沉，这一点需要科学来证实。但被人爱过之后，接踵而至的孤独感会愈发强烈，这一点，很多女人都可以证实。当大公乘坐的马车轮声渐渐远去，奥兰多觉得，那且行且远，离她而去的，如果仅仅是一位大公，或是一个头衔，或是安逸的婚姻生活，她都不介意。但此刻她听到的，那且行且远，离她而去的，是生活，是恋人。“生活和恋人，”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走到书桌旁，用笔蘸了墨水，写道：

“生活和恋人”——这行诗句既不合韵，又与前面的文字不相关联——前面写的是如何妥善地给羊洗药浴，以免羊生疮痂。她红着脸，又反复读了几遍。

“生活和恋人。”她搁下笔，走进卧室，对着镜子，把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戴戴好。她觉得身上的碎花棉晨袍衬托不出珍珠的雍容华贵，于是换上了一件青灰色的府绸晨袍。又换了一件桃花图案的，最后换上了一件酒红色织锦缎的。也许薄施粉黛，额前梳点刘海，才更有女人味。她做完这一切之后，蹬上尖头轻便鞋，在手指上套上一枚翡翠戒指，“这下好了，”她说。她点燃了壁炉两侧的银制烛灯。奥兰多眼前出现了一副雪中烈焰的景象，镜子里映照出白雪覆盖的草地，而奥兰多自己就像一团火，一丛燃烧的灌木，她头顶上方摇曳的烛光，犹如银色的树叶，哪个女人能不为这番景象心旌摇荡。恍惚间，那镜子里的绿色变成了一泓绿水，而她则是缀满珍珠的美人鱼，是藏在洞穴里的海妖，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船夫，引得他们从船上探出身去，并跳下水去拥抱她。她是如此忧郁，又如此明朗，如此冷酷，又如此温柔，这般美艳惊人，只可惜当时无人用直白的英语赞叹一句：“真见鬼，夫人，你简直就是美的化身，”这是大实话。即便奥兰多本人，一个从不以自己形象为傲的人，眼下也明白这一点，她不由自主地笑了，当女人从镜子中猛然发现那种本不属于自己的美，像水珠撒落或泉水喷洒般在镜中呈现时，露出的就是这种笑容。她脸上挂着这种笑容，侧耳聆听，耳边只有树叶的飒飒声和雀儿的呢喃声。“生活，恋人，”她长叹一口气，说道。然后飞快转过身来，扯下脖子上的珍珠项链，脱掉锦缎长裙，换上了寻常贵族男子穿的黑色丝绸灯笼裤，顿时显得身姿挺拔。她摇响铃铛，唤来仆人，下令立即备好一辆六驾马车，她要去伦敦办一件急事。大公离去还不到一小时，她也驱车离开了。

沿途无非是千篇一律的英伦式风光，不必多费笔墨了。我们可以利用奥兰多驱车赶路的这段时间，提请读者特别关注一下我们在叙述过程中偷偷夹带的一两处引导性文字。比如，人们也许观察到，奥兰多在有人打扰时，赶紧把手稿藏了起来。还有，她盯着镜中自己的身影久久凝视；而此刻，就在她驱车前往伦敦的途中，人们也许注意到，当马儿意外地狂奔疾驰时，她十分害怕，竭力忍住才没有叫出声来。她写作时的害羞，她对自己形象的虚荣，以及她对自己安全的担忧，都似乎表明，我们之前的说法，即性别变化并没有给奥兰多带来其他变化，并非完全正确。她正变得更像是一个女人，像女人那样有点儿羞于流露自己的情思，像女人那样对自己的形象有点儿虚荣。某些脆弱的情感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另一些情感则正在消失。有的哲学家会说，她的易装也与此有关。他们认为，服装看似无关紧要，却有着比御寒更为重要的作用。服装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可以让世界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举例来说，当巴特罗斯船长一看到穿着裙子的奥兰多，就立刻为她支起了遮阳篷，竭力劝说她再吃一片牛肉，并邀请她一同乘坐大艇登岸。倘若她不是长裙飘逸，而是穿着箍在腿上的裤子，那她恐怕就不会如此受人恭维了。而我们一旦受人恭维，就理应回报。于是，奥兰多行了屈膝礼，表现出温顺的样子，奉承男人的幽默感。倘若她穿的是紧腿裤而不是女人的裙子，倘若她穿的是男式穗带上衣而不是女人的紧身胸衣，她绝不会如此作派。所以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不是我们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手臂和胸脯的形状来缝制衣服，而衣服则可以重塑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语言。所以，当奥兰多穿了一段时间的裙装后，便明显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甚至体现在她的脸部，读者可以从她的画像上发现这一点。如果我们把男性奥兰多的画像和女性奥兰多的画像作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虽然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但依然有所变化。男性奥兰多潇洒地用手握住长剑，而女性奥兰多则用手拉紧绸缎上衣，以免它滑下肩膀。男性奥兰多直面世界，仿佛世界为他而造，他可以随心所欲。而女性奥兰多则目光微微斜视，神情微妙，甚至充满疑虑。倘若穿着同样的服装，两幅画像看上去也许不会有如此差异。

这是某些哲学家和智者的观点。但总体来说，我们更倾向于另一种观点。即两性之间的差异极其深奥（幸好如此），服装不过是某些深层因素的象征。是奥兰多自身的变化导致她去选择女人的服装和女人的性征。或许，她因为天性率真明朗，所以把这种变化公开表现出来，而不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发生了变化却并不暴露。叙述至此，我们又陷入了困境，因为虽然两性之间存在差异，但两性之间又是相互混合的。在两种性别之间摇摆不定的情况，每个人都会发生。人们往往通过服装来区分男性和女性，但实际上内在性别往往与其外在服饰恰恰相反。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疑惑，每个人都有所体验。不过在此，我们不去泛泛而谈，只关注奥兰多这一特例的不同寻常之处。

正因为她身上同时混合着男女两性，时而为男，时而为女，所以她的举止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反常。好奇的女性会问，如果奥兰多是女人，那她梳妆打扮的时间怎么从不超过十分钟？她不是着装很随意，有时甚至穿得很寒酸吗？不过，她们又会说，她并不像男人那样拘于俗礼、热爱权力。她的心肠太软了，不忍目睹驴子挨打或小猫淹死。然而，她们也注意到，她不喜欢家务琐事，夏日里太阳还没升起，她就跑到田野里。论起对农作物的了解，没有哪个农民能与她相比。她的酒量之大也无人能比，她还喜欢玩冒险的游戏。她骑术精湛，能驾驭一辆六驾马车从伦敦桥上飞驰而过。可话又说回来，虽然她有着男人般的胆魄和敏捷，但据说当她看到别人处于危险之中时，会显得心惊肉跳，表现出十足的女人味儿。稍微受一点儿刺激，就会泪水涟涟。她对地理一无所知，数学也让她难以忍受，还时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比如，往南走就是往山下走。这种随性而起的念头，女人比男人更常见。那么，奥兰多究竟更像男人，还是更像女人，这很难说，直至今日仍然难下定论。她的马车此刻咔哒咔哒地行进在鹅卵石路上，她来到了自己在城里的住宅。踏脚板从车上放下来，铁门打开了，她走进了父亲在布莱克弗雷尔的房子。虽然房子的造型在这个城区早已被淘汰，但仍不失为一幢舒适、宽敞的宅子。花园一直延伸到河边，还有一片宜人的树林，长满了坚果树，可以悠闲地漫步其中。

她在这里住了下来，并立即四处寻找要找的东西——生活和恋人。能不能找到生活，尚且难说。但恋人，她两天之后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到城里的那天是星期二。星期四，她到王宫前的林荫大道去散步，上流社会的人都有这习惯。她刚刚转了两圈，就被一小群前来窥视上等人的平头百姓盯上了。当她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其中一个怀抱婴儿、长相平庸的女人上前一步，放肆地盯着她的脸，大声喊道：“哎呀，这不是奥兰多女士吗！”那群人一拥而上，他们当中有小混混，也有商人的老婆，转眼就把奥兰多团团围住，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看，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司的女主角。可见这场官司吊足了平民百姓的胃口。她忘了贵族女子是不应该独自在公众场合散步的，若不是一位瘦高个的绅士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替她解了围，她真要陷入重围难以脱身了。那位绅士正是大公。这一幕，令她哭笑不得。这位宽宏大量的贵族不仅宽恕了她，而且也并不怪罪她用蟾蜍玩的恶作剧，他还设法弄来一件蟾蜍造型的饰物。他扶她上马车时，一面把这件饰物塞给她，一面反反复复地向她求婚。

围观的人群、大公的相助和塞给她的饰物，可想而知，这一切令她在回家路上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难道不被挤得窒息、不接受一只蟾蜍饰物、不听一位大公的求婚，就不能出去散步了吗？第二天，当她在早餐桌上看到一摞短笺后，才用稍微平和一些的心态来看待前一天发生的事。这些短笺来自萨福克夫人、索尔兹伯里夫人、切斯特菲尔德夫人、塔韦斯脱克夫人，她们都是英国最尊贵的夫人。在信中，她们以彬彬有礼的口气提醒她，她们的家族与她的家族世代交好，希望能有幸结识她。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六，她们中就有好几位亲自登门拜访了。星期二中午时分，她们又差人送来请柬，邀请她参加近期的各种盛会、晚宴和聚会；就这样，奥兰多很快进入了伦敦社交圈，并在这片水域里溅起了水花，泛起了泡沫。

要真实地描述那个时代的伦敦社交界，传记作者或历史学家恐怕无能为力。其实，要真实地描述任何时代的伦敦社交界，传记作者或历史学家都无能为力。惟有诗人或小说家能够胜任，因为他们几乎不需要事实，也不尊重事实，而伦敦社交界里恰恰不存在什么事实。那里面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一切都是云遮雾罩，海市蜃楼。说得直白一些，奥兰多的所谓社交，就是凌晨三四点钟离开某个盛会，回到家里，脸蛋儿像流光溢彩的圣诞树，两眼像星星般光芒四射。她解开一条蕾丝缎带，在房间里转几圈，再解开一条蕾丝缎带，再在房间里转几圈，常常是在阳光照到索斯沃克的烟囱上时，她才不情不愿地上床去睡觉。她会躺在那里辗转反侧，时而叹气，时而失声而笑，如此折腾一个多小时方能入睡。是什么令她兴奋到如此地步？是社交。但社交过程中究竟说了什么，干了什么，让一位理性的女士如此亢奋？坦率地说，什么都没有。任奥兰多怎样竭力回想，她总是在第二天连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什么都说不清。O勋爵殷勤有加，A勋爵彬彬有礼，C侯爵十分迷人，M先生机智风趣。但他们究竟如何殷勤，如何礼貌，如何迷人，如何机智，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只能怪自己记忆太差，竟然什么事都说不清楚。每次都是如此，头一天晚上亢奋激昂，到第二天就忘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得不由此得出结论，所谓社交，就像圣诞晚宴上手艺精湛的女主人端上了热气腾腾的自酿调和酒，其美味取决于十几种不同原料的精心调配。单取出一种原料，便寡淡无味。O勋爵、A勋爵、C侯爵或M先生，把他们拆开来单独看，都不值一提。把他们放在一块儿，便散发出令人陶醉的气息，醇香诱人。然而，若要对这种令人陶醉的、诱人的芳香进行分析，我们却无能为力。所以，社交界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社交界是世上最浓烈的调合酒，社交界又其实根本不存在。这类怪物，惟有诗人和小说家能够对付；他们的鸿篇巨制中充满了这种似有似无的东西；我们把社交界这一怪物留给他们去处理，也是出于世上最善意的愿望。

根据前辈们的说法，安妮女王时代的伦敦社交界之流光溢彩，无与伦比，我们也只能说的确如此了。能够进入社交界，是每一个有教养的人梦寐以求的。举止高雅是最高境界。父亲们如此教育他们的儿子，母亲们如此教育她们的女儿。无论是男是女，如果没有学过如何做到气宇轩昂、仪态万方，如何行鞠躬礼和屈膝礼，如果没有学过剑术，没有学过如何手执羽扇，如何护理牙齿，腿如何摆放，膝盖如何弯屈，进出房间如何礼貌得当，还有其他种种凡是社交圈里的人马上就能想到的礼仪，那么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不完整的。既然奥兰多当年向伊丽莎白女王呈上玫瑰花水的时候，得到了女王的赞赏，那我们不得不认为，她在礼仪周全方面是无可挑剔的。不过，她确实常常走神，因而有时东磕西碰的。她宁愿把心思用在思考诗歌上，也不愿在衣料上面多费心思。她走路时昂首阔步，不太有女人味儿。而且她毛手毛脚，时不时会碰洒一杯茶。

且不论这些瑕疵是否足以抵消她那光彩照人的绰约风姿，且不论她是否过多地继承了她家族血脉里的忧郁因素，可以肯定的是，她参加了十几次社交活动后，便开始自问，“我这是怎么了？”当时在场听见的，只有她的西班牙猎犬皮平。那一天是1712年6月16日，星期二，天边晨曦微露时，她刚从阿灵顿公馆的盛大舞会归来。她脱去长袜，大声说，“即便此生再也不见人，我都无所谓，”说着，她眼泪夺眶而出。恋人，她有一大群，可是生活呢？却离她而去了。说到底，生活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生活吗？”她明知无人给她答案，但她还是问了。小猎犬抬起前爪，表示同情。它还用舌头舔了舔她。奥兰多用手抚摸它，用嘴亲吻它。一句话，这是小猎犬与女主人之间最真诚的惺惺相惜。可是，狗毕竟不会说话，因此难以进行深入的交流。它们摇尾，倒立，打滚儿，蹦高，刨地，悲嗥，狂吠，涎水肆流，它们花招百出，可全是徒劳，因为它们不会说话。这正是她对阿灵顿公馆那些大人物的不满之处，她一边思忖着，一边把小猎犬轻轻地放在地上。那些人也是这样摇尾，倒立，打滚儿，蹦高，刨地，悲嗥，狂吠，涎水肆流，但却不会交流。“我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奥兰多说着，把一只长袜甩向屋子的另一头，“可我什么都没有听到过。除了猎犬皮平也许说过些什么，比如，我觉得冷，我很快活，我饿了，我逮到一只耗子，我把一根骨头埋起来了，请亲吻我的鼻子。”但对奥兰多来说，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奥兰多究竟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对社交界从陶醉变成了厌恶，我们只能尝试通过以下这种猜想来解释： 我们称之为社交界的这种百味杂陈的怪味调和酒，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可言，但它含有的酒精，既易挥发，又烈性十足。如果你像奥兰多那样认为它提神，那它就能令你陶醉亢奋，如果你像奥兰多那样认为它讨厌，那它就能令你头痛欲裂。至于人的口才是否也与此相关，我们存疑。静默的一小时往往是最迷人的。口若悬河也会令人厌烦至极。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一话题留给诗人们，继续讲我们的故事吧。

奥兰多又甩掉了另一只长袜，然后闷闷不乐地上床睡觉了。她发誓永远告别社交界。可是，事实证明，她的决定又做得太早了。因为翌日清晨她一觉醒来，发现桌上那堆司空见惯的请柬中，有一封是来自R公爵夫人的，这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奥兰多当下就火速差人送信到R公馆，说自己将怀着无比荣幸的心情出席宴会。可她前一天晚上已经下决心告别社交界了，对此，我们的解释只能是，当“倾心夫人”号顺着泰晤士河缓缓航行时，尼古拉斯·本尼迪克特·巴特罗斯船长在甲板上对她耳语的那三个悦耳的名字，仍然令她难以释怀，那三个名字是： 艾迪生、德莱顿和蒲柏。当时，船长用手指着可可树咖啡馆，在她的耳边说了这三个名字。从此以后，艾迪生，德莱顿，蒲柏，这三个名字像咒语一般在她的脑海回响。谁相信竟有人这么傻？可就是有人这么傻。与尼克·格林的交往，并没使她从中吸取教训。这几位作家的名字仍然对她产生了强大的诱惑力。人也许应该有信仰，可我们已经说过，奥兰多并不信仰通常所说的神灵，她崇仰伟人，当然不是所有伟人。元帅、军人和政客，她不屑一顾。但一想到大文豪，她的仰慕之情就会油然而起，她甚至认为大文豪都是隐匿无形的。她的直觉一向很好，或许，只有对自己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人们才会顶礼膜拜。她在甲板上瞥见的那些大文豪的身影，不过都是自己的幻觉。甚至连瞥见的瓷杯和报纸，她也怀疑其真实性。有一天，当O勋爵说他头天晚上与德莱顿共进晚餐时，她觉得简直难以置信。而现在，给她发来请柬的R公爵夫人的客厅，一直享有才子云集之厅的美誉。男女宾客纷纷前来，向壁龛里的伟人塑像膜拜。有时神灵也会在此停留片刻。惟有智者才有此殊荣进入R公爵夫人的客厅，而且据说宾客们个个机智风趣。

就这样，奥兰多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走进了R公爵夫人的客厅。她发现壁炉边上已有一群人围成了一个半圆，上了年纪的R公爵夫人肤色微暗，头上蒙着一条黑色蕾丝的纱巾，坐在客厅中央一张巨大的扶手椅上，这样虽然她听力不好，但周边人的讲话她都能顾及到。坐在她两侧的男女宾客，都是声名显赫的人。据说，这里的男宾个个都曾当过首相，人们私下里还说，这里的女宾个个都曾是国王的情人。当然他们都才华横溢，而且赫赫有名。奥兰多怀着崇敬的心情，默默地坐了下来……三个小时后，她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离开了。

读者也许会忿忿不平地问，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整整三个小时，这群人一定说了些什么，而且说的是世上最睿智、最深刻、最风趣的话。似乎的确应该如此，但事实是，他们什么都没说。这种奇怪的特征是世上所有流光溢彩的社交活动所共有的。年迈的德芳侯爵夫人与其朋友之间持续了长达五十年的对话，又有什么流传下来呢？也许只有三句箴言。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要么他们什么都没说，要么就是没说什么至理名言，要么，就是那三句箴言在流传了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个日日夜夜后，其中的睿智也所剩无几了。

如果我们可以在此大胆地用事实这个词的话，那么，事实似乎是，R公爵夫人客厅的人都着了魔。客厅的女主人就是现代西比尔，她对她的客人施了魔咒，使来到这里的人个个都觉得自己很快活，很机智，很深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幻象（这并没什么不好，因为幻象是世上最珍贵、最稀缺的，创造幻象的人是对世界贡献最大的人），然而，正如众所周知，幻象遭遇现实时，便会崩溃瓦解。所以，幻象丛生之处，容不下真正的欢乐，真正的睿智，真正的深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德芳侯爵夫人在五十年的对话中只说了三句箴言。倘若她再多说几句，幻象的光环就会破灭。当至理名言一旦从她唇间脱口而出，就会搅乱正在进行的对话，仿佛一颗炸弹落在紫罗兰和雏菊的花丛中。当她说出那句著名的“圣·丹尼之语”时，绿草应声被燎得焦枯，接踵而来的就是幻灭和凄凉。一片沉默。“看在上天的分上，夫人，别再对我们说这种话了，”她的朋友们异口同声地恳求。她遂了他们的愿。差不多有十七年的光景，她没有再说一句至理名言，天下太平。她社交圈的幻象上依然覆盖着美丽的罩子，正如R公爵夫人社交圈幻象上的罩子也一样完好无损。宾客们自认为很幸福、很聪明、很深沉，别人就更信以为真了。所以，纷纷传说，参加R公爵夫人的沙龙聚会是莫大的欢喜。人人都羡慕参加聚会的宾客，而那些参加聚会的人也因为别人的羡慕而沾沾自喜。如此循环往复——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却是个例外。

这件事好像发生在奥兰多第三次参加聚会的时候。她当时仍处于幻象之中，以为自己正在聆听世上最精彩的警世妙语，其实，C将军无非是絮絮叨叨地说，他的痛风如何从左腿转到了右腿，而L先生则常常在别人提到某个名字时，便插话说“R？噢，我对比利·R了如指掌，S？是我最亲密的朋友。T？我和他在约克郡一起住过两星期”，这些话在幻象的魔力下，听起来仿佛是睿智风趣的连珠妙语，是最有洞察力的人生感悟，引得在场宾客笑声不断。此时，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位小个子绅士。奥兰多没听清他叫什么名字。说来也怪，她蓦然间觉得浑身不自在，而从其他宾客脸上的表情判断，他们也有同感。一位绅士说，有穿堂风吹来。而C侯爵夫人则说，沙发底下有一只猫，她很害怕。仿佛大梦初醒一般，他们缓缓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只有一个廉价的脸盆架和一块脏兮兮的布罩。仿佛美味佳酿的醇香正渐渐散尽。C将军仍在絮絮叨叨地说着，L先生也仍在记忆中细数旧友，但显然，将军的脖子越来越红，L先生的秃头也越来越亮。至于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都是极其单调乏味、鸡毛蒜皮的琐事。人人都变得烦躁不安，有人用扇子挡着嘴哈欠连天。最后，R公爵夫人用自己的扇子敲了敲她那张巨大无比的椅子的扶手，两位绅士方才住嘴。

这时，那小个子绅士开始说话了，

他在大家说完之后才说，

他最后才说，

不能否认，他说的话是真的风趣，真的睿智，真的深刻。在场的人大为震惊。这种话说一句已经后果不堪了，何况是三句，何况是一句又一句接踵而来，在同一天晚上！没有一个社交圈承受得住如此打击。

“蒲柏先生，”R夫人大喝一声，她的声音微微颤抖，夹杂着愤怒和讥讽，“你很为自己的机智幽默而沾沾自喜啊。”蒲柏先生脸红了。大家都一声不吭地坐着，在死一般的沉默中过了二十分钟。然后，一个接一个站起身，悄然无声地离开了。经历了这一幕，这些人是否永远都不会再参加这里的聚会了，很难说。南奥德利街上传来手执火把的仆人吆喝马车的声音，砰砰的关门声，和马车渐渐驶远的声音。奥兰多在楼梯上时，蒲柏先生就在她近旁。他瘦骨伶仃的身体在复杂的情感作用下瑟瑟发抖（酷似一片颤栗的树叶），目光中闪烁着怨恨、愤怒、得意、机敏和恐惧。他看上去活像一只趴着的爬虫，脑门上有一颗燃着烈焰的黄宝石。看着眼前的蒲柏，一种诡异的骚动攫住了不幸的奥兰多。不到一小时前，她遭受了彻底的幻灭，她的思维正经历着大起大落。眼前的一切显得空前未有的荒凉寂寥。这对于人的精神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女人会去当修女，男人会去当神父。在这种时刻，富人会散尽千金，幸福的人会割喉自尽。这正是奥兰多此刻想做的事，但她还有一件比这更为鲁莽的事要做，而她也真的去做了。她邀请蒲柏先生与她一同回家。

如果说赤手空拳深入猛狮的洞穴算是鲁莽之举，划一只小艇泛舟大西洋算是鲁莽之举，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塔顶玩金鸡独立算是鲁莽之举，那么，孤身携一位诗人回家，就更是鲁莽至极了。诗人集猛狮和大西洋为一身，要么淹死我们，要么咬死我们。即便我们从利齿下逃生，也会葬身于汹涌的海浪。一个能使幻象破灭的人，就既是洪水也是猛兽。幻象之于灵魂，就好比空气之于大地。没有宜人的空气，植物就会消亡，世界也不再五彩缤纷。我们脚下的地球无异于一堆焦枯的炭渣，我们踩着泥灰，烈焰般炙烫的鹅卵石灼伤了我们的双脚。真相一旦被揭示，我们就将灭亡。生活就是一场梦。梦醒时分，即是死期。谁夺走我们的梦想，无异于夺走了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愿意，循着这一话题可以洋洋洒洒写满六页，不过会显得冗长乏味，还是就此打住吧）。

依照这种说法，当马车渐渐驶近奥兰多位于布莱克弗雷尔的家门口时，她应该已经被烧成了一堆焦炭。但她依然一副血肉之躯，只是有点筋疲力尽而已。这完全是因为，越是看不清的，就越相信，这一事实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从梅菲尔街到布莱克弗雷尔，这一路的街灯十分昏暗，当然，比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街灯要亮多了。那时赶夜路的人只能依赖天上的星星或守夜人的火把，才不至于跌进公园路边的沙坑里，或迷失在图腾海姆庭园路边的橡树林里，那里常有觅食的野猪出没。即便故事发生的这个时代情况好多了，但比起现代社会的便捷仍差得很远。每隔两百码左右才有一盏煤油街灯，两盏街灯之间则漆黑一片。也就是说，奥兰多和蒲柏先生每隔十分钟的黑暗，才有半分钟的光亮看清彼此。奥兰多此时的感觉十分奇特。光线一暗淡下来，她就觉得有一股馥郁的芳香悄然弥漫全身。“与蒲柏先生同车而行，这对于一位年轻女子而言真是莫大的荣幸，”她端详着他鼻子的轮廓，如此思忖着。“我是女性中最幸运的。女王陛下的疆土上最睿智的人与我仅半英寸之距——我能感觉到他膝上缎带的花结正顶着我的大腿。后世的人会对我们充满好奇，他们会对我嫉妒得发狂。”马车此刻正驶过一盏街灯。“我真是个愚蠢的可怜人，”她想。“声名和荣耀都不过是虚妄之物，未来的时代根本不会在乎我，也不会在乎蒲柏先生。说实在的，‘时代’算什么，‘我们’又算什么？”马车驶过漆黑一片的伯克莱广场，他们两人就像两只志趣不同的瞎眼蚂蚁，偶尔撞在一起，在黑暗中摸索着穿越一片荒芜之地。她打了一个寒噤。马车再次驶入黑暗，令她的幻觉再度活跃起来。“他的额头多么高贵啊，”她想（黑暗中，她把靠垫上鼓起的小疙瘩误认为是蒲柏先生的前额）。“这额头里面蕴藏着多少才华！那是机敏、睿智和真理，是人们愿意用生命来换取的珍贵宝藏！惟有你才是那燃烧不尽的光芒，没有你，人生的旅途将充满黑暗，”（这时，马车摇晃了一下，陷入了公园路边的一道沟里，）“没有天才，我们将崩溃和毁灭。那是一束威严的、清澈的光芒。”——她对着靠垫上那鼓起的小疙瘩发出了一声惊呼。此刻马车正驶到伯克莱广场的一盏街灯下，奥兰多这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看走眼了。蒲柏先生的额头并不比旁人的更饱满，“可恶的家伙，”她想，“你竟这般欺骗我！让我把靠垫上鼓起的小疙瘩误认为是你的额头。当人们看清你的嘴脸，你是多么可卑，多么可耻啊！丑陋，脆弱，没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惟有令人厌恶。”

当马车再次驶入一片黑暗，除了诗人的膝盖，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怒气随之立刻平息下来。

“我才是可卑的人，”当他们眼前完全一片昏暗模糊时，她开始反思，“你卑鄙，我岂不比你更卑鄙？滋养我、庇护我的人是你，把野兽和野蛮人吓跑的人是你，给我丝绸衣衫、羊毛地毯的人是你。当我想崇拜时，不正是你将自己的形象为我在空中显现吗？你的关爱，不是随处可见吗？所以，我难道不应该尽可能地谦恭、感激和温顺吗？让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侍奉、尊敬和顺从你吧。”

这时，他们来到了街角那根高大的灯柱下，这个街角就是现在的皮卡迪利广场。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她看到在一处被废弃的地方，除了几个下层社会的女人外，还站着两个可怜的俾格米人。他们两人都赤身裸体，孤苦无依。他们各自勉强自顾，谁也帮不了谁。奥兰多正面直视着蒲柏先生的脸，心想，“你认为可以保护我，我以为我会崇拜你，但都是枉然。真理的光芒照在我们身上，不留一丝阴影。真理的光芒着实令我们俩都无地自容。”

当然，一路上他们聊得甚欢，作为有门第有教养的人，他们聊的是女王的脾气和首相的痛风。马车从光亮处驶入黑暗，驶过秣市，沿着斯特兰德街，向北拐到舰队街，最后终于到达了奥兰多在布莱克弗雷尔的家。恍惚间觉得，没街灯的地方好像并不那么昏暗，有街灯的地方也并不那么明亮——这说明，朝阳正在冉冉升起。于是，在夏日若明若暗的晨曦中，在一切都若隐若现的情况下，蒲柏先生搀扶着奥兰多走下马车。奥兰多以最隆重的礼节，请蒲柏先生走在前面，进入了她的府邸。

不过，从前面这段文字来看，我们切不可认为天才的才华是一团不灭的火。不然，我们要么看破红尘，要么在此过程中化为灰烬。天才的火焰就像街灯，每盏灯只射出一束光芒，间隔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见到另一束光芒。况且，天才显得更喜怒无常些，说不定连续射出六七次光束后（就像蒲柏先生此刻这样），就陷入了长达一年或永久的黑暗。指望这样的光束来指引航向，是不可能的。而且据说，当天才处于不放光的黑暗期时，与常人并无分别（不过如今这种天才在英伦三岛已经灭绝，已故的坦尼森勋爵被认为是最后一人）。

奥兰多起初虽然有点失望，但后来就快活无比了，因为毕竟她的生活里有一位天才作伴。他们与常人并无多大区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同寻常。奥兰多发现，艾迪生、蒲柏和斯威夫特都爱喝茶。他们喜欢藤架，他们收集各种玻璃器皿；他们对洞穴怀有敬意；他们并不反感等级。他们听到赞美就兴高采烈。他们今天穿杏色西服，明天穿灰色套装。斯威夫特先生有一根精美的马六甲藤杖。艾迪生先生在自己的手帕上洒了香水；蒲柏先生常常头痛。他们不觉得嚼舌根子有什么不妥，他们也个个嫉妒心强（我们只草草记下奥兰多的一些零乱看法）。起初，她对自己关注这类琐碎细节感到恼火，于是特意备了一个本子来记录他们的箴言妙语，但那本子却一直都空白着。她又恢复了从前那种兴致勃勃的样子。她把各种晚宴的请帖都撕掉，把晚上的时间都预留出来，翘首以待蒲柏先生、艾迪生先生、斯威夫特先生等大文豪的来访。读者如果将这里发生的一切与《夺发记》、《旁观者》和《格列佛游记》对照一下，那么作品中那些神秘字眼的准确含义便了然于心了。确实，读者若是明白了其中微妙，那传记作者和批评家就可以省力多了。当我们读到：

究竟是女神违逆了戴安娜之法，

还是脆弱的瓷罐碰出了裂纹，

被玷污了的，是她的声誉，还是她的锦缎长裙，

她是忘记了祈祷，还是错过了化妆舞会，

在舞会上，她丢失的是一颗心，还是一串项链。

我们仿佛听见了蒲柏先生的舌头正发出蜥蜴般的呲呲声，看见了他的双目熠熠发光，他的双手瑟瑟颤抖，也明白了他的情爱、他的谎言和他的痛苦。一句话，作家灵魂深处的每一个秘密，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头脑中的每一个闪念，都会在他的作品中被夸张地显现。只不过我们需要批评家来阐释，传记家来说明。而各种古怪念头得以滋生的唯一解释，就是百无聊赖。

所以，我们读了一两页《夺发记》后就已完全明白，那日午后，奥兰多为何如此兴高采烈，如此受宠若惊，如此容光焕发，如此双目生辉。

此时，奈丽太太前来叩门，说艾迪生先生求见。蒲柏先生听了，揶揄地笑了笑，鞠躬告辞，一瘸一拐地走了。艾迪生先生进来，就座，我们乘这一会儿工夫，读一下他在《旁观者》上发表的一段文字：

“在我看来，女人是美丽、浪漫的动物，应该以裘皮、羽毛、珍珠、钻石、宝石和丝绸来装饰。猞猁应该把自己的皮毛呈在她们的脚边，供她们做披肩。孔雀、鹦鹉和天鹅应把自己献给她们，供她们做手笼；大海应该倾其贝壳，山岩应该倾其宝藏，整个大自然都应倾其所有，来装饰自然界最完美的杰作。我将纵容她们拥有这一些，但衬裙，我却难以容忍，也不会容忍。”

我们对这位先生已经了如指掌了，包括他的无檐三角帽和他的一切。让我们透过水晶球再看看他吧，他长袜上的褶皱不是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吗？他的机智风趣中隐藏的每一处波纹和曲线不也尽显无余吗？还有他的仁慈、他的怯懦和他的温文尔雅，以及他将娶一位伯爵夫人为妻，最后无比体面地死去，我们都一目了然。这时，艾迪生先生话音刚落，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斯威夫特先生未经通报就闯进门来，他总是这样随随便便。请稍等，《格列佛游记》在哪里？在这儿呢！让我们来读一读慧驷国的那段吧：

“我享有健康的身体，冷静的头脑；没有朋友背叛我，或对我不忠，也没有足以伤害我的秘密，或公开的敌人。我不必行贿、谄媚或出卖自己，也无须讨好任何大人物。我不需要抵抗欺诈和压迫，医生不能残害我的身体，律师也不能令我倾家荡产。没有人鬼鬼祟祟地监督我的言谈举止，或诬陷我，没有人冲我唠叨，指责我，诽谤我，也没有小偷、强盗、入室抢劫者、代理人、老鸨、小丑、赌徒、政客、才子，或脾气暴躁、长篇大论的演讲者……”

可是，你这连珠炮似的啰嗦还是打住吧，免得我们受不了，你自己也活受罪！这个言词激烈的男人让我们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如此鲁莽，又如此单纯；如此粗暴，又如此温和；全世界都不在他眼里，但面对年轻女子时，说话又那么孩子气，这个人最后在疯人院结束生命，我们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疑惑吗？

于是，奥兰多为他们斟茶沏水。遇上天气晴朗，就带他们去她乡间的庄园，在圆形大厅里盛情款待他们。大厅四周悬挂着这几位大文豪的画像。画像围成一圈，这样蒲柏先生就不会说她偏爱艾迪生先生了，反过来艾迪生先生也同样不会说她偏爱蒲柏先生了。他们同样也很机智（不过他们的机智都在他们的作品里），他们使她懂得，说话时语调自然，是一个人独特风格的最重要部分，除非亲耳聆听过，否则难以模仿。即便是才艺出众的格林，也学不会。因为它宛如一阵清风，在客厅里回旋游走，转眼又无影无踪。人们从未捕捉到过它的身影，更遑论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了，耳朵竖得再高也是徒然。仅从他们抑扬顿挫的语调中，她就领悟了这一点。她自己的风格也因此发生了些许改变。她的诗句和散文中的人物描写也变得优美而风趣。于是，她慷慨解囊，除了美酒佳酿，还在他们的餐盘底下压上支票，他们都一一笑纳。作为交换，他们在自己的书上写道，献给奥兰多，而奥兰多则对此感到无比荣幸。

时光就这样悄然流走，人们常常听到奥兰多自言自语道：“凭心而论，这算是什么生活啊！”（她还在寻找生活这东西。）人们不禁纳闷，她的语气为何如此凝重。很快，事态的发展逼迫她不得不认真思考眼下的情形。

一日，她正给蒲柏先生斟茶，而他则蜷缩着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从上文所引的诗句中我们得知，他目光如炬，善于观察。

“主啊，”她夹起一块方糖，心里想道，“后世的女人们该多么嫉妒我啊！可是——”她的思绪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因为她正准备把糖放进蒲柏先生的茶杯里。让我们循着她的思路往下想，可是，凡是当时说“后世的人会多么嫉妒我”的人，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他们的生活其实并不快乐。眼下这种生活真的像回忆录作者笔下那么令人激动、令人艳羡、光彩耀人吗？首先，奥兰多讨厌喝茶；其次，才智虽然神圣，虽然值得崇拜，但却栖身于肮脏丑陋的躯壳里，而且，唉，它常常吞噬其他器官。所以，凡是头脑发达的人，心灵、情感、宽厚、仁慈、包容、友善，就没有容身之地。所以诗人们自恃清高，鄙视他人，不断滋生敌意、伤害、嫉妒和争辩；他们口若悬河，强迫别人同情他们。所有这一切，都令看似平常的斟茶沏水成了一件必须小心翼翼完成的事。这话我们得悄悄说，免得那些文人才子们听到。而且（我们还得压低嗓门，免得被女士们听到），男人之间有一个小秘密，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悄悄告诉他儿子，并要他严守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女人无非是一群大孩子……有头脑的男人只是玩弄她们而已，逗她们开心，奉承奉承她们。”但这番话本不该说给孩子听，而且，他们长大后有时会将秘密泄露出去。于是，整个斟茶沏水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试探的过程。女人心里明白，虽然文人才子将诗歌呈献给她，赞美她的鉴赏力，请求她提出批评，并品尝她的茶，但并不意味着他尊重她的观点，欣赏她的解读，也绝不意味着拙于剑术的他们不会用笔刺穿她的身体。所有这一切，我们说得再轻，也难保天机早已泄露。因此，女人们即便手执奶罐和糖夹，也可能心神不定，眼睛望着窗外，打着哈欠，就像此刻的奥兰多那样，而糖夹上的方糖便扑通一声掉下来，落进了——蒲柏先生的茶杯里。蒲柏先生比任何人都更加生性多疑，受不得半点委屈，且必定迅速还击。他转脸看着奥兰多，嘴里立刻蹦出了《女人的品德》中那几句著名的严责之词。虽然他后来对他的辞令作了修饰和润色，但这脱口而出的最初版本，已经足够令人震撼了。奥兰多以屈膝礼默然领受，蒲柏先生则向她鞠了一躬，拂袖而去。奥兰多感觉自己真像是挨了这小个子重重一击。为了使自己冷静下来，她漫步走进了花园尽头那片坚果树林。在习习凉风的吹拂下，她心绪果然平静下来。她惊讶地发现，孤身一人时，反倒轻松愉快，如释重负。她望着河面上一艘艘货船欢快地向上游驶去。显然，这情景令她回想起了某些往事。她坐在垂柳丝丝的树下，陷入了沉思。就这样一直坐到满天群星闪烁，她才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子，找到自己的卧室，锁上了门。此刻，她打开衣柜，里面挂满了她身为青年男子时穿的衣服。她从中挑了一套镶满威尼斯花边的黑色天鹅绒制服。衣服确实有点儿过时了，但她穿着很合体。穿上它，她看起来俨然是位贵族爵爷。她在镜子前转了两个圈，确认自己的双腿依然伸展自如，并没受长期穿衬裙的影响。然后，她悄悄溜出了家门。

这是4月初的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繁星点点，与一弯明月交相辉映，在昏暗街灯的映衬下，更显得天空光辉璀璨，照亮了人们的脸庞，也照亮了雷恩先生设计的那些建筑。它们展现出的形状柔和无比，仿佛一触即化，在银色的光束下，显得栩栩如生。奥兰多想，人们之间的交谈就应如此，社交也应如此，友谊也应如此，爱情也应如此（她又沉湎于荒谬的冥想中）。因为，就在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失去信心时，谷仓与大树，草堆与马车，就会随意组合成一种完美的象征，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所象征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足以令我们的追寻之旅再度启程。为什么会这样，只有天知道。

她边走边想，来到了雷塞斯特广场。周边的建筑物显得空灵虚幻，但又匀称齐整，与白天的景致完全不同。天幕仿佛被精心洗刷过一般清澈洁净，映出了屋顶和烟囱的轮廓线。在广场中央一棵梧桐树下的椅子上，坐着一位神情忧郁的年轻女子，她的一只胳膊垂在身边，另一只则搭在膝上。一眼望去，她仿佛就是优雅、纯真和忧伤的化身。奥兰多摘下帽子，向她挥帽致意，就像那些时髦的青年男子在公众场合向女人大献殷勤那样。那姑娘抬起头来，脸部的线条精致优美，无与伦比。她抬起双眼，奥兰多看到她的眼里闪着奇异的光泽，那种光泽偶尔在瓷器茶具上见过，很少出现在寻常人的眼中。那姑娘就用这种闪着银色光泽的目光，抬眼望着他（在她眼里，奥兰多是个男人），她的目光中有恳求，有期盼，有颤栗，有惊恐。她站起身来，挽住了奥兰多伸过来的手臂。因为这姑娘就是那种夜晚把自己的商品包装得光鲜亮丽，整齐地摆放在柜台上待价而沽的人——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吗？她把奥兰多领到她位于杰拉尔德大街的住所。奥兰多感到她轻盈地、小鸟依人般地依偎着她，这唤起了她所有的男人情怀。她从内心到外貌、从言谈到举止，都完全像个男人了。但因为自己不久前也还是个女人，所以当那姑娘表情羞怯、说话结结巴巴、在门口从皱巴巴的衣裙里哆哆嗦嗦地摸钥匙、手腕显得娇弱无力时，奥兰多疑心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她的男子汉气而刻意为之的矫揉造作。他们上了楼，那可怜的姑娘把房间布置了一番，想掩饰她住所的仄逼，但她的煞费苦心并没能瞒过奥兰多。她的欺骗令奥兰多鄙视，她寒酸的现状又令她同情。这两种情感混杂在一起，在她心里产生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她弄不清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这时，这位自称叫奈尔的姑娘脱下了手套，小心翼翼地掩饰着手套左手大拇指处的破洞；然后躲到屏风后面，可能是在脸上补些粉妆，换一下衣裙，再在脖子上系一条新方巾，在此过程中，她像那些讨好情人的女人那样，一直东拉西扯地说个不停。但奥兰多可以发誓，从那姑娘的声调中，听得出她其实心不在焉。打扮完毕后，她走了出来，但奥兰多已忍不下去了，愤怒、喜悦和同情混杂在一起给她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煎熬，在这种煎熬中她抛开了自己的伪装，承认自己是个女人。

奈尔听了，放声大笑，笑声大得连马路对面都能听到。

“好吧，亲爱的，”她稍稍平静一些时，说道，“我倒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说句大实话，我今晚对异性并没什么兴致，我真是倒霉透了”（令人惊讶的是，当她得知她们性别相同后，她的言谈举止立刻就起了变化，原先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荡然无存）。说着，她坐到火炉旁，调了一碗宾治酒，对奥兰多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既然我们正在叙述的是奥兰多的生平，就无须在另一位女士身上浪费笔墨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奥兰多从未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而且气氛如此轻松快活。虽然奈尔小姐没有丝毫才华可言，而且当蒲柏先生的名字被提起时，她还傻乎乎地问，他与杰明大街那个理发的蒲柏先生是不是亲戚。但在奥兰多眼里，这正是轻松自在的可爱之处，也是美的魅力所在。这可怜姑娘的谈吐，虽然满口粗言俗语，但对于习惯了文辞雅语的奥兰多而言，宛如美酒般醇香。她不由自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蒲柏先生的讥讽、艾迪生先生的倨傲和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莫测高深中，有某些东西令她对文人才子的社交圈倒了胃口，尽管对他们的作品她仍不得不保持敬意。

通过奈尔，奥兰多认识了普鲁，通过普鲁，又认识了凯蒂，通过凯蒂，又认识了露丝，她终于弄明白，这群可怜的姑娘有一个自己的团伙，现在她们把奥兰多也视为圈子中的一员。她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的坎坷经历，讲述自己何以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她们中有些是伯爵的私生女，还有一位曾与国王有过超乎寻常的亲近关系。她们都并非穷困潦倒，因为她们的口袋里总会有一枚戒指，或一块丝帕，来证明她们的门第和家境。奥兰多的差事就是负责源源不断地为她们提供宾治酒，而她们则围坐在宾治酒碗的四周，讲了很多动听的故事，也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言论，不可否认的是，女人们凑成一堆儿——嘘——她们总会仔细察看房门是否关严，以免她们的言论有片言只语被传出去。女人的所有欲望——嘘——楼梯上有男人的脚步声吗？我们刚要接着说，女人的所有欲望是……就被一位男士抢过了话头，“女人没有欲望，”这位先生说着，走进了奈尔的会客间，“她们只有装腔作势（侍候完男人就了事），正因为没有欲望，所以她们之间的交谈是最枯燥乏味的。”S.W.先生说，“众所周知，倘若没有异性的刺激，女人之间便无话可说。女人们处在一起时，她们不交谈，而是相互抓挠掐架。”而且，正因为她们相互不交谈，只是无休止地相互掐架，所以，众所周知，“女人对她们的同性是不可能产生爱的情感的，而是视对方为最大的对手”（T.R.先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女人们聚在一起，还能指望她们干什么呢？

有头脑的男士不会对这一涉及性别的话题感兴趣，而我们所享有的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的特权，又使我们可以免谈性别问题，所以我们不妨跳过这一话题，只陈述一下奥兰多在与同性交往中获得的快乐，至于其可能性，还是留给男士们来证明吧，反正他们乐于为之。

可是，要对奥兰多这一时期的生活作出准确而具体的描述，困难却越来越大。我们在当时杰拉尔德大街和德卢瑞巷附近那些灯光昏暗、道路高低不平、通风很差的院落里，凝视，搜寻，时而捕捉到她的身影，时而又从眼前消失。而她当时频繁易装的事实，也令我们的描述难上加难。在当代一些回忆录里，她经常以“某某爵士”的形象出现，而那位爵士其实是她的表兄弟；她的慷慨大方成了那位表兄弟的美德，而那位表兄弟的诗作其实出于她的笔端。她似乎在两种性别的转换上游刃有余，她性别变换之频繁，是那些每天只穿一套衣服的人难以想象的。而且，毫无疑问，她在此过程中左右逢源。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人生的阅历也更加丰富。她在马裤的诚实与衬裙的诱惑之间换来换去，同时享受两种性别的优越。

所以，人们可以这样来描绘她，上午穿一件分不清男女的中国长袍，埋头看书；然后，穿着同样的衣服会见一两位客人（有很多人来求她帮忙）；然后，她会到花园里转一圈，给坚果树修剪树枝，为了方便起见，她这时会穿一条齐膝短裤；之后，她会换上一件印花府绸长裙，穿着这种衣裙乘马车到里奇蒙德，听某位显赫的贵族向她求婚，再合适不过了。回到伦敦后，她会披上一件黄褐色袍子，就是律师披的那种，到法院去听她的案子进展如何，因为她的财富正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但结案却遥遥无期。最后，夜幕降临时，她多数情况是从头到脚穿上贵族绅士的服装，在大街上游逛，寻找刺激。

关于她当时种种经历的传闻有很多，比如她与人决斗，在某艘皇家军舰上当舰长，有人看到她赤身裸体在露台上跳舞，与某位女士私奔到穷乡僻壤的地方，被那女士的丈夫一路跟踪，至于这些传闻的真伪，我们不作评论。奥兰多每每做完那些无聊的事后，在回家的路上会从一家咖啡馆的窗下路过，有时她刻意从那里路过一下，去悄悄看一眼那些文人才子。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从他们的手势姿态，她可以想象他们正在发表什么高论或刻薄之言。这倒不失为一件美事。有一次，她在那里足足站了半个小时，盯着伯尔特庭园里一栋房子的百叶窗上映出的三个正在喝茶的身影。

没有比这一幕戏更有趣的了。她真想为之大声喝彩，太妙了！太妙了！因为这的确是一幕精彩的戏剧，是从厚重的人生之卷中撕下来的精彩一页！那个矮小一点的身影，嘴唇撅着，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显得坐立不安，脾气暴躁，又指手画脚的；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她弯着腰，手指深深地探进茶杯里，想试一试杯中的水有多深，因为她是个盲人；还有一个人看起来像罗马人，他坐在巨大的扶手椅上不停地晃动身子，此人的手指诡异地弯曲着，脑袋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另一边，并大口大口地喝茶。他们是约翰逊博士、鲍斯韦尔先生和威廉太太。奥兰多聚精会神地观赏着眼前这一幕，没工夫去想后世的人会怎样嫉妒她，尽管后人很可能为眼下这一幕而对她嫉妒万分。她就这样心满意足地看着，看着。终于，鲍斯韦尔先生站起身来，十分粗暴无礼地向威廉太太告别，然后，又以无比谦卑的态度转向那位酷似罗马人的大人物。那位大人物站起身来，身子仍不停地晃动，嘴里滔滔不绝，妙语连珠，闻所未闻。这一切都是奥兰多想象的，因为她其实听不见那三个身影在喝茶时究竟说了什么。

终于，有一天晚上她闲逛了一阵后回到家里，上楼来到自己的卧室，脱掉蕾丝外衣，只穿衬衣和马裤，站在窗前，向外望去。空气中洋溢着某种不安分的东西，使她无法上床去睡觉。这是隆冬季节里一个寒冷的夜晚，白茫茫的雾气弥漫在城市上空，眼前一片美轮美奂的景象。她可以看到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塔，西敏寺，还有林立在这座城市里的圆圆、尖尖的教堂穹顶，流线型的河岸，还有一幢幢办公楼和会议厅那变幻多端的曲线轮廓。北面是平坦的、光秃秃的哈姆斯特德高地，西面灯火辉煌的是梅菲尔区的大街小巷和广场。满天璀璨的星斗，从月朗云淡的高空充满希望地凝神俯视着这一派宁静而又井然有序的景象。在这一片澄净中，每个屋顶的线条，每个烟囱的通风帽，都清晰可见；就连路上铺的鹅卵石也能一颗一颗看清楚。奥兰多不禁将眼前这一派井然有序的景象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相比，那时的伦敦，周边一片混乱，且拥挤不堪。当时的伦敦如果还能称作城市的话，那么她记得，那是一座拥挤的城市，在她布莱克弗雷尔住宅的窗下，就有一堆堆的小房子挤在一起。星星只能将自己的身影倒映在街道中央的臭水沟里。街角处原来有家小酒馆，那里的一团黑影没准就是一个被谋杀者的尸体。她还记得，也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有个人在打架斗殴中受了伤，发出了阵阵惨叫声，当时她还是个小男孩，保姆抱着他，站在镶着钻石的窗户边上。成群结队的小混混们，男男女女搂搂抱抱，不堪入目，东倒西歪地走在大街上，高声唱着低俗的小曲，珠宝耳饰在他们的耳朵上熠熠放光，刀子在他们的手里寒光闪闪。在这样的夜晚，海格和哈姆斯特德高地那浓密森林的轮廓就会显现出来，在天边变幻莫测地蜿蜒逶迤。在一个高于伦敦的山丘上，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个瘆人的绞刑架，十字架上钉着一具腐烂了的、或已经风干的尸体。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恐怖和危险、色情和暴力、诗歌和污言秽语，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中充斥着拥挤不堪的斗室陋屋，到处是嗡嗡作响的噪音，而且臭气熏天。那个炎热夏夜散发出的气味，奥兰多至今仍记忆犹新。而如今，她将身子探出窗外，到处都亮亮堂堂，整整齐齐，安安静静。一辆马车行驶在鹅卵石路上，发出轻轻的嘎嘎声。她听到远处传来守夜人的喊声：“十二点了，今晨有雾啊！”他话音刚落，午夜的第一下钟声就敲响了。奥兰多这才注意到，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上空，聚集着一小片云。随着钟声一声声敲响，那片云越聚越大，她眼看着它渐渐变暗，并迅速漫延开来。与此同时，微风骤起，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六下的时候，虽然西边和北边的天空仍清澈如初，但东方那片天空全部被黑暗笼罩，那黑暗毫无规律地移动着。一会儿，那片乌云就漫延到了北边，将这座城市的高地一个一个地吞噬掉了。惟有梅菲尔区仍灯火通明，相形之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当大钟敲响第八下时，几片匆匆流动的乌云飘到了皮卡迪利广场上空。这片云似乎在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并疾速向西挺进。第九下，第十下，第十一下钟声响起时，整个伦敦上空就已乌云密布。午夜钟声敲响第十二下时，黑暗便笼罩了一切。乌云在城市上空翻滚涌动，一切都陷入了黑暗，一切都陷入了迷惘，一切都陷入了混沌。十八世纪告终，十九世纪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