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姑娘二十五岁就死了，能说她点儿什么呢？

得说她美丽。人也聪明。得说她爱莫扎特和巴赫。也爱“披头士”①。还爱我。一次，她特意把我跟这些音乐界的人物扯在一块儿，我就问她把我排在第几，她笑笑回答说：“按字母先后为序呗。”当时我也笑了。可是现在事后再琢磨起来，我不知道那时她给我排名是按我的名呢（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得落在莫扎特的后边），还是按我的姓（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应该插在巴赫和“披头士”之间）。反正我都排不到第一，这么一想可就惹得我发起傻劲来，心里真窝囊得要死，因为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观念，认为凡事我总应该名列第一。要知道，那是家庭的传统啊。

①一译“硬壳虫”。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一个流行乐队。曾在美国风靡一时。

我念“大四”那年的秋天，去拉德克利夫学院①。图书馆看书成了我的习惯。倒不完全是为了去饱餐秀色，虽然我承认我也巴不得想看看。主要是那里安静，又没有人认识我，再说那里的“保留书”②借的人也比较少。一次班里要举行历史测验，直到前一天我还连参考书目上的第一本书都不曾抽个空去翻过——这可说是哈佛的“地方病”了。就在这次测验的前一天，我不慌不忙来到“保留书”借书处，准备借上一本大部头著作，好靠它第二天保我过关。值班的有两位姑娘。一位高个儿，像是个爱打打网球的；另一位戴眼镜，大似依人小鸟。我挑了那个四眼小妞儿。

①拉德克利夫学院是哈佛大学附设的女子学院，迟至1897年方始建立。（哈佛大学创立于1636年。）

②保留书：图书馆里只供馆内阅读、概不外借的参考书之类。

“你们这儿有《中世纪的衰落》这部书吗？”

她抬头瞪了我一眼。

“你们那儿不是有自己的图书馆吗？”她问。

“听着，哈佛学生使用拉德克利夫图书馆是规定允许的。”

“我不跟你讲规定，预科生①，我跟你讲道理。你们那儿有五百万册藏书。可我们这儿可怜巴巴的总共才几千本。”

①预科生，指预科学校毕业生。在美国，所谓预科学校往往是指贵族化的私立中学。

嗬，好个自命不凡的丫头！在这种丫头的心目中，哈佛和拉德克利夫的学生人数既然是五比一，那她们姑娘不用说也就应当聪明五倍了。要是在平时，碰上这种丫头我非把她们奚落个半死不可，可是此时此刻我实在少不了那本该死的书哇。

“听着，我需要用那本该死的书。”

“请你说话放干净一点好不好，预科生？”

“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上过预科学校？”

“看你的样子又蠢又有钱，”她摘下了眼镜说。

“那你就看错了，”我也不服气了。“我实际上倒是又穷又聪明。”

“得了吧，预科生。我才是又穷又聪明呢。”

她说着，两眼对我直瞅。那对眼睛是淙色的。好吧，就算我的样子像个有钱人，可我也不能让个拉德克利夫毛丫头骂我蠢货啊——哪怕你眼睛长得漂亮也不行。

“你说你聪明，聪明在哪儿？”我问她。

“我就不会跟你一块儿去喝咖啡，”她答道。

“告诉你——我也不会请你。”

“你蠢就蠢在这一点上，”是她的回答。

我还是请她去喝了咖啡，这是有道理的：那天在紧要关头，还是全亏我识时务，停止了抵抗——也就是说，全亏我会装蒜，只作突然来了请她的兴致——我才算借到了那本书。她得等图书馆关了门才能走，所以我也尽有充裕的时间，翻了一下十一世纪末叶皇室由依靠僧侣转为依靠法学家的那段历史，记住了一些警句。那次测验我得了个“A-”，说也巧，我初次看到詹尼从借书处里边走出来时，我给她大腿打的也正好是这个分数。可是对于她的装束，我打的分数就不能说是个高分了；那种装束未免太落拓了点，不大合我的口味。我尤其不喜欢她当手提包用的那个印第安玩意儿。这话我幸而没有说，因为我后来发现，那还是她自己设计的呢。

我们就去矮于饭店。这是附近的一家小吃店，尽管店名叫矮子，倒不是专门招待小个子顾客的。我要了两杯咖啡，还专门为她要了一客巧克力冰淇淋。

“我叫詹尼弗·卡维累里，”她说，“是意大利裔美国人。”

她大概只当我是个不开窍的。①随后她又补了一句：“我主修音乐。”

①因为詹尼弗是英美人的常见名字，卡维累里是意大利姓氏，很容易辨得出来。

“我叫奥利弗，”我说。

“是名还是姓？”她问。

“是名，”我回答以后，又老老实实供认我的全名是奥利弗·巴雷特。（反正这样说也八九不离十了。）

“哦，”她说。“巴雷特？跟那位诗人①同姓？”

①指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夫人（1806—1861），她娘家姓巴雷特。

“对，”我说。“不过扯不上关系。”

话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内心暗暗庆幸她总算没有问常人之所问，问得我满心不快：“巴雷特？跟那个堂名一样？”因为，我一向有块特殊的心病，最怕人家把我跟出资兴建巴雷特堂的那一位拉上关系。巴雷特堂是哈佛园里最大也最丑的一座建筑物，也可以说是显示我家财力和势派、宣扬我家“信爱哈佛”臭名的一座超巨型纪念碑。

此后，她就不大作声了。难道我们真这么快就无话可谈了？还是因为我跟那位诗人沾不上边，她就不愿意照我了？到底什么缘故呢？看她只是坐在那儿，对我似笑非笑。为了不致没事可做，我就拿起她的笔记本翻翻。她那手字也真怪——写得又小又细，一律都是小写字体，没有一个大写字母（她是想以爱·埃·卡明斯①自居？）。我见她还选了些非常“尖端”的课程：作曲学105，音乐150，音乐201——

①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1894—1962）：美国诗人。哈佛大学出身。他在书写方式上标新立异，不用大写字母，自己身名e.e.cummings。

“音乐201？那不是研究生念的吗？”

她点点头表示是，掩饰不住内心的那份得意。

“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复调音乐。”

“什么叫复调音乐？”

“反正不是什么色情音乐，预科生。”

我干吗要受她这腌臜气？难道她不看《猩红报》①？难道她还不知道我是谁？

①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大学的校旗是猩红色的，所以校报也以《猩红报》为名。

“嗨，你真不知道我是谁？”

“知道，”她带点儿轻蔑的口气回答说，“巴雷特堂不就是你的吗。”

可见她并不知道我是谁。

“巴雷特堂才不是我的呢，”我抓住了她的语病。“那不过是我曾祖父捐献给哈佛的。”

“好让他那个不怎么样的曾孙能十拿九稳进哈佛！”

这简直叫人忍无可忍。

“詹尼，既然你认定我是个狗熊，那又何必硬逼我请你喝咖啡？”

她两眼对我直瞅，微微一笑。

“我喜欢你那副身板哪，”她说。

要成为一个大英雄，条件之一就是要不怕做狗熊。这话一点也不矛盾。“哈佛精神”有一个特征，就是总有本事反败为胜。

“今天球运太糟了，巴雷特。幸亏你打得出色，实在出色！”

“真是谢天谢地，大家总算挺过来了。我知道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这一仗说什么也要赢下来！”

能大获全胜，那自然更好。不过，只要有可能，能在最后一分钟赢球也很不错。那天我送詹尼回她的宿舍时，我就没有死心：我还想争取最后战胜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

“听着，你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星期五晚上达特默思①要来比冰球。”

①达特默思指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默思学院。

“那又怎么？”

“那就希望你来看呗。”

她的回答流露出了拉德克利夫女生对体育比赛例有的那份“敬意”：

“我凭什么要去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若无其事地应道：

“就凭上场的有我。”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我想当时我连雪花飘落的声音都听见了。

“那你是在哪一队？”她问道。